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支持史迪威阵营的最早裂痕，出现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内部(1944年10月12日)。李海上将读了蒋介石致赫尔利的最新备忘录后，告诉麦拉里将军说，总统除了召回史迪威之外别无他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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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史迪威阵营的最早裂痕，出现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内部(1944年10月12日)。李海上将读了蒋介石致赫尔利的最新备忘录后，告诉麦拉里将军说，总统除了召回史迪威之外别无他路可走。

然而马歇尔此时不在华盛顿，因此李海认为总统应该等到马歇尔回到华盛顿后再采取行动。两天后(10月14日)李海又告诉麦拉里将军说，总统正在物色一位美国军官去统御所有的中国军队，他要请蒋介石提出三个比史迪威更优秀的人选。李海转达了总统命令，要麦拉里着手物色。

显然，罗斯福的立场已经软化，李海得知总统的意向似乎是愿意任命另外一位美国军官指挥“全部的”中国军队，所以朝这个方向开始准备对策。

这也表明，罗斯福读了赫尔利信件后，倾向于接受蒋介石的意见，但是仍然觉得应该等马歇尔回华盛顿之后再采取行动。假如这个看法正确，那么阻止罗斯福和蒋介石合作愿望的决定性因素是马歇尔。

在罗斯福等待期间，赫尔利仍然在紧张工作。1944年10月13日，蒋介石从宋子文处得知，赫尔利已经改变态度，支持他召回史迪威的要求。部分原因是赫尔利发现史迪威撒谎，而赫尔利也已明告罗斯福，假如不把史迪威召回，则赫尔利本人就要辞职回国。

但是假如罗斯福愿意召回史迪威，则赫尔利的建议是罗斯福可以现在就接受蒋介石的要求，但是暂不公布，推到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过后才付诸执行。赫尔利的新方案得到驻华大使高斯支持。

高斯本人曾和宋子文单独谈话，建议中方让史迪威留任一段时间，以免罗斯福在总统大选期间，因为这件事的公之于世而遭受政敌攻击。高斯此时又画蛇添足，忍不住好奇地向宋子文打听，蒋介石究竟打算如何处理共产党问题。岂知这一问恰好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马上叫蒋介石怒火高涨，认为美国人就是丢不开要干涉中国内政的恶习。

赫尔利所提的新方案可能来自白宫授意，而由赫尔利和高斯两人联手执行。既给蒋介石带来好消息，也让他面临新的难题。所谓好消息是指赫尔利终于毫无保留地支持蒋介石立场。

所谓新的难题是指赫尔利提的复杂安排和时间拖延，它固然可以在总统大选前保持罗斯福的颜面和减少他的政治风险，但是也可能为中国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因为个性善变的史迪威无论留在重庆或是印度，一定会负隅顽斗，不知会为中国带来什么问题。根据过去的惨痛经验，蒋介石拒绝赫尔利这个维护罗斯福个人政治利益的妥协方案。

或许他此时不免又想起1942年7月和居里达成的协议，到最后却被军部和总统赖账。

蒋介石坚持立场的结果是，赫尔利10月13日终于又发一封电报给罗斯福，建议马上召回史迪威。他虽然把电报交给史迪威过目，却将之交由美国海军在重庆的电台发出。这个举动的重要性在于，从此以后，赫尔利和总统之间的电文往来不再经过史迪威总部，史迪威不再有干预和改变赫尔利意见的机会。这一个改变可以解释为，罗斯福从此不再依靠马歇尔将军的陆军，而是依靠李海将军的海军来维持和赫尔利之间的通讯往来了。这样就把史迪威和马歇尔同时排除在外了。

1944年10月14日，军部麦拉里将军向马歇尔报告称，总统正在考虑任命一位美国军官指挥中国全部军队。罗斯福将要求蒋介石提供三位他认为比史迪威更优秀的军官的名单，同时也要求马歇尔准备好一位他自己认为适任的人选。

蒋介石最初提出的人选是艾森豪威尔，托马斯·特洛伊·汉迪（时任中将，陆军副参谋长），及亚历山大·帕奇（时任中将，瓜岛战役总指挥），但是稍后又改为亚历山大·帕奇，魏德迈，及沃尔特·克鲁格（陆军上将，时任美国第六集团军司令）。

蒋介石之所以把魏德迈排在沃尔特·克鲁格前面，是因为前者比较年轻。

罗斯福复电在10月15日抵达重庆，欢迎蒋介石提名三位美国军官，再由美国圈选其中一位供蒋介石任命，以取代史迪威。

只有到了此时，蒋介石才终于肯定史迪威必定会被召回。在此期间，蒋介石又从赫尔利处得知，这次危机的一个转折点是纳尔逊和罗斯福在白宫的会谈，这次会谈乃是应赫尔利的建议而举行，并对罗斯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对史迪威而言，他已经完全被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直到10月17日才察觉他所制造的危机或许即将结束。

即便如此，史迪威还保持乐观心情，认为事情还需要一段漫长岁月才能获得解决。10月5日到17日之间，史迪威只收到过马歇尔一封电报，内容略微提示罗斯福给蒋介石复电的要点。史迪威看后相当不满，因为这完全不是马歇尔过去把美国总统和蒋介石之间来往电文全文抄送的习惯作风。

但是让他更失望的是，马歇尔没有一字提到美国当前政策的走向。依照史迪威的推想，总统在没有听取马歇尔意见以前，决不致采取任何行动，而马歇尔又身在法国前线多日，使总统无法就近咨询。更何况，总统大选即将来临。因此依照史迪威的想象，整个问题必将拖到大选之后才会处理。然而，危机的结束却来得远比他想象的要快得多。

1944年10月18日，离危机爆发刚好一个月，罗斯福终于决定彻底召回史迪威。正如我们现在已经熟知的，罗斯福给蒋介石的信件声明，美国政府在当前情况下，不拟负担中国军队作战指挥的责任。

在蒋介石提名的三位美国将领中，两位另有任务，无法调往中国战区。他因此可以任命魏德迈将军为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并由蒋介石同时任命为他的联军参谋长。罗斯福指出，原先的“中国-缅甸-印度战区”将分割成为两国战区：中国战区当然由蒋介石主持，但是缅甸-印度战区则由索尔登将军担任司令官。第十四航空队则留在中国战区内。

显而易见，罗斯福的信件和他稍前所持立场有一个重大的差别。他早先的立场是中美之间的一切协定照旧，只是史迪威的职位被他人取代而已。迟至10月14日，这仍然是李海海军上将的理解。而现在，他肯定表示美国不愿再承担中国军队指挥权的责任。这个改变主要来自马歇尔的坚持反对。

美国政府这个立场的改变不免引起人们一些感想。

首先，马歇尔的反对，其意气成分恐怕远远大于政策成分。总统赞成的主张他反对，美国政府耗费了三个半月经由外交交涉而好不容易达成的成果，被他在短短两天之内予以抛弃。

仔细想来这也并不奇怪，因为马歇尔从提出指挥权要求开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史迪威找出路（量身定做），本来就是人事考虑凌驾于政策考虑之上。现在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出路既然完全被切断，那么马歇尔就再也没有必要去坚持指挥权了。更何况美国此时撤销该项要求也是一种发泄愤怒的方式，虽然违背罗斯福的意愿，但肯定让马歇尔感到出了一口气。

这么看来，美国政府花了偌大力气去争取指挥权，甚至不惜以中美同盟关系作为赌注，骨子里并非反映它的政策导向，而是出于对人事安排的权宜之计。人事变了，政策立即转向。

其次，马歇尔的新立场其实在本质上是对蒋介石最大的让步，必定被后者欢迎不已。因为一切又回归7月1日以前的状态，只是在这几个月里，中国的军政局势被美国拨弄得人仰马翻，而中国军队和人民在“一号作战”中，由于遭到史迪威的蓄意惩罚而承受重大伤亡和破坏。当然这些都不是美国人愿意去操心的事。

马歇尔10月18日也赶忙给史迪威发了一封电报，警告他事件即将结束，没有任何挽回余地。更有甚者，马歇尔警告史迪威在总统作出最后决定之前，不准发表任何言论。正如史迪威10月19日日记所写，“（断头台上的）斧头终于落下来了。”

他后来又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政客们现在完全掌控了局面，所以这种猴把戏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此地有些人原来还以为罗斯福会对蒋介石保持强硬态度，而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会出卖。所以我现在终于可以和这群流氓地痞道别了。”

一直到断头台的利刃砍到脖子时，史迪威还是跟从前一样，把失败的责任归于所有其他人，就是对自己并没有任何反省。

他形容自己在中国战区的经验是：

“在三年的时间里，所得到的是被忽视、被侮辱、被出卖和被破坏。”

马上可以察觉，史迪威这个总结引用的蒋介石的感受所产生的对比，其差异程度之大，委实令人咋舌。但是这个对比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把心态如此悬殊的两个人摆在一起去共同营造同盟关系，肯定只能导致灾难性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人事问题处理的不当，实在是中美战时军事合作关系最大的败笔。

事情进展自此加快速度。蒋介石通知罗斯福（10月20日)他接受罗斯福10月18日提出的安排；同时也作出自己的让步，承诺在缅甸战场给予最充分的合作，愿意任命索尔登将军统率在印度和缅甸地区的所有中国军队，并充分补充这些部队的缺额。

他进一步同意，索尔登将军指挥中国军队进行战斗时，只要不涉及缅甸战场的重大战略决策，都不必事先和最高统帅蒋介石商量。换言之，蒋介石多时来对史迪威战场指挥能力的忧心忡忡，现在对于索尔登将军却采取高度信任态度。

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召回，事后只留下一个简短记载：

史迪威已得美政府之撤回，此为本年内对外各种困难之症结；且对此事之隐痛，亦可谓极人生所未有也…中美国交不因史迪威而败者，殊为莫大之幸运，中美已误之国交，抗战已颓之形势，皆得由此启其机钥。此后军事、外交与内政各要务，乃可按计划实施欤！

对自己过去几个月里所经历的痛苦，蒋介石这样形容：

“自本年七七接罗斯福电至今，为期恰百日，而此百日之受横逆与压迫，其悲惨情形，实非第二人所能想象。”

1944年10月20日，史迪威在赫尔利陪同之下，花了25分钟，僵硬矜持地向蒋介石道别。蒋介石一面称赞史迪威在中国服务的成绩，另一面也指出两人个性不合无法共事。9月19日危机爆发后不久，蒋介石曾告诉赫尔利说，他在史迪威被召回之前拒绝和他见面。

这一点他算是做到了，这次道别是两人一个月以来的第一次见面，也是两人此生中的最后一次。第二天下午2时30分史迪威离开重庆，经昆明飞往密支纳，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中国这块土地上。他在中国战区总共服务了32个月，而正是在这个期间，中美关系一再被推挤到濒临破裂的边缘。

史迪威结束中国服务的那天，景况凄惨，令人扼腕。他11月1日抵达华盛顿市郊机场，等待他的是一个冷淡而凄凉的迎接仪式。在飞机场内，他见到久别的妻子。还没讲几句话，马歇尔派来一位上校便立即趋前传达马歇尔的指示：不许和新闻界接触。马歇尔为了保证史迪威不再越轨，还另外派了两位将军“监护”他。

虽然马歇尔本人当晚驱车探视了史迪威，但是并没有一句话提到史迪威盼望的新职，只是叫他先回家休养一段日子，耐心等待。

史迪威对自己在华盛顿所受待遇的形容听来更令人心酸：

“马歇尔昨晚来看我…他根本没有工作让我去做。我告诉他可以把我降级去做一个师长。他只是笑一笑，并且告诉我先休一个月的假再说。他还告诉我可以马上就走。显然，军部巴不得能够把我赶走，而且在大选之前不许说话。”

难怪史迪威感觉是被软禁了：住处有宪兵站岗，上级又严令封口。

11月29日（美国总统大选已经结束)，史迪威终于忍不住向马歇尔赔着小心，试探问道：

“我亲爱的长官：您的问题儿童在12月4日就将休完四个星期的假期了。我会想来东部探望我的兄弟姐妹们，然后听从您的命令，或是向您报告复职，或是返回原住地。敬请指示。”

史迪威还请马歇尔放心，自从回国后，每次和新闻界接触，都紧闭着嘴巴。即便姿态如此之低，马歇尔还是要等到12月20日才复信给他说，不久将会为他安排一个出路。

这些书信来往和过去的形式大不相同。在此之前，马歇尔几乎每天都和史迪威保持联络，有时甚至一天有两三封电报来往，而现在三个星期才写一封信。在此之前，马歇尔的信件，对史迪威的“非凡的成就”总是称赞不已，现在面对史迪威的求职热望，只是冷冷答应为他设法“安排”而已。

史迪威1944年11月在美国加州挨过的这段强制假期，比起1944年8月在锡兰度过的自动假期，两者简直有天壤之别。

在锡兰，他意气飞扬地纵情享受战胜者的滋味，睁眼看着周围英国人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已经使他乐不可支。

再看到蒋介石这个“敌人”在中国受苦受难，内心更是感到无比畅快。在加州，他却是被扔在一边，完全无人理会，在自怨自艾中度日如年。

史迪威虽然在1945年1月23日终于得到新任命，成为在美国驻扎在本土的陆军地面部队司令官，然而他与马歇尔的关系已变得相当疏远。

多年后，有人提到史迪威经常以不当言辞侮辱蒋介石一事，询问马歇尔对此如何看待，马歇尔的回答是：

“当然史迪威的大错是他缺乏语言技巧…但是我当时不知道他写给妻子的信中会写得更糟糕。在我为他做了那么多事之后，他的妻子最后还反过来攻击我。”

短短几句话道尽了马歇尔和史迪威公谊私情的破产。

史迪威在中国的经验最后还有一个历史小脚注。1945年8月初，就在日本投降前几天，蒋介石突然得知，马歇尔打算派史迪威率领美国第十军由琉球到中国沿海登陆。这消息使得蒋介石大感不安，于是立即请求赫尔利转告杜鲁门总统，中国政府绝不欢迎史迪威率军来华。当然不久日本投降，这一事件没有后续发展。就这样，史迪威和中国的缘分终于彻底断绝了。

史学界许多讨论中美战时同盟关系的表现出一种趋势，那就是，把史迪威在华服务期间，看成是美国努力遵循一个合理的对华政策的时期，而且史迪威也被描绘成竭尽所能地在执行这个政策。

史迪威的革职象征这个政策的破产，同时证明美国在中国作出的政治和军事巨大投资终归浪费。对于不少的人来说，史迪威灰头土脸地离开中国，它本身就证明了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不值得作为美国盟邦，而史迪威离职后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时所发生的事情均乏善可陈，更缺乏历史价值。

对于史迪威的忠诚追随者而言，任何人对中国的看法如果偏离了史迪威的所作所为，都无法得到他们认同，如果那个人是史迪威的继任人的话，当然更逃不过苛刻批评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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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常棣tan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