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正陷在沙发里，看那台用了八年的长虹彩电。电视里，一个嗓门洪亮的男人正在声嘶力竭地推销着什么“八心八箭”的玩意儿。

门铃响了。

是那种老式的，机械的“叮咚”声，拖着一点生锈的尾音。

我们家这门铃，跟了我快十五年，从结婚住进来就没换过。

李梅在厨房里喊：“陈默！开门去！手上全是油！”

我正陷在沙发里，看那台用了八年的长虹彩电。电视里，一个嗓门洪亮的男人正在声嘶力竭地推销着什么“八心八箭”的玩意儿。

我懒得动。

“没听见啊！聋了？”李梅的嗓门显然比电视里的推销员更有穿透力。

我慢吞吞地从沙发上爬起来，趿拉着拖鞋去开门。

心里琢磨着，这年头谁还按门铃，不都是直接扯着嗓子在楼下喊，或者干脆打手机。

周末下午，能有什么人。

我把门拉开一条缝，外面站着一个年轻人。

二十岁出头的样子，瘦，高，皮肤有点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T恤，脚上一双半旧的运动鞋。

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双肩包，像是刚下火车的学生。

眼神里带着一种和我这个年纪的人格格不ru的局促和认真。

“你找谁？”我问，语气里带着刚从沙发里被薅起来的烦躁。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似乎有点紧张。

“请问……您是陈默叔叔吗？”

叔叔。

这称呼让我愣了一下。

我上下打量他。陌生的脸。

“我是。”我把门又拉开了一点，“你哪位？”

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像是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我爸是赵海涛。”

赵海涛。

这三个字像一把生锈的锥子，毫无征兆地捅进了我的耳朵，然后直接扎进了心脏。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十年了。

整整十年。

我以为这个名字早就被我扔进记忆的垃圾堆，烂透了，化成灰了。

没想到，它还能被人从坟里刨出来，带着一股陈年的腐烂气息，就这么杵在我面前。

我看着眼前这张年轻的脸，忽然从那眉眼之间，看出了几分熟悉的影子。

是了。

是那个人的影子。

那个在我二十四岁那年，卷走了我全部家当，然后人间蒸发的“兄弟”。

我的火气“噌”地就上来了，不是那种大吼大叫的火，是那种阴测测的，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冷火。

“赵海涛？”我笑了，笑得嘴角都在抽搐，“哪个赵海涛？我认识的那个，十年前就死了。”

说完，我“砰”的一声就要关门。

一只手，一只比我想象中更有力的手，死死地抵住了门框。

是那年轻人的手。

“叔叔，”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恳求，但更多的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执拗，“我叫赵小军。我爸没死。我……是来还钱的。”

还钱。

我的手停在了门把手上。

这两个字，比“赵海涛”那三个字更具爆炸性。

它像一个迟到了十年的响雷，在我耳边轰然炸开。

我死死地盯着他，想从他那张过分年轻和真诚的脸上找出一丝撒谎的痕迹。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只有汗珠，从他额角慢慢滑落。

李梅从厨房探出头来，围裙上还沾着面粉。

“谁啊？磨磨唧唧的。”

她看到了门口的赵小军，又看到了我僵硬的脸色。

“老公，这是……？”

我没说话，全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走了。

最后，我还是松开了手，把门完全打开。

“进来吧。”

我说。

声音嘶哑得像一块被砂纸打磨过的破木头。

那一年，是1993年。

我二十四岁，在红星机械厂当一名光荣的钳工。

光荣，是车间墙上刷的标语。

实际上，我的日常就是和冰冷的铁疙瘩、刺鼻的机油味打交道。

每天下班，手上那股味道怎么洗都洗不掉。

但那时候，我浑身都是劲儿。

因为我有赵海涛。

赵海涛是我最好的兄弟，一个车间的。

他跟我不同，他不安分。

他总说，陈默，咱俩不能一辈子窝在这厂里，跟这些铁疙瘩生锈。

外面的世界，风起云涌，到处都是钱，就看你敢不敢去捡。

那时候，南方的风已经吹到了我们这个北方内陆小城。

“下海”、“个体户”、“倒爷”，这些词像野草一样疯长。

赵海涛的眼睛里，每天都闪着光。

他能把一份《参考消息》读出《财富》杂志的味道。

他说，深圳，那不是城市，那是印钞机。

他说，健力寶，一罐就能赚对半。

他说，陈默，我脑子里有个计划，一个能让我们哥俩都住上楼房、开上小汽车的计划。

我承认，我心动了。

谁不想住楼房，开小汽车？

谁不想让自己的爹妈在邻居面前挺直腰杆？

谁不想娶个漂亮媳셔，不用再为那几百块钱的彩礼发愁？

那天晚上，我们俩在厂门口的小饭馆里喝酒。

桌上两盘花生米，一盘拍黄瓜，一瓶劣质的二锅头。

赵海涛喝得满脸通红，抓着我的手，唾沫星子横飞。

“默子，我打听清楚了。从广州那边倒一批电子表、计算器过来，到咱们这儿，价格翻三倍都不愁卖！”

“我连摊位都看好了，就在百货大楼门口，人流量最大的地方！”

“就差本钱了。”

他盯着我，眼神灼热。

“默子，你信我吗？”

我能说什么？

我当然信他。

那时候的我们，所谓的“兄弟”，就是可以把后背交给对方的人。

我问：“差多少？”

他伸出三根手指。

“三千。”

三千块。

1993年的三千块。

那是我工作四年，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来的全部积蓄。

是我准备用来结婚、买房的“老婆本”。

我爸媽还指望着用这笔钱，给我张罗着相亲，在单位附近买个小点的福利房。

我犹豫了。

那不是一张纸，那是我爹妈的白头发，是我自己的未来。

赵海涛看出了我的犹豫。

他没再说话，只是端起酒杯，一口把剩下的半杯酒全干了。

然后把酒杯重重地顿在桌上。

“默子，你要是觉得为难，就当我没说。”

他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要走。

“我再想别的办法。”

我一把拉住了他。

“海涛，”我看着他微红的眼眶，心里一酸，“你别这样。”

“我们是兄弟。”

那晚，我答应了他。

第二天，我请了假，偷偷去了银行。

我把存折上那个“3127.54”的数字，变成了“127.54”。

我把那三十张崭新的“大团结”用报纸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好，揣在怀里，感觉那地方烧得慌。

我把钱交给赵海涛的时候，他哭了。

一个一米八的汉子，在我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他抱着我，说：“默子，等我回来！半年！最多半年！我还你六千！不，我还你一万！”

“到时候，咱们去城里最好的馆子，点最贵的菜！”

我拍着他的背，心里也热乎乎的。

“行了，大老爷们，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

“路上小心。”

他走了。

坐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我站在月台上，看着火车喷着白烟，越开越远，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

心里一半是忐忑，一半是憧憬。

仿佛那火车拉走的不是我的兄弟，而是我灰扑扑的人生。

仿佛它回来的时候，就会给我拉回一个金灿灿的未来。

赵小军就坐在我对面的小板凳上。

那是李梅平时用来踩着晾衣服的。

他坐得很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挨训的小学生。

李梅给他倒了杯水，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

茶几是结婚时买的，玻璃下面压着我们俩的婚纱照。

照片里的我，咧着嘴傻笑，露出一口白牙。

李梅依偎在我身边，一脸幸福。

那时候，我已经忘了赵海tao这回事了。

或者说，我已经学会了把这件事埋起来。

“喝水吧，孩子。”李梅的语气很温和。

她就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

赵小军点点头，说了声“谢谢阿姨”，但没碰那杯水。

客厅里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沉默。

只有墙上的石英钟，在“咔哒、咔哒”地走着。

每一下，都像踩在我紧绷的神经上。

我点了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烟雾缭unt我，也untunt了我的思绪。

赵海涛刚走的那一个月，我天天往邮局跑。

他给我来了两封信。

第一封信，他说他到了广州，那地方简直是天堂，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看得他眼花繚乱。

他说他已经联系上了一个“老板”，货源很正。

信的结尾，他写：默子，等我好消息！

第二封信，他说他已经拿到货了，正准备往回运。

他说这批货色泽太好了，亮得晃眼，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他还说，等赚了钱，他要给我买一块上海牌的全钢手表。

我捏着那两封信，晚上睡觉都放在枕头底下。

我甚至已经开始盘算，等钱回来了，是先买房，还是先装修。

我梦见我开着一辆红色的桑塔纳，载着赵海涛，在城里最宽的马路上兜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第三封信，我没等到。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邮局那个扎着麻花辫的女 clerks 都认识我了。

每次看到我，都摇摇头说：“没你的信。”

我开始慌了。

我给他信里留的那个广州的地址写信，信被退了回来，上面盖着一个红色的戳：查无此人。

我感觉天一下子就塌了。

那段时间，我像个游魂一样。

上班，扳手掉在地上。

吃饭，筷子戳到鼻子里。

车间主任骂我，我一句都听不见。

我不敢回家。

我怕我爸问我，你那钱呢？

我怕我妈说，隔壁王阿姨又给你介绍了个姑娘，咱什么时候去见见？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盯着天花板。

赵海涛那张信誓旦旦的脸，和我爸妈期盼的眼神，在我脑子里来回转。

我恨。

我恨他，更恨我自己。

恨我为什么那么傻，那么天真。

什么兄弟？

什么未来？

都是狗屁！

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一个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大傻X！

这事儿最后还是传开了。

厂里没有不透风的墙。

有人说，陈默被朋友骗了，老婆本都搭进去了。

有人说，活该，谁让他异想天开，不好好当工人，做什么发财梦。

那些日子，我走在厂区里，总感觉背后有无数双眼睛在戳我的脊梁骨。

那些同情的、嘲笑的、幸灾乐禍的眼神，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

我学会了低着头走路。

我把那两封信烧了，连同那个开桑塔纳的梦，一起烧成了灰。

我对自己说，陈默，认命吧。

你就是个钳工的命。

这辈子，你就跟这些铁疙瘩过吧。

“叔叔。”

赵小军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拉了出来。

我抬起眼，烟头的火星烫到了我的手指。

我“嘶”了一声，把烟屁股摁死在烟灰缸里。

“你想说什么？”我的声音很冷。

赵小軍从他那个破旧的双肩包里，拿出了一个东西。

一个用塑料袋裹了好几层的，方方正正的东西。

他把塑料袋一层一层地解開。

最后露出来的，是一叠钱。

是那种绿色的，一百元面额的“老人头”。

很新。

还带着油墨的香味。

他把那叠钱，轻轻地放在了茶几上，推到我面前。

“叔叔，这是五千块。”

“我知道，当年我爸借了您三千。十年了，算上利息，肯定不止这些。”

“我……我现在只有这么多。剩下的，我一定会尽快还给您。”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在我的心上。

我看着那叠钱，没动。

李梅也愣住了，她看看钱，又看看我，嘴巴张了张，没说出话来。

我忽然觉得很可笑。

十年。

我用了整整十年，才把那三千块钱的窟窿填上。

我结婚的时候，没钱买像样的家具，李梅一句怨言都没有。

我们住在这个老破小里，夏天漏雨，冬天漏风。

我儿子出生的时候，我连给他买个好点儿的奶粉都要算计半天。

这十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是每天加班加点，是手上磨出的厚厚的老茧，是跟在领导屁股后面点头哈腰赔笑脸，是为了几块钱的奖金跟同事争得面红耳赤。

我把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彻底杀死了。

我变成了一个庸俗的、市侩的、斤斤计較的中年男人。

现在，你拿着五hundred块钱，放到我面前。

告诉我，你要还钱。

你觉得，这能还清吗？

你还的，是钱吗？

你还的是我那死去的十年青春吗？

你还的是我那个回不去的兄弟梦吗？

“呵。”

我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冷笑。

“五千块？”

我伸出手，拿起那叠钱，在手里掂了掂。

“你爸当年可是跟我说，要还我一万的。”

我的语气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嘲讽。

赵小军的脸“刷”地一下白了。

他低下头，双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

“对不起，叔叔……我……”

“你爸呢？”我打断他，眼神像刀子一样刮着他，“他现在在哪儿发财呢？在哪个天堂印钞呢？怎么，自己不敢来，派你这个儿子来？”

“十年了，他倒是会算计，连本带利，五千块就想把我打发了？”

“你回去告诉他，我陈默没那么好糊弄！”

我“啪”的一声，把钱狠狠地摔在茶几上。

钱散了一地。

绿色的票子，像一片片枯叶，散落在我们一家三口的婚纱照周围。

李梅惊呼一声，赶紧蹲下去捡。

“陈默！你干什么！有话好好说！”她一边捡，一边朝我使眼色。

我不管。

我心里的那股邪火，憋了十年，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

我就是要发泄！

我就是要让他难堪！

凭什么？

凭什么你们父子俩，一个骗我，一个来施舍我？

赵小军没有动，也没有哭。

他只是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了。

“叔叔，我爸……他三年前就去世了。”

我的脑子又“嗡”的一声。

客厅里，瞬间死一样的寂静。

李梅捡钱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我嘴里还准备喷涌而出的那些更恶毒的话，全都卡在了喉咙里。

死了？

赵海涛……死了？

我呆呆地看着赵小军。

他的脸上，没有悲伤，只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疲惫和麻木。

“胃癌。”

他轻轻地吐出两个字。

“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

“在老家的小诊所里走的，没受太多罪。”

我的心脏像是被人攥住了，一点一点地收紧。

那个在我记忆里，永远神采飞扬，永远在谈论梦想和远方的赵海涛。

那个说要带我开桑塔纳，住大楼房的赵海涛。

他就这么……死了？

死在了我不知道的地方，不知道的时间。

死于一种听起来就充满痛苦和折磨的病。

我忽然觉得，我刚才那副咄咄逼人的样子，像一个跳梁小丑。

一个对着空气挥舞拳头的傻子。

我恨了十年的人，原来早就没了。

我所有的怨气，都打在了一团棉花上。

不，甚至连棉花都不是。

是一捧已经凉透了的骨灰。

“他走之前，”赵小军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一直念叨着两件事。”

“一件，是没能让我妈过上好日子。”

“另一件，就是欠了您的钱。”

“他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您，陈默叔叔。”

“他跟我说，我就是砸锅卖铁，沿街乞讨，也一定要把这笔钱还给您。”

“他说，不然他死了都闭不上眼。”

赵小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被摩挲得油光发亮的钱包。

他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

照片已经泛黄，边角都卷了起来。

是两个年轻人的合影。

背景是红星机械厂那扇锈迹斑斑的大门。

照片里，两个人都笑得没心没肺。

一个，是我。

另一个，是赵海涛。

他一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另一只手指着远方，仿佛那里真的有遍地黄金。

“这是我爸钱包里唯一的一张照片。”

赵小军把照片递给我。

我伸出手，指尖却在颤抖。

我接過那张照片，感觉它有千斤重。

照片上的赵海涛，那么年轻，那么鲜活。

他的眼睛里，有光。

那是我后来再也没见到过的光。

我突然想起来，他南下那天，在火车站，他塞给我一个纸包。

他说：“默子，这是我妈前几天包的饺子，猪肉白菜馅的，你拿回去吃。”

我当时还嫌他啰嗦。

后来，我一个人，把那二十个饺子全吃了。

吃得眼泪都流下来了。

李梅把散落的钱都捡了起来,整整齐齐地码好,又放在了茶几上。

她拉了拉我的衣角。

“老公……”

我回过神来。

我看着赵小军。

“你……你爸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终于问出了这个我憋了十年的问题。

赵小军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他也被骗了。”

他说。

“那个所谓的广州‘老板’，是个骗子。”

“我爸把您的三千块，加上他自己东拼西凑的两千块，一共五千块，全都给了那个人。”

“那人说去仓库提货，然后就再也没回来。”

“我爸在广州人生地不熟，身上钱也花光了。他找了那个人半个月，最后只能去工地打零工。”

“他没脸回来见您。也没脸回家。”

“他说，他是拍着胸脯跟您保证的，他说他是个爷们，吐口唾沫是个钉。结果，他把事办砸了，把兄弟的钱弄丢了。”

“他觉得，他没法交代。”

“后来，他就在外面漂着。什么苦都吃过。睡过桥洞，捡過垃圾，被人打过，被人骂过。”

“他给我妈写过一封信，说他没脸回来，让 我妈忘了她。”

“再后来，就断了联系。”

“直到三年前，我们老家的一个亲戚在外面碰到了他，才知道他病了，就把他送了回来。”

赵小军的叙述很平淡，没有一点情绪起伏。

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小锤子，轻轻地，但一下一下地，敲在我最柔软的地方。

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画面。

一个高大的男人，蜷缩在冰冷的桥洞里，身上盖着破旧的报纸。

他不再意气风发，眼神浑浊，胡子拉碴。

晚上的冷风吹过，他会不会想起，曾经在北方的小城里，有一个兄弟，跟他一起喝着二锅头，畅想着未来？

他会不会后悔，当初为什么要去碰那个遥不可及的梦？

我的眼眶有点发热。

我赶紧低下头，假装去看那张照片。

原来，我恨错了。

或者说，我恨得太简单了。

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背叛的故事。

结果，它是一个失败的故事。

我们都是失败者。

他输掉了未来。

我输掉了信任。

“你……现在是做什么的？”我问，声音缓和了许多。

“我在城西那个建材市场扛水泥。”赵小jejun说，“一个月能挣……七八百。”

我的心又被揪了一下。

扛水泥。

我见过那些人。

一个个灰头土脸，脊背被压得弯成了弓。

那不是人干的活。

他才二十岁。

本该是在大学里，谈着恋爱，看着书的年纪。

“你妈呢셔？”李梅忍不住问。

“我妈……在我爸回来第二年，改嫁了。”赵小军的声音更低了，“叔叔阿姨，你们别怪她，她也苦了大半辈子。”

李梅叹了口气，没再说话。

我看着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他继承了父亲的债，也继承了父亲的执拗。

那叠钱，五千块。

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要扛多少袋水泥？要流多少斤汗水？

意味着他可能半年，甚至一年，都不能给自己添一件新衣服。

这钱，我能要吗？

我要了，我还是人吗？

我把那叠钱，又推了回去。

“这钱，我不能要。”

我说。

赵小军猛地抬起头，一脸错愕。

“叔叔！这怎么行！这是我爸欠您的！我必须还！”

他急了，脸都涨红了。

“我说不能要，就不能要。”我的语气不容置疑。

“你听我说完。”

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爸欠我的，是三千块。不是五千，更不是一万。”

“而且，他欠我的，也不只是钱。”

“他欠我一个交代。现在，你给了我这个交代。”

“所以，我们两清了。”

“叔叔……”赵小軍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大颗大顆的，砸在他那双满是薄茧的手上。

“你把这钱拿回去。”我指了指那叠钱，“你还年轻，未来的路还长。别让你爸的债，把你一辈子压垮了。”

“你爸当年，就是太要强，太钻牛角尖。”

“他要是当时肯回来，跟我说一句‘默子，哥们把事办砸了’，我他妈还能真把他吃了不成？”

“大不了，钱没了，我们从头再来！”

我说着说着，声音也哽咽了。

是啊。

如果当时他回来了。

我们会怎么样？

我大概会骂他个狗血淋头。

然后，我们会一起去喝酒。

我会拍着他的肩膀说：“没事，多大点事儿。”

然后，我们可能真的会从头再来。

可是，没有如果。

他选择了最笨、最苦的一条路。

他用他的一生，来惩罚自己的失败。

“叔叔……”赵小jejun哭得泣不成声。

李梅递给他一张纸巾。

他接过去，胡乱地擦着脸。

“叔叔，这钱我必须给您。这是我爸的遗愿。”他哽咽着说，“我要是不还，我这辈子都睡不安稳。”

他的固执，跟他爹一模一样。

我看着他，忽然有了一个主意。

“这样吧。”我说，“这钱，我先收下。”

赵小軍的表情 visibly 松了口气。

“但是，”我话锋一转，“我不是白收的。”

“我算你入股了。”

“入股？”赵小军和李梅都愣住了。

“对，入股。”我点点头，脑子里的思路越来越清晰。

“我这几年，在厂里也不光是擰螺丝。我跟了几个老师傅，学了点模具的手艺。”

“我们厂效益不好，外面很多私人工厂需要做模具，但他们没设备，没技术。”

“我琢磨着，自己出来单干。租个小门面，买两台二手机床。”

“我一直缺个启动资金，也缺个帮手。”

“这五千块，就算你投的钱。你呢，也别去扛水泥了，过来跟我干。”

“我给你算技术股，再给你开工资。赚了钱，我们按股份分红。”

“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完这一大段话，自己都惊了。

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盘旋了好几年了。

但我一直没敢。

我怕。

我怕重蹈赵海濤的覆轍。

我怕再一次失败。

我怕李梅担心，怕我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生活，又起波澜。

可是今天，看着赵小軍，看着他那张倔强的脸，我心里那团熄灭了十年的火，好像又“噌”地一下，被点燃了。

我怕什么呢？

我已经三十四岁了。

我已经不是那个会做白日梦的毛头小子了。

我懂技术，我有人脉，我知道该怎么一步一步走。

最重要的是，我不想再这么混吃等死下去了。

我不想十年之后，我的儿子，也像我一样，陷在沙发里，看着电视购物，抱怨着生活。

李梅看着我，眼神里有惊讶，有担忧，但更多的是一种我很久没见过的光彩。

她知道，那个敢想敢干的陈默，好像回来了。

赵小jejun呆呆地看着我，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叔叔……我……我什么都不会啊。”

“不会可以学。”我说，“我当年不也是什么都不会？你比我年轻，学起来肯定比我快。”

“你只要肯吃苦就行。”

“我肯！”赵小軍几乎是吼出来的。

“我什么苦都能吃！”

我笑了。

“好。”

我站起来，朝他伸出手。

“那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合伙人了。”

赵小軍也站了起来，他犹豫了一下，然后伸出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粗糙，有力。

跟当年赵海涛那双 fleshy 的手，完全不同。

我感觉我握住的，不是一只手。

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那天晚上，李梅破天荒地炒了六个菜。

她把家里那瓶藏了好久、准备过年才喝的西凤酒也拿了出来。

我让赵小jejun留下来吃饭。

他一开始扭扭捏捏的，说什么都不肯。

“叔叔阿姨，太麻烦你们了。”

李梅把脸一板：“麻烦什么！让你吃你就吃！你这孩子，怎么跟你叔一个臭脾气！”

我笑了。

是啊，这股倔劲儿，像。

饭桌上，我跟赵小jejun喝了点酒。

我问了他很多家里的事。

他说他高中没读完就出来打工了。

他说他妈改嫁后，日子过得还行，继父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

他说他每年都会去给他爸上坟，拔拔草，说说话。

他说，他爸的坟，就对着南边。

我听着，心里五味杂陈。

我给他夹了一筷子红烧肉。

“小军，以后别叫我叔叔了。”

“叫我默哥。”

赵小jejun端着酒杯的手抖了一下，眼眶又红了。

“默……默哥。”

我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

“喝！”

酒很辣，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但心里，却是暖的。

第二天，我就去厂里递了辞职信。

车间主任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

“陈默，你想清楚了？铁饭碗说不要就不要了？”

我点点头。

“想清楚了。”

主任叹了口气：“你啊你，跟当年的赵海涛一个德性，不撞南墙不回头。”

我笑了笑，没反驳。

是啊，不撞南墙不回头。

可这一次，我想把那堵墙撞穿。

我用我所有的积蓄，加上赵小軍的那五千块，一共凑了不到两万块钱。

我在郊区租了个废弃的小仓库，当厂房。

又从废品站淘了两台半死不活的旧机床回来。

我跟赵小军两个人，花了半个月的时间，硬是把那两台机器给修好了。

开工那天，我们没搞什么仪式。

我就是买了串鞭炮，在仓库门口噼里啪啦地放了。

看着那满地的红纸屑，我仿佛看到了十年前，站在月台上，目送赵海涛离开的自己。

我对着空无一人的前方，轻声说了一句：

“海涛，兄弟我，又开始了。”

“你他妈的在天上，可得保佑我。”

创业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苦。

没有订单的时候，我们俩就啃着馒头，研究图纸，改进工艺。

接到订单的时候，我们俩就没日没夜地干。

机床轰鸣，铁屑纷飞。

困了，就在机床边上靠一会儿。

饿了，就泡碗方便面。

赵小軍这小子，真是块好料。

肯学，肯干，不怕吃苦，还有一股子钻研的劲儿。

有时候，一个零件的精度差了零点零几毫米，他能对着那玩意儿琢磨一整天。

那股认真劲儿，让我总能看到他爹的影子。

但又不一样。

他比他爹，脚踏实地。

我们的第一个大客户，是城南一家做塑料制品的厂子。

他们需要一套复杂的模具，要得又急。

我带着赵小jejun，熬了七天七夜。

最后交货的时候，我俩眼睛里全是血丝，人都快站不住了。

对方老板当场验货，竖起了大拇指。

“陈师傅，牛！”

他当场结了款。

两万块。

我拿着那叠沉甸甸的钱，手都在抖。

我分了一半给赵小军。

他死活不要。

“默哥，这钱我不能要。我就是个学徒，给你打下手的。”

我把钱硬塞进他怀里。

“什么屁话！我们是合伙人！这是你应得的！”

“拿着！给你妈买点东西寄过去！也给自己买两件像样的衣服！”

我看着他那件已经洗得看不出原来颜色的T恤，心里一阵发酸。

赵小军拿着钱，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又哭了。

我拍拍他的肩膀：“哭什么！以后我们赚的钱还多着呢！”

从那天起，我们的“默海模具厂”算是正式走上了正轨。

靠着口碑，订单越来越多。

我们招了两个工人。

把旧机床换成了新的。

仓库也擴建了。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我给家里换了台29寸的大彩电。

李梅高兴得好几天都合不拢嘴。

我給她买了一条金项链，她嘴上说我浪费钱，但第二天就戴上了，在邻居面前晃来晃去。

我儿子上了最好的小学。

开家长会的时候，我终于可以挺直腰板，告诉老师，我是开工厂的。

赵小軍也变了。

他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满眼局促的年轻人了。

他穿着我给他买的夹克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齊。

跟客户谈生意的时候，他条理清晰，不卑不亢。

厂里的工人都服他，叫他“赵工”。

他用自己赚的钱，在老家给他爸修了坟，立了块像样的碑。

他还把他妈接了过来，在附近租了个房子。

他妈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地说“谢谢”。

她说：“陈老板，我们家小军，多亏了你。”

我说：“大姐，你别这么说。是我该谢谢小军。没有他，我可能还在厂里混日子呢。”

我们俩，算是互相成就吧。

2008年，我们厂的年产值，突破了五百万。

我买了车，一辆黑色的帕萨特。

我也在市中心最好的小区，买了房。

搬家那天，我站在一百五十平的房子里，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恍如隔世。

李梅抱着我，哭了。

“陈默，我们总算是熬出头了。”

我拍着她的背，眼眶也湿了。

是啊，熬出头了。

我拿到了我想要的一切。

楼房，小汽车。

但我心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我知道缺了什么。

缺了一个可以跟我一起分享这一切的人。

如果赵海涛还在。

他看到今天这个场面，会是什么表情？

他大概会狠狠地给我一拳，然后搂着我的脖子，大笑着说：“默子！我就知道！你小子行！”

然后，我们会去城里最好的馆子。

点最贵的菜，喝最贵的酒。

喝到酩酊大醉，一起回忆当年在厂门口吃花生米、吹牛皮的日子。

可惜。

他看不到了。

那年冬天，我带着赵小军，回了一趟他的老家。

北方的冬天，冷得彻骨。

田野里光秃秃的，一片萧瑟。

赵海涛的坟，就在村口的一片小山坡上。

墓碑是新的，上面刻着：先考赵公海涛之墓。

下面是赵小军的名字。

我把带来的西凤酒，倒了三杯。

一杯放在碑前。

一杯给了赵小军。

一杯，我自己端着。

我看着墓碑上那张小小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的赵海涛，还是那么年轻，嘴角带着一丝玩世不恭的笑。

仿佛他不是躺在这冰冷的土里，而是又一次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去追寻他的梦了。

“海涛，”我对着墓碑，轻声说，“我来看你了。”

“我把你的儿子，给你带回来了。”

“他很好，比你当年强多了。”

“我们的厂子，叫‘默海’。我的默，你的海。”

“现在做得不错。你小子要是在，肯定又要嚷嚷着分红了。”

“钱，我给你烧了。你就在下面，想买什么买什么吧。别再被人骗了。”

“还有……当年的事，我不怪你了。”

“真的。”

“我们是兄弟。永远都是。”

我说完，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冷风吹过，卷起地上的纸钱灰，打着旋儿飞向远方。

赵小軍站在我身边，早已泪流满面。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走吧。”

“你爸他……应该能安心了。”

回去的路上，赵小jejun开着车。

车里放着一首老歌，是郑智化的《水手》。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象，心里 strangely 平静。

那段纠缠了我十几年的恩怨，那笔还不清的债，在今天，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没有得到一万块的补偿。

但我得到了一个情同手足的兄弟。

我没有回到二十四岁那年意气风发的夏天。

但我拥有了一个更加沉稳、更加坚实的现在。

人生啊，就像一场漫长的 voyage。

有的人，中途下了船。

有的人，换了条船。

而我，绕了一个大圈，最终还是回到了我自己的航道上。

我转过头，看着身边这个已经成长为可靠男人的赵小军。

我笑了。

或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

赵海涛，我的兄弟。

谢谢你。

谢谢你当年骗了我。

也谢谢你，把你的儿子，还给了我。

来源：花开星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