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3年10月22日下午，法国前总理富尔携夫人乘中国民航伊尔客机从广州飞抵北京首都机场的。从此次所受的欢迎来说，他就感到接待规格大为提高了。

1963年10月22日下午，法国前总理富尔携夫人乘中国民航伊尔客机从广州飞抵北京首都机场的。从此次所受的欢迎来说，他就感到接待规格大为提高了。

来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中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以及外交部西欧司司长谢黎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轿车开入钓鱼台国宾馆，陪同告诉他，这是过去清朝皇帝来垂钓的行宫，现在是新中国的国宾馆。还有人告诉他，赫鲁晓夫、胡志明、金日成等国家首脑人物访华就住在这里。他由此感到，主人确实很重视他这次访华，确实将他视作戴高乐总统的特使。

在与周恩来进行3轮会谈后，周恩来向当时在上海的毛泽东汇报了谈判情况。

11月1日，毛泽东乘专列离京去杭州途中来到上海。这次，他在上海停留期间，约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来碰面开会，除了讨论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之外，就是商议批准中法两国建交方案。然后，他要在这儿接见那位持有戴高乐亲笔信的法国前总理富尔。

因此，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到达上海后，中央开会商议中法建交方案时，毛泽东指示：一定要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直接建交。据说，毛泽东说，戴高乐要面子，就给他一点面子嘛。

这一决策使这次中法建交谈判骤然升温！

11月2日凌晨，周恩来将抵达上海后才新拟的“直接建交方案”报送毛泽东。新的“直接建交方案”比两天前的“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方案有了新发展。新方案中，中方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表现了更大的策略上的灵活性，这是一个公开建交声明和内部默契相结合的方案。双方就法方不支持“两个中国”的立场达成默契即可。

2日凌晨，毛泽东在直接建交方案报告上批了六个字：“很好，照此办理。”

富尔夫妇是与周恩来、陈毅在11月1日下午乘伊尔-18专机飞抵上海的。富尔夫妇下榻于外滩旁著名的和平饭店。这是一个金字塔顶的豪华西式大饭店，新中国成立前是犹太人沙逊于20年代建的沙逊大厦。富尔向人打听什么人在这儿住过，人家告诉他，鼎鼎大名的美国马歇尔将军来沪就下榻于这里。

当晚时，周恩来与富尔在上海和平饭店继续进行会谈。

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又一次给富尔一个惊喜！

周恩来根据双方愿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愿望，提出了一个新的“直接建交方案”。

该方案包括下列内容：

(一)法国政府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派大使。

(二)中国政府复照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惟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意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三)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照会，并立即建馆，互派大使。

中国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一公开行动，是由于中法双方（周恩来总理与富尔先生)根据富尔先生转达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对下列三点达成默契：

1.法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2.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3.中法建交后，在台湾撒回它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周恩来向富尔宣读完这个直接建交新方案后，微笑着问道：“阁下，你听了后，觉得现在还有没有困难？”

富尔眼晴都亮了！

富尔觉得这个方案比昨天在北京讨论的那个“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方案更为灵活。从北京到上海只一天，在这一天24个小时之间，中国人就迈出了一大步！对这样一个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灵活性的方案，富尔觉得既合情又合理，已经照顾至到法国在台湾问题的方式上作自己的考虑，法方难以提出任何异议了。

富尔面露悦色：“好、好，我觉得这个方案好！我没有反对意见。我是受委托来的，有权利答复。但还要经过总统批准。”

谈判桌上的气氛立即变得轻松活跃起来。

周恩来微笑着说：

“你不是正式的全权代表，不能要求你给予正式的答复。实质上是双方把不同意见都排除了，如此达成一致，可能比正式全权代表更有效，因为是把双方所要解决的问题都谈了，双方立场彼此都清楚了。”

富尔更是耸肩挥手，说到高兴处还带着笑声：

“我完全同意，要中国做出其他的让步是不合理的。现在可以说是到了该结束我们谈判的时候了。如果戴高乐同意，只要实施就行了。如果他在实质性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没有必要再来一次谈判，我也不愿干了。”

富尔在说这句带有感情色彩的话时，眼睛望着周恩来，这话的潜台词包含着对周恩来卓绝高超谈判艺术的欣赏和赞许。

这时已是夜里10点。周恩来告诉富尔：“我们马上准备一个文件给你，明天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你。中午，两位上海市长请你和夫人吃饭，一位是前任市长陈毅，一位是现任市长柯庆施。”

富尔幽默地打趣说：“你们没有‘两个中国'，倒有两个市长哟。”

富尔的幽默惹出满屋笑声。

11月2日凌晨，中方将直接建交方案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形式交给富尔。在市长的午宴开始前，上午11时，周恩来与富尔对这个《谈话要点》进行最后的敲定。经过双方协商，将第二点默契中的“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这句改成“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下午5时，毛泽东在周恩来、陈毅的陪同下接见了富尔夫妇。

毛泽东对富尔夫妇说：

人家搞“三家核条约”，我两家都是不赞成的；“你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关系建立起来”，要告诉戴高乐，“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样，搞了十几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不接纳你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那里去”。

这天晚上，陈毅陪富尔夫妇俩看外滩的灯火时，对他说：

“你住的这个沙逊饭店，是上海最好的。马歇尔将军作为美国杜鲁门总统的特使住在这里，他的使命失败了。阁下作为戴高乐总统的特使住在这里，你的使命会成功。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富尔笑说：“当然不是沙逊保佑我。”

陈毅也朗声笑说：“是法国人愿意尊重历史。”

11月22日，富尔刚刚回到巴黎，就给爱丽舍宫打电话。富尔听见戴高乐在电话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拥抱你！”富尔听了很高兴，他跟随将军多年，熟知这句话是戴高乐的一句名言。将军只对他特别器重的人给以褒奖的时刻，才说：“我拥抱你！”

戴高乐要求富尔立即到爱丽舍宫来见面。见面之时，戴高乐确实拥抱了富尔。

戴高乐身材高大，胳膊又长又粗，将富尔搂得很紧很有力。在面向花园的总统办公室里，戴高乐详细听取了富尔的报告，特别具体地问起了毛泽东接见时的细节。

他肯定了富尔提前派人送回的《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说：“收到这份东西后，我已经拿定主意，按你谈成的协议原则，着手准备法中建交。”

富尔即问：“将军，我们是不是立即付诸实施？”

戴高乐稍作思索，问：“你知道今天美国发生的事情吗？”

富尔说：“刚刚知道。我从机场回到家里，电视新闻已经播放了。”

这一天，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情：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被刺身亡，副总统约翰逊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宣誓接任总统。

戴高乐说：“我刚刚收到白宫发来的电报。我准备飞赴华盛顿参加葬礼。如果我去美国参加肯尼迪葬礼期间进行的会谈不使我改变主意的话，我打算使法中关系很快就有一个积极的结果。”

24日，戴高乐乘专机飞抵华盛顿。25日，覆盖着美国国旗的灵柩被用炮车载到圣马太教堂去做弥撒，然后运到阿灵顿国家公墓。以戴高乐为首的92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葬礼。在葬礼后白宫举行的招待会上，戴高乐同新总统约翰逊只交谈了10分钟。在这简短的交谈中，他对这位没有经过选举而当上总统的约翰逊印象不佳，觉得其人态度甚为傲慢，尤其是谈到越南问题时表现得盛气凌人。

约翰逊对他说：

“我不想丢失越南，不想成为看到越南步中国后尘的美国总统！我想提醒阁下的是，我们西方世界在这样重要的问题上需要保持一致。我想邀请阁下明年春天来华盛顿开会。”

老一套！约翰逊也是将自己当做西方世界的代言人。

戴高乐当场拒绝了对方约他翌年初来美国参加西方国家首脑会议的邀请；与此同时，华盛顿的葬礼之行，更坚定了他立即实现法中建交的主意。

戴高乐从美国回到巴黎后，即着手实施法中建交工作，其中的具体事宜都直接由他自己经管。

因为上次富尔虽受命使华与中国领导人谈判，却不是正式全权代表，12月上旬，他决定另行指派代表到瑞士，与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就建交的具体事宜进行谈判。他派出的代表是外交部公使衔的欧洲司长雅克·德·博马舍，并对其规定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此事只能都限于戴高乐、外交部长德姆维尔与博马舍知道，即使是协助安排德马舍与李清泉会见的法国驻瑞士使馆的外交官员也不能得知。

为此，戴高乐本人给博马舍写了一封指示信。

他在信中强调：

“我方和对方都谈不上有什么条件。因此，主要确定（建交)程序：愈简单愈好。只消以一纸公报宣布两国政府所一致同意采取的决定。…会报稿只要提到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和近期互换大使就行了。”

原来富尔在北京与周恩来达成的协议是由法方先向中方提出正式建交照会，然后中方复照欢迎，表示愿意建交、互派大使。后来经戴高乐仔细斟酌，由法方采取主动先提出照会，以乎有失面子，因而提出改为双方共同发表建交的联合公报，或者各自同时发表内容相同的公报，此公报要求愈简单愈好。

12月11日，法国驻瑞士大使馆通知中国驻瑞士大使馆说，法国外交部博马舍先生来瑞士，要求12日会见中国大使。李清泉当即同意并报告中国外交部。

12日上午，博马舍如约来到在伯尔尼的中国驻瑞士大使馆里，与李清泉大使会见。

博马舍对李清泉说：

“你们也许觉得奇怪，一个负责欧洲事务的人来和你们讨论两国建交问题。这是因为这次担负的使命是绝对保密的，法国驻瑞士大使馆代办（大使奉调回国）也不知道我来干什么，所以也请你们保密。今后的谈判，就只在中国大使馆里进行。”

博马舍口述了一个简单的建交公报内容大意，表述了法方要求双方联合发表或者各自同时发表。

当时，李清泉还没有接到富尔在北京会谈情况的通知，因而就对博马舍说，他将报告政府后再予答复。国内很快就答复，要他到北非找出访中的周恩来总理当面汇报。周恩来是从12月13日飞离昆明开始十四国之行的。周恩来在国外访问的繁忙会见、谈判与应酬中，仍然密切关注着中法建交谈判的进展情况，从原则的掌握到谈判的具体细节都有详尽的指示。

据李清泉在回忆文章中记述：

“因为谈判所有的情况总理都了解得很清楚，所以他很少提问，他在听了我对法方推迟下次会谈时间不会有什么政治原因、不影响会谈的分析之后，主要是要我复述一遍中央的谈判方针及设想的各种方案。在认为我复述无误之后，总理作了一些新的指示，然后要我把理解的中央的方针及各种情况下的处置原则及他的新的指示，综合起来写个报告给外交部。”

12月27日上午，周恩来结束了在阿尔及尔的访问，乘专机飞往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李清泉继续留在阿尔及尔，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就伯尔尼谈判的具体方案及各种情况的处置和会谈纪要内容与格式，写了两个报告给外交部，随后飞返瑞士。外交部很快就批准了这两个报告。

1964年1月2日。圣诞假期过后，法方代表博马舍如约来到伯尔尼的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双方继续会谈。李清泉大使按预定谈判方案首先表示：中国政府已向他通知了富尔在北京的会谈情况及达成的三项默契，他奉命仍提出原在北京商定的互换照会方式。对方提出他们的方案也是按照北京会谈精神提出的，只是方式愈简单愈好。

博马舍当即表示已经清楚了，将把会谈情况报告法国政府后再答复。博马舍并主动提出下次会谈日期定在1月6日，而且解释说，如果他不能如期前来，那就是他没能找到法国外长，而不会是别的原因。后来日期改为9日。为争取下次会谈成功，李清泉又设想了几种可能与相应的对策报告外交部。外交部根据周恩来指示报党中央批准后，给李清泉发了关于9日会谈的指示。

1月9日，博马舍如约来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双方见面之后，博马舍首先复述了李清泉在1月2日会谈中提出的方案，然后说：

法方认为中、法双方已经就建交公报内容达成了协议，并提出建交公报发布时间在1月27日或28日巴黎时间12时，在北京与巴黎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对中国将单独发表声明一事，博马舍未正面表态，而用复述中方方案的方式予以确认。

李清泉重申：中国政府将单独发表声明。

然后，双方就发表公报的具体时间进行磋商。李清泉根据国内指示，提出在北京时间1：30或者2：30即格林尼治时间17：30或者18：30，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博马舍对此解释说，法国《世界报》每日下午3时出报，希望能及时在该报宣布建交消息，因而提出在巴黎时间12时发表建交公报，希望中方谅解。

李清泉知道，《世界报》是法国影响最大、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因而当即表示同意对方选择的“巴黎时间12时”。这样，中法建交协议就最后达成了。

1964年1月27日，中国与法国同时在北京与巴黎发表的一个简短的联合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西方报纸称，一颗“外交核炸弹”爆炸了！这个“核炸弹”只有两句话，即中文47个字。

紧接着，1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

1月31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举行记者招待会，阐述了对中国的认识与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意义。

戴高乐在即将结束讲话时，针对美国暗示地说：“法国认为，目前还在等待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该仿效法国。”

历史确实被戴高乐所言中。70年代打开中美关系的尼克松总统称颂“戴高乐在我实现美国对承认人民中国问题的政策转变上起了重大作用”。

尼克松追述道，1964年法国刚承认中国不久，戴高乐在巴黎会见尼克松时就说过：“我无意干预美国的政策。但我认为，美国应当考虑承认中国。”并说，“我对他们的意识形态并不抱幻想”，但他劝说美国“不要让他们在愤怒中陷入孤立”。

尼克松阐述反对承认中国的理由后说：“也许10年后，当中国在核技术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的时候，我们就将没有别的选择了。”

戴高乐却对尼克松说：“中国还不强大，现在承认中国要比等到将来中国强大起来而你们被迫承认它要好。”

1969年尼克松作为美国新总统访问巴黎时，戴高乐又重复了1964年的那番话。1971年尼克松即将访问中国时，戴高乐已经去世，但尼克松曾经特意会见戴高乐生前最信赖的朋友与助手——著名作家马尔罗，请刚刚见过毛泽东的马尔罗做参谋。尼克松总统因而在后来一再表示，戴高乐在美国改变对华政策上起了很大作用。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来源：之华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