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1368年，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坐稳了龙椅。这个每天工作十六小时的劳模皇帝，发现一件糟心事——中书省宰相总想分他的权。胡惟庸案爆发后，他一口气砍了三万多人，顺手把延续千年的宰相制度扔进历史垃圾堆。

公元1368年，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坐稳了龙椅。这个每天工作十六小时的劳模皇帝，发现一件糟心事——中书省宰相总想分他的权。胡惟庸案爆发后，他一口气砍了三万多人，顺手把延续千年的宰相制度扔进历史垃圾堆。

“往后所有奏折，朕亲自批复！”老朱放出狠话。他在午门城楼挂起《醒贪简要录》，要求官员背诵反腐条例，自己却累到右手长满老茧。

但问题来了：老朱的子孙可没这体力。他死后不过三十年，四儿子朱棣起兵夺了侄子皇位，面对堆积如山的奏章直叹气。这位马上天子想了个折中办法——成立“文渊阁值班小组”，招七个秘书帮忙看文件。

谁都没想到，这个临时工团队，日后竟成了大明真正的决策中枢。

首届内阁负责人解缙，堪称史上最惨学霸。十二岁背完整本《论语》，十九岁中进士，主持编纂三万七千卷《永乐大典》。这么个文曲星下凡的人物，在朱棣手下却活得战战兢兢。

某年冬天，解缙建议早立太子，朱棣当场翻脸。这位才子被扒光官服扔在雪地里，哆哆嗦嗦写了三天检讨书。后来因为多嘴议论汉王，直接被锦衣卫灌醉埋进雪堆冻死。

“内阁就是皇帝的高级秘书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单霁翔翻着《明实录》摇头，“解缙这批人既要当智库，又要背黑锅。”

第一把钥匙叫“票拟”：各地奏折先送内阁，学士们用蓝笔写下处理意见，皇帝只需红笔勾选。就像现在公司OA系统，部门经理提方案，老板点同意就行。

杨士奇

第二把钥匙是人事权：1435年，九岁的小皇帝朱祁镇登基。太皇太后张氏拍板：“往后内阁缺人，你们自己推荐。”从此内阁既能定政策，又能安插自己人。

翻看台北故宫藏的《宣宗实录》，宣德八年某日记载：“杨士奇等奏请减免江西税粮，上从之。”三杨能拍板减免赋税，权力已远超当年的宰相。

公元1449年，朱祁镇亲征瓦剌惨败，五十万大军覆没，史称“土木堡之变”。京城乱作一团，内阁主张南迁，兵部尚书于谦拔剑怒吼：“敢言迁都者斩！”

朱祁镇

这场危机暴露了内阁的软肋——平时出谋划策可以，真到刀架脖子时，还得靠实干派。于谦指挥北京保卫战时，内阁成员只能乖乖当助手。直到景泰八年，夺门之变让朱祁镇复辟，内阁才重新夺回话语权。

“于谦就像集团空降的CEO，把混日子的秘书处收拾得服服帖帖。”明史专家当年明月说，“但他不屑进内阁，给文官集团留了翻盘机会。”

天顺年间，李贤成为首位公认的“内阁首辅”。这个河南学霸定了两条铁律：

1、非进士出身不能进翰林院

2、非翰林院出身不能入阁

从此内阁变成学霸俱乐部。《明史》统计，明朝164名阁臣中，状元、榜眼、探花占了三分之一。他们通过同乡、师徒关系抱团，逐渐形成抗衡皇权的力量。

嘉靖年间的严嵩就是典型。这个江西老表写得一手好青词（道教祷告文），把皇帝哄得团团转。他提拔的老乡占满六部，时人讽刺：“满朝半江西，衙门皆分宜。”

万历初年，张居正把内阁权力推向巅峰。他同时掌握票拟权和批红权（勾结司礼监冯保），实际成了摄政王。推行“考成法”时，六部尚书见他得行下属礼，《万历野获编》记载：“江陵（张居正）轿过，百官避道垂首。”

张居正

这位铁腕首辅确实能干：清丈全国土地，推行一条鞭法，国库白银从亏空400万两变成盈余1200万两。但他死后遭万历清算，家产被抄出黄金2400两、白银16万两，证明权力越大贪腐越狠。

公元1628年，崇祯皇帝上任就干掉魏忠贤。他想学朱元璋大权独揽，却发现离开内阁根本玩不转。《崇祯长编》记载，某次廷议战事，皇帝连问七位尚书，得到的全是“容臣等商议”。

崇祯

吊诡的是，这个曾制约皇权的机构，末期反而成了拖累。内阁首辅走马灯似地换，19年换了50个。公元1644年李自成破城时，陪崇祯上吊的太监王承恩，正是皇权彻底败给官僚体系的象征。

1、权力厌恶真空：皇帝想偷懒，自然有人顶上

2、学霸最懂规则：科举精英组成的联盟，皇帝也头疼

3、制度比人靠谱：朱元璋杀再多贪官，不如建个好机制

有趣的是，“内阁”这个词生命力比明朝还强。如今日本内阁、英国内阁都用这个词，倒是印证了《明史》那句：“其制虽亡，其名长存。”

深夜翻史书，总想起那些青灯黄卷的阁臣。他们有的鞠躬尽瘁，有的祸国殃民，但都用手中的毛笔，在史册上写下了四个大字——规矩，是人定的。

来源：自说自话聊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