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德迈西点军校毕业后，进入陆军指挥参谋大学，并以荣誉生资格毕业（1936班)。1936~1938年间，他到德国国防大学进修。之后进入美国军部计划部门，主张以打败德国为美国战略的首要目标，其对德国军事的了解深受上司马歇尔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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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史迪威的继任人，魏德迈充满神秘色彩，那么他究竟具有何种个性和专业背景，被选拔为史迪威接班人？他的行事作风低调吗？他怎样组织幕僚和展开工作？

魏德迈西点军校毕业后，进入陆军指挥参谋大学，并以荣誉生资格毕业（1936班)。1936~1938年间，他到德国国防大学进修。之后进入美国军部计划部门，主张以打败德国为美国战略的首要目标，其对德国军事的了解深受上司马歇尔赏识。

他和史迪威的背景有两个明显不同之处。

第一，他是马歇尔的晚生后辈，没有私人情谊，却有知遇之恩。不像史迪威是马歇尔的同侪和好友，两家来往密切；魏德迈一直是马歇尔的部下，对后者毕恭毕敬。

第二，他虽然也在中国天津服务过两年时光(1930~1932)，但是他从不自诩为中国问题专家，反而对那些自以为懂得中国的美国人感到不安之至。

他曾经写信告诉马歇尔说：

“每一个到过中国的美国人，不论是文职或是军职人员，都试着要分析时局。在回到美国之后，更以权威姿态侃侃而谈。”

即使1945年8月魏德迈已在中国身居要职，而又累积了九个月实地经验，但仍不敢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他只是相信，以他的特殊机缘，他可以把取得的一些特定讯息和结论，提供给总统和马歇尔作为制定政策的参考。他说这些话时，并不是故作谦虚，而是实实在在表达内心的感觉。

魏德迈和史迪威之间最大的区别是：魏德迈是带着一个开放的头脑去中国，边工作边观察学习；而史迪威抵达中国时已经充满自信，认为他对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已经在脑中有了答案，而且这些答案比中国人自己的答案更精辟正确，因此中国人只需照着他的指导行事即可。

一旦中国人不能或是不愿按照他的旨意办事，史迪威马上就怒火三丈高声斥责，或是抱怨他没有受到重视，或是怀疑他人蓄谋破坏。

与史迪威正好相反，魏德迈对德国和苏联都有浓厚兴趣，所以最初的事业愿望是能够在欧洲战场上一展身手。但是事与愿违，1943年8月东南亚战区成立时，他被任命为蒙巴顿手下的美籍副参谋长。即使接受任命之后，他也没有对中国事务产生特别兴趣。他对中国事务的认识基本来自军方的正常管道，或是和英美军人私下接触。总结地说，他就任中国战区职位之前，对中国事务的了解并不比当时美国一般将领更深刻。

即便到了1943年底，他似乎依旧相信，蒋介石唯一的兴趣只是争取在战后巩固自己和他“喽啰们”的地位，而中国政府肯定不会积极参加同盟国对日军作战。他的解释是，中国人的计谋是等待同盟国替他们打败日本。

在这一点上，史迪威对魏德迈的影响甚为明显。说白了，史迪威是美国陆军中的首席中国问题专家，也是被军部依赖为处理中国事务的不二权威。而魏德迈对中国的了解大概与庄穆将军和许多其他陆军将领不相上下。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陆军中的中国问题权威诚非史迪威莫属，但是他却把份内工作弄得一团糟。

而美国陆军却有许多位与魏德迈背景相同的将领，他们既不了解中国，也不关心中国，但是具有优秀军人品质，成熟稳重的感情，和理性客观的判断力。

其实，一直到史迪威离开中国为止，魏德迈全盘接受军部的看法，认为中国战区不可缺少史迪威的领导，而他自己也毫无保留地支持史迪威。具体的证据很多。

比如说，1943年春天，当魏德迈初次听到中国领袖对史迪威不满时，立即写信给马歇尔说：

依据我个人的观察，史迪威对中国-缅甸-印度战区情况的了解程度，超过英国人，也超过中国人。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让中国人知道，史迪威享有我们全部的信任，而我们也把他视为有关中国重要问题的首席裁决者。

魏德迈甚至建议，美国政府应该授予史迪威一枚优异服务勋章，借以提高他在中国的威望，以利在中国工作的推展。1943年10月，魏德迈听到宋子文反对史迪威，再次立即请求马歇尔赶紧采取因应措施。在致马歇尔的信件中，魏德迈彻底支持史迪威，反对“委员长的阴谋诡计”之类的言词到处可见。

有趣的是，魏德迈如此崇敬史迪威，史迪威却对魏德迈并不欣赏。

魏德迈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史迪威日记时，史迪威写道：“这个年轻人可真是欣赏他自己。我把我的战术计划讲给他听，现在他反过来把它们变成是他自己的，再讲给我听。”语中带有轻蔑。

开罗会议期间，史迪威更是露骨表示对魏德迈的反感：“魏德迈这家伙，他可真是把自己当成一个重要的人物了。”

没过几天，史迪威的火气似乎变得更大。

他写道：“我真有些受不了那一个（自以为)重要的年轻人。”

1944年6月，史迪威辗转听到蒙巴顿已向马歇尔要求，以魏德迈或是索尔登将军取代自己出任东南亚战区副总司令职务时，简直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他写道：“我的天哪，被魏德迈来取代，简直是一大耻辱。”

9月指挥权危机爆发时，魏德迈只是一位旁观者，但是史迪威依旧把怨气出在他身上。10月19日他听到魏德迈被任命为他的继任人时，又写道：“所以橡皮腿终于放弃了。所有的人都对魏德迈这个人选大感不满。”

看来，史迪威对魏德迈的观感，可说是前后一以贯之，就是“不好”两个字。

不过，魏德迈对于史迪威在中国事务上的支持，并不包括史迪威对中国战区或是缅甸战场的战略观点。史迪威决心要把中国的所有资源和能够拿到手的英美两国资源，全部投入缅甸战场，不计代价地指责中国领袖破坏缅甸计划。

相较之下，当中国政府由于同盟国拒不履行诺言，而对缅甸战争采取保留态度时，魏德迈却似乎能够理解中国政府的立场。当同盟国不肯集结武力在仰光一带实施两栖登陆作战，而导使蒋介石认为自己受到英美领袖的存心欺骗时，魏德迈也表示可以理解，不应该加以谴责。

更重要的是，魏德迈认为第二次缅甸战争根本就是不智之举。

他1944年1月写信告诉马歇尔说，同盟国的资源不应该浪费在缅甸这样一个次要战场上。因为这样做正中日本下怀，对所有同盟国都有害而无益。魏德迈战略思路的主要着眼点不是两军正面对抗，而是后勤补给路线，因为缺乏后勤补给的军队将无以为战。

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主张美军应该从太平洋地区向荷属东印度群岛切入，切断日本战略物资的运输线，并借此挥军指向亚洲海岸线。理由是日本本土作战需要东南亚战略物资的支持，切断日本本土和东南亚的运输通道，将逼迫日本海军作出强烈反应，而为了确保海运畅通，不得不削弱日本在太平洋中部和西南部的防务，这将有助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反攻，同时也让日本在印度和缅甸战场的部队得不到有力增援，成为孤悬海外的一块力量，最后将不战自溃。

总之，魏德迈相信，打败日本的最有效的方法，决不是经由印度、缅甸和中国，一步一步在陆地上向日本本土进逼，而是从太平洋地区直接进攻日本本土。明显的对比是，史迪威愿意用尽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务求占领缅甸，甚至只是缅甸北部亦可。而魏德迈却把中国放在全球战略观中衡量，不时检讨中国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

在魏德迈眼中，中国不过只是全球棋局里的一颗棋子而已。

魏德迈在接任前对史迪威在华工作的高度认可，一个合理的推测是他最初的打算或许趋向萧规曹随，继续执行史迪威的计划。但是他马上发现此路完全不通。

史迪威仓促离开重庆，因此没有和魏德迈当面办理移交手续，这一点当然可以理解。但是史迪威却选择了既不维持个人基本礼貌，也不尽忠职守，在离职前没有向留守的部下作出任何办理移交的指示，也没有留下重要的文件记录，帮助继任人得以顺利进入工作情况。

魏德迈接管任务后发现，史迪威的旧部下对于史迪威的计划也茫然不知，因为史迪威习惯把想法装在自己脑袋里，这也许正是史迪威痛恨办公室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结果是，魏德迈发现一切都需要重新开始。

也正因为如此，魏德迈为了赶紧和中方建立工作关系，被逼一切从头开始，在白纸上画出他自己的蓝图，也因此解脱了史迪威模式的羁绊。

魏德迈抵达重庆后不久就发现，史迪威留下来的许多工作人员，尽管资历深厚，但不仅不能成为得力助手，反而是绊脚石。原因是，史迪威个性刚强，吸引了一批在思想上和行事作风上都和他相似的部属。这个现象一点也不奇怪。许多部属在开始工作后就会发现，要想在这么一位意志坚强的上司底下生存和升迁，就必须接受他的观点，甚至模仿他的习性。

而在许多时候甚至可能模仿得过了头，不但成为风尚而且还有互相攀比的怪现象。马歇尔事后回顾这个现象时，曾经说过：“我向来认为史迪威在中国遭遇到那么多困难，是因为他在部属面前（乱）说话，而他的部属们也仿照他的作风，进而冒犯了委员长。”

在史迪威领导下，如果一位军官对中国问题持有不同看法，恐怕很难生存，更不必说升迁了。事实上，史迪威的指挥部也作出一定的努力，要刚从美国本土派来的新兵，尽快掌握“正确的”观念去看待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罗斯福总统早就告诫部属，不要把蒋介石当成摩洛哥酋长来使唤，而居里则是察觉到这个问题严重性的第一位美国高层官员，并提议应予改正。1942年7月居里曾向罗斯福建议，凡是要派往中国的军官都应该接受一段时间训练，许多已经在中国服务的美国军官的态度，也仍需加以矫正。

居里还预言说：“要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方法，就是让我们的代表团有一个适当的团长。”不容置疑，居里访华的所见所闻已经让他产生危机感，而史迪威正是危机的源头。即使是马歇尔本人，也早就了解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了。他战后回忆说，他曾经严厉指斥史迪威的幕僚口不择言，对于中国官员，包括蒋介石在内，不管在公开或是私下场合，都一律大放厥词，恣意批评，简直目中无人。若干年后，马歇尔依然认为史迪威的大错，是纵容他的部属口不择言，意态猖狂。

但是史迪威却把这些忠告当成耳边风，也绝不约束部下要行为检点，使得上行下效的现象变得格外严重。

魏德迈上任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呈请军部同意更换史迪威的参谋长窦恩将军和副参谋长菲利斯将军。他们两位是史迪威在缅甸前线时留驻在重庆的高阶助手。同样重要的是，魏德迈决定要作风迥异于史迪威的陈纳德将军留任，而这个陈纳德将军正是史迪威的眼中钉。

最能表现魏德迈人事安排的例子，就是窦恩将军。窦恩崇拜史迪威，是史迪威的高级助理，也是他的心腹，他的军中事业紧紧随着史迪威发达。他在史迪威任驻华武官时也在武官处任职。珍珠港事件后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新职时，窦恩尚只是陆军上尉，帮助史迪威料理公共关系。但在短短三年之内，便被擢升为准将，担任中国在缅甸和云南远征军的美籍副参谋长。史迪威需要一位信赖得过的部下设计刺杀蒋介石方案，就把任务交给了窦恩。

战争结束后，窦恩是少数写书颂扬史迪威事迹的部下。

窦恩将军全盘接受史迪威对中国事务和中国领袖的一切观点。

他和中国官员交往时，便以史迪威为榜样，模仿史迪威的做法，用各种小名和绰号嘲弄丑化中国领袖，并且从内心看不起他们。窦恩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对大多数中国领袖评头论足。他写的一份评鉴中国高级将领的资料（1944年1月份)充满蔑视、不屑和夸大。

在他笔下，大部分中国高层将领和参谋人员都是“愚蠢、自私自利、不负责任，而又无能。完全缺乏领导才能”。

1944年9月22日，在一份呈给史迪威的备忘录中，窦恩列举了44位在云南境内中国远征军部队长官的名字，阶级一律为将官，然后用刻薄语言逐一点评：“道德上的懦夫”、“爱哭的娃娃”、“捏造情报”、“应该予以枪毙”、“是我在任何国家看过的最愚藏的人之一”、“绝顶愚蠢”、“能力不足以当班长”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正是这一群被窦恩批评得一文不值的将领，带着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

窦恩嘲弄中国将领，几乎是他上司的翻版，对人评头论足的消息也一样来自市井流言。窦恩和史迪威遣词用字习惯也十分相同，这绝非偶然，只是显示，窦恩心中非常明白，什么样的报告是他上司所乐意看到的。同样有趣的是，几个月以后，魏德迈必须和这一群被窦恩嘲弄的中国将领打交道，而成功地鼓舞他们作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战绩。

窦恩还有一个地方和他的老上司极为相像，那就是对中国政治圈里流言蜚语的情有独钟。比如说，他津津乐道，蒋介石夫妇“打起架来像一对野猫儿一样”。对他们的婚姻也有自以为精辟独到的分析。

基本上他认为蒋介石夫妇代表枪和钱的结合，然后绘影绘声把蒋介石和宋美龄婚姻的不堪说了一大通。更让人不解的是，窦恩在1930年代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武官，并且和当时在中国服务的德国军事顾问有所接触，居然还把这些德国军事顾问形容成希特勒的爪牙。假如窦恩只是一个普通人，这种张冠李戴只会博得识者一笑而已。

但是窦恩是史迪威手下大将，身负美国对华军事工作的重责大任。依他的身份，还会犯如此幼稚错误，难免令人感到哑然。

当然，最令窦恩和其他高级军官愤怒的，莫过于魏德迈对史迪威的工作成绩大不以为然的态度。简单地说，魏德迈和他的新任幕僚们对史迪威的所作所为，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崇敬之意，反而事事予以否定，认为以前一切作为都是错误，难怪遭遇失败。

魏德迈下达的指示是：不但要把事情做好，而且要做得和以前不一样。在窦恩的感觉中，魏德迈似乎对所谓“中国通”特别反感，把他们当成是一切错误的根源。

魏德迈接受中国战区任命前，几乎不认识史迪威麾下这些军官，再加上他对史迪威本人原有的高度认可，因此对史迪威的部下们不可能抱有偏见。但是一旦接触之后很快发现，他们对中国人的刻薄态度正是妨碍他完成任务的一大阻力。

于是他立即开始清理门户，而窦恩正是他的首要目标。在一份送呈美国陆军总部的业务考核报告中（日期是1945年1月25日)，魏德迈给了窦恩最沉重的打击。

他的评语是：“在我认识的500位将领中，窦恩的排名位置是第499位。”

魏德迈明白告诉马歇尔，他要的是能够和中国政府建立一种新的合作精神和互相信赖气氛的军官。他所以把窦恩和其他类似军官解职的理由，是他们表现出失败主义色彩，不能接受合作，因此不能配合新政。

1945年4月，魏德迈向马歇尔报告，驻华美军内部的人事改组已接近完成，并产生了明显效果。新任命的军官值得信赖，而他们在后勤和军医等领域协助中国，已经作出重大贡献。魏德迈相信，他的总部可以开始帮助中国军队增加对日本的抵抗了。

魏德迈努力清除史迪威留下的旧人，但是对自己赏识提拔的新人也决不护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谢飞斯将军。他曾极力称赞谢飞斯的工作能力并予以擢升，一旦发现他的才能达到极限，便马上请求更换。

因此，魏德迈的立场相当鲜明：他需要的干部不是无止境批评中国人缺点的人，而是能够实际帮助中国人改正缺点的人。不用说，经过魏德迈改组后，参加他团队的美国军人很快就领会新上司的期望，并努力遵照新上司的意志行事。在此同时，魏德迈的改组动作，当然也令中国人感到安心，进而促成双方在一个新基础上建立更好的合作关系。

魏德迈到任前对陈纳德并不熟悉，但是满怀反感。魏德迈最初对于陈纳德的印象来自马歇尔，而后者从来对陈纳德强烈不满。原因是陈纳德不但在军事上有自己的主意，并非事事顺从史迪威，而且深获蒋介石信任，更能直接和罗斯福联系。更糟糕的是，马歇尔认为陈纳德是个阴谋家。早在1943年初，他就已经警告魏德迈说，陈纳德和艾索普狼狈为奸，在背后败坏史迪威。

这个警告当然大大提高魏德迈的警觉，对陈纳德有了先入为主的恶感。即使到了1944年12月初，魏德迈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依然对陈纳德颇为负面。

他写道：“他是一位杰出的战斗机飞行员，但是我相信他不是一位品格高尚的人。”

然而，一个月不到，魏德迈就改变看法了，不但相信能够得到陈纳德全心全意的合作，而且认为陈纳德和埃索普暗中勾结中国人的说法全属子虚乌有。

他向马歇尔报告说：“陈纳德的坦诚，和保证他会全心全意地支持我和美国在华的工作，使我感到非常欣慰。”

魏德迈态度上这种戏剧化的改变，是将近一个月来和陈纳德多次谈话的结果。这些接触使他了解，陈纳德原来没有从史迪威总部得过任何工作指示，都是不得已之下依据自己判断行事，而这样做了以后却得罪了史迪威。

陈纳德还告诉魏德迈说，他在战后并无任何打算，只是想回老家钓鱼、打猎和享受安适生活。他和魏德迈非常坦诚地谈到以前共事过的同僚，包括史迪威、赫恩、窦恩、毕赛尔，把彼此矛盾归诸他们对中国事务的缺乏了解，并没有作任何愤恨不平的人身攻击。

陈纳德也说明，他和总统之间的直接通信，完全是总统命令，不得不服从。陈纳德明白指出，他和罗斯福通信时，并无意回避史迪威或是军部，当然不表示他对他们不忠；他更没有和中国人勾结去拆史迪威的台。

魏德迈明知马歇尔对陈纳德强烈不满，但是还能给陈纳德机会证明他的人格和工作能力，这颇为难得。尽管魏德迈把分配给陈纳德的物资减少了相当一部分，陈纳德完全服从命令，而且全力配合。

以前陈纳德和史迪威之间存在的敌意，并没有妨碍此后陈纳德和魏德迈之间的合作。魏德迈在1945年4月15日决定，他必须告诉马歇尔：“陈纳德将军忠诚而又有效地履行了我在本战区所倡导的政策。为了公平起见，我必须说明，我对他优异的工作成绩，感到完全满意。”

魏德迈能够在他和陈纳德之间培养出新的合作精神，但是依然无法医好马歇尔在陈纳德身上留下的旧伤。1945年6~7月间，陈纳德申请退休，同时也向魏德迈递交了一封长信，详述他在中国的工作经验和与史迪威的关系。

魏德迈建议他不要向军部呈交该信，陈纳德执意不从，不但再次呈交该信，而且还提出更多证据，请魏德迈务必全部转呈马歇尔过目。陈纳德的用意是让官方资料完整，他说相信马歇尔因为听到史迪威的谗言才一直对他不公平，直到魏德迈来到中国战区之后，一切改观，他始首度得到长官的公平待遇。

（正文完）

来源：常棣tan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