摘要：元末首先是是北方燕云地区在五代后整体沦陷于异族。自石敬瑭割地后，燕云汉儿从衣冠、饮食、习俗等方面都越来越向北方少数民族靠近。宋人记载“虏中多掠燕、蓟之人,杂居番界,皆削顶垂发，以从其(契丹)俗。唯中衫稍异,以别番汉耳”。

明朝重建华夏的功劳被大大低估了，如果没有明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元末首先是是北方燕云地区在五代后整体沦陷于异族。自石敬瑭割地后，燕云汉儿从衣冠、饮食、习俗等方面都越来越向北方少数民族靠近。宋人记载“虏中多掠燕、蓟之人,杂居番界,皆削顶垂发，以从其(契丹)俗。唯中衫稍异,以别番汉耳”。

北宋大文学家苏辙在出使辽朝时亲眼目睹燕云十六州的汉民与胡族近乎无二的生活状况后，在他的作品《奉使契丹二十八首-燕山》中哀叹：

割弃何人斯，腥臊久不澣。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

以为剃发易服是什么大清专利？强势文化的同化是自发进行的，区别只有快和慢而已。

而西北河西宁夏地区的胡化，则比燕云更早，可以追溯到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朝时期。“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晚唐诗人司空图所作，描绘河湟地区汉人完全胡化，语言改变、丧失身份认同的事实。

沦陷在回鹘、党项人手里后，到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年代，这里已经丢了400年了，自古以来这样的宣称要是真那么好用，李白的出生地碎叶县在当今也不会如此思之令人发笑。

明军进入河西后惊讶地发现，当地几乎找不到一个能识汉字，用汉语交流的汉人，眼前景象简直与来到外国无异。而当地居民成分复杂，有畏兀儿、哈剌鲁、钦察、康里、阿速、唐兀、阿儿浑及回回等民族。通用语言是回回语（以阿拉伯字母书写），以至于明朝要先开设河西译馆才能设立卫所。

如果宋朝就是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河西和汉族领地有什么关系？

而五胡乱华后，汉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事实上就已经崩坏，此后西南地区由当地土著建立了许多小国家，到了唐朝时期由南诏实现统一，几乎控制了整个云南。之后的天宝战争，唐朝损兵折将也未能拿下南诏，只能默认其独立的事实。

南诏崛起后对交州（越南）汉人进行灭绝性屠杀，直接导致了日后交州的独立。这个从汉朝至初唐延续上千年的传统汉地，最终变为异族聚居的外邦，自此脱离华夏至今。

等到南诏和大理建立自己的文明时，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历史记载，更可怕的是，这个演化过程是脱离中华文明自行演化的结果，要是就这么任由其延续到20世纪，这就是毫无疑问的外国，谁来都不好使。

（越南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如今早已将汉字抹除，越南民众也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以为这就完了？早着呢，开篇就说了燕云汉人胡化的问题，以为这个胡化的趋势会就此止步于边疆？痴心妄想。

事实上，早在辽宋金时期，生活在不同区域的华夏族群已经出现了相互歧视的现象。

金朝诗人赵秉文，其诗词言论中谈及宋朝，多次以“孽宋”、“丑虏”、“淮夷”等来称呼。

国家的长期分裂，实际上已经导致汉民族内部因地域界限发生分化。

行政上的分裂可以轻易造成同文同种人群的认同分裂这事当今国人应该印象深刻才对，看看海峡对岸吧家人们，有一百年吗？

至元代，族群等级制加深了南北华夏族群的认同危机。萧启庆教授在《蒙元生活文化史》中明确指出，在元代的“汉人”、“南人”已经在事实上属于两个不同的族群：“在元廷所采行的族群等级制度之下，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等四大族群不仅具有不同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而且各族群的政治、社会身份之高低，权利义务之大小，颇有轩轾。 ”

萧教授还进一步指出，虽然主体成分同属汉族，但由于历史上的长期割裂和被政治人为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族群，“汉人”与“南人”对华夏的认同感产生了差异。“汉人”、“南人”历史经验不同，族群意识的强弱因而不同。汉人经历契丹、女真统治达数百年，族群意识反而不强，仅以“汉”作为自己的政治面貌。

更糟糕的是元朝创立后胡化现象有了进一步泛化的趋势。在元代“模仿蒙古人成为各地的一种风尚”。元朝确立全国统治后，蒙古化现象便从汉军军政人员向下层平民扩散，北方汉人大量出现学蒙古语、用蒙古名，穿蒙式服装等社会现象，在婚俗（收继婚）、礼俗(胡跪)等方面也受蒙古影响。

至此，传统的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随着元朝皇室对汉化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其文化认同多元，甚至更加推崇藏传佛教，已经接近于崩溃。

终元一朝，皇室贵族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汉化意愿。如此一来，中华、中国的称号也越来越空心化，更加近似于一个荣誉头衔，政治、民族、文明价值属性日益淡化，似乎只要实力过硬，谁都能来夺走。

所谓“入夷则夷，入夏则夏”。

甚至可以这么说，华夏的道统从安史之乱到元末，已经到了气若游丝的危急关头，假如宋朝就是最后一个汉人王朝的话，到了20世纪，基层干部不会两三门外语，五六种民俗压根不好使，而境外势力可以轻易用民族自决的办法肢解天朝，把汉人压缩到中原西南华南天知道能保留多少领地的程度。

云南、川南、部分贵州、甘肃、青海、河北、东北几乎可以确定会在19世纪找不到说汉语用汉字的，而600年的持续胡化够呛能说剩下的汉地又有机会保留多少。

某种意义上讲，明和清换个顺序对于汉族自身的构建乃至存续都是灾难性的，更别提宋朝就是最后一个汉人王朝。

从1271-1949，这678年里偶尔的天朝崩溃，长期的异族上台里，汉人的胡化乃至分化情况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非要参考的话，我建议参考埃及还剩20%＋的科普特人。恐怕汉人会好点，但好得有限。

（古埃及文明早已消亡，即便如今依然还有叫做埃及的国家，但和那个古老文明并没有任何关系）

更何况如果元末起义里义军在“南直隶人口约等于全国剩下部分人口”的超级大优势下还输了说明漠北、辽东、或者西域出了个远超皇太极成吉思汗的大征服者，那么摧毁云南的历史文字、革除胡俗、确立汉语绝对地位、移汉民军屯云南、甘肃、陕西等等事情一概不会做，万一是个多尔衮这样的对民族和文化的利害关系十分清楚的主，再来个剃发易服，留头不留发，敏锐意识到汉人和南人在四等人制度下的高烈度冲突，主动维持“汉南冲突”以仲裁者身份深化认同裂痕，进一步吸引畏兀儿、哈剌鲁、钦察、康里、阿速、唐兀等“外语”民族迁居内地，打造“语言鸿沟”。

或者用现在的团结话术，“语言多元化”。

那么大清在明末汉族人口稠密到锁死汉地的情况下做不到的事情在元末可就是有机会的。

那么当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传进中原，文化如此分裂的形态下人口开始膨胀，最后在19世纪末抵达一个“汉语非汉语”五五四六甚至极端恐怖的三七开的人口比例，而汉语内部的汉人和南人还处于政治不平等的状态，那么汉族，乃至汉语人口除了完蛋我想不到别的名词。

而到了近代，长达700年的胡化和分化足以让汉人和南人关于民族问题杀的血流成河，更危险的是，很可能会变成双方筋疲力尽后长时间武装对峙，而这片土地上千年前的辉煌，太远啦。

至于以后怎么办，天知道。

来源：野性的呼唤1k9A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