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我在深圳的电子厂，认识了一个香港女孩，她改变了我的一生

摘要：1987年的深圳，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泥土、汗水和电路板烧热后混合的奇特味道。我叫石磊，十九岁，从湘西的大山里出来，揣着一张只到广州的火车票，一路扒着运货的卡车，才蹭到了这个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地方。

第一章：铁皮屋顶下的汗水

1987年的深圳，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泥土、汗水和电路板烧热后混合的奇特味道。我叫石磊，十九岁，从湘西的大山里出来，揣着一张只到广州的火车票，一路扒着运货的卡车，才蹭到了这个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地方。

黄金没见到，铁皮屋顶倒是见了不少。我所在的“华强电子厂”就是由巨大的铁皮棚搭成的，夏天像个蒸笼，冬天则阴冷刺骨。我们上百号人挤在流水线上，每天十几个小时，重复着同一个动作——将细小的电子元件焊接到电路板上。空气里弥漫着松香和焊锡的烟雾，呛得人眼泪直流，但没人敢停下来，线长就在身后盯着，他手里的秒表比我们的心跳还准。

我的梦想很简单，干满三年，揣着存下的工资回老家，盖三间大瓦房，娶了邻村的翠花，然后像我爹一样，生几个娃，这辈子就算有了着落。这个梦想是我在无数个汗流浃背的深夜里，唯一的慰藉。

陈詠诗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她是香港人，厂里老板的外甥女，来这边做暑期实习的管线员。她第一次出现在我们流水线时，整个车间都像是被按下了静音键。她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她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像是从泥地里刚拔出来的萝卜，还带着土，而她，像是橱窗里摆着的水晶苹果，干净得不真实。

她讲普通话带着浓重的粤语口音，软软糯糯的，不像我们的线长，吼起来像打雷。她巡视的时候，脚步很轻，会认真看我们手里的活儿。有一次，我的焊枪头用久了发黑，一个焊点总也上不匀。线长刚要开骂，陈詠诗却先走了过来。

“你这个，洛铁头氧化太严重了，”她轻声说，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小块湿润的海绵， deftly地帮我擦了擦焊枪头，又指着电路板上的一个点位，“锡要刚刚好，像个小山包，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她的手指很白，很细，和我的手形成了鲜明对比。我的手因为常年干农活和在厂里做工，指关节粗大，布满了老茧和细小的伤口。那一刻，我闻到她身上传来的一阵淡淡的、像是某种花香的洗发水味道，和车间里的汗臭、烟雾味格格不入。我涨红了脸，半天没说出话来。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窘迫，对我笑了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没关系，慢慢来。”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躺在三十人一间、臭烘烘的宿舍里，听着室友们的鼾声和梦话，眼前却总是浮现出陈詠诗那双干净的手和那个温柔的微笑。我第一次对“盖房娶翠花”的梦想，产生了一丝动摇。那梦想就像我们宿舍的灯泡，昏黄，只能照亮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而陈詠诗，她像是一束从铁皮屋顶缝隙里漏进来的阳光，刺眼，却让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亮堂堂的世界。

第二章：卡式机里的另一个世界

陈詠诗似乎对我这个闷头干活、不怎么说话的农村小子产生了一点兴趣。她发现我总是在休息时间，拿着一本皱巴巴的初中课本看。那是我带来的唯一一本书。

“你在看书？”一天午休，她走到我身边，好奇地问。

我紧张地点点头，把书往身后藏了藏。

她笑了：“不用藏，爱学习是好事。你在学什么？”

“英语。”我小声说。课本早就学完了，我只是翻来覆去地背那些单词，ABCDEFG，翻来覆去，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只是觉得，或许“文化人”都该懂这个。

她眼睛一亮：“真的？我带了卡式机，还有一些学英语的磁带，你要不要听？”

我愣住了。卡式机，那种能放音乐的“洋玩意儿”，我只在县城的百货商店里隔着玻璃柜台见过。我拼命点头，像小鸡啄米。

第二天，她真的带来了一个小巧的索尼Walkman和几盘磁带。她教我怎么装电池，怎么放磁带，怎么戴上那两个像听诊器一样的耳机。当我第一次戴上耳机，按下播放键时，一个标准、清晰的男声从里面传来：“Lesson One: How are you?”

那一瞬间，整个嘈杂的世界都消失了。没有机器的轰鸣，没有工友的吵闹，只有那个纯净的声音，在我脑子里回响。我仿佛被带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干净、有序、充满知识的世界。

从那天起，那个小小的卡式机成了我最宝贵的财富。我白天在流水线上疯狂地干活，把每一个焊点都处理得像陈詠诗说的那样，圆润如小山包。到了晚上，等所有人都睡着了，我就躲在被窝里，戴上耳机，一遍遍地听着磁带。我跟着念，把声音压在喉咙里，怕吵醒别人。我的英语发音蹩脚又可笑，带着浓重的乡音，但在那漆黑的宿舍里，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正在探索新大陆的哥伦布。

陈詠诗会时不时地问我的学习进度，纠正我的发音。她教我“Thank you”，而不是我从课本上学的“Thank you very much”那么生硬。她告诉我，“factory”这个词，在香港，他们叫“工厂”。她会给我讲香港，讲维多利亚港的夜景，讲叮叮车，讲那些我闻所未闻的电影明星和歌星。

我听得入了迷。她描述的那个世界，对我来说就像磁带里的英语一样，遥远、新奇，充满了致命的吸引力。我开始觉得，或许，我的未来不一定非得是三间瓦房和翠花。或许，我也可以去看看那个叫香港的地方，去坐一坐叮叮车。

这个念头像一粒种子，在我心里悄悄发了芽。而浇灌它的，是陈詠诗每一次的微笑和鼓励。我把她借给我的每一盘磁带都听得滚瓜烂熟，甚至开始偷偷攒钱，我想买一份像样的礼物送给她，谢谢她为我打开的这扇窗。

第三章：水晶表蒙下的裂痕

我攒了两个月，每天只吃最便宜的白饭配咸菜，终于在口袋里凑够了三十块钱。那几乎是我一个月的伙食费。周末，我跑遍了附近的小商品市场，最后在一个柜台里，看中了一条银项链。链子很细，吊坠是一颗小小的、仿水晶的桃心，在灯光下闪着廉价但明亮的光。老板要价三十五，我磨了半天嘴皮子，最后三十块成交。

我把项链用一块红布小心翼翼地包好，揣在怀里，心脏怦怦直跳。

我找了个她下班的空隙，在工厂后面的小树林里，把她叫住了。她看我一脸紧张，有些好奇。

“詠诗……不，陈管线……”我结结巴巴，手心里全是汗。

“叫我詠诗就好啦。”她笑着说。

我深吸一口气，把那个红布包递到她面前：“这个，送给你。谢谢你的卡式机和磁带。”

她愣了一下，接过去，打开。那颗仿水晶桃心在她白皙的手心里，闪着光。我看到她脸上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凝固，但很快，她就抬起头，对我露出一个礼貌的微笑：“很漂亮，谢谢你，石磊。”

她收下了。我高兴得一晚上没睡好，觉得我们的距离，似乎又近了一些。

然而，几天后，我无意中看到的一幕，却像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

那天，因为一批货赶得急，我们加班到很晚。我去办公室交生产报表，看到詠诗正和一个同样从香港来的经理在聊天。她靠在桌边，很放松，用我完全听不懂的粤语在说笑。她的手腕抬起来，捋了一下头发，我清楚地看到，她手腕上戴着一块非常精致的女式手表，表盘很小，在灯光下，水晶表蒙折射出璀璨的光。

我的目光瞬间被那块表吸住了。它和我送她的项链不一样，那是一种我无法形容的精致和昂贵。它安然地待在她洁白的手腕上，仿佛本就属于那里。而我送的那条项链，我再也没见她戴过。

我站在门口，像被钉在了原地。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我送出的，是我倾其所有的珍宝；而她收下的，或许只是一个不值一提、甚至有些麻烦的小玩意儿。她的礼貌，她的感谢，可能只是出于良好的教养，就像她会随手帮助一个路边的陌生人一样。

我们之间的距离，原来并不在那几句磕磕巴巴的英语里，也不在那几盘小小的磁带里。它在那块闪闪发光的手表和那颗廉价的仿水晶桃心之间，是一道看不见，却深不见底的鸿沟。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没有听磁带。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耳边只有机器的余音和工友的鼾声。那个属于我的、昏黄的世界，又回来了。

第四章：温哥华的风

那道裂痕一旦出现，就再也无法弥合。我开始有意无意地躲着詠诗，不再主动找她问问题，交还磁带时也只是匆匆说声谢谢就走。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变化，有几次想和我说话，都被我找借口避开了。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像一头沉默的蛮牛。我开始研究那些电路板，琢磨上面的构造，甚至偷偷从废料堆里捡一些报废的元件回来，在宿舍里用自己的焊枪练习。我不知道自己想证明什么，或许只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填补心里的那个窟窿。

八月底，詠诗的实习期快结束了。离别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那天，她还是在工厂后面的小树林里找到了我。

“石磊，你最近为什么总是躲着我？”她开门见山地问，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解。

我低着头，看着自己鞋尖上的泥土，说：“没有，最近……太忙了。”

“你要回去了吗？”我终于鼓起勇气，抬起头问她。

“是啊，”她点点头，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属于远方的憧憬，“实习结束了，我要回香港准备一下，然后去温哥华读书。”

“温哥华？”我重复着这个陌生的地名，舌头有些打结。那是什么地方？比香港还远吗？

“在加拿大。”她理所当然地解释道，仿佛在说一个隔壁村的名字，“去那边读大学，读完书……可能会留在加拿大工作吧。”

她的话很轻，像一片羽毛，飘进我的耳朵里，却瞬间变成了一座山，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

加拿大。大学。留在那里工作。

这些词汇，每一个都像一颗来自外星球的陨石，撞击着我贫瘠的认知。我那点刚刚萌芽的、关于“走出大山”、“去香港看看”的梦想，在她那宏大而清晰的人生规划面前，渺小得像一粒尘埃。

我终于明白了。我以为她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可我错了。她只是站在她的世界里，朝我的世界瞥了一眼。她借给我的卡式机，教我的几句英语，就像是游客随手丢给路边猴子的几颗糖果，是出于一时的善意和好奇，仅此而已。我们从来就不在一条路上，我们的终点，隔着一个太平洋的距离。

那一刻，我心里最后一点不切实际的幻想，彻底粉碎了。

我听见自己用一种异常平静的声音说：“哦，那……祝你一路顺风。”

她走了。没有带我走进她的世界，却推开了我世界的大门，然后转身离去，留下我一个人站在门口，身后是回不去的故乡，眼前是看不清的远方。

第五章：焊枪与旧书

詠诗离开的那天，我没有去送。我把自己关在车间里，申请了加班。机器的轰鸣声成了我唯一的庇护，我把头埋得很低，让飞溅的焊锡星子和刺鼻的烟雾包裹住自己，仿佛这样就能隔绝掉心里那股空落落的疼。

那天晚上，我把那盘“Lesson One”的磁带，听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卡式机的电池耗尽。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不再是为了她去学英语，也不再是为了去香港看看。我只是为了我自己。我不想一辈子被困在这个铁皮屋顶下，不想让我的世界只有流水线这么长，只有宿舍的床那么宽。

我的人生，从那一刻起，被分成了两半。一半是白天在流水线上疯狂工作的工人石磊，他要赚钱，要生存。另一半是晚上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书本，像贪婪的饿狼一样啃食知识的学徒石磊。

我开始玩命。我把所有的钱都投进了两件事上：买旧书和买报废的电器。镇上的废品收购站成了我最常去的地方。我从那些被人丢弃的收音机、电视机里，拆下每一个还能用的元件，对着买来的《无线电基础》、《电路原理》这些天书一样的旧书，一个一个地研究。

宿舍里太吵，我就跑到工厂后面的山坡上，借着月光看书。没有桌子，我就把书铺在膝盖上。蚊子咬得我满身是包，我也浑然不觉。我的英语学习也从未停下，我开始不满足于磁带，开始啃那些我能找到的、带着英文说明的电子元件包装。一个一个单词地查字典，一个一个地记。

工友们都觉得我疯了，说我是“书呆子”，背后议论我读书读傻了。线长也找我谈过话，警告我不要因为“不务正业”影响了白天的产量。我什么也不解释，只是在白天把活干得比任何人都快，比任何人都好，让他们无话可说。

我的那把焊枪，成了我最亲密的伙伴。白天，它是我糊口的工具；晚上，它是我探索另一个世界的钥匙。我的手上烫出了数不清的水泡，旧的结了疤，新的又冒出来。但每一次，当我成功地让一个报废的收音机重新响起，或者点亮一个自己组装的简单电路时，那种巨大的成就感，足以抚平所有的伤痛。

日子就这样在焊枪的火花和旧书的墨香中一天天过去。1988年，1989年……深圳的变化日新月异，高楼像雨后的春笋一样冒出来，而我，也在这座飞速发展的城市里，用自己的方式，野蛮生长。我不再是那个只想着盖房娶翠花的农村小子了，我的心里，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虽然模糊但却坚定的电路图。

第六章：航站楼里的回响

1995年，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我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站在明亮的航站楼里，准备送我的一个德国客户登机。我的身边，是我的两个工程师，他们正在用流利的英语和客户讨论着技术细节。看着他们自信的样子，我有些恍惚。

詠诗走后的第八年，我早已离开了那家电子厂。我靠着自学的技术，先是成了厂里第一个提拔起来的本土技术员，后来又跳槽去了更大的公司。再后来，我用所有的积蓄，加上借来的一笔钱，在华强北租了一个小柜台，开了自己的电子公司。从倒卖电子元件，到自己设计简单的电路板，再到如今，我的公司已经有了几十号员工，产品远销海外。

我再也不是那个连“温哥华”在哪都不知道的石磊了。我学会了英语，学会了德语，我去过法兰克福，也去过拉斯维加斯。我亲眼看到了那些曾经只在詠诗口中、在书本上存在的世界。

客户的登机手续办好了，我们握手告别。就在我转身准备离开时，我的目光无意中扫过不远处的另一个登机口。人群中，一个熟悉的身影让我瞬间停住了脚步。

是陈詠诗。

她比记忆中成熟了许多，穿着一身得体的米色风衣，头发烫成了时髦的卷发。她的身边站着一个戴眼镜的斯文男人，手里牵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他们一家三口，看起来幸福而美满。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八年了，我曾无数次幻想过和她重逢的场景，却从没想过会是这样，在这样一个地方，以这样一种方式。

她似乎也感觉到了我的注视，下意识地朝我这边望过来。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时间仿佛倒流回了1987年那个闷热的夏天。我看到她眼中闪过一丝惊讶，然后是辨认，最后化为一种复杂的、带着礼貌疏离的了然。

她身边的丈夫似乎问了她一句什么，她摇了摇头，收回了目光。

我站在原地，没有上前，没有打招呼。我只是静静地看着她，看着她和她的家人一起，检票，登机，最终消失在通道的尽头。

我的一个工程师走过来，轻声问：“石总，您认识那位女士？”

我摇了摇头，然后又点了点头，微笑着说：“算是一个……很多年没见的老朋友。”

说完，我转过身，迈开脚步，向着航站楼的出口走去。窗外的阳光洒在我身上，温暖而明亮。我心中没有失落，也没有遗憾，只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释然。

我终于明白，她当年并没有推开我世界的大门，她只是在我那扇紧闭的门上，凿开了一条小小的缝。而最终，是我自己，用焊枪和旧书，用无数个不眠的夜晚和一身的伤疤，亲手将那条缝，一点一点地，撬成了一扇可以自由出入的、通往广阔世界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