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楼头牌嫁人后连生两女，婆婆：学我的，掐死这丫头，准生儿子

摘要：“掐死她，省得将来受罪。” 1920年四川合江夏家大宅，稳婆把刚落地的女婴倒提着，像拎一只没长毛的猫。屋里烟气、血腥味混着鸦片味，没人觉得这话刺耳，除了产妇董竹君。她撑着失血的身体坐起来，声音不高，却带着长三堂子里练出来的脆劲：“谁敢动我闺女，我就跟她拼命。”

“掐死她，省得将来受罪。” 1920年四川合江夏家大宅，稳婆把刚落地的女婴倒提着，像拎一只没长毛的猫。屋里烟气、血腥味混着鸦片味，没人觉得这话刺耳，除了产妇董竹君。她撑着失血的身体坐起来，声音不高，却带着长三堂子里练出来的脆劲：“谁敢动我闺女，我就跟她拼命。”一句话，把满屋子的男人婆子全镇住。那天，夏家少奶奶第一次用“拼命”这个词，也是第一次让人意识到：她不是来借肚子生儿子的。

往前倒六年，14岁的董竹君还在上海法租界弄堂里唱《无锡景》，嗓子一亮，铜板雪片似的往台上砸。老鸨拿她当摇钱树，给她取花名“小西施”，她却把每天分到的“花头”偷偷攒下，一半塞给拉黄包车的爹，一半托人买《女学报》——报纸上“自由”两个字，她不会念，却描了几十遍。客人里有个穿军装的四川人，三十出头，谈吐像做大事的。众人起哄：“跟督军走，荣华日子尽你享。”她抿嘴一笑，开出三个条件：一，不做小；二，要送我去读书；三，家里的账得我管。满堂哄笑，笑她痴，笑一个卖唱的想翻身做女主人。那军官却当场拍板：“依你。”

真出了火坑，才发现“督军夫人”只是另一副枷锁。到日本第一年，她剪了刘海，穿学生裙，把“董毛媛”改成“董竹君”，练演讲，学算术，还跑去听秋瑾旧友讲女权。丈夫夏之时遥控的手段来得直接：托人捎来一把小手枪，附纸条“防身”。防谁？防她跑。枪柄冰凉，她掂了掂，转手塞进枕头底下，继续背她的英文单词。回国后，四川老家迎接她的是雕花门楼、三尺高门槛，还有婆婆嘴里循环播放的“进门先添丁”。五年连生四个女儿，每出一次产房，耳边就飘一次“弄死算了”。直到1920年这回，她干脆把婴儿床搬进自己卧室，门口加两名丫头轮值，明里说“帮忙”，实则看守——防的不是贼，是自家人。

丈夫被革去兵权，仕途一泻千里，人也跟着烂：鸦片、牌九、小妾，一样不落。董竹君把四个女儿拢在腋下，带着箱底最后一包首饰，趁夜出走。出成都那天下雨，黄包车夫问她去哪，她答“上海”，心里却一片空白——没有盘缠，没有靠山，只有一张东京师范的修业证和一身不肯回头的倔劲。法租界石库门亭子间，她带女儿挤十平米，白天教她们背唐诗，夜里给成衣店锁扣眼，锁一针，赚三铜板。最难时，她把日本带回的毕业礼服也送进当铺，换得的钱先给女儿买纸笔，再给自己买半斤阳春面。隔壁宁波婶看不下去，劝她“把孩子送育婴堂，你找个男人再嫁”。她笑笑，第二天把长女送去学琴，二女送去学画，自己揣着绣店揽回的零活，一针一线缝出锦江川菜馆的启动资金。

1935年，上海华灯初上的茂名南路，一家只有十三张桌面的小馆悄悄开张。门头黑底金字：锦江。她亲自跑小菜场，挑最活跳的河虾；亲自站账台，把当天流水按日元、美元、法币三栏算清。沪上白相人想来吃“霸王餐”，一看柜台里坐着的是当年“小西施”，旧闻新事一起涌，倒不好意思撒野。生意滚雪球似的胀，她却在后楼道隔出小密室，给地下党借宿，天亮前换一副面孔，照样把旗袍熨得笔挺。1951年，她签下捐献书，把经营十六年、折合十五万美元的饭店连同花园洋房一并交公。经办人回忆，她只提了一个要求：留一间办公室，放一张写字台，继续给新来的女服务员教算术。那年她五十一岁，眼角纹路像极她当年在堂子里描过的“自由”二字，只是笔画更深，再也抹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