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文有四十多页，翻到第四节，查配插图时，发现某位仁兄捷足先登了，可惜少了后边两节。且中间缺少部分段落，便对照做了补齐。不过有大半雷同，估计度娘那里不好过审，头条这里也卡得很紧，尤其敏感词。在文史资料里，如赵老先生这般直白落墨的不太多，至少没有太多矫辞，自己的小

引子

＃本文摘自《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1987年9月)，作者赵秉钰，原标题《一个侍卫官的经历》

全文有四十多页，翻到第四节，查配插图时，发现某位仁兄捷足先登了，可惜少了后边两节。且中间缺少部分段落，便对照做了补齐。不过有大半雷同，估计度娘那里不好过审，头条这里也卡得很紧，尤其敏感词。在文史资料里，如赵老先生这般直白落墨的不太多，至少没有太多矫辞，自己的小心思及有违常情的“劣迹”也写了出来，算是难能可贵吧。

为方便发文及阅读，预计剁成六篇发出，每篇约五千字上下。

正文

1939年，我从中央军校出来，被分配在第五师担任政训工作，当一名少尉政训员。政训工作在部队里不大吃香。1941年11月，在行军路上，碰上军统局特务集团招考新生，我糊里糊涂投考进了军统局息烽训练班。而后，又被调至军委会侍从室特别警卫组，担任蒋介石的侍卫官，直至1949年底云南和平解放，才结束了我梦魇般的罪恶生涯。

我们行军到江西战时省会泰和，我偶然看到《江西民国日报》刊登了一段“财政部查缉干部人员训练班”的招生广告，仿佛记得广告上面是这样写着：这个训练班的班址，是在湖南省衡山，训练时间一年半，训练届满后将被派往财政部缉私署所辖各省缉私处的查缉所哨，担任缉私干部人员，每月薪饷400余元。当时，我心动了。我们部队一般的官佐待遇都很低，部队政工人员更加清苦，一个上尉政治指导员，战时薪饷仅仅是50元，又无别利可图；政工人员不为部队长所重视，有着一种自卑感，处处低人一等，更不为人所欢迎。不比那些部队长，就是一个连长，也可以在士兵头上大捞一把油水。一个甲种连，160多个人，连长起码要吃七八十个空缺。想想自己，既无地位，又没空缺可吃，实在觉得没啥搞头，倒不如到财政部门，待遇这般高，每月薪饷400余元，确实是一个肥缺。我下定了从此“改行”的决心，做着“发财”的迷梦。我向部队请准了长假，抱着“升官发财”的欲望，在江西泰和投考这个“财政部查缉干部人员训练班”。

招生的主办机关，是财政部江西缉私处，主考官是江西缉私处长杨遇春，副处长喻耀离。听说杨、喻两人都是黄埔军校第五期的同学，我以中央军校学生的身份，去投考这样的训练班，我想，取录该不成问题了。

经过两天半的考试，取录后，通知我去办理入班手续。但困难问题发生了：按规定，每个考生必须填一张入班保证书，上面规定须由文官荐任现职两人，或武官校级现职两人填具保证。保证书上印着：“兹保证考生×××，自贵班录取后，入班受训期间，严格遵守班内纪律制度，不得中途擅自离班，或发生逃跑情事，否则由保证人负责追回被保人×××本人，并赔偿在班一切用费等损失。具保证人×××、×××。民国××年×月×日。”在当时，要找好这样的保证人，我感到非常困难。

我拿到保证书后，颇费了一些脑子。究竟找谁做保证人呢？我找的第一个保证人，是在江西省政府当交际股长的姑爹罗肖华。我说明来意，他展开了那张保证书，立刻露出了又惊又喜的神情，诙谐地说：“你怎么老是那样东跳跳西跳跳，吃不了几天饱饭，又要调换工作单位了。现在又要进这个班里去，好倒是好，可你不要搞上两个早上，不要去害别人喽！”当然，我很清楚他话里的含义，所谓“不要去害别人”，指的就是不要害他本人。我想，去查缉干部人员训练班，有什么害到别人呢？但是他当时没有把话说清楚，我没去问他话中的究竟，只是眼巴巴地期待他快些在保证书上签上他的名字，盖上他的名章。对于我姑爹罗肖华的这个“谜”，一直到1944年我调回军统局江西站站本部，担任人事主办以后，才被揭开。在军统局江西站的特务卡片上，我发现了姑爹罗肖华参加军统局的照片和特工登记表，这才知道姑爹在我之前，就参加了军统局特工人员的工作。当时，我还不知道他还是一个特工“行家”。

我的第一个保证人找着了，第二个就更好找了。第二个保证人是王作民先生。当时，王先生在吉安担任军事委员会第三战地服务团团长。战前在南昌和庐山励志社担任总干事，解放前夕又在江西庐山担任庐山管理局长，去台湾后仍然担任台北励志社总干事。他能任以上的工作，如果同蒋介石、宋美龄和蒋经国没有特殊的关系，那是绝不可能的。王作民先生与我大哥赵秉鉴是同学，我估计他会盖这个章的。当时，他见我拿着保证书去找他，就笑呵呵地说：“章我也给你盖上一个，进了这个班可要好好地干喽！”他的话仍然说得很含糊。

我把保证书交给了招生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杨遇春又对我进行口试。当时，我穿的是军装，他问我：“你是军校学生，为什么还要脱离部队，来投考我们查缉干部人员训练班？”这一下可把我问愣住了。我想了想，说：“我对查缉工作很感兴趣。”他又说：“你怕不怕死？假如有一天派到最危险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你敢不敢去？”这又是使人感到很突然的问话。我想，查缉干部人员训练班，怎会有什么艰险的哩？他既然这样问，我也只好这样答了：“当兵不怕死，怕死就不当兵。将来派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通过两天的笔试，半小时的口试，考试阶段算是结束了。新生招生处通知我们已经录取了的，叫我们准备行装，待命出发。

我们考生来自福建、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等省，有小职员、失业者、失学青年，有中央军校学生，还有从沦陷区来的小青年。我曾思忖过：保证书限制得这么严格，不知道由沦陷区出来的那一部分人，怎么能够找到保证人。

三天后，我们这100多号新生，由江西缉私处的一名职员于飞率领，分乘五辆卡车向湖南衡阳进发。当天下午，到了距离衡阳25华里的名叫松木塘的小村庄上住憩。

村子里房子的外面，都有用竹篾编成的围墙，在里面停放着几十辆美国军用十轮大卡车和三轮卡。令人奇怪的是，围墙大门上和每辆十轮卡的挡风玻璃上，都贴着盖有军事委员会大印的信笺，上面写着“本会军用车辆”几个大字。我觉察到于飞的行动，似乎有些鬼鬼祟祟的，简直有点像特务。他把我们安顿在门口的一间大房子里，很显然同这里面的人有着隔离。

第三天，于飞说：“我要回去了，我的任务就是送你们到这里。你们就在这里待命，查干班（查缉干部人员训练班）就在衡山，将会来这里把你们带到衡山。要紧紧记住，在这里，你们别去向里面的人东打听西打听，到时候自有安排，你们就在这里待命。”倒还不错，我们在这里吃得饱饱的，吃饱了就到衡阳街上跑一跑，看看京戏、电影。

我们住了很久，看见这里面出出进进的许多男女，有的穿着西装、中山服，有的穿着老百姓的便衣大褂，有的穿着国民党的军服……他们和我们这些考生一个样，军不军，民不民。这是一些什么人？

后来，有人告诉我们，松木塘是属于军统特务系统的衡阳办事处招待所，负责人是徐谷彬和陈浩，负责招待东南各省来往的军统局特工人员。

我们在松木塘待命两个多月了。一天，来了一个中等身材，身体稍胖的人，看上去大概50多点。他穿着一套青色西服，身后面跟随着十多个穿着中山服的人，每个人的后面高高地翘起二十响手枪。为了迎接他的到来，招待所里的人，都异乎寻常地忙碌着。他们中有的说是金先生来了，还有人说“主任是从福建前线视察回来的”。听他们的口气，来的人像是个大人物。记得这位金先生来的当天，即1942年的3月31日，招待所主任徐谷彬晚上通知我们全部新生，都要参加明天的“四一大会”。

第二天，“四一大会”的会堂悬挂着“革命家庭”横幅，会场虽不十分隆重，但还颇为庄严。我们这些新生站在后面，看起来准是把我们当做“外人”看待。我在想，大概我们是“查干班”的缘故。不一会儿，这位金先生雄赳赳地登上了大会主席台。他讲的满口都是浙江土音，我一点也没听懂。

次日，这位金先生又带领着他的人马走了。徐谷彬主任说：“金先生临走时说，我们明天举行复试。”后来我才知道，这“金先生”就是戴笠。

复试倒很简单，只是口试，问的都是家庭情况。下午接着进行体检，这却是他们最注意的一关。

复试中绝大部分人都取录了，只有六名彪形大汉在体检时同医生吵了起来，他们说自己手脚不灵而被刷下来了。当时，我们还替他们可惜，明明快要进“查干班”了，身体也顶棒，为什么硬说自己手脚不灵，被打掉了。原来他们听说我们将来不是送“查干班”受训的，而是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受什么训练的，他们不愿意受这种训练，所以在复试时，他们硬说自己手脚不灵。

复试取录名单公布后，徐谷彬主任从衡山“查干班”调派了两名正副领队，正领队是四川人，老奸巨猾，什么也不管，让副领队王昆一路出风头，闯大祸。他们两人把我们带到衡阳，宣布说是去“兰训班”（即军统局兰州训练班）。兰训班就兰训班吧，这个时候要后悔也来不及了，反正少不了我的一日三餐。

副领队王昆，20多岁，最好闹事、出风头。当天，一登上由衡阳到金城江的火车，他老兄就捅了一个大娄子。那天100多个人乘火车，本来徐谷彬是买好了一张总票给他的，他有票偏偏不给路局查票的看，有意显示一下特务的威风。他把我们一带上火车，在四张盖有“军事委员会”公章的有衔信纸上写上“本会高级参谋班”字样，贴在两个车厢的四个门上。但是，我们这两个车厢的新生，穿的形形色色，一望而知绝不是什么军委会高级参谋班的学员了。火车刚由衡阳车站开出，衡阳站来了一位查票员，即向王昆要100多号人的车票。他跷起了二郎腿，说：“车票没有。”随即指着车厢门口贴着的信纸说：“你看看这个，要票嘛，去找它要。”查票员说：“我知道你有票，请拿出来看一下。”他大发雷霆说：“说没有就没有嘛，老啰唆干什么。”查票员无可奈何退出去了。

火车到了安仁车站，上来了一位宪兵，找王昆要车票看，他照旧不理，还是说“没有”。宪兵说：“同志，我知道你是有票的，衡阳车站在开车的时候，已经给了你，请拿出来看看。”他却对宪兵发火说：“老子说了没有就没有，老这样啰唆干什么！”火车一到冷水滩车站，宪兵车站司令部团长兼车站司令，下令先将我们这两个车厢解下扣留，叫一些宪兵上车来，将王昆抓去车站司令部，宪兵团长责问他为什么要有意破坏交通？被扣两个多小时不得回来。而这个正领队，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们军校的同学，去几个人把王队长接回来。”没奈何，我们十多个同学去车站司令部，向宪兵团长赔礼道歉，才将王昆放了回来。临回时，宪兵团长狠狠地教训了王昆一顿，他说：“谁教你在这条线上出什么风头。告诉你，我知道你的老板是谁，你少在我们这里兴风作浪。再要这样搞，没有你的好下场。”王昆低着头回到车上。

火车到了金城江，全部下车了，另找运输钨砂的汽车，分批去贵阳。但是，每车最多只能搭三四人，剩下候车的就在金城江等着。新生们闲着没事干，有天下午又出了问题。金城江有一个桂戏院，本来大家都不懂桂戏，王昆偏偏领着一部分新生硬要进桂戏院去看“白戏”，戏院里把门的不让他们进去，王昆一声喊打，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新生们，一冲进戏院里，把里面的椅凳砸得稀巴烂。戏院找着了当地的区长来评理，叫王昆赔偿被砸坏了的椅凳。王昆无法赔偿，只得去找金城江火车站的查缉所长出面解决。问题倒是得到解决，但金城江的那位查缉所长，又狠狠地教训了王昆一顿：“告诉你，金先生如果知道你到处这么闹事，你能吃得消吗？你要当心你的脑袋，别再这样胡闹了。”

我们从金城江到了贵阳的三桥，就不再往前走了，也不再说去兰州，而说我们是去息烽了。在这以前，我从没听说过息烽这个地方，它是贵阳去重庆路上的一座小小的山城。

资料来源：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1987年9月)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