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再道上将是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由战士成长为我军优秀将领的，他为人民的解放立下了赫赫战功，曾被毛主席称为“一员战将”，被陈毅元帅称为“再道之勇”。

陈再道上将是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由战士成长为我军优秀将领的，他为人民的解放立下了赫赫战功，曾被毛主席称为“一员战将”，被陈毅元帅称为“再道之勇”。

冀南抗日中，尽显奇能

1909年陈再道出生在湖北麻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年仅17岁就参加了当地的农民自卫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风暴，唤起了陈再道的阶级觉醒，令他懂得了该为谁革命、为谁打仗。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同年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也迎来失败。在浓重的白色恐怖之下，陈再道没有动摇自己坚持革命的心。

陈再道

9月在王树声的带领下，陈再道参加了大别山的秋收暴动。11月13日著名的黄麻起义正式爆发，虽然陈再道并没有参加黄安攻城的战斗，但他在麻城县带领农民义勇队积极配合黄麻秋收起义。

起义遭到敌军的镇压，有不少人对革命丧失信心，有人离开我党，甚至有人背叛革命，在如此艰辛的条件下，陈再道对革命事业的心没有动摇，反而越来越坚固。

1928年8月，陈再道加入共产党，正式成为我党中的一员。

从黄麻起义军、鄂东军再到红11军、红四方面军，陈再道一直战斗在红四方面军不同的时期中，是典型的“红四方面军老人”。在此期间，陈再道担任过红11军第31师排长、连长等职务。

经过大战和恶战的历练，陈再道战术根基日见扎实，战略思维也得到了锻炼，为他成为一代名将奠定了基础。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陈再道担任129师第386旅副旅长，是旅长陈赓的得力助手。

10月26日，陈再道参与指挥386旅第772团在山西平定县设下埋伏，成功歼灭日军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以及大量的枪支弹药。

陈再道

10月28日，陈再道又参与指挥第772团在此处设下伏击，本以为日军上过一次当就不会再上了，没想到我军战士又在此处歼灭日军100多人。

1938年2月中旬，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3万多人向晋南和晋北发起进攻。为了牵制敌人向晋南的进攻，129师向正太铁路地段的敌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由于这里是日军的重要据点，因此129师首长决定采取“攻点打缓”的方式进攻，吸引日军在支援的中途将其一网打尽。21日晚上陈赓和陈再道率领386旅第771和772团埋伏在井陉、旧关之间的长生口附近。

22日天刚刚亮，385旅第769团强行袭击旧关，将日军的碉堡团团包围，并有意让他们的电台保持通畅，从而歼灭更多的日军。井陉的日军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出动200多人，分别乘坐8辆汽车增援旧关，而这一举动刚好与129师首长的猜测一致。

早上7点增援的日军刚过长生口，第771和772团就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我军成功歼灭日军130多人，摧毁日军汽车4辆，缴获大量枪支弹药。

而这一场战斗也大大提高了129师第386旅在我国人民心中的威望，陈再道和刘伯承、徐向前、陈赓等人成为抗日名将。

邓小平和刘伯承

早在1937年10月，按照刘伯承和徐向前的指示，陈再道曾率领386旅越过平汉铁路，向冀南地区挺进，准备在这里建设新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初，经过八路军总部的批准，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正式组建“东进抗日游击纵队”，简称为东纵。陈再道担任司令员，李箐玉担任政委。

在领导冀南抗日游击战争中，陈再道再次发挥自己的军事才干。

如果有了解的小伙伴就会知道，冀南当时处于平汉和津浦两大铁路的必经之处，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不过这里地势平坦，不管是前后还是左右方全是大平原，如果想在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话，可是有些难度的。

最重要的是这里不仅有日军，还有许多土匪以及游杂武装，他们各据一处，烧杀掠夺无恶不作，此处的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陈再道

1938年1月东纵来到冀南巨鹿县城附近，此时当地有名的土匪头子刘国栋等人和巨鹿县的保安团因为一些私事闹得不可开交，枪声响彻云霄。

陈再道从双方口中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本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从中进行调解，并劝他们将私人恩怨放一放，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将日军从我国的地盘打出去。

经过耐心的劝说，刘国栋和保安团都同意停战，并接受陈再道提出的条件：刘国栋撤出巨鹿县城，保安团则接受我军改编，参加抗日。

陈再道很好的将这件事和平解决，没有动用一兵一卒，既利于统一抗日，又维护了地方的治安，从而为东纵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陈再道巧歼日军

1939年秋天，日军在娄子镇设置了据点，据点内有日军两个分队，伪军一个中队以及伪警察，一共不超过200人。而他们所筑建的碉堡和城墙都是坚不可摧，易守难攻的。

由于娄子镇的日军拥有精良的装备和顽固的工事，因此他们没有将八路军看在眼里，经常到附近的村子烧杀抢夺，残害不少无辜的百姓，这对当时冀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在此处的活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陈再道

1941年5月，担任冀南军区司令的陈再道决定要将这颗钉子拔掉。

大家都知道当时我军的装备并不是太好，因此强攻是没有可能的，陈再道主张战士们要巧打。

19团团长费光霞和政治部主任李铁中，通过娄子镇内的共产党了解到据点内日伪军的一些情况。为了进一步摸清敌人的情况，费光霞派出参谋靳升云等人化成农民，挑着扁担进入据点。

靳升云等人利用挑水、搬砖等机会将日伪军的院落走了个遍，将据点内敌人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除此之外他们还将日伪军哨岗的位置以及放武器炸弹的放点侦查清楚了。

靳升云将自己侦查到的情况画了一份很详细的草图交给陈再道，陈再道看后点点头，心里有了大致的方向。陈再道决定让战士们伪装成农民，然后采取近距离歼灭敌人的巧妙打法。

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陈再道组织一支精干奋勇队，让他们提前进行战前演练。费光霞很快就从19团中挑选15位机智勇敢、不怕牺牲的战士组成奋勇队，并给每个人配置了一把小手枪。

陈再道和战士们

靳升云担任奋勇队的队长，他将奋勇队分为三个战斗小组，分别由不同的人担任领导任务：

第一小组由杨永昌负责，主要任务是消灭盘踞在前院的日军；第二小组由张俊杰负责，主要负责消灭后院的日军；第三小组则由刘汶负责，专门攻打日军的分队长。

分配完任务后，陈再道亲自到19团的驻地检查战前工作，观看了奋勇队的实战演练。

5月22日下午所有事情都已准备完毕，突击小队按照陈再道的命令于当天晚上离开19团的驻地，并在第二天黎明前到达娄子镇。此时在娄子镇内的地下党早就做好了安排，因此突击部队很快就进入了作战位置。

早上6点左右，魏子阳（共产党员）按例给日军分队长送鸡蛋，在大院里走了一趟后发现前后院的日军还在睡觉，只有一个伙夫在忙着做饭。

魏子阳神不知鬼不觉地招了招手，只见化装完毕的奋勇队一个接一个的进院。第一小组的队长杨永昌挑了一担子水先进去，其他队员也紧跟其后，哨兵看到他们一副农民的打扮，没有细问就放了进去。

奋勇队全部进入日军宿舍后，第二小组的队长张俊杰一枪打死了正在门口熟睡的日军，然后抱着一挺九二式的重机枪猛地开扫。紧接着奋勇队的战士们也冲进宿舍，连续向熟睡中的日军扫射，而在睡梦中的日军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奋勇队的战士们送走了。

第三小组的队长刘汶刚走进日军分队长的院子里，就看到对方拔刀冲了出来，刘汶向他打了一枪，非常可惜的是没有打中要害，反而被日军分队长砍了一刀，随后趁机躲进碉堡内。

碉堡内的日军连续向下方扔瓦斯弹，由于我军战士没有戴防毒面具，为了减少损伤，战士们只好暂时退出去。尽管奋勇队的战士们退了出去，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放弃攻打日军，只见战士们点起大火，硬生生将碉堡内的日军给烧死。

此时由40人组成的突击队也攻进了伪军大院，他们到后大喊“缴枪不杀！”伪军中队长看到碉堡内起了火，他知道自己性命难保，也知道自己不投降的话也没有其他出路，便高举一块白布，带着全部伪军缴械投降了。

战争结束后，陈再道亲切地接见了全体指战员，冀南军区也表扬了19团。这是八路军129师15个典型战例之一，也被载入抗战史册。

邓小平和刘伯承

活捉蒋介石心腹宋瑞珂

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第1、2、3、6纵队共12万人，悄悄突破了国民党的黄河防线，进入了鲁西南，从此拉开了大别山的战略进攻序幕。而陈再道则担任第二纵队的司令员。

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后，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定陶、曹县等多个地方。国民党驻守在徐州的司令顾祝同得知他的防线被突破后，急红了双眼，连忙命令兵团司令员王敬久率领整编第70师、32师、66师前去支援，并在7月10日分别进至金乡和巨野间的六营集等地，摆出一条南北30多公里的长蛇阵。

刘伯承和邓小平得知后认为此时是歼灭敌人的良机，便命令第1和第6纵队向敌军32师、70师发起进攻，第2和第3纵队则向羊山集的敌66师进攻。

敌军第66师是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中将师长宋瑞珂更是蒋介石的心腹大将，因此刘伯承和邓小平并没有小瞧他，而是出动两个纵队对付他。

7月15日凌晨，陈再道接到第1和第6纵队已经将敌32师、70师的敌人全部歼灭的消息，他知道这是刘邓首长来催促自己，随后下令：第四第五旅分别向羊山集的西南和西北展开进攻，第六旅紧跟其后，趁机加入到战争当去。

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看到陈再道发起进攻，也命令手下的战士们向羊山集发起进攻。本以为这次会获得胜利，毕竟二陈一向打胜仗，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经过两天的激战后，他们却从羊山集败下阵来。

刘伯承和邓小平得知后没有批评他们，而是语重心长的分析他们在战争中的利弊，让他们吸取经验教训，争取下次获得胜利。

经过几天激烈的战斗，陈再道和陈锡联还是没能将羊山集给攻下，直到7月27日，二陈决定发起总攻。

此时国民党中将宋瑞珂觉得很奇怪，他问参谋长郭雨林：“雨林啊，今天下午共军为啥没有进攻？”

郭雨林摇摇头说：“我没心思去想这是为啥，等着吧。”

宋瑞珂

宋瑞珂凭借着自己多年的作战经验，他知道战争是没有平静的时候的，他吼道：“不行！这证明陈再道准备动手了，我们在地面是没有什么优势的，只能靠空中！立刻给王叔铭发去电报……”

还没等宋瑞珂的话说完，羊山集的四周就充斥着炮火声，其中还有一颗炮弹被扔进了指挥所，宋瑞珂和郭雨林连忙抱头出逃。

不久后陈再道下达了一则命令，而这道命令如同横空撒下的大网，将宋瑞珂等人置于束手就擒的地步。

陈再道下完命令就离开了指挥所，然后带着4名贴身警卫员直奔羊山集东西大街。

第6旅旅长周发田、政委刘华清将西门阵地移交给第4旅后，带领先头18团打到东西大街中部的十字大街处。这里是敌人的核心阵地，明暗地堡结合，工事坚固，火力强，18团连续冲击数次，均未成功，伤亡颇多。

就在这个时候陈再道出现了，周发田看后十分震惊：“司令员，您快离开这里，这里危险！”陈再道摆摆手，让周发田不要管自己，认真指挥战斗才是关键。

陈再道和许世友

周发田命令18团的战士们对敌人的碉堡进行轰炸，经过三次轰炸后，终于将敌堡炸开了，敌军的火力也中断了。

紧接着18团几个连的战士们纷纷进攻，势必要抓住宋瑞珂。战士们将宋瑞珂等人据守的房屋团团包围，但他们却迟迟不肯出来。2连的指导员大喊：“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再不出来缴械投降的话，我们就要丢炸弹炸楼了！”

话音刚落，一个留着八字胡的大个子军官高举白衬衣慌慌张张的出来：“别丢别丢，我们投降！”紧接着他开始介绍自己，原来他就是66师的参谋长郭雨林。

指导员见他的态度诚恳，不像是诈降，便说：“你们师长在什么地方？”郭雨林指指楼上：“就在上面。”

郭雨林这句话刚说完，一位头戴钢盔、身穿衬衣的军官举起双手从楼上走下。郭雨林连忙介绍说：“这位就是我们的师长宋瑞珂。”

宋瑞珂投降后，羊山之战也宣告结束，我军成功歼灭敌军66师1.4万多人，击落敌机两架。如果加上羊山外围战的话，我军共歼灭敌军2万多人。

羊山“削平”，刘邓大军无所顾及的从容不迫的越陇海，过汝河，向大别山挺进了。

毛主席和陈再道

毛主席问杨成武：陈再道现在在哪里？

1955年9月陈再道被授予上将军衔，1967年毛主席来到上海视察，一同前往的还有杨成武。某天毛主席吃过饭后，觉得坐在房间里有些无聊，便叫上杨成武一起去散散步。

夜晚的河边异常安静，毛主席走在前方，杨成武紧紧跟在主席的身后。突然毛主席扭过头询问杨成武：“成武啊，你认识陈再道吗？”

杨成武回答道：“之前原本是不认识的，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交集。”

毛主席点点头，过了一会继续说：“那你了解他吗？”

杨成武不知道毛主席为什么会这样问，他诚实的回答道：“他跟您一样都是干革命的，也算是部队上的老同志，和大家都一样。”

毛主席听后沉思了一会，说：“是啊，大家都是一起干革命的老同志……”

毛主席止住了话题，两人继续向前走去，没过一会毛主席又回头问杨成武：“你知道陈再道现在在哪里吗？”

杨成武摇摇头，说：“主席，这个我不清楚。”毛主席说：“你一会回去问问周总理，看看陈再道现在在什么地方，生活得怎么样。”

杨成武说：“好的主席，我回去马上办！”

毛主席

后来陈再道收到了一封来自毛主席的信件，当陈再道看到信中“同志”两个字的时候，眼泪瞬间从眼眶中流出，一时间备受感动，喃喃自语道：“主席还是记着我的，也是信任我的……”

陈再道的性格是怎样的，毛主席一清二楚，他不仅擅长打仗，还和战士们、百姓们相处得很好。

1938年1月陈再道率部建设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在开展战斗的过程中，不过他走到哪里，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军队的纪律。由于陈再道把搞好军民关系看得非常重，因此深得冀南人民的拥戴和尊敬。

从1941年开始，由于连续两年干旱少雨，庄稼颗粒无收，再加上日伪军在此处烧杀抢夺，冀南抗日根据地进入最为艰难的时刻。

为了帮助人民群众战胜灾荒，陈再道带头将部队的口粮从每人每天一斤二两的小米缩减为一斤，而他们省出的二两小米则用来救济百姓。

陈再道和儿子

1942年陈再道带领部队在馆陶地区遇到一批逃难的难民，看着这些饥肠辘辘的百姓，陈再道立刻将自己身上的米袋子解开，将里面的小米全部给了逃难群众。

战士们见到领导这样做，也纷纷将自己的小米袋取下，大家伙将为数不多的小米全部给了灾民，百姓们看后也是深受感动。

正是因为这种和人民同甘共苦的精神，陈再道带领的部队和冀南人民在艰苦复杂的抗日环境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48年5月，陈再道担任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当部队经过一个村庄的时候，有一个大娘跪在地上，手中举着几一个银钱。

陈再道见后立刻走到大娘身旁将她扶起来，然后说：“要钱的都是土匪，我们是穷人的军队，快把钱收起来的。”就在这个时候陈再道发现大娘的3块银元是假的，便将身上仅有的5块银元递给了大娘，将她的3块假银元随手放进上衣口袋。

当天晚上陈再道率部和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没想到一颗子弹突然打中他的左胸，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陈再道没有受一点皮外伤。

原来敌人的子弹刚好打中陈再道口袋里的假银元，这件事被毛主席得知后，毛主席还曾笑着对他说：“3块假银元，一保人民军队声誉，二保陈司令性命，这真是善有善报啊！”

新中国成立后，陈再道经常收到全国各地群众的信件来访，为此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做了四条规定：

第一凡是群众的来信，每封都要回复；第二凡是群众求助的事情，要尽力而为；第三不该办和不能办的事情，要回信向群众说明原因；第四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怠慢老百姓。

1982年为了解决天津人民吃水的问题，天津市决定将滦河的水引进天津。陈再道当时担任铁道兵司令，他对这项决定是非常重视的，从各个方面都做了明确要求，强调这次工程的重要性。

在施工期间，陈再道多次过问施工的情况，甚至亲自到施工现场检查工作，给部队指战员极大的鼓舞和关心。最终在天津人民的大力支持下，铁道兵部队圆满完成任务，解决了天津人民吃水的问题。

陈再道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却是粗中有细的一位将军。1993年4月6日，陈再道因病逝世，享年84岁。

来源：朔州日报-知鉴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