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陈劲，上海来的知青，在这片叫红星大队的土地上，已经刨了快八年土。
一九八零年的夏天，太阳跟疯了没什么两样。
毒辣辣地烤着，地里的泥块都烫脚。
我叫陈劲，上海来的知青，在这片叫红星大队的土地上，已经刨了快八年土。
八年，足够把一个人的棱角磨平，也足够把回城的念想，埋进心底最深最硬的那块土里。
每天收工，我唯一的念想，就是跳进村头那条浑黄的河里泡着。
那水算不上干净，混着上游冲下来的泥沙，还有不知道谁家鸭子凫过去留下的羽毛。
但凉快。
那点凉意，像是给发烧的脑子灌下一贴猛药，能让人暂时忘了自己是谁，忘了这是哪儿。
那天也一样。
我把锄头往地头一扔，脱了身上那件汗馊的背心，光着膀子就往河边走。
几个半大孩子在河里扑腾，跟泥鳅似的，尖叫声和水花声混在一起，是这死气沉沉的村里唯一的活泛气儿。
我找了个离他们远点的下游，一猛子扎进去。
爽。
浑身的燥热和疲惫，瞬间就被河水冲走了大半。
我仰面躺在水上，看着天上被太阳晒得发白的云，脑子里空空荡荡。
就这么漂着，随波逐流，跟我的命一样。
突然，上游那群孩子的尖叫声变了调。
不是嬉闹，是惊恐。
“芳芳！”
“芳芳沉下去了！”
我一个激灵坐起来，水呛进鼻子里，咳得撕心裂肺。
顺着声音望过去，刚才还热闹的水面，现在只剩几个孩子扒在岸边，指着河中心，脸上全是煞白的惊恐。
河中心，只有一个小小的漩涡，连个水花都看不见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
来不及想别的。
这是人命。
我猛地划水，朝那个方向疯了一样游过去。
河水比我想象的要深，也更浑。
我一头扎下去，眼睛在水里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凭着感觉往下摸。
脚下全是滑腻腻的烂泥和水草。
第一下，没摸到。
我窜出水面换了口气，肺跟个破风箱一样。
岸上的孩子哭得更凶了。
“就在那儿！就在那儿！”
我没理他们，又是一头扎下去。
这一次，我憋着一口气，用手在水底胡乱地划拉。
指尖触到了什么软软的东西。
是布料。
我心里一喜，也顾不上别的，死命抓住，拼了命地往上拽。
很沉。
一个孩子的身体，在水里像是灌了铅。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才把她拖出水面。
是个小女孩，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小花布衫。
脸已经青紫，眼睛紧闭着，一动不动。
我一只手揽着她的腰，另一只手拼命划水，往岸边游。
那几十米的距离，比我八年里开垦过的任何一亩地都显得漫长。
等我把她拖上岸，自己也瘫了。
我趴在泥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嘴里全是泥沙和水草的腥味。
“芳芳！芳芳！”
岸上的孩子围了上来，有个年纪大点的男孩，伸手探了探女孩的鼻息。
然后他“哇”的一声就哭了。
“没……没气了……”
我心里一咯噔，也顾不上喘了，翻身爬起来。
我见过生产队的牛被水淹死的样子，跟这小女孩一模一样。
但我不能让她就这么死了。
我没在上海当过医生，可我在宣传队里看过急救的海报。
什么人工呼吸，什么胸外按压。
当时当笑话看的，没想到今天……
“都让开！”我吼了一嗓子，声音嘶哑得不像我自己的。
那几个孩子被我吓得退了两步。
我跪在女孩身边，把她小小的身体放平，掰开她的嘴。
一股浓烈的河水腥味涌出来。
我顾不上恶心，低头，对着她冰凉的嘴唇，把气渡了过去。
一下，两下。
然后是按压胸口。
我不知道该用多大的力气，只能凭着本能。
一下，两下，三下……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机械的动作和耳边孩子们压抑的哭声。
时间好像停了。
汗水顺着我的额头流下来，滴在女孩苍白的脸上。
“咳……咳咳！”
突然，女孩的身体剧烈地抽搐了一下，一口浑浊的河水从她嘴里喷了出来。
她活了。
我整个人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一屁股坐在地上。
周围的孩子们先是愣住，然后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
“活了！芳芳活了！”
几个孩子连滚带爬地往村里跑，一边跑一边喊：“陈知青救了芳芳！芳芳活了！”
我看着那个叫芳芳的小女孩慢慢睁开眼睛，眼神还有些迷茫。
她看着我，然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哭声嘹亮。
真好。
我咧开嘴想笑，却发现脸上的肌肉僵硬得不听使唤。
太阳依旧毒辣，可我却觉得身上有点冷。
一个高大壮实的年轻人拨开人群，疯了一样冲过来。
他一把抱起地上的芳芳，声音都在抖。
“芳芳！我的好妹妹！你吓死哥了！”
他就是林卫。
芳芳的亲哥。
林卫抱着妹妹，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一个二十出头的汉子，哭得像个孩子。
他反复检查着芳芳的身体，确认她没事，才抬起头，通红的眼睛看向我。
我当时还坐在地上，浑身湿透，狼狈不堪。
他看着我，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然后，他抱着芳芳，“噗通”一声，直挺挺地给我跪下了。
我吓了一跳。
“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我赶紧爬起来去扶他。
他却跟座山一样，跪在地上，纹丝不动。
“陈哥，”他开口，声音沙哑得厉害，“你救了我妹妹，就是救了我全家。”
“我林卫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
这话太重了。
我一个只想混日子回城的知青，担不起。
“快起来！多大点事儿！”我使劲拽他，“谁看着都不能见死不救啊。”
周围的乡亲们也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劝着。
林卫这才被众人扶起来，但他看我的眼神，变了。
那是一种混杂着敬畏、感激，还有一种我说不清的、沉甸甸的东西。
我当时没多想。
救了个人，心里踏实，晚上吃饭都能多吃半碗。
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我太天真了。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就乱了套。
第二天一早，我还在睡梦中，就被一阵敲门声吵醒。
我住的是知青点的集体宿舍，一间大泥屋，住了我们六个男知青。
我迷迷糊糊地去开门，门口站着林卫。
他手里拎着一只还在扑腾的老母鸡，另一只手提着一篮子鸡蛋。
“陈哥，你醒了？”他憨厚地笑着，露出一口白牙。
我脑子还没转过来，“你这是……”
“给你的。”他把东西往我怀里塞，“给芳芳补身子，也给你补补。你昨天也吓得不轻。”
我哪能要。
“不行不行，这我不能收！”我拼命往外推，“你拿回去，给芳芳炖汤喝。”
“我家里还有！”他力气比我大，硬是塞了进来，“陈哥，你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林卫！”
他又来这套。
我一个头两个大。
知青点的其他人也都醒了，探头探脑地看着。
那眼神，羡慕里带着点嫉妒，还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酸味。
我不想成为焦点。
“行行行，我收下，你快回去吧。”我只能先把东西收下，想着回头再想办法还给他。
林卫这才满意地走了。
我拎着鸡和鸡蛋，感觉像是拎着两块烫手的山芋。
“哟，陈劲，行啊，这是要开荤了？”同屋的李贵阴阳怪气地说。
李贵也是上海来的，比我晚两年，心气儿高，总觉得全天下都欠他的。
尤其看不惯我这种“混日子”的。
我懒得理他，把东西往角落一放。
这只是个开始。
接下来几天，林卫跟上班打卡似的，天天往我们知青点跑。
今天送来一捆刚砍的柴。
明天送来一篮子新摘的菜。
后天，他甚至扛来了半扇猪肉。
我们整个知青点的伙食水平，因为他一个人，直线飙升。
一开始，大家还跟着我沾光，吃得满嘴流油。
后来，风言风语就起来了。
“这林卫也太实诚了。”
“救命之恩，是得好好报答。”
“可这也太过了吧？不知道的，还以为陈劲是他家上门女婿呢。”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比吃了苍蝇还难受。
我找了个机会，把林卫堵在了他家门口。
“林卫，我跟你说，东西你别再送了。”我态度很坚决，“你再这样，咱们连朋友都没得做。”
林卫搓着手，一脸为难。
“陈哥，我……我就是想谢谢你。我爹娘走得早，我就这么一个妹妹。要是芳芳没了，我也不活了。”
他说着，眼圈又红了。
我心一软。
“我明白你的心情。但你这样，我在知青点没法待了。别人都戳我脊梁骨。”
“谁敢！”林卫眼睛一瞪，“谁敢说你坏话，我撕了他的嘴！”
他这股子蛮劲儿，让我又好气又好笑。
“不是谁说我坏话的事儿。”我叹了口气，“人言可畏，懂吗？你对我好，我心领了。以后别送东西了，行不行？”
林...卫低着头，沉默了半天。
“那……我不送东西。”他闷声说，“陈哥，以后队里有啥重活累活，你别干，我帮你干。”
我彻底没辙了。
这个人，就是一根筋。
我以为，这就是他报恩的极限了。
直到那个消息传来。
大概是救人后半个多月，大队部开会，传达了上面的文件。
今年，我们红星大队，分到了一个回城指标。
一个。
整个大队几十个知青，就这一个名额。
消息像一颗炸雷，在知青点里炸开了锅。
所有人的眼睛都红了。
回城。
这两个字，像魔咒一样，牵动着我们每个人的神经。
谁不想回家？谁不想离开这片黄土地？
八年了，我父母的脸在记忆里都快模糊了。
我做梦都想回去。
但我也知道，这事儿轮不到我。
论资历，有比我来得更早的。
论关系，李贵他舅舅是县里某个部门的小领导。
论表现，我就是个吊车尾，年年评工分都是中下游。
所以，我只是在心里激动了一下，很快就熄了火。
没我的事。
洗洗睡吧。
可我没想到，这事儿偏偏就砸到了我头上。
那天晚上，月亮很好。
我睡不着，一个人坐在知青点门口的石墩上抽烟。
烟是自己卷的旱烟，呛得人咳嗽。
可不抽点什么，心里那股子空落落的劲儿，没地方安放。
一个黑影从村里那头走过来，径直朝我走来。
是林卫。
“陈哥，没睡？”
“嗯，睡不着。”我递了根烟过去。
他摆摆手，“我不会。”
他在我旁边的石墩上坐下，我们俩就这么沉默着。
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
“陈哥，”他突然开口，“回城指标的事，你听说了吧？”
“听说了。”我心不在焉地弹了弹烟灰，“跟咱没关系。”
“有关系。”
林卫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
我愣了一下，转头看他。
他正看着我，眼神在月光下亮得吓人。
“陈哥，这个指标，是你的。”
我以为我听错了。
“你说什么？”
“我说，这个回城指标，是你的。”他一字一句地重复道，“我已经跟大队书记说好了。”
我手里的烟“啪嗒”一声掉在地上。
我死死地盯着他，脑子里一片混乱。
“林卫，你疯了？”
“我没疯。”
“这个指标，不是说要推荐表现最好的吗？怎么也轮不到我啊！”
“表现最好的，本来是我。”林卫平静地说。
我彻底懵了。
林卫，虽然不是知青，但他作为本地青年里的优秀代表，因为带头搞农业技术革新，年年都是先进。按照政策，他这种情况，也有机会被推荐进城，转为工人身份。
这跟知青回城，是两条路，但最终的目的地是一样的。
而今年，我们大队这个唯一的名额，不知怎么，就落到了“本地优秀青年”和“下乡知青”共同竞争的盘子里。
林卫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选。
比李贵的关系硬，比我的资历老。
“你……你把指标让给我？”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
“为什么？”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因为你救了芳芳。”他的理由简单得让我无法反驳。
“一码归一码！救人是我该做的，回城是你的前途！这能一样吗？”我急了。
这他妈可不是一只鸡，一篮子鸡蛋！
这是一个人的前途，一辈子的命运！
“在我心里，一样。”林卫的语气还是那么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芳芳的命，比什么前途都重要。”
“陈哥，你别说了。我跟书记说的是，我自愿放弃，并且唯一推荐你。”
“书记已经答应了。”
我呆呆地看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巨大的狂喜和同样巨大的荒谬感，同时在我心里炸开。
回城。
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就这么……以一种我完全没想到的方式，砸在了我的头上。
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梦。
一个不真实的，甚至有点可怕的梦。
“林卫，你听我说。”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这个恩，我受不起。真的，我受不起。你把指标拿回去，你还年轻，你应该去城里看看。”
“我去了，芳芳怎么办？”他反问我，“我爹娘就留下我们兄妹俩。我走了，她一个人在这儿，我死都不放心。”
“可你……”
“陈哥。”他打断我，“你不用觉得欠我的。你就当，这是我替芳芳，还你一条命。”
“你回了上海，以后每年，能给芳芳寄一张有高楼大厦的明信片就行。”
他笑了笑，站起身。
“我回去了，芳芳一个人在家该怕了。”
他转身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坐在冰凉的石墩上，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我该怎么办？
接受？
这意味着我踩着一个老实人的前途，回到了思夜想的家。
这太卑鄙了。
我的良心会痛一辈子。
不接受？
我将继续留在这个鬼地方，刨一辈子土，直到老死。
而回家的机会，这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次。
我狠狠地给了自己一巴掌。
脸上火辣辣地疼。
这不是梦。
我，陈劲，一个自认倒霉透顶的知青，被一个天大的馅饼砸中了。
而这个馅饼，带着毒。
第二天，大队部的公告栏上，用红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写着：
经大队委员会研究决定，并征得上级同意，本年度回城人员推荐名单：
陈劲。
整个知信点都炸了。
所有人都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看着我。
有嫉妒，有怀疑，有鄙夷，有不解。
我能感觉到那些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背上。
“凭什么？”
李贵第一个冲到我面前，眼睛都红了，像是要吃人。
“陈劲，你他妈凭什么？你给书记送了什么礼？还是你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
我看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能说什么？
说是一个叫林卫的傻子，为了报恩，把自己的前途让给了我？
谁信？
说出来，只会让他们觉得我更虚伪，更可笑。
“李贵，你嚷嚷什么！”我们知青点的点长，一个叫老周的老知青站了出来，“这是大队的决定，你在这儿跟陈劲横什么？”
“我横？”李贵冷笑，“老周，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他陈劲是什么货色，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凭什么！就凭他会投机取巧，救了书记的什么亲戚？”
他显然还不知道内情。
“你嘴巴放干净点！”我终于忍不住了，攥紧了拳头。
“怎么？说到你痛处了？”李贵不依不饶，“有本事把你怎么拿到指标的，当着大家伙儿的面说清楚！你要是说得光明正大，我李贵给你磕头道歉！”
周围所有知青都看着我。
他们在等我的解释。
我张了张嘴，却发现喉咙里像堵了块石头。
我说不出口。
我怎么能把林卫的牺牲，当成我炫耀的资本？
我怎么能那么无耻？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别过头，声音很低。
“哈！看见没！他心虚了！”李贵像是抓住了我的把柄，更加得意了，“我就知道！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够了！”
一个洪亮的声音从人群外传来。
是林卫。
他大步流星地走过来，脸色铁青。
他身后，还跟着那个小小的身影，芳芳。
芳芳躲在哥哥身后，怯生生地看着我们。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林卫在村里，尤其是年轻人里，威信很高。
他走到李贵面前，个子比李贵高了半个头，气势上完全压倒。
“李贵，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林卫的声音不大，但带着一股寒气。
李贵的气焰顿时矮了半截。
“我……我说他陈劲凭什么拿指标……”
“凭什么？”林卫冷笑一声，“就凭他是我林卫的恩人！是我妹妹的救命恩人！”
“这个指标，是我让给他的！你有意见？”
这话一出，全场死寂。
所有人都惊呆了。
包括李贵。
他张着嘴，半天没合上。
“你……你让的？”他结结巴巴地问，一脸的难以置信。
“对，我让的。”林卫斩钉截铁，“我林卫，本来是今年最优先的人选，这事儿大队里谁都知道。但是我自愿放弃，并且推荐陈哥。因为没有陈哥，我妹妹就没了。”
他拉过身后的芳芳。
“你们都看看，我妹妹好好地站在这儿。你们说说，一条人命，换一个回城指标，值不值？”
没人说话。
谁敢说不值？
李贵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那……那也不能这样啊……这是组织上的事，怎么能私相授受……”他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我没有私相授受。”林卫看着他，眼神像刀子，“我只是向组织提出了我的个人意愿。组织经过慎重考虑，批准了。你有意见，可以去跟组织提，别在这儿对着我恩人嚷嚷。”
“你再敢对陈哥说一句不干不净的话，别怪我不客气。”
林卫说完，拉着芳芳，转身就走。
走到我身边时，他停了一下，低声说：“陈哥，别往心里去。他们就是嫉妒。”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他这是在替我解围。
但同时，也把我推到了一个更尴尬的境地。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这个回城指标，是怎么来的了。
不是靠我自己挣来的。
是别人“赏”的。
我成了那个靠着一次偶然的善举，窃取了别人未来的“幸运儿”。
接下来的几天，我在知青点的日子，更难过了。
没人再跟我大声说话。
他们看我的眼神，比之前更复杂。
有的人，是赤裸裸的嫉妒和不甘。
有的人，是鄙夷，觉得我占了天大的便宜，还心安理得。
有的人，是同情，可能觉得我背负了太多。
不管是哪一种，都让我如坐针毡。
我开始失眠。
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闭上眼睛，就是林卫那张憨厚又坚定的脸。
就是李贵那张写满“凭什么”的脸。
就是其他知青们那一张张麻木又渴望的脸。
我配吗？
我一遍一遍地问自己。
我真的配得上这个回城指标吗？
我跑到大队书记家。
书记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党员，姓王。
他正戴着老花镜，在油灯下看报纸。
“王书记。”我站在门口，声音发虚。
“是陈劲啊，快进来。”王书记很和气。
我走进去，在他对面的板凳上坐下。
“书记，我……我是为回城指标的事来的。”我鼓足了勇气。
“哦？”王书记放下报纸，看着我，“怎么了？手续不是都在办了吗？”
“书记，这个指标，我不能要。”我说。
王书记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你这娃，傻了？多少人争都争不来的好事，你还往外推？”
“书记，这不是好事。”我摇摇头，感觉喉咙发干，“这是林卫的前途。我不能拿他的前途，换我的未来。”
王书记脸上的笑容收了起来。
他沉默了很久，给自己卷了一根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
烟雾缭绕中，他的表情有些复杂。
“陈劲啊，你是个好娃。”他缓缓地说，“有良心。”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要是不要，这个指标会给谁？”
我愣住了。
“按规矩，林卫放弃了，就该轮到下一个。可能是李贵，也可能是别人。”王书记说，“但林卫把话撂那儿了，他放弃，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必须给你。你要是不要，他就不放弃。”
“那……那就让他别放弃！”我急道。
“你觉得他会听你的？”王书记反问。
我哑口无言。
林卫那头倔驴，怎么可能听我的。
“陈劲，我当了这么多年书记，见过的人比你吃过的盐都多。”王书记语重心长地说，“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觉得像是欠了天大的人情，一辈子都还不完。”
“但是，你想想林卫。他为什么这么做？为的是心安。你救了他妹妹的命，在他心里，这就是天。他要是不做点什么，他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这个坎。”
“你接受了，成全的是你自己，也是他。”
“你要是拒绝了，你俩心里，都得别扭一辈子。”
王书记的话，像一把锤子，一下一下地敲在我心上。
我一直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觉得愧疚，觉得不公。
却从来没想过，我的拒绝，对林卫来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的报恩，被拒绝了。
意味着他心里的那份亏欠，永远都还不清。
“可……可我还是觉得……”
“别觉得了。”王书记摆摆手，“我知道你们这些从大城市来的娃，心思重。我跟你说句实在话，这个指标，给你，我心里也踏实。”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林卫把前途给了你，你心里记着。换成别人，比如李贵，他拿了指标，拍拍屁股就走了，他会记得谁的好？”
“这个名额，给一个有良心的人，总比给一个白眼狼要好。”
王书记的话，让我无言以对。
我浑浑噩噩地走出书记家。
夜风吹在脸上，很凉。
我心里那杆摇摆不定的秤，似乎有了一点点倾斜。
成全他，也成全自己。
这话说起来，多么轻巧。
可做起来，却有千斤重。
回城的各项手续，办得异常顺利。
有王书记和大队的支持，再加上林卫这个“特殊原因”，县里几乎没怎么卡，就批了下来。
我拿到那张盖着鲜红印章的调令时，手都在抖。
纸上写着我的名字：陈劲。
调往单位：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
我……真的要回家了。
我把那张纸翻来覆去地看，看了几十遍，像是要把它看穿。
我不是在做梦。
离开的日子，定在三天后。
知青点的气氛，愈发诡异。
李贵不再找我麻烦，但看我的眼神，像淬了毒。
其他人，则是有意无意地躲着我。
我成了这个小集体里的孤岛。
我开始收拾东西。
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
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一套《毛泽东选集》，还有一堆修了又修的劳动工具。
八年的青春，就浓缩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包裹里。
我把那只老母鸡，和剩下的鸡蛋，都留给了大家。
“我走了，这些东西也带不走。大家分了吧。”
没人说话。
最后还是老周叹了口气，说：“行。陈劲，你……一路顺风。”
“谢谢周哥。”
我心里堵得慌。
这本该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可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去找了林卫。
他家那盏昏暗的油灯还亮着。
芳芳已经睡了，小脸上还带着一丝甜甜的笑意。
林卫在院子里，借着月光，编草鞋。
他的手很巧，草鞋编得又结实又好看。
“陈哥。”他看到我，停下了手里的活。
我把一个布包递给他。
“这是什么？”
“我所有的积蓄。”我说，“不多，三十六块五毛钱。还有几张全国粮票。你拿着。”
这是我八年里，省吃俭用攒下的所有家当。
林卫把布包推了回来。
“陈哥，你这是打我的脸。”
“这不是打你的脸。”我把布包硬塞进他手里，“这是我借你的。等我回了上海，发了工资，我再寄钱给你。这钱，你必须拿着，给芳芳买点好吃的，扯几尺新布做身衣裳。”
“我不要！”
“你必须得要！”我的声音也大了起来，“林卫，你让我回城，我心里已经够不是滋味了。你再不收这钱，是想让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吗？”
林卫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把钱收下了。
“陈哥，你别这么想。”他低声说，“我做这些，都是心甘情愿的。”
“我知道。”我点点头，“所以，这钱你更得收下。不然，我走了也不安心。”
我们在院子里，又坐了很久。
谁也没再提回城的事。
我们聊庄稼，聊天气，聊队里那头最不听话的老黄牛。
好像我不是明天就要走，好像我还会在这里，跟他一起，再过上好多个春夏秋冬。
临走时，他叫住我。
“陈哥。”
“嗯？”
“回了上海，别忘了我们。”
“忘不了。”我说，“一辈子都忘不了。”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就背着包裹，悄悄地离开了知青点。
我不想面对那些复杂的眼神。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走。
可我走到村口，却发现那里已经站了两个人。
是林卫和芳芳。
晨曦微露，他们的身影在薄雾中显得有些不真实。
芳芳穿着一身新衣服，虽然还是粗布的，但看得出是新做的。
她手里拿着一个东西，看到我，就跑了过来。
“陈叔叔。”她怯生生地叫我。
她把手里的东西递给我。
是一双小小的，编得有些歪歪扭扭的草鞋。
“这是……我哥教我编的。”她小声说，“送给你。”
我接过那双草鞋，感觉比任何东西都沉。
我蹲下来，看着她。
“芳芳，谢谢你。叔叔很喜欢。”
我的眼眶有点热。
林卫走了过来，他手里提着一个网兜，里面是十几个煮熟的鸡蛋。
“陈哥，路上吃。”
他把网兜挂在我的包裹上。
“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别说了。”林卫拍了拍我的肩膀，“车快来了，快走吧。”
去县城的拖拉机，每天只有一班。
远远地，已经能听到“突突突”的声音。
“我走了。”我站起身，对他们说。
“嗯。”
我转过身，不敢再看他们。
我怕我再看一眼，就走不了了。
我迈开步子，朝前走。
走了十几步，我还是没忍住，回了头。
他们还站在那里。
林卫朝我挥了挥手。
芳芳也学着哥哥的样子，用力地挥着她的小手。
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我转回头，再也不敢回头，大步地朝前走。
拖拉机来了。
我爬上车斗，里面已经坐了几个要去赶集的乡亲。
车子开动，颠簸得厉害。
村庄，田野，那条我跳下去救人的河，都在我身后，一点点变小，变模糊。
我手里紧紧攥着那双小草鞋。
眼泪，把我的衣襟都打湿了。
再见了，红星大队。
再见了，我八年的青春。
再见了，林卫，芳芳。
我，陈劲，回家了。
带着一份沉甸甸的恩情，和一辈子的亏欠。
从县城到省城，再从省城坐上开往上海的绿皮火车。
晃晃悠悠，两天两夜。
当火车广播里传来那熟悉的，带着甜糯口音的“上海站，到了”时，我的心跳得厉害。
我回来了。
我真的回来了。
走出火车站，看着眼前既熟悉又陌生的街道，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听着耳边吴侬软语。
我像个乡巴佬一样，站在原地，看了很久很久。
我找到了回家的路。
一栋老旧的石库门房子。
我站在门口，却迟迟不敢敲门。
八年了。
爹妈，他们还好吗？
我深吸一口气，抬手，敲了敲那扇斑驳的木门。
门“吱呀”一声开了。
开门的是我妈。
她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比我记忆里老了二十岁。
她看着我，愣住了。
“你……你是……”
“妈，是我。”我的声音都在抖，“我是阿劲啊。”
我妈手里的菜篮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她伸出干枯的手，颤抖着摸我的脸。
“阿劲……我的阿劲……”
她一把抱住我，放声大哭。
我爸闻声从屋里出来，他拄着拐杖，看到我，眼圈也红了。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那天，我们一家三口，抱在一起，哭了很久很久。
我把我回城的经历，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母。
我没有隐瞒任何细节，包括林卫的牺牲，也包括我的挣扎和愧疚。
我爸听完，沉默了很久。
他也是个老实本分的工人，一辈子没欠过别人什么。
他点上一支烟，吸了很久，才说：“阿劲，这个人情，我们家要记一辈子。”
“以后，我们就是他林卫在上海的亲人。他要是有什么事，我们砸锅卖铁，也得帮。”
我妈在一旁抹着眼泪，不住地点头。
“是这个理。这么好的孩子，咱们不能让人家寒了心。”
父母的话，让我心里那块大石头，稍微落下了一点。
我开始在第一百货商店上班。
当一名售货员。
每天穿着干净的制服，站在锃亮的柜台后面，给顾客拿货，收钱，开票。
工作不累，但很枯燥。
跟我一起分来的，都是些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聊的是最新的电影，最时髦的喇叭裤。
我跟他们格格不入。
我的心里，还装着那片黄土地。
我拿到的第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钱。
我留下十二块钱作家用，剩下的三十块，连同我省下来的所有粮票，第一时间寄给了林卫。
我在信里写：
“林卫，见信如晤。
我已在上海安顿下来，一切都好。父母身体尚可，只是年纪大了。
随信附上三十元钱和一些粮票，务必收下。这是我第一个月的工资，也是我还你的第一笔钱。我知道这点钱不算什么，但这是我的心意。
以后每个月，我都会给你寄钱，直到我觉得，能稍稍偿还你那份情意为止。
请一定照顾好芳芳，也照顾好你自己。
勿念。
友，陈劲。”
我几乎是怀着一种赎罪的心情，写下这封信，寄出去。
半个多月后，我收到了林卫的回信。
信纸是那种最粗糙的黄麻纸，字写得歪歪扭扭，但很用力，像是要刻在纸上。
“陈哥：
信和钱都收到了。钱太多了，下次别寄这么多了。家里都好，芳芳念着你。
你送的钱，我给她扯了块‘的确良’的布，做了件新衣裳。她高兴坏了，天天穿着在村里跑，跟个花蝴蝶似的。
队里今年收成不错，分了好多粮食。我们不缺吃的，你别老寄粮票了，自己留着。上海是大城市，花销大。
你一个人在外面，也要照顾好自己。
祝好。
弟，林卫。”
信的末尾，还用铅笔画了一个小小的，不成形的小人，旁边写着两个稚嫩的字：芳芳。
我捏着那封信，在宿舍的灯下，看了很久很久。
眼泪，又一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从此，我们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通信。
每个月，我寄钱和信过去。
每个月，他回信，告诉我村里的情况。
谁家的猪下崽了，谁家的屋顶漏雨了，今年的雨水多不多，芳芳又长高了多少。
那些家长里短，鸡毛蒜皮，成了我每个月最期待的慰藉。
信纸，成了连接我和那片土地唯一的纽带。
我也渐渐适应了上海的生活。
我不再是那个格格不入的“乡下人”。
我学会了说上海话，学会了跟同事们开玩笑，甚至在别人的撮合下，开始相亲。
对方是隔壁柜台的女售货员，叫王莉，一个很典型的上海姑娘，精明，能干，说话像机关枪。
她不嫌弃我当过知青，也不嫌弃我家境普通。
她说：“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老实，靠得住。”
我们交往了一年，结了婚。
婚后，我们住在单位分的十几平米的小房子里。
生活虽然不富裕，但很安稳。
我每个月还是会雷打不动地给林卫寄钱。
王莉一开始有些不解。
“陈劲，我知道你重情义。可咱们现在自己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你每个月寄三十块钱过去，都快赶上你一个月工资了。咱们以后还要养孩子呢……”
我把我和林卫的故事，又跟她说了一遍。
王莉听完，沉默了。
她是个善良的女人。
“行吧。”她说，“这钱，该寄。要是没有他，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咱们苦一点，没什么。不能做忘恩负义的人。”
我心里很感激她。
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儿子。
生活压力更大了。
但我给林卫寄的钱，一分都没少过。
八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
上海一天一个样。
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人们的思想也越来越活络。
有人开始停薪留职，下海经商。
王莉也动了心思。
她跟我商量，想盘下街角一个位置不错的铺面，开个小卖部。
“陈劲，光靠咱们俩这点死工资，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儿子以后上学，结婚，哪样不要钱？”
我有些犹豫。
我习惯了安稳的日子。
但王莉很坚持。
最后，我还是被她说服了。
我们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又跟亲戚朋友借了一圈，总算凑够了盘下铺面的钱。
小卖部开起来了。
王莉辞了职，一门心思扑在店里。
她确实有做生意的头脑。
进什么货好卖，怎么摆放能吸引顾客，她都琢磨得一清二楚。
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我白天在百货公司上班，晚上下了班就去店里帮忙。
日子虽然辛苦，但看着存折上的数字一点点变多，心里是踏实的。
我们终于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还有了些积蓄。
我们换了个大点的房子。
生活，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和林卫的通信，也一直没断。
信里，他告诉我，芳芳已经长成大姑娘了，读完了初中，成绩很好，想考县里的师范学校，以后当个老师。
我很高兴。
我在信里鼓励芳芳，让她好好学习，有什么困难，一定要跟“陈叔叔”说。
我给她寄去了一套全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
那是我跑了好几个书店才买到的。
芳芳考上了。
她成了村里第一个女中专生。
林卫在信里的字里行间，都透着骄傲。
他写道：“陈哥，谢谢你。没有你，芳芳走不到今天。”
我看着信，心里百感交集。
其实，我什么都没做。
我只是寄了点钱，寄了点书。
真正支撑着芳芳一路走下来的，是她那个愿意为她付出一切的哥哥。
九十年代初，我所在的百货公司效益越来越差，面临改制。
我拿了一笔买断工龄的钱，正式下了岗。
我和王莉一起，专心经营我们的小卖部。
我们把小卖部扩大成了小超市。
生意越做越大。
我们成了第一批“万元户”，后来是“十万元户”。
日子越过越好，但我心里那份对林卫的亏欠，却丝毫没有减少。
我给他寄的钱，从三十，到五十，到一百，再到几百。
但他每次回信，都让我别寄了。
他说，他在村里承包了果园，生活也好了起来。芳芳师范毕业，在镇上的小学当了老师，每个月也有工资。他们不缺钱。
可我还是坚持寄。
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一种仪式。
仿佛只有这样，我才能心安理d得地享受现在的生活。
1995年夏天，上海下了几十年不遇的暴雨。
我们的超市进水了，损失惨重。
王莉看着泡在水里的货物，急得直哭。
我也心疼，但还是安慰她：“没事，钱是人挣的。货没了，咱们再进。只要人没事就好。”
就在我们焦头烂额的时候，我收到了林卫的一封信。
或者说，是一封电报。
电报上只有几个字：
“芳芳病重，速来。”
我脑子“嗡”的一声，整个人都懵了。
我把电报给王莉看。
王莉也吓了一跳。
“这……怎么会这样？前阵子来信不还好好的吗？”
“我不知道。”我声音都在抖，“我得回去一趟。”
“去！赶紧去！”王莉没有丝毫犹豫，“家里的事你别管，我来处理。你快去看看孩子怎么了！”
她立刻从还没干透的抽屉里，拿出一沓钱，塞给我。
“把钱都带上！穷家富路，万一要用钱，别耽误了！”
我揣着钱，连夜买了去省城的火车票。
十五年了。
我离开那个地方，已经整整十五年了。
我没想到，会是以这种方式回去。
火车上，我心急如焚。
我一遍遍地看那封电报，猜测着芳芳到底得了什么病。
为什么会这么突然？
下了火车，我顾不上休息，直接包了辆车，往红星大队赶。
路，比以前好走了很多。
土路变成了颠簸的石子路。
车子开到村口，我看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是林卫。
他比十五年前黑了，瘦了，也苍老了很多。
两鬓已经有了白发。
他看到我，快步迎了上来。
“陈哥，你来了。”他的声音沙哑，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芳芳呢？她怎么了？”我急切地问。
“在……在县医院。”林卫的眼圈红了，“急性肾衰竭……尿毒症……”
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尿毒症。
在这个年代，这个地方，这个病，基本就等于判了死刑。
“怎么会这样？”
“不知道。”林卫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前阵子还好好的，突然就全身浮肿，吃不下东西……送到镇上，镇上让赶紧送县里，一查……就是这个病。”
“医生说，要活命，就得换肾。或者……一直做透析。”
换肾，肾源哪里找？就算找到了，那天文数字般的手术费，怎么凑？
透析，县医院的条件根本不行，而且那也是个无底洞。
我跟着林卫赶到县医院。
在病房里，我见到了芳芳。
她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全身都肿得变了形。
哪里还有一点当年那个“花蝴蝶”的样子。
她看到我，眼睛亮了一下，想挣扎着坐起来。
“陈……陈叔叔……”
“你别动！”我赶紧按住她，“好好躺着。”
我看着她，心如刀割。
这个我看着长大的女孩，这个林卫用一切换来前途的妹妹，怎么就……
“哥，你跟陈叔叔出去说吧。”芳芳很虚弱，但很懂事。
我和林卫走出病房。
在走廊尽头，林卫再也撑不住了，蹲在地上，抱头痛哭。
“陈哥……我该怎么办啊……我该怎么办啊……”
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
我拍着他的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能说什么？
我说“别担心，会好起来的”？
连我自己都不信。
“医生怎么说？”我问。
“医生说，最好的办法是换肾。亲属配型成功的几率大。”林卫抬起头，通红的眼睛里，燃起一丝希望，“我……我去配型了。结果明天出来。”
“要是……要是我能配上，我就把我的肾给她！”
我心里一震。
又是这样。
这个男人，为了他妹妹，真的什么都愿意给。
“那手术费呢？”
林卫的眼神又黯淡了下去。
“我……我把果园卖了，把家里的房子也抵押了……就凑了不到两万块钱……医生说，手术费……至少要十万……”
十万。
在1995年，对于一个农民来说，这是个想都不敢想的数字。
“钱的事，你别担心。”我斩钉截铁地说，“我来想办法。”
我把我带来的钱，全都塞给了林卫。
“这里有三万，你先拿着交住院费。”
“陈哥，这……”
“别跟我说那些！”我打断他，“十五年前，你把你的前途给了我。今天，你妹妹的命，我必须得管！”
“你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祈祷你的配型能成功。钱的事，交给我！”
我立刻去邮局，给王莉打了个长途电话。
我把情况跟她说了一遍。
王莉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陈劲，”她说，“咱们超市刚遭了灾，手里的活钱，都投进去补货了。账上……最多还能挤出五万。”
“够了！够了！”我激动地说，“你快想办法把钱汇过来！”
“你别急。”王莉在电话那头很镇定，“我明天就去银行。你听我说，钱是救命的，但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别把自己累垮了。”
挂了电话，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八万块钱，虽然离十万还有差距，但至少希望大了很多。
第二天，配型结果出来了。
成功了。
林卫和芳芳的肾源，完美匹配。
林卫拿着化验单，手都在抖，又哭又笑。
“太好了……太好了……芳芳有救了……”
我也松了口气。
最关键的一步，解决了。
剩下的，就是钱和医院。
县医院的水平，肯定做不了这种大手术。
我当机立断：“林卫，我们去上海！去大医院做手术！”
“去上海？”林卫愣住了。
“对！上海的医疗条件，全国最好！成功率也最高！”
“可……可那得花多少钱啊……”
“钱你别管！”我拍着他的胸脯，“你忘了，你在上海，还有个家吗？”
我立刻联系了我在上海的家人和朋友，让他们帮忙联系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
王莉的汇款也很快到了。
我们包了一辆车，带着虚弱的芳芳，日夜兼程，赶往上海。
到了上海，我直接把他们兄妹俩，接到了自己家里。
王莉和我的父母，像对待亲人一样，接待了他们。
我妈拉着芳芳的手，眼泪直流。
“好孩子，别怕。到了这儿，就跟到自己家一样。一定会好起来的。”
林卫一个劲儿地鞠躬，嘴里不停地说着“谢谢”。
我联系好了医院，是上海最有名的瑞金医院。
医生看了芳芳的病历和林卫的配型报告，说：“手术可以做，成功率很高。准备二十万吧。”
二十万。
这个数字，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手里只有八万。
还差十二万。
我去哪儿弄这十二万？
我把超市的房产证拿了出来，准备拿去银行抵押。
王莉拦住了我。
“陈劲，这是咱们的家底。要是生意再有个什么意外，咱们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啊？”
“可不抵押，哪儿来的钱？”我急得团团转。
王莉咬了咬牙。
“我回我娘家一趟。我爸妈，我哥我嫂，还有我那些姨啊舅啊，我去借！我就不信，我王莉这张脸，借不来十二万！”
她真的去了。
一家一家地敲门。
一家一家地陪着笑脸，说好话。
我知道，这有多难。
这个年代，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三天后，王莉回来了。
她瘦了一圈，眼睛里全是红血丝。
她把一个布包放在桌上。
“点点吧。”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厚厚的一沓钱。
有大团结，有五十的，有二十的，甚至还有很多十块五块的零钱。
我数了三遍。
不多不少，十二万。
我看着王莉，这个平时精明得像个小狐狸的女人，此刻，在我眼里，像个女英雄。
我一把抱住她。
“老婆，谢谢你。”
“谢什么。”她靠在我怀里，声音有些哽咽，“我是在救人，也是在救你。”
“我知道，这个人情，是你心里的一个结。要是不解开，你这辈子都不会快活。”
钱，凑够了。
手术，安排在三天后。
手术前一天，林卫找到我。
他“噗通”一声，又给我跪下了。
“陈哥，这辈子，我林卫做牛做马，都报答不了你的恩情。”
我赶紧把他扶起来。
“又来这套！我跟你说过，你在上海，有个家！自家人，不说两家话！”
“把身体养好，健健康康地把肾给芳芳。这比什么都强。”
手术很成功。
当医生走出手术室，说“母子平安”……哦不，是“兄妹平安”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林卫和芳芳，被推了出来。
他们都还处在麻醉中，但脸色，比之前好多了。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漫长的恢复期。
王莉和我妈，每天换着花样地炖汤，送到医院。
林卫恢复得很快，毕竟底子好。
芳芳也一天天好起来。
浮肿消了，脸色红润了，也能下地走路了。
出院那天，芳芳看着镜子里恢复正常的自己，哭了。
她拉着我的手，说：“陈叔叔，王阿姨，谢谢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笑着摸摸她的头：“傻孩子，要谢，就谢你有个好哥哥。”
林-卫站在一旁，憨憨地笑着。
他少了一个肾，但精神头，比任何时候都足。
因为，他的妹妹，又活过来了。
他们在我们家，又住了一个多月，直到身体完全康复。
临走前，林卫郑重地把一张纸递给我。
是一张欠条。
上面写着：“今欠陈劲兄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定当努力偿还。欠款人：林卫。”
我把欠条撕了。
“林卫，你要是还当我是你哥，就别提钱的事。”
“十五年前，你用你的前途，换了我回城。十五年后，我用我的积蓄，换你妹妹的命。”
“咱们俩，扯平了。”
林卫看着我，眼圈红了。
他没再坚持。
我送他们去火车站。
站台上，跟十五年前的场景，何其相似。
只是这一次，我的心里，没有了亏欠和沉重。
只有满满的踏实和温暖。
“陈哥，有空，带嫂子和侄子，回村里看看。”林卫说。
“一定。”我点点头，“回去看看咱们的果园。”
“芳芳，回去了好好当老师，别辜负了你哥。”
“嗯！”芳芳用力地点头，“陈叔叔，你也要保重身体。”
火车开动了。
我站在站台上，朝他们挥手。
看着他们的脸，在车窗里，一点点变小，远去。
我知道，我们之间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这份始于一条人命的缘分，会牵绊我们一生。
我回到家。
王莉正在擦拭着柜台。
阳光从门口照进来，洒在她身上，暖洋洋的。
她看到我，笑了。
“回来了？”
“嗯，回来了。”
我走过去，从身后抱住她。
“老婆，谢谢你。”
“又来了。”她嗔怪道，“都老夫老妻了。”
“我是说真的。”我把脸埋在她的颈窝里，“谢谢你，让我做了一个心安理得的好人。”
是啊。
心安理得。
这四个字，我用了十五年，才真正体会到它的分量。
这个世界上，有比回城更重要的事。
也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事。
那就是，当你在午夜梦回时，可以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良心。
我想，这就够了。
来源：风过晨为邻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