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此他在1944年9月7日和史迪威会面时，花了将近40分钟时间详细讨论今后史迪威应该如何指挥中国军队。他特别强调，史迪威今后的工作内容六成是军事，四成是政治。根据史迪威形容，蒋介石的态度和缓而友善。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一旦蒋介石内心认为交出指挥权乃是无可避免之事时，他下一步的努力就是要肯定史迪威不会滥用指挥权。

因此他在1944年9月7日和史迪威会面时，花了将近40分钟时间详细讨论今后史迪威应该如何指挥中国军队。他特别强调，史迪威今后的工作内容六成是军事，四成是政治。根据史迪威形容，蒋介石的态度和缓而友善。

史迪威把他们的会谈说成是一场“爱之餐”。蒋介石见面后宣称，对史迪威完全有信心，鼓励史迪威不要客套，请就中国驻缅军队司令官人选表示意见。蒋介石的表现，让史迪威既感意外，更高兴不已。

同天，蒋介石会见赫尔利和纳尔逊时，也明确表示会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

1944年9月8日，蒋介石又亲笔草拟史迪威指挥权的重点，其中包括：

史迪威职务名称及权责；指挥范围涵盖中国战区战斗序列全部部队；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由中国政府控制使用；军事人员及行政依照中国规定行事；所有中国战区的地方政府由中国中央政府直接管理。

从在此之前所引用的几个中方文件可以看出，蒋介石个人参与的程度逐渐增加，重点也在不断重复，因此中方的立场已逐渐凝聚成形。

稍早的9月4日，史迪威和赫尔利在印度会晤时，赫尔利已向史迪威传达马歇尔对后者的全力支持。

他们两人抵达重庆不久，史迪威益加相信赫尔利是他的忠实伙伴，赫尔利会和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纳尔逊一样，全力支持史迪威对中国的两项期望：一是国家统一，二是军队指挥权统一。他并且相信他们两人在达到上述目的之后，才会和中国讨论美国援助的问题。

由于赫尔利此时的目的就是全力支持史迪威，所以当宋子文表示中国必须有权控制租借法案物资时，赫尔利斩钉截铁拒绝了宋子文的请求。赫尔利这种强硬态度令史迪威高兴不已，庆幸美国政府能够派遣赫尔利来保护美国的在华利益。

在9月16日，宋子文再度以中国国家尊严为理由，要求由中国控制租借法案物资，赫尔利的回应更加尖锐，不但指责宋子文胡说八道，而且提醒宋子文，租借法案物资是美国人的，美国人高兴给谁就给谁。赫尔利还紧追不舍，告诉宋子文说，这些物资的使用也牵涉到美国的国家尊严，甚至他们子孙的尊严，因为将来将由他们来付账。

赫尔利这些坦率犀利的话，正是史迪威自己所想说的，怪不得他听得异常顺耳。事实上，史迪威深受赫尔利言语的鼓舞，不久之后也以同样语气训斥宋子文。总括来说，直到9月19日，史迪威亲手递交罗斯福致蒋介石电函前，史迪威都坚决相信，赫尔利是美国政府送来支持他的最佳伙伴。而赫尔利的言行也充分证明，史迪威的判断是正确的。

蒋介石和赫尔利在9月8日进行第一次长谈。两人都急于解决最复杂的问题。蒋介石希望中美双方签订正式协议，仔细界定史迪威权限，而赫尔利的对策是拟就一份官方声明，由蒋介石单方面宣布，内容依照美国军部意思，对史迪威的职权作最宽松的界定。赫尔利还拟好另外一份文件，请蒋介石直接交付给史迪威，说明后者的指挥权范围。不久之后，史迪威本人也把一张标明指挥系统的图表呈交给蒋介石。蒋介石对图表作了一些小修正，史迪威也觉得没有问题。

事实上，蒋介石对这几次会谈的进展高度满意，因此赶紧写信给正在巴西养病的妻子送灭了，宣称会谈成果超出预期。这么说来，史迪威与赫尔利到达重庆最初几天发生的事情，显然令蒋介石大为安心。在他们抵达之前，蒋介石曾经惴惴不安，为此他特别准备了一个文件，以便万一双方发生冲突时，可以用来对美国政府提出一长串尖锐批评。但在实际和他们接触后，蒋介石的心情起了重大变化，他开始以乐观态度和他们商谈实务，以致不需再提批评之事。准备的文件也没有派上用场。

表面看来，9月初，事情在朝好的方向进展。史迪威也看出情形正在改善。据他记载，蒋介石同意任命自己并赋予完全信赖。但是他也指出，双方在有些事务上仍然没有达到共识。毫无疑问，在此期间如果有一个重要因素改变蒋介石心情，把他从辞职边缘拉回来继续和美国政府合作的话，那就是赫尔利给他的好印象。蒋介石可能感到，罗斯福的确选了一个适当的人作为他们之间的桥梁。

因此，即使把指挥权交给了史迪威，他也不必担心会发生严重的摩擦。

另一个稍为次要但依然有利的因素，可能是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的态度。9月7日，纳尔逊和赫尔利两人与宋子文举行长谈。纳尔逊告诉宋子文说，罗斯福已经下定决心要让日本永远沦为弱国，经济上无力恢复武装力量去从事侵略，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最上策就是帮助中国工业化，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的工业和商业强国。

纳尔逊直言，美国所以愿意帮助中国，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也是为了美国本身的利益。

这种率真而友善的言论，出自总统最高经济代表之口中，当然容易使中国人相信，他们在处理其他双边事务时，应该尽量和对方维持良好关系。这件事情对于宋子文来说，还有一层特别的重要性，那就是他个人至少从1943年9月起，已经开始关注中国战后的重建工作了。他曾经敦促霍普金斯请美国总统注意这个问题。

现在纳尔逊的说法，听起来像是美国总统对中国请求已经作出了善意响应。

在这种友善的新气氛中，中国人愿意提供指挥权的范围，竟然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美国政府原来的要求。根据赫尔利向罗斯福报告，蒋介石现在邀请美国军方，全盘改造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业务，反倒是史迪威不敢接受，因为他担心美国军方的后勤专家无法胜任此一工作。

尽管如此，赫尔利还是忍不住满心喜悦地指出，美国将领指挥中国陆空军，而美国人又担任参谋长或是副参谋长，甚至美国人还指挥后勤部门。如果真成为事实，等于是把整个中国军队的运作重任全部委托给美国人了。

正因为如此，9月8日以后，中美双方有关指挥权的谈判似乎正走向最后完成阶段。

然而，谈判还留下两个高难度的悬案。一个是蒋介石认为租借法案物资在进入中国之后应该交由中国控制，另一个是共产党军队的问题。9月8日，蒋介石告诉赫尔利说，为了中国统一，他愿意把共产党军队纳入国军指挥系统，条件是它们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真正成为国家军队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一支独立军队。

赫尔利在谈话中得到的印象是，蒋介石花了很多时间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就在一周前，蒋介石已经默许把共产党提出的条件予以公开，而且他自己也针对这个题目发表公开谈话。看在赫尔利眼里，所谓共产党军队问题应该会得到圆满解决。

9月9~12日，宋子文、何应钦、赫尔利和史迪威进行一连串会商，讨论史迪威指挥权的细节。就在9月11日那天，蒋介石获知宋子文与赫尔利的会商颇有进展，为之特别欣慰。

9月13日，双方在几个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

（1）史迪威指挥部队，而最高军事委员会负责后勤和其他行政事务；（2）史迪威对中国军队有奖惩权；（3）共产党军队包括在内，但前提是双方就共产党问题进行进一步磋商，取得协议。

9月17日，蒋介石的军事智囊林蔚和徐永昌两将军，针对史迪威指挥权的细节举行会商。他们取得共识，史迪威可以指挥所有在中国政府战斗序列内的部队。蒋介石亲自决定史迪威的职衔是“前敌总司令”。显然，蒋介石放弃了何应钦以前的建议，把攻击性和防守性部队分开，所以史迪威指挥权包括“全部”中国军队，唯一例外是共产党军队，留待以后决定。经过四天的紧张会商，谈判似乎终于有了突破。这个发展说明，一旦蒋介石决定让步，会商的成果便立刻显现出来。

关于指挥权界定的谈判进展得如此顺利，剩下来的问题似乎只有租借法案物资的控制权了。这个问题看起来并不难解决，因为美国总统和军部在史迪威返回中国之前，就已经趋向于接受中国的立场了。

8月底，马歇尔感到蒋介石马上就会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了，他同时开始思考作必要的调整，帮助史迪威顺利展开工作。他在8月31日提出一些建议，并要求史迪威给予响应。

第一，他希望史迪威接受新任命时，尽可能把会遭遇麻烦的事务减至最轻程度，因此打算免去史迪威的一些责任，例如租借法案物资、驼峰运输工作等等，改由参谋长联席会或军部接管，但是保证这些工作的执行仍然符合史迪威的旨意。

第二，他打算把中缅印战区一分为二：中国战区由史迪威指挥，缅甸印度战区由惠勒将军指挥，并出任蒙巴顿将军的美国籍副统帅。所有在中国的军队，不论海陆军种，也不问来自哪一个同盟国，都将置于史迪威指挥之下，唯一例外是长程轰炸机。

马歇尔虽然邀请史迪威表达意见或提出建议，但是他也承认，这种安排并不符合常规，只是不得不作出这样曲折的安排，理由是需要协调的因素过于复杂：包括印度政府、东南亚战区、驼峰运输、缅甸路上的中国军队、蒋介石的主张和个性，以及史迪威想要扭转中国危机等等。因此，他只提得出这样一个非比寻常的安排。

史迪威回到重庆前夕，马歇尔又把方案作了更多修改。他告诉史迪威(9月4日)说，索尔登将军将统帅缅甸印度战区的美国军队，魏德迈将军将被任命为东南亚战区副总司令官。至于租借法案，马歇尔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1）如何管理租借法案物资？（2）美国应该对中国作出何种承诺？

在管理方面，马歇尔打算让中国派一名代表参加重庆的委员会，但是委员会主席必须是美国人，而且必须直接听命于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至于运往中国的军事物资本身，将交由美国的补给管道负责处理。这种安排的优点是让蒋介石得到一些感情上的安慰，似乎中国已享受了与其他盟国一样的待遇，但实际上虚多于实，因为美国并没有减少它自己的控制权。

至于美国究竟对中国应该作出何种程度的援助承诺，马歇尔的想法是：在德国战败之后，可以把所有中国能够有效运用的武器都送往中国，唯一的未知数是时间快慢。马歇尔同时也说明，美国在中国的军事任务是进行空中战斗，而地面作战则必须由中国军队自行负责，而后者最优先的任务则是保护补给线和空军基地。值得注意的是，马歇尔对于美国在德国战败之前究竟打算给中国何种援助则未置一词。

马歇尔在信件中指出，美国政府的目的是去帮助史迪威执行指挥官的任务，消除任何可能干扰他执行任务的复杂因素。他保证一定设法满足史迪威的需求，把凡是可能引起史迪威烦恼的事务，一律交给缅甸印度战区或是华盛顿军部去处理。显然，马歇尔已经愿意在租借法案的谈判上与蒋介石各让一步。

但是对于史迪威而言，他信奉利益交换的做法，而租借法案物资在他的认知中一直是极重要的筹码，攸关他是否能够有效运用指挥权的重要先决条件。9月初史迪威抵达重庆后，他在和宋子文接触过程中，已经察觉蒋介石所以愿意在指挥权问题上表现友善，其动机就是想换取对租借法案物资的支配权，心中已经对蒋介石产生反感。

9月12日，蒋介石和赫尔利再度会商，重提租借法案问题，赫尔利加以拒绝，恐怕就有史迪威相同的考虑。9月14日，蒋介石从赫尔利处得知，史迪威不愿意放弃租借法案的控制权，但蒋介石在这一点上也绝不让步，于是这方面的谈判陷入僵局。

纯从问题性质而言，租借法案物资的控制权本应该由中美两国政府最高领导层次去协商，而不应该交由战区层次的史迪威去裁决。罗斯福已经告诉马歇尔，他准备不让史迪威过问租借法案事务，而马歇尔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是马歇尔往往经由他和史迪威之间的特殊沟通方式，让史迪威对美国政府的重要外交决策取得否决权。

鉴于史迪威的个性和他对利益交换观念的独特理解，他已经发展出一套控制运用租借法案物资的独到手法和作风，因此极不甘心轻易放弃这些权力。

租借法案遭遇的波折，很快就让一周前的乐观气氛大受侵蚀。9月15日史迪威和蒋介石会谈时，情形更加恶化。为了了解这个情势变化的缘由，必须先把史迪威和蒋介石对当天情况所作的两个不同报导作一比较。

史迪威的记载见于他给马歇尔的信件（9月15日)。史迪威首先把会谈的焦点放在当前战局。他严词指责长江南岸的挫败，并将罪过归于蒋介石屡犯不改的老毛病——指挥失当，因为蒋介石人在重庆，却对前线战事胡乱发号施令，不知所云。更可恨的是，蒋介石不反躬自省，去设法改正中国战区本身的指挥失误，反而企图插足缅甸战区事务，因为他通知史迪威说，如果后者在一周内不能展开对缅甸日军的积极攻势，他就要把一部分远征军调回中国作战。

史迪威认为此举将使他在缅甸的努力前功尽弃。史迪威继之向马歇尔报告说，他坚信蒋介石对长江南岸的军事发展毫不在意，因为蒋介石已经认定日本人不会在该地区再次展开攻势，他的如意算盘是静待美国打败日本，坐收其成。

除了给马歇尔的报告之外，史迪威在当天日记中也提到了蒋介石想从龙陵调兵回国。史迪威对此大张鞑伐，指斥蒋介石的战略和战术思想都荒唐已极。简而言之，史迪威的报告把焦点首先凝聚在美国军方最关心的战局，然后把矛头指向蒋介石必须对长江南岸的军事失利负完全责任。

他接着又指责蒋介石要求从缅甸调回部分远征军纯属无理取闹，或是存心捣乱，严重威胁到同盟国在缅甸辛苦得来的战果。在史迪威报告中，他把这两件事形容成似乎是彼此并不相干的两个孤立事件，只是它们同时都能证明蒋介石的愚昧与无能。

虽然史迪威的信看似只是对事实的客观陈述，但是它有一个言外之意，就是突出中国最近在军事上遭受的更多挫败，和蒋介石胡乱指挥造成的损害，借此加重马歇尔对转移指挥权的迫切感，以图防止更大的灾难。

当然，史迪威还有一个不变的基调，那就是蒋介石不想打仗，只是贪图占美国人的便宜，借美国人去打败日本。只要提出这个论调（不管证据何在)，就保证可以激起美国军方高度反感。

反观蒋介石对事发当日的叙述，远比史迪威的报告详细，而且把过程说得清清楚楚，交代了事情的因果关系。

根据蒋介石的说法，史迪威在会谈之初就大肆批评广西全州守军的无能，把它看成是蒋介石的错误指挥所致。蒋介石于是反唇相讥，指出史迪威在缅甸战场也缺乏进展，转而要求史迪威赶紧指挥驻印军向八莫方向进攻。若其不然，他就要把龙陵方面的部分远征军调回中国作战，以解救中国本身的危急，这样就不致让中国的劲旅在缅甸前线无所事事，虚耗精力。

史迪威毫不让步，也立即指出，假如中国需要援军，大可以把胡宗南部队从封锁陕甘宁边区的任务中解脱出来。史迪威所以如此愤怒是出于一个基本立场，那就是他认为在缅甸作战的中国部队是“我的部队”，蒋介石无权干预。

两个人的唇枪舌剑只是表相，真正的原因是租借法案的谈判面临一个死结，让史迪威在追求指挥权的路途上遭遇到障碍。当中国人表示不愿意让史迪威继续掌控租借法案物资时，史迪威自然而然把它看成是中国人企图破坏他的指挥权。按照史迪威的推理，一旦租借法案物资落入蒋介石手里，由他控制分配，就能为所欲为，共产党军队也就得不到援助，史迪威的指挥计划和军队改革计划就可能全部落空。史迪威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蒋介石的企图不能得逞。

因此他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严厉批评广西全州的守军，借以杀一杀蒋介石的威风，不料激起蒋介石反击，反而讥讽史迪威在缅甸战场上进展缓慢。

另一个增加双方紧张关系的因素，是对史迪威得到指挥权的具体安排。9月8日，蒋介石听说赫尔利和宋子文两人已经达成协议，中美双方即将签署有关指挥权细节的正式协定。蒋介石多时以来一直期望这个安排，现在终能有望实现，当然非常高兴。但是到了9月15日，蒋介石又得知美国其实不想签订任何协议，而只是想让指挥权的内涵尽量模糊化，不由大怒。

在日记中义愤填膺：

“其对余污辱欺妄竟至此也。惟情势至此，决与之据理力争，不能再事谦让，并作独立作战之准备，以防万一也。”

他当即决定采取强硬立场保护国家利益，即使因此而导致美国停止军援，中国脱离同盟国，乃至必须单独对日作战，也在所不惜。鉴于赫尔利原先答应签署协议，一周后又改变主意，其原因可能遭到军部否决。

这次会面的结果是，蒋介石斩钉截铁通知史迪威，除非中国远征军立即发动对八莫的攻势，否则他将立即把一部分军队调回中国。史迪威只好怒气冲天地离开蒋介石办公室，并立即向马歇尔告状。

9月15日的冲突其实已经为四天后(9月19日)的外交风暴作了伏笔。

史迪威急不及待地在等候报复机会，因此在仅隔四天之后罗斯福措辞严峻的信件到达时，在史迪威眼中，它充分证明了自己历来坚持对中国政府唯一的对策就是不断施压，而现在终于获得总统的采纳。

因此史迪威万万不肯失去亲眼看见蒋介石这个“小花生米”，向美国总统匍匍在地全身发抖的千载良机，难怪他坚持自己必须亲手送交信函，并且当场宣读。同样，蒋介石也体会到，如果表现出丝毫软弱，只会徒然招致史迪威取得指挥权后对他施加更多的侮辱而已。

更讽刺的是，当时中国战场上发生了两件令广大中国人民雀跃鼓舞的大事，却使史迪威感到情绪低落，忧心忡忡。一件是在9月14日，由霍揆章将军指挥的军队终于把日军从腾冲击退。在此次战役中，中国军队经过3个月旺盛的攻击，伤亡5万士兵，赢得空前大捷。

9月17日，史迪威又得到消息称，日军已经从龙陵撤兵。史迪威对于这两个发展不喜反忧。他写道：“如果日本人真的撤退了的话，花生米就会变得更是不可控制了。”

由此可见，本来对中国抗战是两件天大的喜讯，到了史迪威眼里，却变成了可能阻扰他夺权美梦的坏消息。他所担心的是，万一中国人把这些胜利当成是肯定本国军队有能力阻止敌军前进，甚至迫使其退却的证据时，中国就可能不愿意把指挥权交付给美国人行使。

因此从史迪威的立场来说，当务之急莫过于尽快把指挥权抓到手里，免得中国人被这些消息鼓舞到改变心意。

（正文完）

来源：常棣tan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