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直坚持的是先欧后亚的策略，因此迫切希望中国能够尽可能多地牵制日本的兵力，但如果国共之间发生分裂，那势必会削弱抗日的力量。

美国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直坚持的是先欧后亚的策略，因此迫切希望中国能够尽可能多地牵制日本的兵力，但如果国共之间发生分裂，那势必会削弱抗日的力量。

所以开罗会议时罗斯福告诉蒋介石：“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的时期，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

在罗斯福的压力下，1944年初，何应钦、白崇禧向驻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表示：欢迎延安来人谈判。

国民党军令部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也向毛泽东表示，要求派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朱德、周恩来前往重庆谈判。

毛泽东答复说：“谈判可以何白皓电为基础，反攻时胡宗南部与边区部队可按比例开往前方。”毛泽东还告诉郭仲容：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不变。

对此，1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分析：“共毛最近有效顺之表示，此乃受外交之影响”。

2月2日，军令部复电郭仲容：欢迎朱、周、林来渝。

这时，日军为准备一号作战在华北地区的频繁调动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2月10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八路军前指参谋长滕代远、邓小平：“敌有打通平汉路进攻西北消息。”毛泽东分析国内国际形势，认为“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

因此命令从延安到各根据地，至6月之前，对国民党取守势，“采谨慎步骤，力避由我启衅”。

与此同时，为了打破国民党对延安和各根据地长达五年的新闻封锁，2月中旬，毛泽东电示董必武通过英国记者斯坦因向驻华外国记者表示：延安邀请他们前往考察。

毛泽东要利用记者打开局面。

收到邀请，2月16日，以斯坦因为首的十位外国记者联名致信蒋介石，要求赴延安考察。

与此同时，2月9日，罗斯福致函蒋介石，提出派美军观察组去陕西、山西等地的要求。罗斯福提出这一要求，是史迪威、谢伟思、戴维斯一再建议的结果。

早在1938年，国民党政府在日军的进攻下，不得不由南京迁都武汉，美国驻华外交官员也随之内迁。从那时起，代表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工作的周恩来就与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副官窦恩、副领事戴维斯、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以及刚到访过延安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斯诺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史迪威、窦恩、戴维斯组合再次奉派赴华，史迪威升为中将，职务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军中印缅战区总司令、美国援华物资分配负责人；窦恩仍旧是他的副官；戴维斯为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而他的发小谢伟思也从昆明领事馆调来，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三等秘书，后因美国驻华大使高思赏识擢升为二等秘书，不久，也兼任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

史迪威

但史迪威来中国不久，就和蒋介石在入缅作战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缅甸保卫战失败后，史迪威认为是中国军官指挥无能又不服从命令而导致的，对蒋介石的越级指挥及罗卓英不能掌握中国远征军成见极深，对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在最后紧急情况下不服从他退往印度的命令也深刻不满。

之后，国民党政府以退到云南的中国远征军为基础，重新组建了中国远征军，由陈诚任司令长官，在云南对其编组训练，补充装备美式武器。

史迪威经与蒋介石协商，将中国远征军退到印度的新三十八师、新二十二师组建为中国驻印军，由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以后又陆续从国内调去两批部队编入驻印军。至1944年8月，驻印军各部队合编为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孙立人、廖耀湘分任军长。

但在驻印军组建过程中，史迪威不要中国高级将领和营以上的中级军官，只要尉级以下军官及士兵，改由美国军官直接统率驻印军的做法让蒋介石深为不满，认为史迪威是企图把驻印军变成美国雇佣军。

蒋介石和史迪威互相指责，闹得不可开交。

正如哈佛大学学者文安立所说：“毛泽东和蒋介石直到1946年还相信，同两个大国中的一个结盟并不意味一定要同另一个对抗。”

因此，共产国际解散后，毛泽东一方面坚持通过驻延安的苏联军事情报组定期向斯大林通报、沟通中国革命的情况，一方面也没忘记争取美国的援助。

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被周恩来敏锐地抓住了，他通过戴维斯向史迪威表示：假如委员长允许，他将率领八路军投入缅甸战役，而且会服从史迪威的命令。

周恩来的表态让史迪威对共产党很有好感，不但将周恩来的话上报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还多次向蒋介石要求用八路军在华北同国军一起抵御日军。

谢伟思也向史迪威建议，要更为主动地与共产党合作，给他们以武器装备。

1943年7月初，史迪威接董必武密告：胡宗南即将围攻陕甘宁边区。他当即对蒋介石表示：如果中国内战，他必将美国飞机带走。

这让蒋介石非常恼火，密令在华盛顿的宋子文直接向罗斯福表达不满，批评史迪威怂恿共产党作乱。

当年10月底，史迪威又接董必武密告：国民党正增兵西北，目前包围边区的兵力共14个军，三十七八个师，1个骑兵军。

因此，在开罗会议期间，史迪威向罗斯福表示：蒋只是在积蓄力量，以便在战后对付共产党。

其后，史迪威多次在公私场合表示要给国共平等分配美国援华物资，甚至当着蒋介石的面表示要给八路军五六个师的装备。

史迪威的态度让蒋介石很是反感，但又担心与史迪威正面冲突会使中美关系产生嫌隙，于是在史迪威问题上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据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联系人、蒋介石侍从室中将参军朱世明说：“史迪威很少与蒋介石见面，每次见面都有话不投机半句多之感。蒋对史的意见虽然很少作正面答复，但面子上仍表示敷衍。”

周恩来在与戴维斯、谢伟思以及罗斯福特使居里（亦是苏联间谍）等的接触中还一再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代表团访问延安和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

戴维斯、谢伟思认为周恩来的建议是可取的，因此一再向美国政府提出派一个观察组去延安和华北、西北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议。

戴维斯等人的建议产生了预期的效果。

1944年2月，罗斯福正式决定派一个观察员小组去共产党控制地区考察，从军事上说这有利于对日作战，美军可以在西北、华北搜集更多、更准确的日军情报，在必要时还可以同中共部队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这也许可以刺激蒋介石对抗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从政治上说，通过与共产党的这种准官方的接触，至少可以增加美国对国共双方的影响，多则可以把国共两党都掌握在美国手中，从而左右中国事态的发展。

向共产党控制区域派出美军观察组，实际上相当于对共产党的非正式承认。蒋介石认为：此次共党政治攻势内外联合，可谓最大、最猛之一击，非取毅然态度，绝对拒绝，乘机予以反击，决不能平此风潮，贻患且将无穷，故拟宣布共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种种不法之事实，以正视听。

因此，2月22日，蒋介石回电罗斯福，首先对派遣美军观察组表示“甚愿协助”，并称已通告史迪威，然后以极其委婉的语气暗示观察组不能去共产党控制区域，而只能去“中央政府政治力量所及以及国军驻扎各处”。

作为对美军观察组搁浅的补偿，2月23日，蒋介石批准了外国记者访问延安一事。

关于这两件事，蒋介石在29日的日记中写道：“共党对美之宣传几乎成功，驻华外国记者要求准赴陕北共区考察，此与罗斯福电派考察团往陕北、山西侦察华北敌情之同一关系。余对罗则婉拒其进入延安，而对记者则先其前往，以释外人之疑。”

但罗斯福并不罢休，在其后两个月中两次致电蒋介石重申他的要求。史迪威则将训练国民党空军的计划暂时搁置起来，以向蒋介石施加压力。

这时，日本为了顺利发动一号作战并暂时解除北边的后顾之忧，于3月30日与苏联签署《关于北萨哈连日本油矿和煤矿租借区移交苏联的议定书》和《日苏渔业协定延期议定书》。

日苏两国围绕渔业的纠纷谈判多年，一直没有达成协议，此时却突然主动让步并签署正式条约。

4月5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山东军区领导人罗荣桓、黎玉、萧华、李作鹏以及滕代远、邓小平分析：“近日，日将库页岛权益还苏，北和苏联，南抗美、英，进攻中国（打通平汉路甚至粤汉路），‘扫荡’敌后，东条此项政策，更加明显，因此日蒋冲突今年必更剧，故争取国内平静，准备拉蒋抗日，是目前政策中心。”

与此同时，4月3日，毛泽东在另一电报中指出：“中原大战，国共有重新协调之望，已派林伯渠同志艳日由延安赴渝谈判。”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林伯渠赴重庆谈判一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在会上说：“要当美国出来要求国共团结、实行对日反攻时，争取国民党承认我们提出的条件。”

共产党领导人的想法是：“开罗会议，……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中原大战，国共有重新协调之望”，故“争取国内平静，准备拉蒋抗日，是目前政策中心”，“当美国出来要求国共团结、实行对日反攻时，争取国民党承认我们提出的条件。”

周恩来在会上说：“这次林老去，比林彪出去时不同，接触的方面会更多些。国民党对我现在是以政治斗争为主。这次我们不提方案，目的只在和缓国共关系，表示我们是要与国民党合作，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扩大对社会各界的活动。”

毛泽东在研判形势走向，并做出相应部署，蒋介石当然也不例外。

3月初，国民党军统负责人戴笠报告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谈判意图作如下判断：“延安拟先派林祖涵试探中央态度，如情势和缓，则同中央谈判，凡中央所不能接受之条件，均全部提出，意在拖延时间，若无结束，即藉中央有意为难，使数十万红军无法参战，并鼓动盟邦人士代为宣传。”

10日，蒋介石又作如下判断：“共党此次派员来渝交涉之意向，不外两端：（一）要求取得正式名义，承认其合法地位，企图以后之出路与发展。（二）作为宣传材料。”

这是蒋介石根据国共以往谈判的经验和遗留问题所作出的判断。为此蒋介石拟定的应对方针是：（一）政治放宽，军事从严。（二）政治可划定区域，军事不能指定专区。

他命令何应钦草拟了《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规定了此次国共谈判的五个要点：（一）绝对服从军令；（二）十八集团军可增编一个军；（三）严格遵守政府法规；（四）陕甘宁边区称为陕北行政区；（五）以上四项如能办到、可以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并为此次谈判安排了两位代表，一位是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另一位是宣传部部长王世杰。张治中长期参与国共交涉，对于此项事务较为熟悉。王世杰曾长期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与共产党方面打交道多年。

王世杰

国共谈判一向在重庆进行，但这次蒋介石却要王世杰、张治中先赴西安与林伯渠作初步商谈。张治中提出异议，但蒋介石坚持己见。

但双方的谈判还未开始，日军即发动了“一号作战”计划，此役中方史称豫湘桂战役，分为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三个战役。

4月中旬，日军从东北及华北方面军调集14.8万兵力，配属坦克255辆、装甲车466辆、飞机168架，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以河南开封为中心，分路向豫中进击，豫中会战爆发。

当时，在河南的国军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部、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汤恩伯部共19个军40万人。但面对日军的进攻，国军节节败退，在37天内损兵折将4万余人，丢失郑州、许昌、洛阳等中原重镇45座，而日军伤亡不到4000人。

更令人震惊的是，当国军全线大溃败的时候，豫西民众因对汤恩伯恨之入骨，竟自发组织起来围攻汤部，甚至枪杀官兵，汤恩伯化装成一个伙夫方才顺利逃脱。

来源：渝鲜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