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知青点的大喇叭从早到晚都在放着同一首歌，歌词我早忘了，只记得那旋律，飘飘忽忽的，像是给每个人的命运都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七七年的夏天，黏糊糊的，像一块化不开的麦芽糖。

空气里都是躁动不安的味道。

知青点的大喇叭从早到晚都在放着同一首歌，歌词我早忘了，只记得那旋律，飘飘忽忽的，像是给每个人的命运都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问号的答案，就在三天后。

高考。

这两个字，在七七年的夏天，比太阳还烫。

我叫陈晋，二十二岁。在乡下插队快四年了。

四年来，我的手从握笔变成了握锄头，皮肤从书卷气的白皙变成了被太阳亲吻过的黑。手上全是茧，旧的磨平了，新的又长出来。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跟这片黄土地锁死，娶个当地的姑娘，生一堆娃，然后看着他们重复我的命运。

直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

像一道雷，劈开了我们这群知青头顶上灰蒙蒙的天。

我几乎是疯了一样地学习。

把扔掉多年的课本从箱子底翻出来，纸页都泛黄发脆了。晚上蚊子多，我就点一盘蚊香，在煤油灯下看书，一看就是大半夜。熏得眼泪直流，也不知道是困的，还是激动的。

我爸妈在城里，都是中学老师。他们在那场浩劫里吃了多少苦，我不敢想。他们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信里反反复复就一句话：小晋，这是唯一的机会，你一定要抓住。

我懂。

我怎么会不懂。

这不是一次考试，这是过独木桥，桥那边是城市，是知识，是尊严，是父母期盼的眼神，是我失去的四年青春。

桥这边，是无尽的玉米地和还不完的工分。

考试那天，天还没亮我就醒了。

心跳得像擂鼓。

我把准考证贴身放好，那张薄薄的纸，比我四年挣的工分加起来都重。

知青点的老王拍拍我肩膀，“小晋，好好考，给咱们点争口气！”

我重重点头，感觉眼眶发热。

去考场的路要沿着村口那条河走五里地。

河水不深，但夏天雨水多，水流有点急。

我一边走，一边还在默背古诗词。脑子里全是公式和定理，它们像一群小蜜蜂，嗡嗡作响。

我走得很快，生怕迟到一秒。

就在快要走出村口那段河湾时，我突然听到一阵呼救声。

“救命……救命啊！”

声音很稚嫩，带着哭腔，断断续续的。

我心里一咯噔，猛地抬头朝河里看去。

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正在水里扑腾，离岸边已经有好几米远，眼看就要被水冲到河中心去了。岸边，还有一个更小的女娃，吓得哇哇大哭，话都说不清楚。

那瞬间，我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第一反应是，高考。

我的考试。

我的人生。

我只要埋着头往前走，就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五里路，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坐在考场里，握住那支决定命运的笔。

可是……

那孩子扑腾的动作越来越小了。

他的头在水里一沉一浮，呼救声也变成了呛水的咕噜声。

“妈的。”

我低声骂了一句，不知道在骂谁。

我把装书的布袋子往地上一扔，拔腿就往河边冲。

来不及脱衣服，甚至来不及脱鞋。

“噗通”一声，我跳进了河里。

七月的河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凉，反而带着一股子温吞的水腥味。

我水性还行，很快就游到了那孩子身边。

他一看见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死命地抱住我，手脚并用地往我身上缠。

我被他缠得差点一起沉下去。

“别动！放松！我带你上岸！”我大吼着，用力掰开他的手。

他吓坏了，根本不听，还在死命挣扎。

我没法子，只能从背后勒住他的脖子，让他没法乱动，然后拖着他，拼命往岸边划。

那几米，感觉比我四年走过的所有田埂路加起来都长。

等我终于把他拖上岸，我已经累得快虚脱了。

我把他放在地上，按压他的胸口，他“哇”的一声吐出好几口水，夹杂着泥沙和草叶。

然后，他开始大哭起来。

岸边那个小女孩也哭着跑过来，抱着他。

我瘫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浑身上下湿淋淋的，全是泥。裤腿被水里的石头划破了一个大口子，血丝正慢慢往外渗。

我抬起手，想看看手表。

手腕上空荡荡的。

那块上海牌手表，我爸送我的，估计是刚才在水里挣扎的时候，掉河里了。

我心里一沉。

但更沉的是另一件事。

我抬起头，看了看天上的太阳。

已经很高了。

我猛地从地上爬起来。

高考！

我的脑子里只剩下这两个字。

我抓起地上的布袋子，也顾不上拧干衣服，拔腿就往考场的方向狂奔。

泥水顺着我的裤管往下淌，每一步都沉重得像灌了铅。

风吹在湿透的衣服上，冷得我直打哆嗦。

可我的心，却像被火烧一样。

快一点，再快一点！

我一边跑，一边在心里祈祷。

等我跑到考场门口的时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

大门紧闭着。

门口站着两个戴红袖章的老师。

我冲过去，扶着门框，话都说不出来，只能指着里面，拼命喘气。

一个老师看了看手表，皱着眉对我说：“这位同学，已经开考十五分钟了，你不能进去了。”

不能进去了。

这五个字，像五根钉子，狠狠地钉进了我的脑子里。

我所有的力气，瞬间被抽空了。

“老师……我……我……”我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我不是故意迟到的，我刚才……我为了救一个落水的孩子……”

我指着自己一身的泥水，声音都在发抖。

另一个年纪大点的老师，叹了口气，眼神里有点同情。

“孩子，我们相信你。但是规定就是规定，开考十五分钟，就是不能再进场了。”

他顿了顿，说：“你是个好孩子。但是……唉，回去吧。明年再来。”

明年。

多么轻飘飘的一个词。

可对我来说，却重如泰山。

我站在考场门口，听着里面翻动试卷的沙沙声，那声音那么轻，却像重锤一样，一下一下砸在我的心上。

我知道，一切都完了。

我的独木桥，断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村里的。

那五里路，像是走了一辈子。

河边的水洼里，倒映着我的影子，狼狈，可笑。

我救了一个孩子的命。

却葬送了我自己的命。

你说可笑不可笑？

回到知青点，所有人都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我。

同情，惋惜，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庆幸？

或许吧，少了一个竞争对手，总是好的。

我把自己关在屋里，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茅草屋顶，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那孩子的父母找来了。

提着一篮子鸡蛋，还有两只老母鸡。

他们对着我，点头哈腰，一个劲儿地说着“谢谢救命恩人”。

男的叫李大山，女的叫翠芬，都是村里最老实的庄稼人。

他们说，那孩子叫李哲远，是他们的独苗。

我看着那篮子鸡蛋，看着那两只被捆着脚咯咯叫的鸡，突然觉得一阵恶心。

我不是嫌东西少。

我只是觉得，我的人生，我的前途，我父母四年的期盼，我没日没夜的苦读，最后就换来了这些东西。

太荒唐了。

我把东西推了回去。

“叔，婶，你们拿回去吧。孩子没事就好。”我的声音很沙哑。

李大山愣住了，黝黑的脸上满是局促，“这……这怎么行？你救了我们家远儿的命，这是天大的恩情啊！”

“我说了，不用。”我的语气有点冲。

我不想看见他们，不想看见那个叫李哲远的孩子。

看见他们，我就会想起那个该死的河湾，那身冰冷的泥水，和那扇紧闭的考场大门。

翠芬的眼圈红了，“恩人，你是不是嫌我们拿的东西少？我们家……我们家实在是……”

“不是！”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屋里瞬间安静了。

我看着他们惶恐的脸，心里一阵烦躁，又有点后悔。

我叹了口气，放缓了语气，“叔，婶，真的跟东西没关系。我当时……没想那么多。换了谁都会那么做的。”

“你们回去吧，真的。”

他们最终还是把东西留下了，几乎是落荒而逃。

接下来的日子，我成了一个废人。

别人下地挣工分，我躺在床上看屋顶。

别人晚上看书准备来年再战，我瞪着煤油灯发呆。

那股子从心底里涌出来的劲儿，没了。

彻底没了。

我给家里写了信，一五一十地说了。

我爹的回信很快就来了。

信里没有一句责备。

他只说：小晋，爸为你骄傲。你做的是对的。人生路不止一条，考不上大学，不代表天就塌了。你是个好人，好人总会有好报。

我看着信，眼泪再也忍不住，噼里啪啦地往下掉。

好人有好报？

爸，你真是个天真的知识分子。

这世道，好人就是被人拿枪指着的那个。

七八年，又一次高考。

知青点的同伴们都去了。

我没去。

我已经没有勇气再拿起那些书本了。我怕，我怕我拼尽全力，命运再给我开一个该死的玩笑。

那一年，我们知青点考走了好几个。

老王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走的时候，他抱着我，一个劲儿地说：“小晋，你要是去年考了，肯定比我分高。”

我笑着捶了他一拳，“滚蛋，赶紧走，别误了火车。”

看着他们背着行囊，满怀希望地离开这个他们待了多年的地方，我心里说不羡慕，是假的。

那感觉，就像所有人都登上了船，只有我一个人，被留在了孤岛上。

李大山一家，隔三差五就让那个叫李哲远的孩子给我送点东西来。

有时候是几个地瓜，有时候是一碗刚出锅的菜团子。

那孩子每次来，都怯生生地站在门口，把东西放下，叫一声“陈晋哥”，然后就跑。

我一次都没接过。

不是我记仇，是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去面对他。

他活蹦乱跳的样子，就像一根针，时时刻刻提醒着我，我失去了什么。

七九年，知青返城政策下来了。

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离开那天，村里很多人来送我。

李大山一家也来了。

李哲远拽着我的衣角，仰着头看我，眼睛黑亮黑亮的。

“陈晋哥，你以后还回来吗？”

我摸了摸他的头，那是我第一次主动碰他。

“不回来了。”我说。

“那你去哪儿？”

“回家。”

“哦。”他低下头，有点失落。

翠芬拉着我的手，眼泪汪汪的，“小晋啊，以后到了城里，要是有什么难处，就……就捎个信回来。我们虽然没本事，但总能凑点粮食给你寄过去。”

我心里一酸。

这些年，我的怨气，我的不甘，在这一刻，好像突然就淡了。

他们是淳朴的，也是无辜的。

我冲他们笑了笑，“婶，我知道了。你们多保重。”

回到阔别多年的城市，一切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我爸妈老了很多，头发白了一大半。

因为没有学历，我被分配到了街道的一家小工厂，当学徒工。

每天跟油污和机器打交道，噪音震得耳朵嗡嗡响。

工资不高，勉强糊口。

我爸妈总觉得亏欠我，变着法地给我做好吃的。

我爸有时候喝了点酒，就会拉着我的手，翻来覆去地说：“小晋，要不是为了救那个孩子……你现在肯定是大学生了。”

“爸，别说了。都过去了。”我打断他。

我不想提。

真的不想提。

那件事，就像我人生档案上一个被涂黑的污点。我自己知道那里写着什么，但我不想让任何人看见。

后来，经人介绍，我认识了林姝。

她在纺织厂上班，一个很普通的城市姑娘，长得不算漂亮，但性格爽快，不矫情。

我们第一次见面，约在公园。

我把我那点破事都跟她说了，包括乡下插队，包括错过高考。

我说：“我就是这么个情况，没学历，没钱，在一个破厂里混日子。你要是觉得不行，咱们就当没见过。”

我以为她会掉头就走。

没想到，她听完，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错过就错过了呗，人又不是活在过去。再说了，你救了人，这是好事。”

我愣住了。

这么多年，她是第一个用这种“无所谓”的语气跟我谈论这件事的人。

所有人都觉得那是天大的遗憾，只有她说，错过就错过了。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跟这个姑娘过一辈子，应该不会太累。

我们很快就结婚了。

婚房是厂里分的十几平米的小单间，小得转个身都嫌挤。

但林姝很会过日子，把小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还贴了她自己剪的窗花。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

平淡，琐碎，像一杯温吞的白开水。

八十年代，改革的春风吹遍大地。

我所在的那个小破厂，没撑多久就倒闭了。

我成了第一批下岗工人。

那段时间，天都是灰的。

我一个大男人，三十好几了，没工作，没收入，每天在家里待着，感觉自己就是个废物。

林姝的厂效益也不好，经常发不出工资。

我们俩经常为了一块钱掰成两半花的事吵架。

最难的时候，家里连买米的钱都没有。

我没办法，只能出去蹬三轮车，给人拉货。

夏天顶着大太阳，冬天冒着大学，一天下来，累得骨头都快散架了，也就挣个几块钱。

有一次，我在火车站拉客，碰到一个以前的知青同伴。

他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旁边还跟着一个漂亮的女秘书。

他现在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

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走过来，递给我一根烟。

是“万宝路”。

我接过来，没舍得抽，夹在耳朵上。

他问我：“陈晋，怎么干这个了？”

我能怎么说？

我笑了笑，说：“混口饭吃。”

他拍拍我的肩膀，叹了口气，“唉，你要是当年……不说了。这是我名片，以后有事，来找我。”

我接过那张烫金的名片，看着他坐上门口的桑塔纳轿车，一溜烟走了。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蹬的三轮车，再看看手里的名片，突然觉得无比讽刺。

我把名片揉成一团，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我陈晋，还没落魄到需要别人可怜的地步。

回家后，我跟林姝说，我不蹬三轮了。

“不蹬三轮你吃什么？喝西北风啊？”她正在搓衣服，头也不抬地说。

“我想做点小买卖。”

“做什么买卖？你有本钱吗？”

“我……我去借。”

我拉下脸，跟我爸妈，跟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借了两千块钱。

在夜市盘了个小摊位，卖袜子，手套，裤衩背心。

每天晚上出摊，凌晨收摊。

为了跟城管斗智斗勇，我练就了一身“闻风而动”的本事。

生意不好做，挣的都是辛苦钱。

但好歹，是靠自己的手挣来的。

八五年，我儿子出生了，取名叫陈冬。

冬天的冬。

他的出生，给我们这个小家带来了很多欢乐，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奶粉钱，尿布钱，样样都要钱。

我和林姝更拼命了。

她下了班就来摊上帮我，我们俩经常忙到后半夜，回家倒头就睡。

日子虽然苦，但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心里是甜的。

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陈冬身上。

我没能上的大学，我希望他能上。

我没能有的人生，我希望他能有。

我从小就跟他说：“你什么都不用管，给老子好好读书就行。只要你能考上大学，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供你。”

陈冬很争气，从小学习就好，一直是班里的前几名。

他是我最大的骄傲。

九十年代，夜市的摊子不让摆了。

我又失业了。

那时候我已经快四十了。

人到中年，一事无成。

那种感觉，真是……操蛋。

我抽着最便宜的“大前门”香烟，整夜整夜地失眠。

林姝看我这样，也着急。

有一天，她跟我说：“老陈，要不，咱们开个小店吧。就咱家楼下那个空着的车库，租下来，开个五金店怎么样？你以前在厂里，跟那些零件打交道，总比我懂。”

我眼睛一亮。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

我们把这些年攒下的所有积蓄都拿了出来，又借了一点，盘下了那个车库。

我的“陈氏五金店”就这么开张了。

店很小，只有十来个平方。

卖一些螺丝、钉子、水管、阀门之类的小东西。

我还买了些工具，帮街坊邻居换个水龙头，修个锁，挣点手工费。

生意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

就是那种饿不死，也发不了财的状态。

我们就这样，守着这个小店，把陈冬一点点拉扯大。

时间过得真快。

一晃，就到了2007年。

我已经五十二岁了。

头发白了大半，背也开始有点驼了。手上的老茧，一层盖着一层，像是刻着我这半辈子的风霜。

林姝的身体不太好，有风湿病，一到阴雨天，腿就疼得厉害。

儿子陈冬，大学毕业两年了，在一家软件公司上班，天天加班，忙得脚不沾地，工资却不见涨多少。

他总跟我说：“爸，我想辞职，跟同学一起创业。”

我每次都把脸一板，“创什么业？你有钱吗？你有人脉吗？老老实实上班，别整天想那些没用的！”

其实我知道，他有想法，有能力。

可我怕。

我这辈子，被命运折腾怕了。

我只希望他能安安稳稳的，别走我的老路。

生活就像一潭死水，偶尔扔进一颗石子，泛起一点涟漪，很快又恢复平静。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会这样，守着这个小五金店，慢慢老去。

直到那天下午。

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暖洋洋的。

店里没什么生意，我搬了张小马扎，坐在门口，眯着眼睛打盹。

一辆黑色的奥迪A6，悄无声息地停在了我的小店门口。

这车太扎眼了。

我们这条老街，平时连个桑塔纳都少见。

我睁开眼，看着车。

车门开了，下来一个穿着深色西装的年轻人。

不对，不能算年轻人了，看着得有三十七八岁。

他很高，很精神，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文质彬彬的。

他径直朝我走过来。

我心里琢磨着，这人是来买东西的？不像啊。我们这店里，卖的都是几块钱的小玩意儿，配不上他这身行头。

他在我面前站定，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头顶上那个褪了色的招牌——“陈氏五金”。

他的眼神有点复杂。

“请问，您是陈晋，陈师傅吗？”他开口了，声音很沉稳，很客气。

“我是。你有什么事？”我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他盯着我的脸，看了很久。

然后，他突然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吓了一跳，赶紧往后退了一步，“哎，你这是干什么？”

他直起身，眼圈有点红。

“陈晋哥，”他叫我，“你不认识我了？”

陈晋哥？

我愣住了。

这个称呼，太遥远了。

好像只有在那个遥远的村庄，那个遥远的夏天，才有人这么叫过我。

我仔细地打量着他。

他的眉眼之间，好像……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点熟悉。

“你是……”我迟疑地问。

“我是李哲远。”他说。

李哲远。

轰的一声。

我的脑子，像被投入了一颗炸弹。

三十年了。

这个名字，我已经整整三十年没有听到过了。

我以为我早就忘了。

可当他从眼前这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嘴里说出来时，所有被我尘封在记忆最深处的画面，瞬间全都涌了出来。

那个夏天的河湾，那个在水里挣扎的小男孩，那身冰冷的泥水，那扇紧闭的考场大门……

一切都那么清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手，不受控制地开始发抖。

“陈晋哥，我找了你好多年。”李哲远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当年你们知青返城，我年纪小，不知道你家在哪儿。后来我长大了，出去读书，工作，一直托人打听，直到最近，才找到你。”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是啊，三十年了。

当年那个瘦弱的、怯生生的小男孩，已经长成了这样一个气度不凡的男人。

而我，那个当年风华正茂的知青，却成了一个守着破五金店的糟老头子。

命运，会捉弄人。

“找我……干什么？”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

“我……”他似乎不知道该怎么说，“陈晋哥，我们找个地方，坐下聊聊吧。”

我还能说什么？

我把店门锁上，跟着他上了那辆奥迪车。

车里的真皮座椅又软又舒服，空调吹着冷气，跟我那破店里简直是两个世界。

我们去了附近一家最高档的茶楼。

包厢里，古色古香。

他很熟练地点了最好的茶，又点了一堆我见都没见过的精致点心。

“陈晋哥，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他给我倒上茶，小心翼翼地问。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好茶，确实是好茶。

但我喝着，却像喝白开水一样，没滋没味。

“就那样。”我淡淡地说，“不好不坏，活着呗。”

他沉默了。

包厢里的气氛有点尴尬。

他似乎在组织语言，过了好一会儿，才重新开口。

“陈晋哥，我知道，当年如果不是为了救我，你不会错过高考。你的人生，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又来了。

又是这种该死的论调。

我心里一阵烦躁。

“都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干嘛？”我打断他，“我救你，不是为了让你记一辈子，也不是为了让你来跟我说这些。当时那种情况，换了谁都一样。”

“可那个人是你，不是别人！”他的情绪也有些激动，“这三十年，我没有一天忘记过。我努力读书，从村里考出来，考上名牌大学，出国留学，回来创业……我就是想，等我有了本事，一定要找到你，报答你。”

报答？

我心里冷笑一声。

怎么报答？

用钱砸我吗？

“我不需要你报答。”我说，语气很硬，“我说了，我救你，不是图你什么。我陈晋这辈子虽然过得不怎么样，但还没到需要人施舍的地G步。”

“我不是施舍！”他急了，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

“陈晋哥，你看看这个。”

我低头看了一眼。

文件封面上写着几个大字：《股权转让协议》。

我皱了皱眉，没动。

“这是我名下一家子公司，做物流的，不大，但每年也有几百万的利润。我已经办好了手续，把它转到你的名下。”他看着我，眼神无比诚恳，“陈晋哥，这不是施舍，这是我欠你的。我用我偷来的三十年，换你一个安稳的晚年。请你，一定要收下。”

我盯着那份文件，感觉它像一块烧红的烙铁。

一家公司。

几百万的利润。

这些数字，对我来说，就像天方夜谭。

我这辈子，见过最大的一笔钱，就是当年开五金店时，跟亲戚朋友借的那几万块。

他现在，要送我一个公司？

我突然觉得很想笑。

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勤勤恳恳，为了几块钱跟人争得面红耳赤，为了省点电费大夏天不敢开风扇。

我以为我活得很有骨气，很有尊严。

结果呢？

在人家眼里，我这三十年的挣扎，这三十年的辛苦，只需要一份文件，就可以被轻易地“补偿”。

我算什么？

一个等待好心人来“拯救”的可怜虫吗？

我的尊严，我那点可怜的、靠着修水龙头、卖螺丝钉建立起来的尊严，在这一刻，被砸得粉碎。

我把那份文件推了回去，力气有点大，茶杯都被撞得晃了晃。

“李总，”我改了称呼，声音冷得像冰，“你这礼太重了，我受不起。”

“陈晋哥，你别这样叫我……”

“我说了，我受不起。”我站起身，“你要是真的觉得欠我，那从今天起，你不欠了。我们俩，两清了。”

“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就当从来没认识过。”

说完，我转身就走，头也不回。

我怕我再多待一秒，就会控制不住，把那杯滚烫的茶，泼到他那张诚恳的脸上。

走出茶楼，外面的阳光刺得我眼睛疼。

我像个打了败仗的士兵，佝偻着背，一步一步往我的小店挪。

回到家，林姝看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

我把今天的事跟她说了。

她听完，半天没说话，只是坐在那儿，默默地掉眼泪。

“老陈，你……你就是个犟驴！”她一边哭一边捶我，“人家给你，你就拿着啊！你跟钱有仇吗？有了这笔钱，我的腿就有钱治了，儿子也不用那么辛苦，可以去做他想做的事了。你……你图什么啊！”

“我图什么？”我冲她吼道，“我图我活得像个人！我不是个要饭的！”

“谁说你是要饭的了？”她也冲我吼，“那是人家报恩！是你应得的！你救了他一条命，他给你一个公司，怎么了？天经地义！”

“我不要！”我固执地像块石头，“我陈晋这辈子，没偷没抢，没靠过任何人。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我不要他那不干不净的钱！”

“什么叫不干不净？！”

那天晚上，我们俩吵得天翻地覆。

这是我们结婚快三十年，吵得最凶的一次。

最后，她哭着回了娘家。

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抽了一整夜的烟。

第二天，我儿子陈冬回来了。

他眼圈黑黑的，一看就是没休息好。

“爸，我妈都跟我说了。”他坐在我对面，给我递过来一杯水。

我没接，低着头，继续抽烟。

“爸，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他说，“你觉得接受了，就等于否定了你这三十年的努力。你觉得你的尊严，比钱重要。”

我没说话。

这小子，还挺懂我。

“但是爸，你想过没有，”他顿了顿，继续说，“尊严不是嘴上说说的。让妈的腿能得到最好的治疗，让她不用再受罪，这是不是尊严？让你的儿子，能没有后顾之忧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不是为了每个月的房贷和工资，把理想磨得一干二净，这是不是尊严？”

“你这一辈子，活得太累了。你总想把所有事都自己扛。可你也是个普通人，你也会老，会累，会扛不动。”

“那个李叔叔，他不是在施舍你。他可能……只是想让自己心安一点。你救了他的命，这是事实。这件事，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现在，他只是想把这两条被命运岔开的轨道，重新拉回一个相对公平的位置。”

“爸，这不是否定你的过去。恰恰相反，这是对你当年那个选择的最高肯定。”

我听着儿子的话，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

我抬起头，看着他。

他长大了。

真的长大了。

比我懂得多，看得也比我远。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我声音沙哑地问。

“接受。”他说得很干脆，“但不是像接受施舍一样接受。你可以跟他谈。”

“谈？”

“对。你不需要他直接给你一个公司。你可以跟他合作。比如，你不是一直觉得我那个互联网项目不靠谱吗？你可以让他以投资人的身份，投资我的项目。这样，他就不是单纯的赠予，而是风险投资。我们是平等的商业伙伴关系。”

“再比如，那个物流公司，你可以不要所有权，但你可以要求一个管理者的职位。你这大半辈子跟街坊邻居打交道，开五金店，最懂底层这些人和事怎么运转。你去管理，从基层做起，用你的经验和能力，把公司做好。你拿的，是工资，是奖金，是你应得的报酬。”

“爸，时代变了。尊严的体现方式，也变了。不是只有拒绝，才叫有骨气。”

陈冬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那把生了锈的锁。

是啊。

我为什么一定要那么极端呢？

我为什么不能换一种方式？

我 stubborn 了一辈子，跟天斗，跟命斗，到头来，除了感动自己，还剩下什么？

一身的病痛，和家人的担忧。

那天下午，我主动给李哲远打了个电话。

电话是我问陈冬要的。

接电话的时候，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意外和惊喜。

我约他见面，还是在上次那个茶楼。

这次，我没等他开口，先说话了。

“李总，我想了一晚上。”我看着他，很平静，“你那个公司，我不能白要。”

他刚想说什么，我摆了摆手，示意他听我说完。

“我儿子，叫陈冬，大学学计算机的。他和他同学，有个创业项目，还不错，但是缺一笔启动资金。如果你信得过，我希望你能以投资人的身份，给他们投一笔钱。算……算我借你的。以后项目赚钱了，连本带利还你。”

“至于那个物流公司，”我继续说，“我也不要。但是，我想到你公司去上班。”

李哲远愣住了，“上班？”

“对，上班。”我点点头，“我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大事。开过卡车，摆过地摊，守过五金店。我知道怎么跟底层的人打交道，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怕什么。你们那个物流公司，肯定有很多司机和搬运工吧？我去管他们，应该没问题。”

“我不要你白给的股份，也不要什么高管的职位。我就从一个最普通的部门经理干起。你给我开工资，干得好，你给我奖金。干得不好，你随时可以开了我。”

“我陈晋，不拿白食。我要拿，就拿我凭本事挣来的那份。”

我说完这番话，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

这才是属于我的，有尊严的接受方式。

李哲远看着我，沉默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站起身，又一次，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陈晋哥，”他抬起头，眼眶通红，“我明白了。”

“谢谢你。”

那一天，我们聊了很多。

聊他这些年的经历，聊我这些年的生活。

三十年的隔阂，好像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

后来，李哲远真的投资了我儿子的创业公司。

陈冬他们那帮年轻人，像打了鸡血一样，干劲十足。

我也正式“入职”了李哲远的物流公司，成了一名后勤保障部的经理。

上班第一天，我没穿西装，就穿了件干净的夹克衫。

走进那栋亮晶晶的写字楼，看着那些穿着职业装、步履匆匆的年轻人，我感觉自己像个外星人。

很多人都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他们都听说了，我是那个“空降”来的、董事长的“救命恩人”。

眼神里，有好奇，有不屑，有嫉妒。

我不在乎。

我一头扎进了工作里。

跟车队，下仓库，跟司机们一起吃盒饭，跟搬运工一起抽烟聊天。

我帮他们解决家里的困难，帮他们跟公司争取更合理的待遇。

我用我前半辈子积累的那些“江湖经验”，把这个最难管的部门，管得井井有条。

一开始，那些老油条司机们不服我。

后来，他们都服了。

他们不叫我“陈经理”，他们叫我“陈哥”。

就像很多年前，在那个小村庄里一样。

林姝的腿，用上了最好的药，请了最好的医生，恢复得很好。现在她每天都去跳广场舞，精神头比我都足。

陈冬的公司，也慢慢走上了正轨，拿到了第二轮融资。他给我和林姝换了套大房子，带电梯的，林姝再也不用爬楼梯了。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也会想。

如果七七年那天，我没有跳下那条河，我现在会是什么样？

也许，我会是一个大学教授，戴着老花镜，在讲台上滔滔不绝。

也许，我会是一个机关干部，每天喝茶看报，安稳退休。

也许，我会像我那个开桑塔纳的同学一样，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

会有很多种可能。

每一种，都比守着一个破五金店要光鲜亮丽。

但是，那样的我，会认识爽朗的林姝吗？会有一个懂我、让我骄傲的儿子陈冬吗？

我不知道。

人生没有如果。

我只是一个在命运的河里，随波逐流的普通人。

三十年前，我跳进河里，救起了一个孩子，也把自己推向了另一条完全陌生的河道。

那条河道里，有泥沙，有礁石，有险滩。

我挣扎过，迷茫过，怨恨过。

但我也一路游了过来，看到了属于我自己的风景。

李哲远的出现，像是在我这条浑浊的河道里，突然汇入了一股清流。

他没有把我捞出去，放到一条金光闪闪的大船上。

他只是让我的河道，变得更宽阔了一些，水流，也更平缓了一些。

前面的路，依然需要我自己去游。

这就够了。

真的，够了。

去年，我带着林姝和陈冬，回了一趟当年插队的那个村子。

村子变化很大，盖了很多新房子。

但村口那条河，还在。

河水依然在静静地流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站在当年跳下水的那个河湾，站了很久。

风吹过，水面泛起粼粼的波光。

仿佛能看到，三十多年前那个夏天，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在“前途”和“生命”之间，做出了一个笨拙而又坚定的选择。

我笑了笑。

不后悔。

一点也不。

来源：雨落星为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