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们就要学什么是郡县、什么是封贡、什么是汉字、科举和农历。每一次翻开课本，面对的不是越南自己那一页斑驳的史书，而是一部“与中国互动史”的剖面图。

每一位越南学生从小学起，就必须面对一个奇怪的事实：他们的历史课本，仿佛总也无法绕过“中国”二字。

他们就要学什么是郡县、什么是封贡、什么是汉字、科举和农历。每一次翻开课本，面对的不是越南自己那一页斑驳的史书，而是一部“与中国互动史”的剖面图。

这并非出于学术惰性，而是越南教育者、编撰者在试图回答一个艰难的问题：如果不能回避“中华背景”，越南究竟如何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化主体？

若从一部历史课本的开头看越南，它并不像一个自成体系的国家，更像是一段附着于他者躯体的回忆。

从秦始皇派遣大军南下，击破百越、设象郡起，越南北部便在历史上开启了漫长的“郡属”时期。这种行政结构的设立，在当时看是吞并之举，在后人看来，则是命运的转折。

设象郡、交趾、九真、日南等名号，不仅被铭刻在《史记》中，更深深刻在越南史的起点。这些郡的统治者不是当地酋长，不是本地官吏，而是由中原王朝直接任命的太守、刺史。

他们带着律法、赋税、兵役、制度一并南下，把中原秩序像模子一样按压在越南山河上。

汉武帝灭南越之后，将其纳入九郡之一，派遣文臣武将治理。汉人实行“与民休息”政策，甚至因地制宜让当地百姓“因俗治之”。这些治理理念在越南社会中扎下了根，成了后人依样画葫芦仿制的蓝本。

中原文化在此期间一寸寸侵入了越南人的生活，从衣冠礼制到婚丧嫁娶，从田间农具到书院教席，形似中原的社会形态悄然生成。

公元40年的“二征夫人起义”，姐妹二人率兵抗击东汉压制，虽终被马援镇压，但在越南史书中却被封为民族英雄。

进入唐代，中原政权更是干脆在此设立“安南都护府”，越南不仅成了“安南”（意即“平定之南”），连地方官员的年号、官服、官制也需与长安保持一致。

到了五代十国时局动荡，中原没工夫搭理他们，越南获得了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但在宋朝建立后，立刻出兵干预，使其不得不称臣纳贡，甚至连国号“大越”也需宋朝肯定才能使用。

越南建国皇帝黎太祖，在临终前仍派使者赴汴京，向宋仁宗请求“南平王”封号，只有拿到封号后，才感到“心安”。

不少越南本国史学家承认，国家意识并非自古固有，而是在与强大邻国漫长互动中的反复锻造。

越南不是突然独立的，它是被卷入、被规范、被模仿、被压迫后，一点点试探着走出自我形象的。

“郡属”时代的越南，是在中原政权羽翼之下被动接受的政治秩序。但他们在独立后，并没有摒弃过去，而是主动踏上了一条将自己塑造成“另一个中原”的道路。

几乎把中国千百年的政治文明全盘引入本土，只不过换了一件“越南本土化”的外衣。

公元968年，丁部领击退南汉，建立越南第一个自立王朝“丁朝”。而他在登基为帝后第一件事，并不是“去中原化”，而是迅速建立起一个与唐宋制度毫无二致的宫廷结构。

君主称皇帝，设百官、行诏令、建朝堂、颁诏书，朝服、礼制、朝议无一不仿照唐朝旧制。

刚刚获得“独立”之名的越南政权，似乎比被统治的时代，更热衷于扮演“中国样板”的角色。

进入李朝、陈朝、黎朝、阮朝，这种仿效不但没有停下，反而愈演愈烈。从制度架构到文化输出，越南几乎重构了一个“袖珍中原”：

他们设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对应宋代的中央官制；

设国子监、太学、书院，教授《四书》《五经》、讲习《春秋》《尚书》；

举行科举，开设乡试、会试、殿试三层考试，培养“贡士”“进士”“状元”；

任命文官武将时使用“奉敕诰命”，皇帝的玉玺上印的也是“天子之宝”四字。

他们自称“文言之国”，在官方文书、科举试卷、族谱契约、墓志铭等各类文本中，统一使用汉字。民间喜帖、契书、婚礼对联也都是汉字书写。这种使用汉字作为国家“官方语言”的现象，贯穿整个封建时期，并延续至20世纪初。

直到法语、拉丁字母拼音体系的引入，越南才逐步将“国语字”取代汉字，但在“文字即权力”的封建逻辑中，汉字依旧是理解国家、历史、法令的唯一桥梁。

越南被誉为“国诗”的诗人阮攸，写下的千余首诗全用汉文，其诗风被称为“学李白之神，效杜甫之骨”。他在借汉语构建一种“文化身份”：我虽是越南人，但我属于中华文明的文化圈，甚至可与唐宋诸贤并肩对话。

当《红楼梦》传入越南后，文人们不但争相翻译，还兴起了仿作热潮，创作出一批“本地红楼”，不仅在故事结构上对标曹雪芹，连人物性格、情节走向也几乎如出一辙。

文化输出的另一种表现，是节令与风俗的移植。越南气候炎热，四季不分，但“小寒”“大寒”“霜降”“惊蛰”等节气依然被完整地写入越南的农历，成为历史教材的固定内容。

这些节气原本来源于黄河流域的气候节律，与湄公河平原的自然环境并无对应关系，但越南人依然坚持讲授它们，因为这不仅是农业知识的传承，更是一种“身份延续”的证明。

越南教材在讲述这些内容时，始终试图用“两头堵”的方式维持叙述平衡。一方面强调“本国自主文化”，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这套系统脱胎于中原。

教材常常出现“文化交融”的暧昧字眼，试图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同时，建构一种“自主演变”的幻象。最终让读者陷入一种“既像中国，又不是中国”的认知困局中。

越南的官方教材中，常将抵抗中原政权的诸位将领、起义者塑造成“民族英雄”，他们英勇抗敌、捍卫山河、据守边疆，成为越南历史里不可或缺的象征符号。

讽刺的是，在讲述这些英雄壮举时，教材所使用的语言、文本结构、典故引用，依然是一套中原文化系统下的产物。

学生们用汉字读着这些英雄事迹，用唐诗宋赋做作文素材，用中国历代年号做时间坐标。

越南教材常常以“南进运动”为国家发展主轴，强调从红河三角洲扩展至湄公河流域的过程，进而构建一种“自然扩张”的民族叙述逻辑。但问题在于，这种扩展本质上也沿用了中国式“王化南渐”的历史理念。

地图上显示的疆域边界，往往与中原王朝划定的安南都护府范围高度重合；对“岭南以南”的描述方式，更是脱胎于《汉书》《新唐书》等中原典籍。

尽管越南历代王朝均有自己的年号系统，但民间文书乃至部分地方教材中，仍有“康熙”“乾隆”之类的中原年号残留。

这些“年号交错”形成了认同上的撕裂：使用自己年号是主权象征，但承认对方纪年却是文化惯性。

明命帝在处理与清廷的关系时，虽然对外称帝，却在致清皇帝的文书中自称“安南国王”，并以清代年号标注时间。这种一边称帝一边称臣的悖论，不只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更是文化身份认同的反映。

他们想成为“自己”，却发现“自己”最初就是在“模仿中原”的过程中诞生的。

在介绍古文献时，越南史书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本国最早的史书《大越史记》《大南实录》等，全部用汉文撰写。

当问及“为何要用他国语言书写本国历史”时，老师的回答多半是“那是当时通行文字”。

这一句轻描淡写，根本无法抹去学生心中那种“为何我们的起点不是我们自己”的疑惑。

越南政府努力推行“国语字”改革，将汉字从教材中彻底剔除，但公众的文化消费却对中国元素热情高涨。

历史频道播放的剧集大多为中国古装剧，讲述宋朝将军、明代商贾、清宫后妃；图书市场畅销的是“资治通鉴”“三国演义”“史记选读”；年轻人挤满汉语补习班，为的是将来能去广州、深圳、上海谋一份待遇更好的工作。

对越南人来说，“春节”并不是“农历新年”的译名，它就是“春节”本身。他们用和中国人一模一样的方式迎接新年：大扫除、贴对联、烧香拜祖、年夜饭、放鞭炮、穿红衣、给压岁钱。

越南人对“祖先”的敬意，也继承了中原儒家传统的全部仪式感。无论贫富，每家每户几乎都设有祖先牌位，上置香炉、供果、水杯，逢年过节按时祭拜。

唯一不同的是“清明节”，他们称为“扫墓节”，不仅祭祖，还要按宗族顺序举行“合族祭典”。这些仪式中所使用的词汇、步伐、祷文，全部沿袭汉代以降的礼仪体系。

孩子们从小就在这些仪式中长大，即使看不懂汉字，也知道哪句话是“告慰先灵”，哪一句是“子孙不孝”。

越南的老人仍强调“三从四德”，认为女子当“温良恭俭让”，男子要“忠孝仁义礼”。婚礼中的“拜堂成亲”“三书六礼”式样犹存，丧礼中依旧重视“披麻戴孝”“灵前哭祭”。

所谓的现代改革，都难以真正革掉那根文化上的“底骨”。

越南试图从“影子”中走出，但走着走着却发现自己依旧活在“光晕”之中。他们早已不是“模仿者”，而是“传承者”，只是这个传承的源头，始终通向那条名叫“中原”的河流。

越南人或许永远无法彻底摆脱“文化投影”的困扰，因为那投影已不是外来之物，而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来源：游史渊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