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攒够了钱，买一台十四寸的“飞跃”牌黑白电视机，然后跟谈了三年的对象小芳结婚。

一九八五年，夏天。

电风扇在头顶有气无力地转着，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

我叫陈晋，二十二岁，红星机械厂的钳工。

那时候的人生，简单得像一张白纸。

上班，下班，跟厂里的兄弟们喝点小酒，吹吹牛。

心里头唯一的念想，是攒钱。

攒够了钱，买一台十四寸的“飞跃”牌黑白电视机，然后跟谈了三年的对象小芳结婚。

小芳说，结婚可以没有缝纫机，没有自行车，但不能没有电视机。

她说，她想看《霍元甲》。

我捏着刚发下来的工资，三十七块五毛，心里盘算着，还差小半年。

那天下了夜班，天刚蒙蒙亮。

街上没几个人，只有早起扫大街的清洁工，唰唰的竹扫帚声，听着心里安宁。

我抄近路，从和平里那条小胡同穿过去。

胡同里黑乎乎的，一股子尿骚味。

刚走到一半，就听见前面传来一阵乱糟糟的叫骂和闷响。

我心里咯噔一下。

那时候，“严打”的风声正紧。

街上到处都贴着标语，什么“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

我们厂保卫科长老王，天天在广播里念文件，说现在是特殊时期，晚上没事别在外面瞎晃悠。

我不想惹事，转身就想走。

晚了。

胡同那头，几个人影一哄而散，地上躺着一个，哼哼唧唧的。

我还没反应过来，另一头就冲进来几个人，穿着制服，手里拿着手电筒和警棍。

“不许动！”

雪亮的光柱一下子打在我脸上，刺得我睁不开眼。

我举起手，脑子一片空白。

“警察同志，我……我就是路过。”

“路过？”一个国字脸的警察冷笑一声，用警棍捅了捅地上那人，“他也是路过？”

地上那人满脸是血，指着我，含糊不清地喊：“就是他……他们一伙的……”

我操。

我他妈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不是我！我刚下夜班回家！”我急了，从兜里掏出工作证。

国字脸接过去，用手电筒照了照，又照了照我的脸。

“红星机械厂的？”

“对对对，我真是刚下班。”我看到了希望。

他把工作证塞回兜里，而不是还给我。

“带走！”

两个年轻警察一左一右，拧着我的胳膊就把我往外拖。

我的饭盒“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白面馒头滚进了脏水里。

那是我留着当早饭的。

我被塞进一辆帆布篷的吉普车里。

车上已经有两个人了，垂头丧气，跟我一样，脸上写满了懵逼。

我这才明白，这他妈是碰上“抓指标”的了。

严打期间，每个派出所都有任务，为了凑数，有时候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我，陈晋，一个连架都没打过的钳工，就这么成了“严打”的战果。

看守所里，空气是凝固的。

一股发霉、汗臭和绝望混合在一起的味道，钻进鼻子里，让你这辈子都忘不掉。

我被剃了光头。

冰冷的推子贴着头皮，感觉自己不再是个人，而是个牲口。

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跟沙丁鱼罐头似的。

我缩在角落里，不敢说话，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

进来第一天，我就挨了打。

起因是分饭的时候，我多看了一眼别人的窝头。

一个外号叫“豹子头”的壮汉，一巴掌就扇在我后脑勺上。

“看你妈呢？”

我当时就火了，在厂里我也是个有头有脸的青年骨干，什么时候受过这气？

我梗着脖子，回了一句：“看看不行啊？”

“嘿，还挺横？”

豹子头一脚踹在我肚子上，我整个人像虾米一样弓了起来。

周围的人，没人敢出声，都默默地啃着手里的窝头，眼神里是麻木。

拳头和脚像雨点一样落在我身上。

我抱着头，感觉骨头都要散架了。

这就是规矩。

新来的，都得过这么一关。

晚上，我躺在冰冷的铺板上，浑身疼得睡不着。

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流。

我想我爸妈，想小芳，想厂里那台嗡嗡作响的车床。

我想不明白，世界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这样。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旁边一个声音轻轻地响了起来。

“忍着点，骨头没事，都是皮外伤。”

我扭过头，看到一张脸。

那是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戴着一副没有镜片的眼镜框，头发也剃光了，但身上有股说不出来的干净劲儿。

他跟这里所有的人都格格不入。

“你是谁？”我哑着嗓子问。

“我姓林，林修远。”他声音很平静。

他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贵人，那个经济学教授。

当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我只觉得，这个姓林的，有点怪。

他不像别的犯人那样愁眉苦脸或者凶神恶煞。

他总是很安静地坐在角落里，背挺得笔直，像是在思考什么。

豹子头他们也不去惹他。

我后来才知道，林教授刚进来的时候，豹子头也想给他个下马威。

结果林教授没躲也没求饶，只是平静地看着他，说了一句话。

“你打我，解决不了你自己的问题。你在这里称王称霸，出了这个门，你依然什么都不是。”

豹子头愣住了，他那榆木脑袋可能没完全听懂。

但林教授的眼神，让他感到了害怕。

那是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能把你看穿的眼神。

从那以后，没人再敢动林教授。

他成了这个小王国里，一个特殊的存在。

那天晚上，林教授看我疼得实在厉害，就挪了过来。

他伸出手，在我被打的肋骨上轻轻按了按。

“还好，没断。”

“你是大夫？”我有点惊讶。

他摇摇头，笑了笑：“不是。以前在乡下插队，跟老兽医学过几手。”

我没心情开玩笑，翻了个身，背对着他。

“别想太多，睡一觉就好了。”他的声音又从背后传来。

我没理他。

睡？怎么睡得着？

我的清白，我的人生，全他妈毁了。

第二天，提审。

还是那个国字脸。

他把一份口供拍在我面前。

“签了。”

我拿起来一看，上面写着我伙同他人持械斗殴，致人重伤。

“这不是我干的！”我把笔录拍在桌子上。

“到了这儿，还嘴硬？”国字-脸眼睛一瞪，“告诉你，现在是严打时期，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我没干过就是没干过！”

“行，有骨气。”他站起来，走到我身后，一脚踹在我的腿弯上。

我跪倒在地。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记不清了。

只记得耳边全是咆哮，身上全是疼痛。

最后，我还是签了。

不签，可能会死在这里。

回到监舍，我又成了一滩烂泥。

林教授把我扶到铺位上。

他看着我嘴角的血，叹了口气。

“屈打成招了？”

我点点头，眼泪又下来了。

“完了，我这辈子完了。”

“不一定。”林教授递给我一个窝头，“只要人还在，就没完。”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人没那么讨厌了。

在这个鬼地方，他是唯一一个把我当人看的人。

我开始试着跟他说话。

我问他：“林教授，他们都这么叫你，你真是大学教授？”

他点头：“嗯，在财经大学教经济学的。”

“经济学？是干啥的？”我那时候连这个词都没怎么听过。

“研究价值、生产、交换和分配规律的科学。”他说的很认真。

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那……您是怎么进来的？”我小心翼翼地问。

这是个忌讳的问题。

林教授却没在意，他扶了扶那没有镜片的眼镜框，自嘲地笑了笑。

“投机倒把。”

这个罪名我听说过。

八十年代初，胆子大的人搞点小买卖，弄点紧俏物资，一不小心就成了“投机倒把分子”。

“我帮一个乡镇企业从香港引进了一条生产线，帮他们做了点市场顾问，收了点咨询费。”林教授说得很平淡。

“那不是好事吗？给国家创汇。”

“观念不同。”林教授看着窗外那一片小小的、灰色的天空，“在有些人眼里，只要不是拿死工资，你赚的每一分钱，都带着原罪。”

我似懂非懂。

但我知道，他和我一样，也是被冤枉的。

同是天涯沦落人。

从那天起，我跟林教授走得近了。

白天，我们在放风的小院子里，一圈一圈地走路。

他给我讲外面的世界。

讲美国的华尔街，讲日本的丰田，讲香港的李嘉诚。

那些东西对我来说，就像天方夜谭。

我们厂里，最牛逼的人是八级钳工，一个月能拿一百多块钱。

而林教授口中的世界，钱的单位是“万”，“亿”。

“陈晋，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是什么吗？”有一次，他突然问我。

我想了想，说：“枪炮？”

他摇摇头。

“是规则。”

“规则？”

“对。你看这个监牢，”他指了指周围的高墙和电网，“它有它的规则。谁是老大，谁说了算，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放风，都是规则。”

“豹子头就是这里的规则。”我说。

“不。”林-教授笑了，“豹子头只是规则的执行者和受益者。真正的规则制定者，在墙外面。”

“那又怎么样？我们还不是得听他的。”我有点丧气。

“大部分人选择遵守规则，少数人选择利用规则，极少数人，创造规则。”

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

“在这个监牢里，我们改变不了规则。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和理解它。然后，等到我们出去的那一天，去一个更大的世界，一个规则正在被重新书写的世界，去利用它，甚至创造它。”

我呆呆地看着他。

我感觉我的脑子里，好像有一扇门被推开了一条缝。

从那条缝里，照进了一束光。

“林教授，我……我听不懂。”

“没关系，我慢慢教你。”

他捡起一根小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框。

“我们把这个监牢，看作一个独立的经济体。”

“每天的食物是固定的，这是供给。所有犯人的肚子，是需求。”

“豹子头为什么能当老大？因为他最强壮，他能通过暴力，获得最大份额的食物分配权。这叫‘暴力垄断’。”

“那您呢？”我问。

“我？”林教授笑了，“我提供的是稀缺资源——知识和策略。我帮豹子头分析，怎么管理手下那几个小弟，才能让他们更听话，同时又不会联合起来反抗他。我用我的脑子，换取了安宁。这叫‘知识交换’。”

我目瞪口呆。

原来，我们每天经历的这些破事，还能这么解释。

“陈晋，你再看，”他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一条线，“这条线，代表价值。”

“比如，一根香烟。在外面，它值五分钱。但在这里，它是硬通货。有时候，一根烟可以换一个馒头，有时候，甚至可以换别人替你站一班岗。它的价值，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环境和供需关系在波动。”

“这……这跟我们有啥关系？”

“关系大了。”林教授的表情严肃起来，“中国这个巨大的国家，正在经历一场几百年来最深刻的变革。旧的规则正在瓦解，新的规则正在建立。无数的机会，就像这监牢里的香烟，它们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而未来，会有一种东西，比香烟，比彩电，比任何东西的价值波动都更剧烈，更惊心动魄。”

“那是什么？”我追问道。

他用树枝，在地上，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两个字。

股票。

“股票？”我念了出来，感觉很陌生。

“对。简单说，就是一张纸，一张代表你拥有一个工厂、一个商店一小部分的纸。”

“拥有工厂？就凭一张纸？”我简直不敢相信。

“是的。如果这个工厂赚钱了，你的这张纸就值钱了。如果它倒闭了，你的这张纸就一文不值。未来，会有成千上万家工厂，把它们自己变成千千万万张这样的纸，在市场上买来买去。”

“这将是一场巨大的财富转移。无数人会因此倾家荡产，也有无数人会因此一夜暴富。”

林教授看着我，眼神灼灼。

“陈晋，我想教你的，就是怎么在这场游戏中，活下来，并且赢。”

那一刻，我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我忘了身上的伤痛，忘了被冤枉的屈辱。

我只觉得，浑身的血都热了起来。

从那天开始，我的监狱生活，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是忍受。忍受肮脏的环境，难以下咽的食物，以及豹子头他们时不时的欺压。

另一部分，是学习。

放风的时候，林教授在地上画图，给我讲什么是“K线”，什么是“市盈率”，什么是“道琼斯指数”。

那些名词，我一个也记不住。

林教授也不逼我。

他用最简单的方式给我打比方。

“你看今天发的窝头，”他拿起那个又干又硬的玩意儿，“假设全监区一天就发一百个，不多不少。这就是‘总股本’。”

“你手里的这一个，就是一股。”

“今天，你特别饿，愿意用明天的两个窝头，换今天这一个。这就产生了‘交易’和‘价格’。你对窝头的预期，推高了它的‘现价’。”

“如果明天，厨房突然多发了五十个窝头，总量变成一百五十个。你手里的这一个，就不那么值钱了。这就叫‘增发扩容’，会稀释‘股价’。”

“如果传说明天要改善伙食，有肉包子吃。那今天窝头的价格，就会暴跌。这就叫‘利空消息’。”

我听得入了迷。

原来，这世界上最复杂高深的经济学，道理竟然和我们每天抢窝头是一样的。

晚上，熄灯之后，大家都在打鼾或者说梦话。

我和林教授就躺在铺板上，小声地说话。

他给我讲他的人生。

他出身书香门第，留学过苏联，见证了新中国的起起落落。

他相信市场，相信人性中追求富裕的本能。

他说：“压抑是暂时的，开放才是历史的必然。就像这堵墙，它能圈住我们的身体，但圈不住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他也问我的事。

我给他讲小芳，讲我们俩怎么在厂里的联谊会上一见钟情。

我讲我们俩存钱罐里的一分一毛，讲我们俩趴在百货大楼的橱窗前，看那台“飞跃”电视机。

讲着讲着，我就哭了。

“林教授，我还能出去吗？小芳她……还会等我吗？”

林教授沉默了很久。

“陈晋，记住。决定我们价值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

“就算你出去了，一无所有，被人戳脊梁骨，但只要你脑子里有东西，有对未来的判断，你就比所有人都值钱。”

“至于那个姑娘，”他顿了顿，“如果她爱你，她会等。如果她不等，那说明你值得更好的。”

他的话，像一把锤子，敲在我心上。

我擦干眼泪，点点头。

“林教授，您继续讲。什么是‘熊市’，什么是‘牛市’？”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的案子，没有任何进展。

我爸妈来探视过一次，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

我妈哭得差点晕过去，我爸一个劲儿地捶着玻璃，喊着他要去北京告状。

我看着他们花白的头发，心如刀绞。

我对着话筒，大声地喊：“爸，妈，别担心！我在这里面好着呢！我跟一个大学教授学习呢，等我出去了，我赚大钱给你们花！”

他们听不清，或者说，他们不相信。

在他们眼里，我的人生已经画上了句号。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我开始疯狂地吸收林教授教给我的所有知识。

我没有纸，没有笔。

我就用脑子记。

每天晚上，我都在脑子里把林教授白天讲的东西过一遍，像放电影一样。

K线图的各种形态，金叉，死叉，头肩顶，双底……

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资产负G债率，净利润增长率……

宏观经济的各种指标，GDP，CPI，利率……

我发现我的记性出奇的好。

也许是绝境激发了我的潜能。

那些枯燥的数字和理论，在我脑子里，都变成了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一个工厂的崛起，一个行业的兴衰，一个时代的脉搏。

豹子头他们看我的眼神也变了。

他们觉得我疯了。

这个新来的小子，挨了打不哭，不闹，整天神神叨叨地跟那个老学究嘀咕，有时候还一个人对着墙壁发呆，嘴里念叨着什么“牛啊”“熊啊”的。

有一次，豹otz头实在忍不住了，问我：“小子，你跟那老家伙天天念叨啥呢？”

我看了他一眼，学着林教授的样子，平静地说：“我们在讨论，如何用三根烟，在一个星期内，变成三十根。”

豹子头愣住了。

烟，是这里的硬通货，是他的命根子。

“吹牛逼吧你？”

“不信？你给我三根烟，一个星期后，我还你三十根。如果我还不了，我这条命，你随时拿去。”

我的眼神，很冷。

是从林教授那里学来的，看穿一切的冷。

豹子头被我镇住了。

他犹豫了半天，从他的“小金库”里，摸出三根“大前门”，扔给我。

“行，老子就看看你有什么花样！”

我拿着那三根烟，找到了监舍里一个因为偷窃进来的惯犯，外号“老鼠”。

老鼠手很巧，能用纸搓出各种小玩意儿。

我给了他一根烟。

“帮我个忙，用纸，给我做一个最精巧的转盘。”

老鼠眼睛一亮，接了烟，半天功夫，就给我弄了一个可以旋转的纸质罗盘，上面刻着各种歪歪扭扭的符号。

然后，我开始在监舍里“开盘”。

我宣布，这是一个“命运转盘”。

转一次，需要半根烟。

转到“吉”，未来三天，你的运气会变好。转到“凶”，你得小心点。

这套说辞，纯属扯淡。

但在这里，每个人都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惧和对未来的迷茫中。

他们需要一点心理安慰，哪怕是假的。

一开始，没人理我。

我就自己玩。

我把剩下的一根半烟，撕开，分成三份。

我请豹子头的一个小弟，让他替我转。

“转吧，转到什么，这半根烟就是你的。”

小弟犹豫着转了。

指针停在了“吉”上。

我把半根烟给了他。

小弟很高兴。

第二天，放风的时候，这个小弟捡到了别人掉的一块肥皂。

在监牢里，一块肥皂，就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他觉得，是“命运转盘”给他带来了好运。

于是，一传十，十传百。

我的“命运转盘”生意，火了。

每天都有人排着队，用他们好不容易攒下来的烟丝，换一次转动的机会。

我成了庄家。

我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坐在那里，看着转盘，收取“手续费”。

一个星期后，我拿着一整包，五十根“大前门”，扔到了豹子头面前。

豹子头看着那包烟，再看看我，眼神里充满了敬畏和不解。

他想不明白，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臭小子，是怎么做到的。

我没跟他解释。

我把烟推了回去，只要了属于我的三十根。

“我说过，还你三十根，就三十根。”

我转身回到铺位上，把三十根烟，整整齐齐地摆在林教授面前。

“林教授，这是学费。”

林教授看着我，笑了。

他拿起一根烟，闻了闻，又放下了。

“你出师了。”

他说。

“不，还差得远。”我说，“这只是投机，不是投资。”

林教授欣慰地点点头。

“对。你利用了人性的弱点——贪婪和恐惧。但真正的投资，是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从那以后，我在监牢里的地位，彻底变了。

豹子头再也不敢找我的麻烦，甚至有时候，还会客客气气地叫我一声“陈哥”。

他会把他搞不懂的事情拿来问我。

比如，他手下的一个小弟，最近总是不听话，该怎么敲打，才能既让他服气，又不会逼反他。

我用林教授教我的“博弈论”，给他分析得头头是道。

我成了豹子头的“军师”。

我不用再挨饿，不用再挨打。

我甚至有了一点小小的特权，比如可以多看一会儿书。

看守所的图书室里，只有一些过时的报纸和马列著作。

我就看报纸。

我从那些字里行间，寻找着林教授所说的“时代的脉搏”。

我看到了“价格双轨制”，看到了“乡镇企业的崛起”，看到了“深圳特区”的日新月异。

我感觉，外面那个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锅炉，正在烧得滚烫。

而我，必须尽快出去，赶上这趟车。

机会，在我入狱一年半的时候，来了。

那天，监区长突然把我叫了出去。

我以为又要提审，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

没想到，他让我换上自己的衣服。

“陈晋，你可以走了。”

我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的案子查清楚了。真正的凶手已经抓到了，他们都招了。你是被冤枉的。”

我感觉像被一道闪电劈中。

自由，就这么突如其来地，降临了。

我换上那套已经发霉的衣服，走出监区。

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我回头，看向那扇沉重的铁门。

我知道，我必须跟一个人告别。

我申请了最后一次探视。

隔着玻璃，我又看到了林教授。

他比以前更瘦了，但精神很好。

“恭喜你，陈晋。”他先开了口。

我拿起话筒，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对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林教授，谢谢您。”

“别谢我，谢你自己。是你自己，没有放弃。”

“我出去以后，能为您做点什么？”

林教授摇摇头：“照顾好你自己，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他想了想，又说：“出去以后，别想着报复。冤冤相报何时了。这个时代，有比仇恨更重要的事情。”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去找那些代表未来的公司，那些真正能创造价值的公司。把你的钱，你的未来，投给它们。”

“我该去哪里找？”

“上海，深圳。”林教授的眼睛亮得惊人，“那里，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

“您的案子……”

“快了。时代变了，我的那些‘罪名’，现在可能要叫‘功绩’了。”他笑了，笑得很坦然。

探视时间到了。

我站起来，最后看了他一眼。

“林教授，等我。等我赚到钱，我一定来接您。”

他笑着，对我摆了摆手。

走出看守所的大门，我贪婪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街上，人来人往。

我却感到一阵茫然。

我回家了。

开门的是我妈。

她看到我，愣了足足有半分钟，然后一把抱住我，嚎啕大哭。

我爸从屋里冲出来，看着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家里还是老样子，只是我爸妈的头发，全白了。

我的房间，还保持着我离开时的样子。

桌子上，还放着我和小芳的合影。

照片上，我们笑得那么甜。

晚上，我妈做了一大桌子菜。

她一个劲儿地给我夹菜，好像要把我这两年亏欠的都补回来。

我爸喝了点酒，话也多了起来。

他说他这两年，跑了多少个部门，写了多少封申诉信，求了多少人。

他说，总算老天开眼。

我默默地听着，吃着饭。

饭菜是香的，可我吃在嘴里，却感觉不到味道。

“小芳呢？”我终于问出了口。

我妈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

我爸叹了口气。

“分了。”

我的心，沉了下去。

“她……结婚了？”

“嗯，去年结的。嫁给了咱们厂子供销科长的儿子。”我爸说，“小晋，别怪她。一个女孩子，等不起。你那时候……谁知道你能不能出来呢？”

我点点头，没说话。

我知道，不能怪她。

就像林教授说的，如果她不等，那说明我值得更好的。

可是，心还是会痛。

像被针扎一样。

那台我心心念念的“飞跃”电视机，终究还是没能买成。

我的人生，好像又回到了原点。

不，比原点还不如。

我成了一个有“前科”的人。

我回到红星机械厂，想拿回我的工作。

人事科长客客气气地接待了我。

“小陈啊，欢迎你回来。你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是冤枉你了。”

“那我的工作……”

“这个嘛……有点难度。”科长面露难色，“你也知道，你离开这两年，厂里搞减员增效，你的岗位已经有人顶了。”

“而且……说句不好听的，你毕竟在里头待过。这影响，不太好。”

我明白了。

我被开除了。

我没有吵，也没有闹。

我平静地走出了工厂的大门。

那是我挥洒了五年青春的地方。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块“红星机械厂”的牌子，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总有一天，我会把它买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我成了一个无业游民。

街坊邻居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异样。

我爸妈唉声叹气，觉得我这辈子算是毁了。

我试着去找工作。

搬运工，临时工，什么脏活累活我都愿意干。

但一听说我“进去过”，人家就都摆手。

我成了社会的弃儿。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我没有消沉。

我在复习。

我把林教授教我的所有东西，一遍又一遍地在脑子里过。

我从我爸的旧书堆里，翻出了几本世界地理和历史。

我把林教授提到的那些国家，那些城市，一个个在地图上找出来。

纽约，伦敦，东京，香港。

我感觉，我的世界，不再是这个小小的城市，而是整个地球。

我需要钱。

我需要启动资金。

我把我爸妈给我的，还有我自己以前攒下的一点钱，凑了凑，一共五百三十二块。

这点钱，别说去深圳上海，连出省都费劲。

我必须想办法。

我把目光，投向了我们这里的夜市。

那时候，个体户还是个新鲜事物。

摆地摊，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务正业”。

但我知道，这里面有机会。

我用了一百块钱做本钱。

我没有去批发那些衣服袜子。

我观察了几天，发现夜市上最受欢迎的，是那些从广州那边传过来的流行歌曲磁带。

邓丽君，刘文正，张蔷。

一盘磁带，进价一块五，能卖到三块，甚至四块。

利润惊人。

但我没有那么多本钱去进货。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我花钱买了两台最便宜的录音机，又买了一堆空白磁带。

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借来了几盘最流行的原版磁带。

然后，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开始一盘一盘地翻录。

这在当时，是违法的，叫“盗版”。

但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林教授说过，原始积累，总是充满了血腥和灰色。

我录的磁带，音质当然比不上原版。

但它便宜。

我只卖一块钱一盘。

我的摊位前，很快就挤满了人。

都是些像我一样，没什么钱，但又想赶时髦的年轻人。

一个晚上，我能卖出上百盘。

刨去成本，我能净赚七八十块。

这比我以前在工厂一个月挣得都多。

城管也来抓过。

我就跟他们打游击。

我用在监牢里学到的观察力，判断他们什么时候会来，从哪条路来。

我总能提前收摊，消失在人海里。

两个月后，我攒了三千块钱。

这在1987年，是一笔巨款。

我把钱，整整齐齐地放在我爸妈面前。

他们都惊呆了。

“儿子，你……你这钱是哪来的？”我妈紧张地问，生怕我又干了什么坏事。

“妈，放心，是干净钱。是我自己挣的。”

我把卖磁带的事，跟他们说了。

我爸抽着烟，沉默了很久。

“你想好了？”

“想好了。”

“要去深圳？”

“对。”

“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

“爸，我必须去。”我看着他，“林教授还在等我。”

我爸站起来，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

里面是两根小黄鱼。

金条。

那是我们家压箱底的宝贝，是他准备给我和妈养老的。

“拿着。”他把金条塞到我手里，“穷家富路。”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我揣着三千块钱和两根金条，告别了父母，坐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火车上，挤满了人。

空气中弥漫着汗味、泡面味和廉价香烟的味道。

我身边，坐着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小伙子，我们聊了起来。

他也是去深圳的。

他说，他要在那边，闯出一片天。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车厢里，有人在弹吉他，唱着崔健的《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我跟着哼唱起来。

是啊，我一无所有。

但我又感觉，我拥有一切。

因为我的脑子里，装着一个崭新的世界。

深圳。

一出火车站，我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

到处是工地，到处是塔吊。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尘土和金钱混合的味道。

人们的脚步都很快，脸上写着匆忙和欲望。

这里，跟我的家乡，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找到了一个最便宜的招待所住下，一个床位十块钱。

然后，我开始寻找林教授说的那个地方。

那时候，还没有正式的证券交易所。

股票交易，是在一些信托公司的柜台进行的，被称为“黑市”。

我打听了很久，终于在深南中路，找到了传说中的“深圳发展银行证券业务部”。

那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门面。

门口，挤满了人。

他们手里拿着现金，或者一张张花花绿绿的纸，脸上是或狂喜、或沮M丧的表情。

我挤了进去。

墙上，挂着一块小黑板。

上面用粉笔写着几只股票的名字和价格。

“深发展”，“深万科”，“深金田”，“深安达”，“深原野”。

这就是传说中的“老五股”。

我看着那些不断变化的价格，感觉心跳都在加速。

这就是林教授说的战场。

我没有立刻冲进去。

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每天就泡在这里。

我不交易，我只是看，听，记。

我听那些所谓的“股神”吹嘘他们如何一夜暴富。

我听那些亏了钱的人咒骂庄家黑心。

我观察每一个人脸上的贪婪和恐惧。

我发现，这里的大部分人，跟我当初在夜市上碰到的那些赌徒，没有任何区别。

他们买股票，不是因为看好这家公司，而是因为听说它会涨。

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

这，就是我的机会。

我开始研究这几家公司。

我找不到它们的财务报表。

我就去图书馆，翻阅过期的报纸，寻找关于它们的任何一点信息。

我去它们的工厂门口，观察进出的货车多不多。

我跟它们的工人聊天，打听厂里的生产情况。

一个月后，我选定了我的第一只目标。

深圳发展银行。

深发展。

我的理由很简单。

林教授说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深圳要发展，到处都需要钱。

银行，就是钱的源头。

只要深圳这部机器还在运转，银行的生意就不会差。

这叫，投资“赛道”。

我把我所有的钱，三千块，加上卖掉一根金条换来的一万块，总共一万三千块，全部投了进去。

我以每股20元的价格，买入了650股深发展。

买入的那一刻，我的手都在抖。

这几乎是我全部的身家。

接下来的日子，是煎熬。

股价每天都在波动。

涨一块钱，我感觉自己站在了世界之巅。

跌五毛钱，我感觉自己要掉进深渊。

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脑子里全是那根跳动的K线。

我想起了林教授的话。

“投资，是反人性的。你要克服的，不是市场，而是你自己的贪婪和恐惧。”

我强迫自己，不再每天去看行情。

我相信我的判断。

我相信林教授教给我的逻辑。

一个月后，深发展的股价，涨到了40元。

我的资产，翻了一倍。

我没有卖。

因为我知道，这只是开始。

1990年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

股票，从“黑市”走向了“正规”。

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这个市场。

股价，开始疯涨。

1991年，深发展的股价，一度冲到80多元。

我的账户里，第一次有了超过五万块钱。

我拿着存折，去银行查了好几遍，才敢相信那是真的。

我成了别人眼中的“暴发户”。

但我自己清楚，这不是运气。

这是知识和忍耐的回报。

我没有就此满足。

我用赚来的钱，继续投资。

我买了万科。因为我知道，这么多人涌进深圳，都需要地方住，房地产未来一定有前景。

我买了金田。因为我知道，深圳的制造业正在蓬勃发展。

我的财富，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

1992年，那是一个疯狂的夏天。

为了购买新股认购抽签表，上百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向深圳。

一张小小的抽签表，从100块，被炒到了上千块。

史称“8·10事件”。

整个城市都陷入了狂热。

而我，却在那时，感到了深深的寒意。

我想起了林教授的话。

“当所有人都在贪婪的时候，你要恐惧。”

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清仓。

我卖掉了手里所有的股票。

我的朋友们都说我疯了。

“陈晋，现在行情这么好，你卖了干嘛？”

“还会涨的！能涨到天上去！”

我不为所动。

因为我看到的，不是K线，而是K线背后，那一张张失去理智的脸。

我把所有的钱，换成了现金，存进了银行。

然后，我离开了深圳，去了上海。

因为林教授说过，上海，是中国的另一个希望。

我到上海的时候，“8·10事件”的后果爆发了。

股市崩盘。

无数人血本无归，倾家荡产。

那些曾经嘲笑我的人，都来找我借钱。

我没有借。

不是我无情。

而是我知道，救急不救穷。

他们的失败，不是因为运气不好，而是因为他们的认知，配不上他们曾经拥有的财富。

在上海，我见证了“上交所”的成立。

我用在深圳赚到的钱，在上海，又一次抓住了机会。

“豫园商城”，“真空电子”。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只看公司本身。

我开始学习林教授教我的，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去思考。

国家的政策，利率的变化，行业的前景。

我的眼界，越来越开阔。

我的财富，也达到了一个我自己都无法想象的数字。

1995年。

我二十二岁入狱，三十二岁，我成了别人口中的“陈总”。

我在上海最贵的地段，买了房子。

我有了自己的公司，一个不大不小的投资公司。

我不再需要自己去人挤人的交易所。

我有了自己的交易员。

我每天的生活，就是看报告，见客户，做决策。

我过上了我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生活。

但我总觉得，心里空了一块。

我忘不了林教授。

这几年，我一直在托人打听他的下落。

我只知道他叫林修远，是上海财经大学的教授。

但每次，都没有结果。

有人说他早就平反出狱了，但不知道去了哪里。

有人说他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不相信。

像他那样的人，不会那么容易倒下。

终于，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在北京的一个胡同里，好像见过一个很像林教授的人。

我立刻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飞到了北京。

我按照朋友给的地址，找到了那个胡同。

那是一个很普通，甚至有些破败的院子。

我推开虚掩的院门。

院子里，一个老人，正坐在一张小马扎上，晒着太阳。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头发全白了，背也有些驼了。

但那个轮廓，那个扶着没有镜片的眼镜框的习惯性动作，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林教授。”

我轻轻地喊了一声。

老人缓缓地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了我很久。

“你是……小陈？”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快步走过去，在他面前，“扑通”一声，跪下了。

“林教授，我来接您了。”

他愣住了，连忙想扶我起来。

“快起来，快起来，你这是干什么？”

我没有起来。

我从包里，拿出一本银行存折，递到他面前。

“教授，这里面是一百万。密码是您的生日。这是我孝敬您的。”

林教授看着那本存折，摇了摇头。

“孩子，我不要你的钱。”

“当年我教你那些，不是为了让你给我钱。”

“那您是为了什么？”

“为了证明，我没有错。”他的眼睛里，又闪现出当年在监牢里的那种光芒，“为了证明，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市场可以创造价值，我们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

他把我扶起来。

“走，进屋坐。”

屋里很简陋，除了书，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当。

他给我倒了杯水。

“跟我说说，你这几年，是怎么过的。”

我就坐在他的对面，像当年在监牢里一样，把我这十年的经历，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他。

我讲我怎么卖磁带，怎么去深圳，怎么买深发展，怎么在“8·10事件”前清仓，怎么转战上海。

我把我对每一只股票的分析，每一次买卖的逻辑，都详细地讲给他听。

我没有炫耀我的财富。

我只是在向我的老师，交一份迟到了十年的答卷。

林教授一直安静地听着，时不时地点点头。

等我说完，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好，好啊。”

他站起来，走到书架前，从最顶上，拿下来一个落满了灰尘的木盒子。

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叠厚厚的，已经泛黄的稿纸。

“这是我这辈子的心血，《中国市场经济的未来猜想》。”

他把稿纸递给我。

“在你进来之前，我因为这本书，被打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

“现在，我想把它交给你。”

我颤抖着手，接过那叠稿纸。

它很重，重得像一个时代。

“教授，我……”

“陈晋，你的战场，不应该只在交易所里。”林教授看着我，语重心长，“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的不仅仅是钱，更需要懂经济，懂市场的人，去做实业，去创造真正的价值。”

“你还记得，我在监牢里跟你说的吗？”

我点点头。

“大部分人遵守规则，少数人利用规则，极少数人，创造规则。”

“我希望你，去做那个创造规则的人。”

那天，我在林教授的小院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

我们聊了很多。

聊中国的未来，聊世界的格局。

临走时，我把一张名片，和一把车钥匙，放在了桌子上。

“教授，这是我的电话。我在北京给您买了套房子，一辆车，也请了司机和保姆。您随时可以搬过去。”

“我知道您不要我的钱，但这是我作为学生，应该尽的一点孝心。”

林教授没有拒绝。

他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

“去吧，去做你该做的事。”

我走出那个小院，回头望去。

夕阳下，林教授的身影，被拉得很长。

他就像一座灯塔，照亮了我前半生最黑暗的航程。

而现在，他把整个大海，都交给了我。

回去的路上，我的司机问我：“陈总，我们现在去哪？”

我想了想。

“去红星机械厂。”

司机愣了一下：“那不是一个快倒闭的国营厂吗？”

“对。”我看着窗外飞驰的夜景，平静地说，“我们去把它买下来。”

来源：思起星为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