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是你老板贪污的证据落在你手里,你敢不敢拿它换自己一条命?”——1950年6月,台北青岛东路军法处,吴石听完宣判后只回了句“枪毙可以,档案我带走。”十小时后他挨了四枪,可国民党高层却集体失眠:那口上了锁的铁箱里,有谷正文私吞20万美金的收据、有蒋经国亲手批的
“要是你老板贪污的证据落在你手里,你敢不敢拿它换自己一条命?”——1950年6月,台北青岛东路军法处,吴石听完宣判后只回了句“枪毙可以,档案我带走。”十小时后他挨了四枪,可国民党高层却集体失眠:那口上了锁的铁箱里,有谷正文私吞20万美金的收据、有蒋经国亲手批的“特费”白条,还有上海央行金库最后一批黄金的去向清单。蒋介石在日记里写“若泄则党国根基动摇”,说白了,就是害怕当兵的知道长官把钱全运台湾,自己连军饷都拿不到。
谷正文最清楚自己屁股多脏。1949年5月24日,上海外滩一片炮火,他用军机运走三大箱“绝密卷宗”,箱子里其实塞了金条、美钞和瑞士银行存单。档案里夹着签收单,签收人正是他亲笔。吴石把副本交给黎晴——那个在《台湾新生报》跑新闻、讲日语比闽南话溜的女记者——她连夜拍照,底片卷进丝袜腰带,坐美军便车直奔基隆港。谷正文知道后,在办公室掏枪打穿了自己的公文包,他不是怕死,是怕有人把收据送到南京,让还在福建整训的二十万部队先掉头找他算账。
档案的杀伤力不止钱。它记录了1949年4月广州“疏散委员会”怎么把故宫瓷器换成美钞,怎么把青年军学生的护照卖了再收一次“出境税”。黎晴发展的交通员里,有个宪兵上士,他原本打算跟着部队撤海南,看了清单后当场把枪扔进淡水河,说“老子替这种人卖命不如回家种红薯”。哗变没来得及发生,因为吴石抢先一步把材料送出去,自己顶了雷。枪响那天,台北下小雨,刑场边的野草没到膝盖,野草下面全是烧剩的碎纸屑——谷正文的人想再拼回那些文件,拼到凌晨也只找到半张钞票号码。
黎晴后来多活了十三年,却再没回过台北。1957年她被出卖,军法处照样不敢公开审,只敢在潮湿地下室关着,怕她一开口就把当年跑新闻的“学长们”全拖下水。1963年交换战俘,她坐船到厦门,随身行李只有一把牛角梳和一张被汗水浸糊的照片,照片背面写着“老吴,我没把你的信弄丢”。那封信其实早化作微型胶卷,躺在解放军总参档案室,2014年才解密,里面最后一句话是:“如果他们因为我睡不着,那就让他们一直睡不着。”
谷正文没睡好觉是真的。1953年“监察院”查他账,1955年再查,查到他把“心理战经费”拿去炒股,最后只给调职,没给枪毙,因为再查下去就要查到更大条的人。他晚年写回忆录,写到吴石案那章,只敢骂“共谍该杀”,绝口不提那20万美金。1980年代他中风坐轮椅,半夜护士听见他含糊念叨“档案、档案”,护士以为他要上厕所,其实他是梦见铁箱被打开,黄金清单飘到街上,连小学生都在念上面的数字。
台湾情治单位从此得了怪病:凡是行动,文件不过夜,烧掉才算数。池兰森说,1981年抓一个“匪谍”,六组人抢着烧卷宗,差点把阳明山宿舍点着。火光照着窗子,老同志想起吴石案,就说“宁可被长官骂,也别让后人翻”,一句话把火盆烧得更旺。那火一直烧进今天,烧得台湾官方档案里1949到1950年出现大段空白,像有人用橡皮把历史擦成磨砂玻璃,摸得到疼,却看不清疤。
吴石赌赢了,也赌输了。赢的是他把国民党最见不得人的抽屉拉到只剩一条缝,输的是他再也看不到这条缝让光透进去。1950年6月10日清晨,他绑好鞋带,把眼镜擦了擦,跟行刑队说“别打头,我还想看清路”。枪响后,谷正文们松了半口气,以为箱子沉进海底就一了百了,却没算到海底会涨潮,碎纸终究会漂回岸。七十年后,我们翻开一页页被水渍晕开的字迹,才发现那里面藏着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当账本比子弹重时,账本就是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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