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蒋经国儿媳方智怡透露说：公公临终前悔恨，说了5个字！

摘要：“我看错了人”——病床上的蒋经国用江浙口音含糊地吐出这五个字，旁边的心电监护仪滴滴作响，像在给这句迟到的忏悔打节拍。1988年1月13日凌晨，台北七海官邸，窗外冬雨下得黏腻，屋里人把呼吸压到最低，还是听见了。

“我看错了人”——病床上的蒋经国用江浙口音含糊地吐出这五个字，旁边的心电监护仪滴滴作响，像在给这句迟到的忏悔打节拍。1988年1月13日凌晨，台北七海官邸，窗外冬雨下得黏腻，屋里人把呼吸压到最低，还是听见了。

隔天，李登辉依宪法宣誓继任，镜头里他双手平放宪法文本，指节因用力微微发白，像提前掐住某个旧时代的脖子。

没人敢在报章上提那句遗言，直到1995年，蒋家三儿媳方智怡在美国旧金山一场同乡聚会上，才对着老蒋浙江老乡的后辈们松了口。消息传回岛内，热闹了三天，很快被新起的“总统”直选话题盖过去——台湾人已经学会把昨天的新闻折成纸飞机，顺手扔进下一阵风里。

可“看错”二字像一根倒刺，留在历史掌纹里，一碰就疼。

疼得最厉害的是蒋孝勇。父亲走后，他仍住在台北商办混杂的信义路一段，夜里常把车停在旧日“救国团”门口，摇下车窗，看对面夜校学生骑机车呼啸而过——那些年轻人不再唱《领袖颂》，他们唱《向前走》，唱“咱是台湾郎”。孝勇想起自己二十出头时，在同样的路口替父亲发救济米，米袋上印着“蒋院长爱民如子”，老妇接过米会鞠九十度的躬。如今机车尾气呛得他咳出声，像被一句脏话噎住。

他把父亲的日记影印本锁进银行保险箱，钥匙挂在颈上，游泳都不摘。那本日记里，1987年10月23日那页被红笔划了粗线：“登辉言行，渐露异状，然余体力日衰，已难更动。”蒋孝勇每次翻到这儿，都想隔着纸页把父亲摇醒：既然看出异状，为何不换人？答案其实就在下一行小字——“党内本土派已七成，美方向我施压民主化，若强行易副，恐酿分崩。”字迹越写越小，像作者自己也不愿面对。

更残酷的是，蒋家第三代早在十年前就全军覆没。

老大孝文，1965年酒精中毒送医，病历上写“不可逆脑损伤”，护士私下传，人是被抬进病房的，裤子却湿成地图，酒味混着尿味，一路滴到电梯口。老二孝武，1984年“江南案”爆发，美方CIA档案里夹着一句冷眼评语：“该员对美台关系之损害，堪比损失一个装甲师。”老三孝勇自己，最拿手的是把进口小家电卖到台湾乡镇，让他去念“告全国同胞书”简直像叫猫学狗叫。

李登辉呢？1984年春天，国民党中常会投票提名副总统，63%票反对，理由五花八门：出身农家、日语口音太重、基督徒、不是“忠党学校”出身。蒋经国却一句“专业优先”拍板。会后他把李登辉单独留下来，两人隔着长桌，像面试又像告别。蒋经国说：“我让你坐这个位置，不是要你做官，是要你做事。”李登辉鞠躬，额头几乎碰到桌面。一年后，他陪蒋经国去梨山视察，下山吉普车抛锚，李登辉卷起西装裤管跳下水沟查看，随行的《联合报》记者拍下了那张照片：蒋经国拄杖立在一旁，李登辉屁股朝天，沟水溅湿半截衬衫。照片登在头版，配题“登辉同志亲力亲为”。谁也没想到，沟水冲走的，是旧时代最后一道堤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