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接着他就表示，既然中国目前情势已经非常险恶，所以美国不应该再承担委派一位美国军官指挥中国军队的责任。罗斯福进一步建议，让史迪威担任中国在缅甸和云南部队的指挥官，但是对蒋介石表示让步，同意免除史迪威的联军参谋长职务，并不准许史迪威过问有关租借法案物资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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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5日，罗斯福发了一封电报给蒋介石。

罗斯福为了表示没有向蒋介石屈服，也为自己找了一个可以接受的下台阶，所以只是稍微责备蒋介石没有履行8月12日的诺言。

接着他就表示，既然中国目前情势已经非常险恶，所以美国不应该再承担委派一位美国军官指挥中国军队的责任。罗斯福进一步建议，让史迪威担任中国在缅甸和云南部队的指挥官，但是对蒋介石表示让步，同意免除史迪威的联军参谋长职务，并不准许史迪威过问有关租借法案物资的事务。

罗斯福更表示，打算让陈纳德继续担任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官，赫尔利继续担任处理中美军事问题的特使，并由索尔登将军在缅甸主管驼峰空运，至于留在缅甸和云南的史迪威，则继续负责中国军队的训练。罗斯福又表示，他还会另派一位美国军官，主持在华美军的后勤工作，并协助中国军队建立后勤制度。

罗斯福在电报结尾处语带威胁说：

“余望阁下对上述建议是否可以接受迅予电复，余觉吾等设使将史迪威自缅甸战事方面予以撤换，其结果之严重，将远甚于阁下所意料者也。”

这封电报和前此由罗斯福署名但实际上由马歇尔或军部幕僚起草的几封电报，在语气上大不相同。事实上马歇尔此时还在为罗斯福草拟了一封电报，内容是严厉指斥蒋介石的缺点，疾言厉色警告他，如果不赶快照着美国人命令行事，就需要准备承受灾难性的后果。

这封电报是10月5日草拟的，如果还记得蒋介石早已把7月7日和9月18日的电报看成充满侮辱，则马歇尔草拟的这封电报稿的粗暴程度更超出不知若干倍。它只能被形容为一个将军训斥一名小兵的语调，其中明白警告蒋介石，或者无条件彻底服从，或者接受一切不幸后果。

幸运的是，罗斯福这次没有采纳马歇尔的文稿，他采用的是另外一个内容比较务实而语气比较平和的电报稿。马歇尔的这份电报稿至今仍在军部的档案之中，其内容和语气真可以使人大开眼界，也可以帮助学者对军部主导下的中美同盟关系得到一个崭新而令人震惊的认识。

显然，罗斯福期望用一个局部性的让步来换取蒋介石的妥协：史迪威不再是中国战区的联军参谋长，也不再统御中国境内的军队。为了进一步安抚蒋介石，罗斯福还答应不准许史迪威过问租借法案事务。不过史迪威仍然继续担任中国在印度、缅甸和云南地区部队的指挥官。从这个提议看来，罗斯福认为他能够从蒋介石手中得到的最大交易就是回到7月7日前的安排。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只提出一个含糊的威胁，如果把史迪威赶出缅甸战场，会导致严重后果，至于什么严重后果，并没有进一步明讲，也就是说，没有美国撤销对中国支持这一类具体恐吓。

罗斯福提出的交换条件显示，假如他早就介入中美关系过程的话，中美关系或许根本不至于恶化到如此地步。

蒋介石收到罗斯福10月5日电报后，再度亲笔草拟对罗斯福的复电。他数易其稿，文字大幅删涂，字数超过数千字，可见他落笔的慎重程度。就像9月19日以后的几天一样，他仍旧是一个人埋头苦干，不让幕僚介入。但是和上次略有不同的是，幕僚从罗斯福10月5日的电报已得知事态的严重，同时也看出一线希望，因此大力敦促蒋介石接受罗斯福的妥协方案。

但是蒋介石10月7日私下对罗斯福来电作评价时，态度和往常大不一样，其天差地远颇令人吃惊。他提到1943年12月和1944年1月间，曾经写过三封语带怨怼的电报给罗斯福，事后都担心冒犯了罗斯福，深为自责。现在感受完全不同。

他写道：

“而今反觉为得矣。若未有此三电，则不能发现罗斯福狰狞之面目，而余犹以其真为和平救星矣。”

这些话出自蒋介石亲笔，确实令人震惊而又极具启示性，因为自从他和罗斯福交往以来，从来不曾用过如此负面的文字形容对方。

直到1943年底，他从来不吝啬在信中表示对罗斯福的友谊和尊敬。别以为这是外交辞令。他跟蒋夫人、宋子文、孔祥熙以及其他中国官员写信时，也经常用同样的字眼称赞罗斯福。“和平救星”很真切地表达了蒋介石从前的看法。而他对丘吉尔和斯大林就完全不一样了，不是指责就是怀疑。即使偶尔收到罗斯福措辞严厉的信件，他也认定是出自马歇尔或是军部之手。但是罗斯福10月5日送来的电报，却叫蒋介石有一个新认识，罗斯福终于说出真心话，既让他失望，也让他愤怒。

“狰狞之面目”已经把罗斯福和丘吉尔及斯大林归为同类了。

蒋介石幕僚听到罗斯福新的让步后开始行动。10月8~9日，陈布雷、王世杰、张治中以及其他人，分别劝蒋介石接受妥协，但是每一个人都被碰了一鼻子灰。王世杰力陈，中国不应让此次事件变成僵局，如果中国和美国疏远，只能加剧本身的军事危机。陈布雷认为罗斯福既然作出这么重大让步，蒋介石也应该接受其要求，允许史迪威留在缅甸。几位军事领袖则劝蒋介石不要坚持对史迪威的态度，因为这样做可能妨碍对日抗战。何应钦对于美国可能自华撤退一事，尤其感到忧心忡忡，主张妥协尤力。

然而最强烈要求蒋介石妥协的则是孔祥熙。他10月9日来电说，经过多次和霍普金斯谈话后，相信霍普金斯的谈话确实是经由罗斯福授意。霍普金斯恳求孔祥熙能够理解，史迪威问题把罗斯福陷入极端困难，希望蒋介石能帮助美国总统从中解脱。霍普金斯强调把史迪威送往缅甸的好处，是可以让他尽心尽意工作，还暗示如果妥协成功，可能会有甜头，例如增加运输机和其他租借法案物资。

孔祥熙在电报中还说，罗斯福方案是马歇尔和军部能够提出的最大让步，而罗斯福已无他路可走。有趣的是，孔祥熙个人的立场是，他认为蒋介石应该依照7月约定，把全部指挥权授予史迪威。孔祥熙个性随和，柔顺服从，平常从不敢批蒋介石之逆鳞，而这次竟然如此旗帜鲜明地表态，理由不外是，他宁可冒犯蒋介石，也不想让中国陷于万劫不复。宋美龄此时仍在美国，孔祥熙的上述说法可能间接也反映了宋美龄的立场，甚或是经由宋美龄授意而写的。

但是蒋介石断然拒绝了所有幕僚的进言，因为事到如今，蒋介石唯一能够接受的结局，就是史迪威从中国战区彻底消失。蒋介石于是指示宋子文，务必在10月9日夜半之前把拒绝罗斯福的电报发出。在蒋介石身边所有亲信当中，唯有宋子文赞成蒋介石的决定。他还告诉王世杰，如果蒋介石在这个节骨眼上让步，就会沦为美国的“傀儡”。

事后看来，蒋介石选择10月10日国庆前一夜把电报发出，并非时间凑巧，而是有意向美国示威，重申中国国格，洗刷罗斯福7月7日和9月18日电报所加诸中国的羞辱。

众所周知，蒋介石10月9日复电，全盘拒绝罗斯福的建议。

他告诉罗斯福说，他非常愿意配合罗斯福的希望，不管是派一位美国军官指挥中国全部军队，或是仅仅指挥缅甸和云南的中国军队，他都同意。但是这一个美国军官必须得到自己的信赖，两人能坦诚合作，而史迪威缺乏这些基本条件。

蒋介石另外有一份表面上写给赫尔利，但实际上是要给罗斯福过目的备忘录(10月9日)，他在里面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对史迪威的不满，以便罗斯福了解事情全貌。除对史迪威人格缺乏信心外，蒋介石还指出，他根本无法信任史迪威的军事判断。他特别不满同盟国对缅甸战争的失信，同时责怪史迪威对中国施压，胁迫中国把精锐部队送往缅甸战场，因而加重中国战场本身的困难。蒋介石最后表达的立场是，他无法再和史迪威共事。

蒋介石发出上述电报后，他幕僚群的沮丧可以想见。他们全都担心罗斯福的反应和中美合作的前景。

但是蒋介石本人斗志高昂，宣称他已经准备接受最坏后果，在所不惜。正如蒋介石告诉孔祥熙一样，除非史迪威能够免职，否则中国将面临巨大灾难，中美合作将不可能继续。因此，他宁可干脆拒绝罗斯福，免得将来梦魇缠身。

他答应美国派一名军官担任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后，万一中美关系仍然无法改善，那将不是他的过错，因为他已经作了应该有的让步。他进而指出，即使美国真要全面从中国撤退，包括第十四航空队一并撤离，其后果也未必对中国有害，反而大有可能对中国有利。他叮嘱孔祥熙务必要相信他（蒋介石)的判断，不要给美国人任何钻空隙的活动空间。总之，孔祥熙千万要置身中美关系事外，不可让美国人有任何可乘之机。言外之意，也可能是警告宋美龄切不可像1943年5月一样，自作主张，卷入是非。

为了粉碎美国人的侥幸念头，还以为他们仍有挽救史迪威职位的余地，宋子文在10月10日再度致电霍普金斯称，蒋介石已经同意罗斯福的主要请求，他不管美国军部如何强迫罗斯福要求把史迪威留在缅甸，都不会同意，心里也已准备好任何可能发生的后果。宋子文电报提供的讯息相当明确，蒋介石对总统十分友善，但对军部十分反感。

假如罗斯福此时尚存一丝希望，以为他可以支持军部，要中国人吞下美国的要求，则宋子文的电报可说是把这个想法彻底粉碎了。

此时，蒋介石心中当然完全清楚切断中美之间所有交流管道的后果，但他已经准备好接受和美国彻底“决裂”的一切后果。

他写给孔祥熙的信和写在自己日记上的文字都充分显示，他对任何美国可能提出的威胁，都已经作到充耳不闻的地步。事实上，他9月19日以来的一举一动，也显示出一个道理，假如蒋介石感到被压迫的力道超过一定限度时，史迪威所津津乐道的施压策略就会全盘失效。

10月12日，蒋介石私下进一步决定，假如罗斯福依然拒绝召回史迪威，他就准备把赫尔利来华之后，中美两国间就史迪威指挥权问题交换的各种往来电文和文件公之于世，由中美两国人民来评判其中是非曲直。

由于中国仍将承诺履行同盟国的各种义务和权利，即便中美关系最终仍不免破裂，其责任也不在中方。

最不理解蒋介石心情的人，莫过于史迪威。他像往常一样，坚决相信蒋介石所以能够拖延，是因为美国施压不够。因此他认为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必须做出更大的动作。1944年10月9日，蒋介石从陈纳德处得知，史迪威刚刚下令第十四航空队将其战斗人员的工作量削减50%，而且拒绝继续拨发新飞机和器材给中国。

如此巨幅缩减，势将断绝对中国地面作战部队的空中支持，使它们无法抗拒日军攻击。显然，史迪威感到必须要运用手中最后的资源，加大压力迫使蒋介石就范，即使这样做将会伤害中国的对日抗战和广大民众的安全，也正是他想要制造的痛苦。

当这个计谋得不到预期的中方屈服时，史迪威又另辟蹊径，宣称拟约见何应钦面商中美关系。但是蒋介石立即指示何应钦，不准接见史迪威(10月10日)。

得不到中方丝毫回应，史迪威只好再向马歇尔求援。他给马歇尔两个黑白分明的选择(10月10日)：要么强迫蒋介石接受史迪威做中国军队指挥官，对抗日作出更大的贡献；要么纵容蒋介石一意孤行，使中国战区完全失去价值。两者只能选一。

史迪威这样结束给马歇尔长电：

简约地说，目前的情况已经进入了一个死胡同。问题核心并不是委员长反对我，而是他不想再做任何作战的努力。他当前的立场看起来是基于对我个人的不满，但是如果他成功的话，他还是能够找到其他的理由不跟我的继任人合作。他只不过是把我的革职，当成是他的一个拖延的借口。而孔祥熙给他的一个关于和霍普金斯先生谈话的错误消息，显然让他大受鼓舞。

我的感觉是，假如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方式告诉委员长，他虽然误听了孔祥熙的报告，而对中央委员会作出过欠缺思考的演说，但是他依然可以全身而退，事情或许仍有转机。我已经提过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可行方式。但是假如我认为我的革职真正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我肯定是头一个去建议的人。

任何关于指挥权危机的讨论都必须考虑赫尔利所扮演的角色。

不少人认为由于赫尔利“背叛”史迪威，罗斯福才会放弃其支持史迪威的决心。更糟糕的是，他们指责赫尔利与蒋介石合谋，在史迪威背上捅了一刀。史迪威自己似乎也相信，他是被赫尔利撵出中国的。

关于赫尔利和蒋介石合谋的指控，是出自对于事情发展先后次序的误解，几个先人为主的错误假设也起了作用。尽管赫尔利提过会面请求，但是蒋介石稳身黄山官邸，根本拒绝和赫尔利接触。当9月24日赫尔利终于见到蒋介石时，蒋介石不但已经作出决定，而且有足够时间把自己的说词演练了许多遍。

因此蒋介石向赫尔利宣布“最后的决定”，一方面把不能与史迪威共事的理由说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则再三强调对中美关系的珍惜。

9月25日，宋子文紧接着告诉赫尔利说，蒋介石在三方面绝对不会让步，就是中国政治信仰（三民主义）、国家主权和蒋介石个人尊严。为了维护这个原则，中国将不惜任何牺牲：若非如此，中国即使留在同盟国内并赢得战争，也不如没有同盟国而输掉战争。

明显地，赫尔利当时得到的结论是，蒋介石坚定不移，绝非自己能力所能扭转。因此，当中国人表示打算把一切不满的理由，都要透过白纸黑字写出来时，赫尔利能够提出的建议只是，中国人可以把怨气出在史迪威一人身上，但千万不要辱骂美国总统。

蒋介石当即接受建议，将这一个立场纳入备忘录，成稿之后交给赫尔利(9月25日)。蒋介石固然也承认赫尔利对其信稿文字修饰的贡献，但是他认为赫尔利所作所为，无非是一个外交官在知道无法改变蒋介石心意以后，为自己国家尽应尽的责任。所以蒋介石在私人日记中，并无一字嘉许赫尔利协助中国之意，只认为他所作所为是一个美国特使别无选择的做法而已。

有人认为，如果赫尔利当时倾全力去支持史迪威的话，蒋介石就会知难而退。这种想法充分反映了美国军方的一贯想法，既高估自己的威吓力量，也低估对手个人尊严和民族情绪的敏感度，也不知对方受创痛的深度。

在蒋介石过去的政治生涯里，每当他被压迫到超过某种限度时，都会断然接受和强大外国决裂的惨痛代价。北伐时期和苏联的决裂，卢沟桥事变和日本的作战，及1938年为了德国军事顾问之事不惜冒和德国断交的风险，都是具体的例子。

1944年9月，蒋介石再一次被推到决裂边沿。他把决定先通知中国领袖，然后才通知赫尔利，就是早已打定主意断绝了自己的退路。

美国军方人士，特别是史迪威，从未认真探讨过蒋介石对中国国家利益的看法，而只是认为他们和蒋介石的关系，不过是一场心智的博弈而已，说穿了，看谁在角力过程中先丧失斗志，而完全忽略对方的心理反应。对这些军方人士而言，蒋介石信誓旦旦所说的国家民族观念都不过是烟幕弹，试图借之掩藏自己的卑劣行径而已。

他们反倒是把自己看成比蒋介石集团更关心中国利益，而蒋介石只不过是自吹自擂的民族主义冒牌货色，仅关心个人和他统治集团的私利。这些假设使一些美国军人，从一开始就把中美关系当作一场游戏，而又不知道这个游戏的最大限度在那哪里，不知道蒋介石真把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个人尊严，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底线，一旦受到践踏，可以付出生命而在所不惜。

从史迪威的角度去看，他和蒋介石之间的斗争只是单纯的意志力之争，胜利秘诀在“压迫、压迫、再压迫”，蒋介石最终必将就范。但是，对蒋介石而言，这个斗争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和国家存亡。美国军方对蒋介石的心理和想法，可说从未认真去了解过，直等到罗斯福出面干预才踩刹车，而罗斯福也才有机会重新检视马歇尔和史迪威所推动政策的内容。中美双方在这场斗争中的赌注有如此大的差别，无怪乎罗斯福最后只有让步。不幸的是，即使罗斯福让了一步，仍不能使蒋介石回心转意。

如果了解蒋介石的心理状态，那么蒋介石能够让赫尔利不得不接受他的决定的这一举动，就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要不然的话，结果就会像赫尔利警告罗斯福那样，同盟国关系将从此终结。

从赫尔利的观点看，这个危险在10月6日已经发生了，那是罗斯福提出妥协方案后的第二天（提议将史迪威派赴缅甸，10月5日)。就时间顺序说，罗斯福先作了让步，让步的本身并没有受到赫尔利太大的影响，而赫尔利接下来希望能和蒋介石在罗斯福让步的新基础上达成一个协议。

但是到了这个时刻，蒋介石已在考虑三天后双十国庆节时，如何向中国人民发表演说。他此时心中的底案是向全国人民保证，中国即使没有盟邦也要继续抗战到底，情形固然可能变得很糟，但不会比留在同盟国内忍受无理要求更坏。因为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立国原则是保卫国家的“独立自主”，反抗外国的一切压迫和控制。

因此蒋介石10月7日接见赫尔利时，一开始就关闭了妥协之门，明白宣布，缅甸战争是中国战区工作的一部分，因此不可以违背中国战区最高军事领袖的指挥。史迪威不再是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中国也不允许他继续指挥在缅甸和云南的中国军队。

蒋介石的决定听来斩钉截铁，赫尔利唯一能够作的补救就是提出文字上的修正建议。他遂就蒋介石如何起草对罗斯福的复电提出建言，避免伤害罗斯福的尊严。在此同时，他向蒋介石提议，先用中文起草复电，再翻译成英文，寄出之前请先和自己进一步商量。中方会议记录显示，这次会议的过程相当奇特。

因为美国总统的特使竟然要和蒋介石密切磋商，共同想出一个策略和起草一份最有效率的复电给罗斯福，目的则是集中目标打击史迪威，并让罗斯福躲开炮火的伤害。事实上，在交换意见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景况是，赫尔利好像是替蒋介石做参谋，两个人共同努力说服罗斯福接受蒋介石决定的政治现实。不过，必须记得的重要事实是，赫尔利为蒋介石弹精竭虑的最高目的是弃车（史迪威）保帅（罗斯福），依然是尽心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一旦赫尔利发觉无法说服蒋介石放弃旺盛攻击心情时，他最能够做的事就是减轻蒋介石攻击行为的力度，让它造成的损伤只像轻轻碰擦一下而已。顺便一提的是，正由于罗斯福已经作出让步，因此蒋介石国庆节演说的语气也改得缓和多了。

在得知史迪威自己已送出一封电报给马歇尔(10月10日)后，赫尔利随着又发出第二封电报给罗斯福（10月10日)，反驳史迪威的说法：

我的看法是，假如您决定在这次争论中支持史迪威的话，您将会失去蒋介石，甚至失去中国…假如我们让中国崩溃的话，假如我们无法使中国军队继续抗日的话，尽管上天所有的天使都认为我们支持史迪威是对的，它也不能改变历史的定案。美国将在中国遭遇失败…因此，我恭请您解除史迪威的职务，另派一位美国将军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指挥所有在中国的陆空军部队。

这是赫尔利能够用的最明确的方式，说出自己的判断，目的并不是支持蒋介石，而是反对史迪威，以及保护他心目中的美国利益。

从道理上来说，赫尔利是罗斯福的特使，他效忠的对象是美国总统，史迪威是他的工作内容和对象，因此他和史迪威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抛弃”或是“背叛”的问题。他对史迪威问题只有建议权，而无裁决权。最后决定“抛弃”史迪威的是罗斯福，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原因是史迪威辜负了总统对他的信托，未能达成政府赋予他的使命。而这又正是美国军方难以说出口的话。在这种尴尬情况下，赫尔利变成了史迪威支持者最方便的出气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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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常棣tan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