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重庆，一首《沁园春·雪》把蒋介石的办公桌压出了坑。 秘书送进来时，老蒋正拿毛笔给“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改第17遍，一抬眼，看见“江山如此多娇”六个字，笔尖当场杵穿了纸。

1945年重庆，一首《沁园春·雪》把蒋介石的办公桌压出了坑。 秘书送进来时，老蒋正拿毛笔给“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改第17遍，一抬眼，看见“江山如此多娇”六个字，笔尖当场杵穿了纸。

不是没准备。早听说毛泽东爱写词，他提前让陈布雷攒了30多首“应景之作”，结果山城报纸一登，读者只问“还有吗”，没人记得蒋家班底写了啥。最要命的是，美国记者把毛词译成英文发回华盛顿，标题配得毒：A poet came down from the mountain。诗人下山，顺手把对手的文采打回了保定学堂的操场。

老蒋的文学底子确实停在操场水平。台湾“国史馆”去年解密的1907年课堂作文，通篇“盖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类套话，先生批语只有一句：“少读书，多认字。”后来去日本振武学校，学的都是《步兵操典》，回国升堂，公文里出现“匪贼猖乱”四个字，被章太炎当面吐槽“猖字作状语，古汉语里没这用法”。他红脸记下，从此随身带《辞源》，逮谁问谁，越问越不敢写，越不敢写越要改，恶性循环到台湾。

对岸的毛泽东，同期在岳麓山下听杨昌济讲《楚辞》。1913年师范老师批他作文：“纵笔所至，无词不秀。”1918年毕业，同学录上给他画漫画：背手吟诗，脚下生风。二十年后，风刮到重庆，一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把四百首国民党和词统统扫进嘉陵江。

老蒋不服，1949年在台北士林官邸设“文稿作战室”，规定：凡对外讲稿，先过三遍筛——秘书科润色、文史馆核典故、最后他亲自用红笔“点杀”。可怜替写“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宣言的陶希圣，凌晨两点被叫起来，理由只是“‘承先启后’的‘后’字，是否换成‘继’更典雅？”陶后来苦笑：那一夜改的，比抗战八年都累。

心理学者说，这是“达克效应”——越缺啥越要证明啥。话没错，但忽略了一点：老蒋真正怕的，并非文字丢人，而是历史留档。他晚年爱翻《中兴论》，边翻边批注“余岂无文哉”，像给自己写墓志铭。可惜日记再工整，也敌不过时间；毛诗词句再潇洒，却被后人贴满城墙。一个用墨涂自己，一个用雪盖江山，墨迹被雨水冲花，雪化后却长出春天。

所以，今天再读两人的文本，不必比高低，只看两条路： 一条是军校操场跑出来的“更正—涂黑—再更正”， 一条是岳麓山风吹出来的“写就写，不看人”。 前者留给档案馆，后者留在口耳间。 文学这事，说到底，肯认怂的，反而最省心；死不认的，才忙到半夜三点，还在翻《辞源》。

来源：青涩星空624Rb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