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尤其是在百货大楼这种油水足、人流杂的地方，没点煞气镇不住场子。

1985年的夏天，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

风扇在天花板上懒洋洋地转，吹下来的风都是黏糊糊的。

我是百货大楼保卫科的科长，王建国，二十六岁，退伍回来的。

这身份在当时，挺硬气。

尤其是在百货大楼这种油水足、人流杂的地方，没点煞气镇不住场子。

那天下午，我正带着联防队员老刘巡逻。

经理刚开完会，脸拉得像长白山，说最近丢东西丢得邪乎，从暖水瓶胆到“凤凰”牌的香皂，什么都丢。

“建国，”他点着我的名字，“你这个月的奖金，就看能不能抓个典型出来。”

我嘴上应着“是”，心里也憋着一股火。

这不光是奖金的事，这是面子。

我王建国在部队里都是标兵，回来管个百货大楼，还能让几个小毛贼给欺负了？

我的眼神像探照灯一样，在人群里扫来扫去。

那个年代的人，眼神大多是朴实的，甚至是有点怯生生的。

但小偷的眼神不一样。

他们贼，飘，像水面上的浮油，总在找缝隙。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她。

她站在卖的确良布料和丝巾的柜台前。

很年轻，看着像个学生。

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裤子上甚至还有个小小的补丁，藏在膝盖内侧。

她不像别人那样热火朝天地跟售货员砍价，就那么静静地站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一条杏黄色的丝巾。

那丝巾确实好看，上面印着细碎的栀子花。

在日光灯下，泛着柔和的光。

对于一个年轻姑娘来说，那吸引力是致命的。

我注意到，她的手攥得很紧，指节都发白了。

她在紧张。

为什么紧张？

一个念头，像电火花一样在我脑子里“刺啦”一声。

我眯起眼睛，脚步放得更轻了。

老刘跟在我后面，碰了碰我的胳膊，我摆摆手，示意他别出声。

我看见她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摸了一下那条丝巾。

指尖触碰的瞬间，她的肩膀都好像放松了。

售货员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大姐，正唾沫横飞地给另一个顾客介绍一块“的确良”，压根没注意到她。

机会。

我心里咯噔一下。

果然，她飞快地看了一眼四周，眼神慌乱，像受惊的兔子。

然后，她以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在训练场上练过无数次的隐蔽动作，迅速把那条丝巾……塞进了自己那个鼓鼓囊囊的帆布挎包里。

动作快得像幻觉。

但我的眼睛是淬过火的，看得清清楚楚。

她做完这一切，脸“唰”地一下就白了，嘴唇哆嗦着，转身就想往人群里钻。

“站住！”

我一声断喝，像平地起雷。

整个一楼大厅，瞬间安静了。

所有人的目光，“唰”地一下，全都聚焦过来。

她整个人僵住了，像一尊石膏像，背对着我，一动不动。

我三步并作两步跨过去，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她的手腕很细，冰凉，还在微微发抖。

“同志，跟我走一趟。”我的声音冷得像冰。

她猛地回头。

就是这一眼，让我记了很多年。

那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啊。

煞白，惊恐，但更多的是一种被雷劈中的茫然和巨大的屈辱。

她的眼睛很大，双眼皮，此刻因为惊恐而睁得更大，里面迅速蒙上了一层水汽。

“你……你干什么？”她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干什么？”我冷笑一声，手上的力气又加重了几分，“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清楚吗？”

周围的人群“嗡”地一下围了上来，指指点点。

“哎哟，看着文文静静的，还是个贼啊。”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

“抓得好！就该抓！”

那些议论像针一样，扎在她身上，也扎在我耳朵里。

我感觉自己像个执行正义的英雄。

“放开我！”她开始挣扎，力气不大，但很倔强，“我没偷东西！”

“没偷？”我提高了音量，确保所有人都能听见，“我亲眼看见的，还想狡辩？那条黄丝巾，是不是在你包里？”

她的脸，由白转红，再由红转为一种死灰。

那种绝望的颜色，让我心里莫名地抽了一下。

“去保卫科！”我不想再跟她废话，拉着她就往楼梯间的办公室走。

老刘在后面帮我拨开人群。

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所有人的目光都像刀子，刮在她身上。

我能感觉到，她在我手里已经不挣扎了，整个人都软了下去，像一根被抽掉了筋的柳条。

到了保卫科那间小屋子，我“砰”地一声关上门，把所有喧嚣都隔在外面。

我松开手，指着桌子对面的椅子：“坐下。”

她没坐，就那么站着，低着头，头发垂下来，遮住了脸。

肩膀一抽一抽的。

哭了。

我心里有点烦躁。

哭有什么用？早干嘛去了？

“姓名，单位。”我拿出纸笔，摆出公事公办的架势。

她不说话，就是哭。

“说话！”我拍了一下桌子。

她被吓得猛一抖，抬起头，满脸是泪。

“我叫李慧，”她哽咽着说，“是师范大学的学生。”

学生？

我心里更来气了。

一个大学生，未来的老师，居然偷东西？真是给读书人丢脸。

“行了，别哭了，”我不耐烦地说，“把东西拿出来吧，主动交代，可以宽大处理。”

“我没有……”她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叫，“我真的没有偷。”

“还嘴硬？”我的火“噌”地就上来了，“李慧，我告诉你，我的眼睛就是尺！我亲眼看见你把那条杏黄色的丝巾塞进包里的！现在拿出来，写份检查，这事就算了。要是非得让我搜，那性质可就变了！”

我说的是实话。

那时候，这种事可大可小。

捅到学校去，一个处分是跑不掉的，毕业分配都成问题。

她死死地抱着自己的帆布包，像是抱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我求求你，”她哭着说，“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

那样子，真是我见犹怜。

可我当时满脑子都是经理那张长白山的脸，和“抓典型”三个字。

我告诉自己，王建国，你可不能心软。小偷都会演戏。

“最后一次机会，”我下了最后通牒，“拿出来，还是我来搜？”

她不说话，只是摇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好！”我点点头，一把抢过她的帆-布包。

她“啊”地一声尖叫，想抢回来，但她哪是我的对手。

我把那个破旧的帆布包倒过来，里面的东西“哗啦”一下全倒在了桌子上。

一本《现代汉语》，几支笔，一个笔记本，半个啃过的馒头用手绢包着，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小小的、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收据。

没了。

桌子上空荡荡的。

没有那条杏黄色的、印着栀子花的丝巾。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谁打了一闷棍。

怎么会？

怎么会没有？

我明明看见了……

我不敢相信，又抓起那个帆布包，把手伸进去，仔仔细细地摸了个遍。

连内侧的小夹层都翻了出来。

空的。

什么都没有。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只剩下她压抑不住的、绝望的抽泣声。

我僵在那里，手还举在半空中，像个傻子。

时间仿佛静止了。

我感觉自己的脸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升温，从脖子根一直烧到头顶。

那是一种比被人打了一耳光还要火辣辣的羞耻感。

“丝巾呢？”我听见自己用一种干涩得不像话的声音问。

她不说话。

我低头，看见了那张被我忽略的收据。

我颤抖着手，把它捡起来。

是百货大楼的收据。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商品：栀子花丝巾一条。

金额：三元八角。

开票人：王秀兰。

日期就是今天，时间是下午一点半。

王秀兰，就是那个胖售货员的名字。

时间，是一个小时前。

也就是说，她在一个小时前，就已经把这条丝巾买下来了。

她根本不是偷。

那她刚才……

一个可怕的念头击中了我。

她刚才，只是把那条属于她自己的丝巾，从包里拿出来，又看了一眼，然后又放了回去。

因为太喜欢了。

因为那条三块八的丝巾，对她来说，可能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所以她会忍不住，一遍遍地拿出来确认，欣赏。

而我，我这个自以为是的“英雄”，把她这小小的、珍贵的喜悦，当成了盗窃的证据。

我当着整个大厅的人，像抓贼一样抓了她。

我搜了她的包。

我把她一个女孩子最隐私的东西，那半个舍不得吃的馒头，都倒在了桌子上。

我……我都干了些什么？

我感觉一股凉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我完了。

我不是抓错了小偷。

我这是在作孽。

“对……对不起。”

我张了张嘴，发出的声音嘶哑又陌生。

她猛地抬起头，那双通红的眼睛里，不再是恐惧，而是一种像火一样燃烧的愤怒和恨意。

“对不起？”她笑了，眼泪却流得更凶，“你一句对不起，就算了？”

她指着桌上那些东西，指着那半个馒头。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就因为我穿得破？就因为我从农村来？我就活该被你当成小偷？”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烧红的锥子，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

我张口结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是啊，凭什么？

就凭我那点可怜的、自以为是的经验？

就凭我那身狗屁的制服？

“你毁了我！”她突然尖叫起来，“你知道吗？你毁了我！”

她说完，不再看我一眼，疯了一样地把桌上的东西胡乱扫进包里，转身就往外冲。

我下意识地想去拉她。

“别碰我！”

她像被蝎子蜇了一样，猛地甩开我的手，拉开门，消失在走廊里。

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看着那张被她遗忘在桌上的收据。

三元八角。

这四个字，像烙铁一样，烫在我的眼睛里。

我完了。

王建国，你这次真的完了。

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我不知道是怎么过的。

老刘进来问我情况，我摆摆手，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看见桌上的收据，又看了看我死人一样的脸色，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

我一个人坐着，从下午坐到天黑。

脑子里一遍遍地回放着她那双眼睛。

惊恐，屈辱，茫然，愤怒，最后是彻骨的恨。

我这辈子，没这么丢人过。

在部队里，训练再苦，任务再险，我都没皱过一下眉头。

可现在，我感觉自己像个被扒光了衣服扔在雪地里的小丑。

下班的时候，我鬼使神使地走到了那个柜台。

胖大姐王秀兰正在算账。

“王姐，”我走过去，声音干涩，“下午那个买丝巾的姑娘，你还记得吗？”

“哪个？”她头也不抬。

“就是……个子不高，学生模样，买那条杏黄色丝巾的。”

“哦，”她想了想，“想起来了。那姑娘啊，在这儿看了好几天了，每天都来看一眼，摸一摸，就是舍不得买。今天估计是凑够钱了，高兴得跟什么似的。”

王姐的话，像一把钝刀子，在我心口来回地割。

看了好几天。

凑够了钱。

高兴得跟什么似的。

而我，亲手把她这点高兴，碾得粉碎。

我走出百货大楼，夏天的晚风吹在脸上，居然感觉不到一丝凉意。

满大街都是人，都是自行车，都是笑声。

可这些都跟我没关系。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那双燃烧着恨意的眼睛。

第二天，我没去上班，请了病假。

我没病，我是没脸去。

我骑着我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飞鸽”自行车，去了师范大学。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只知道她叫李慧，是这里的学生。

我在校门口，像个傻子一样，从早上等到中午。

看着一波一波穿着朴素的年轻人进进出出，朝气蓬勃。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认识她。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听说了昨天发生在百货大楼的那件丑事。

一个女大学生，被当成小偷抓了。

这消息传得肯定比风还快。

中午，学生们涌向食堂。

我在人群里，一眼就看到了她。

她还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低着头走路，整个人都缩着，好像想把自己藏起来。

她的身边没有同伴。

我心里又是一抽。

我把自行车停好，追了上去。

“李慧同志。”我在她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叫她。

她浑身一僵，脚步停住了。

她没有回头。

我能想象到她此刻的表情，一定是充满了警惕和厌恶。

我硬着头皮走上前，站在她面前。

“我……我是来给你道歉的。”我看着她的头顶，不敢看她的眼睛。

她终于抬起了头。

她的眼睛又红又肿，一看就是哭了一晚上。

她看着我，不说话，那眼神，比昨天更冷。

像是在看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

“对不起，”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递过去，“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

纸包里是我托人从上海带回来的大白兔奶糖，这年头，算是稀罕物了。

她看了一眼那个纸包，突然笑了。

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你觉得几块糖，就能弥补你做的事吗？”

她的声音很平静，但这种平静比歇斯底里更让我害怕。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急了，“我就是……我就是想补偿一下。”

“补偿？”她重复着这两个字，眼神里全是嘲讽，“王科长，你高高在上，你当然觉得什么都可以补偿。可我呢？我昨天晚上回去，我们整个宿舍楼都知道了！她们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贼！我今天走在路上，所有人都在我背后指指点点！你告诉我，这个你怎么补偿？”

我的心沉了下去。

果然。

“我……”我想解释，想说我可以去跟你们学校澄清，去跟你的同学解释。

可这些话说出来，是那么苍白无力。

解释？

越解释，不就等于把这件事宣扬得更广吗？

“王科长，”她深吸一口气，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我求求你，你离我远一点，行吗？我看见你，就觉得恶心。”

她说完，绕过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举着那包奶糖，站在人来人往的校园里，像个被全世界抛弃的傻瓜。

那之后，我像是魔怔了。

我每天下班，都会骑车去师范大学门口。

我不敢再上前跟她说话。

我就那么远远地看着。

看着她去食堂，看着她去图书馆，看着她一个人在操场上散步。

她总是独来独往。

她瘦了，也更沉默了。

我心里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

我知道，是我偷走了她的笑容，偷走了她本该有的大学生活。

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小偷”。

我开始想尽一切办法打听她的事。

我托在公安局的战友，查到了她的档案。

李慧，十九岁，来自下面县城的一个小村子。

父亲是民办教师，母亲身体不好，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她是全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是全家的希望。

那三块八毛钱的丝巾，对她来说，可能真是攒了很久很久的生活费。

她买那条丝巾，也许不是为了自己戴，也许……是想寄回家给身体不好的妈妈？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感觉自己心口被人用锤子狠狠砸了一下。

王建国，你混蛋！

我开始想办法“补偿”。

我知道她家境不好，每个月生活费都紧巴巴的。

我匿名给她寄钱。

第一次，我用报纸包了十块钱，夹在她教室的一本书里。

第二天，那十块钱，原封不动地出现在了我们保卫科的桌子上，上面用一张纸条压着，写着三个字：

“不要脸。”

我看着那三个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我知道是她干的。

她的骨头，比我想象的要硬得多。

硬得硌人。

后来，我听说她评不上助学金了。

因为有人举报，说她“品行不端”。

举报的人是谁，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是那天在百货大楼里看热闹的某个好事者。

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

八十年代的助学金，对于一个贫困生来说，那就是命。

我疯了一样，到处找人。

我找到了我们经理，求他以百货大楼的名义，给师范大学开一个正式的澄清函。

经理一开始不同意，觉得丢人。

我把那个月的工资和奖金全拍在他桌子上。

“经理，这事是我惹出来的，我王建国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要是不开，我现在就辞职！然后我去她们学校门口跪着，给那姑娘磕头认错！”

我当时是真的急红了眼。

经理被我吓住了，最后骂骂咧咧地盖了章。

我拿着那张盖着红彤彤大印的澄清函，感觉比拿着军功章还沉。

我没有直接交给李慧，我怕她再给我扔回来。

我找到了她们系的辅导员。

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

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当然，我把自己描绘成了一个被猪油蒙了心的混蛋。

辅导员听完，沉默了很久，最后扶了扶眼镜，说：“王科长，你是个有担当的人。但是，对小李同学造成的伤害，可能不是一纸公文能弥补的。”

我懂。

我怎么会不懂。

但我只能做这么多了。

我求辅导员，千万不要告诉李慧，这封信是我弄来的。

辅导员答应了。

过了几天，我听说，李慧的助学金恢复了。

学校里关于她是小偷的流言蜚语，也渐渐平息了。

我在校门口，又看到了她。

她和几个女同学一起，虽然还是不怎么笑，但眉宇间那股紧绷的劲儿，松快了一些。

我躲在大树后面，看着她从我面前走过。

心里说不上是高兴，还是更深的愧疚。

就这样，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

天气转凉了。

我还是雷打不动地每天去“站岗”。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也许，我就是想每天看她一眼，确认她还好好的，我心里的石头就能轻一点。

有一天，下起了大雨。

我没带伞，骑到师范大学门口的时候，已经淋成了落汤鸡。

我躲在校门口传达室的屋檐下，冻得瑟瑟发抖。

我看见李慧，撑着一把伞，从学校里走出来。

她也看见了我。

隔着雨幕，我们两个遥遥相望。

我当时狼狈极了，浑身滴着水，头发乱七八糟地贴在额头上。

我下意识地想躲。

可她却撑着伞，朝我走了过来。

一步，一步，走得很慢。

雨点打在她的伞面上，“啪嗒”，“啪嗒”，像敲在我的心上。

她走到我面前，停下。

我们离得很近，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肥皂香味。

“你每天都来？”她问，声音很轻。

我点点头，不敢说话。

“为什么？”

“我……”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为了赎罪？为了自我安慰？

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

她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

那眼神，不再是恨，也不是冷漠。

而是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有探究，有疑惑，甚至还有一丝……怜悯？

“以后别来了。”她说。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她还是要跟我划清界限。

“天冷了，你回去吧。”

她说完，把手里的伞，朝我递了过来。

我愣住了。

“你……”

“我宿舍近，跑几步就到了。”她把伞硬塞进我手里，“你赶紧回去吧，会感冒的。”

她说完，没等我反应，就转身跑进了雨里。

她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朦胧的雨幕中。

我手里握着那把还带着她体温的伞，傻在了原地。

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从我脸上流下来。

咸的。

那是我第一次，因为一个姑娘，哭得像个孩子。

从那天起，我没再去师ar校门口。

不是我不想去，是我不敢。

她把伞给了我，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原谅。

是一种“我们两清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的原谅。

我把那把伞，小心翼翼地擦干净，放在我床头。

每天看着它，心里五味杂陈。

我以为，我们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我王建国，在她李慧的人生里，就是一个不光彩的、最好被遗忘的污点。

可我没想到，命运这东西，比最好的编剧还能折腾。

转折发生在一个多月后。

那天我值夜班，正跟老刘在办公室里喝着茶，吹着牛。

电话铃突然响了，尖锐得刺耳。

我抓起电话：“喂，保卫科。”

电话那头，是一个带着哭腔的、焦急的女声。

“是……是王建d国科长吗？”

我一愣，这声音有点耳熟。

“我是，你是哪位？”

“我是李慧的同学，她出事了！”

我“噌”地一下就站了起来，椅子都被我带倒了。

“她怎么了？你慢慢说！”

“她下午收到一封电报，说她妈妈病危，她急着赶回老家，去火车站的路上……路上被人把钱和票都抢了！”

“什么？”我感觉血都冲到了头顶，“人呢？人没事吧？”

“人没事，就是吓坏了，现在在火车站派出所，哭着不肯回来，非说要走着回家……王科长，我们实在没办法了，她之前提过你……我们才想到给你打电话……”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挂了电话，我抓起外套就往外冲。

“建国，怎么了？”老刘在后面喊。

“救人！”

我扔下两个字，骑上我那辆破自行车，疯了一样地往火车站蹬。

夜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她不能有事，她绝对不能有事。

如果她因为这件事出了什么岔子，我王建-国这辈子都别想活踏实了。

到了火车站派出所，我一眼就看见了缩在角落里的李慧。

她抱着膝盖，把头埋在臂弯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几个女同学围在她身边，手足无措。

我走过去，心疼得像被人揪住了一样。

“李慧。”我叫她。

她抬起头，看到是我，愣住了。

那双哭得像桃子一样的眼睛里，全是无助和绝望。

“我妈……我妈要不行了……”她一开口，眼泪又下来了，“我的钱……我的票……”

“别怕，”我蹲下来，看着她的眼睛，用这辈子最温柔的声音说，“有我呢。天塌下来，我给你顶着。”

我的话好像给了她一点力量。

她怔怔地看着我，忘了哭。

我扭头问旁边的民警，去她老家的火车，最快的一班是几点。

民警说，今天最后一班已经走了，最早也得明天早上六点。

明天早上？

那怎么行！

电报上写的“病危”，多耽误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

我咬了咬牙，做了个决定。

“走，我送你回去。”我对李慧说。

所有人都愣住了。

“王科长，这……这怎么送？她老家在临山县，离这儿三百多里地呢！”一个女同学说。

“我有办法。”

我没多解释，拉起李慧的手就往外走。

她的手冰凉。

这一次，她没有甩开我。

我带着她，直接去了长途汽车站。

找到我一个开夜班长途车的战友，叫大军。

我把情况跟他一说，又塞给他我这个月剩下的所有工资。

“大军，帮我个忙，兄弟我记你一辈子。”

大军是个实在人，拍着胸脯说：“建国，你这说的什么话！救人如救火，钱我不能要！我这条线正好经过临山县，我给你们在驾驶室挤个座儿！”

我当时感动得差点给他跪下。

就这样，我和李慧，坐上了那辆开往南方的长途卧铺车。

车厢里充满了汗味、脚臭味和方便面的味道。

我和她挤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空间很小，肩膀挨着肩膀。

车子发动了，在夜色里颠簸前行。

她一直没说话，就是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灯火，默默地流眼泪。

我知道她心里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递给她。

她接过去，擦了擦眼泪，小声说了句：“谢谢。”

这是出事以来，她第一次对我这么客气。

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她可能是哭累了，也可能是太害怕了，靠在座位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她的头，一颠一颠的，最后，轻轻地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她的呼吸均匀地洒在我的脖子上，热热的，痒痒的。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一动也不敢动。

我低头，能看见她长长的睫毛，在微弱的灯光下，像两把小刷子。

我的心，跳得像擂鼓。

我从来没有跟一个女孩子离得这么近过。

而且，这个女孩子，是我曾经深深伤害过的。

现在，她却毫无防备地靠在我的肩膀上。

那种感觉，很奇妙。

愧疚，心疼，还有一丝……甜蜜。

是的，甜蜜。

我当时就想，如果这条路没有尽头，就这么一直开下去，该多好。

凌晨四点多，我们在临山县城下了车。

天还没亮，县城里黑漆漆的，只有几声狗叫。

“你家在哪个村？”我问她。

“李家坳，离这儿还有二十多里山路。”

二十里山路。

我看了看她，她一脸憔est。

“我背你。”我说。

“不……不用了，”她连忙摆手，“我自己能走。”

“听话，”我的语气不容置疑，“现在是争分夺秒的时候。”

我没等她反对，就在她面前蹲了下来。

她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轻轻地趴在了我的背上。

她的身体很轻，像一片羽毛。

我背着她，凭着她指的方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漆黑的山路上。

一开始，我们俩谁也不说话。

只有我的喘气声和脚踩在碎石上的声音。

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天边开始泛起鱼肚白。

“王……王科长，”她在我背后，小声说，“放我下来歇会儿吧。”

我把她放下，自己也靠在一棵树上喘气。

“对不起，”她说，“又给你添麻烦了。”

“别说傻话。”我看着她，月光下，她的脸庞显得格外柔和，“只要你和你家人没事就好。”

她低下头，抠着自己的衣角。

“我……我之前对你……”

“都过去了，”我打断她，“过去是我混蛋，是我不对。你骂我，恨我，都是应该的。”

她抬起头，眼睛亮晶晶的。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

是啊，为什么？

一开始是为了赎罪。

可后来呢？

每天去校门口看她，听说她有困难就急得火烧眉毛，现在又背着她走几十里山路……

这仅仅是为了赎罪吗？

我看着她那双清澈的眼睛，一个答案，在我心里慢慢清晰起来。

“李慧，”我鼓起勇气，叫了她的名字，“如果我说……我好像有点喜欢你，你信吗？”

她愣住了，像被点了穴一样。

我也愣住了。

我没想到自己会把这句话说出来。

空气仿佛凝固了。

山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

我紧张得手心都是汗。

我怕她会觉得我轻浮，觉得我是在趁人之危。

我怕她会一巴掌打过来，骂我“流氓”。

过了好久，她才轻轻地问了一句：

“真的？”

“真的。”我点头，像在宣誓，“比我口袋里的钱还真。”

她“噗嗤”一声笑了。

虽然脸上还挂着泪痕，但那笑容，像雨后的太阳，一下子照亮了整个黎明。

天亮的时候，我们终于赶到了李家坳。

那是一个很穷的小山村。

李慧的家，是三间摇摇欲坠的土坯房。

我们冲进屋里，一股浓浓的中药味扑面而来。

李慧的妈妈躺在床上，脸色蜡黄，但人是清醒的。

看到李慧，她挣扎着想坐起来。

“慧……慧儿，你咋回来了？”

李慧“哇”的一声就哭了，扑到床边，拉着她妈妈的手。

原来，李慧的妈妈是老毛病犯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束手无策，她爸爸情急之下，才发了“病危”的电报。

幸好，只是虚惊一场。

我在李慧家待了三天。

这三天，我见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李慧。

她会熟练地生火做饭，会照顾妈妈吃药，会带着弟弟妹妹去山里挖野菜。

她不再是那个在大学校园里沉默寡言、独来独往的李慧，而是一个能干、孝顺、有担当的女儿和姐姐。

她爸爸，那个沉默寡言的民办教师，一开始对我这个“城里人”充满了警惕。

但当我默默地帮他家挑满了水缸，劈好了够烧一个冬天的柴火之后，他看我的眼神，变了。

第三天晚上，他把我叫到院子里，递给我一袋自家炒的南瓜子。

“王同志，”他说，“慧儿这孩子，命苦，但心气高。你……是个好人。”

我知道，我过关了。

我要走的那天早上，李慧亲自送我到村口。

“王建国，”她第一次这样叫我的全名，“谢谢你。”

“傻丫头，”我揉了揉她的头发，“跟我还客气什么。”

“你上次说的话……”她低着头，脸红了，“还算数吗？”

我心里一热，一把抓住她的手。

“算数！一辈子都算数！”

她抬起头，笑了。

那笑容，比百货大楼里那条杏黄色的丝巾，好看一万倍。

后来，我们开始通信。

一个星期一封，雷打不动。

我们在信里，聊她的学业，聊我的工作，聊村里的大黄狗，聊百货大楼新来的化妆品。

我们的感情，就在那一封封的信纸上，慢慢升温，发酵。

她毕业那年，我带着我所有的积蓄，还有我妈传给我的一个银镯子，去了她家。

我当着她父母的面，单膝跪地，向她求婚。

她哭得稀里哗啦，点头答应了。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

没有豪华的轿车，我用自行车把她从她们村里接到了城里。

没有盛大的宴席，就在我家摆了两桌，请了最亲的亲戚朋友。

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新衣服，没化妆，但比我见过的所有新娘都好看。

婚礼上，老刘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说：“建国，你小子行啊！当初抓贼抓了个媳生回来，你这买卖，做得太值了！”

我搂着身边笑得一脸幸福的李慧，心里想，是啊，太值了。

这是我这辈子，做得最赚的一笔“买卖”。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我也从保卫科长，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头子。

李慧，也从一个清秀的大学生，变成了脸上有了皱纹的、我孩子的妈。

她当了一辈子老师，桃李满天下。

我们这辈子，也吵过，也闹过，但从没想过要分开。

有一次，我们俩翻看旧相册，看到一张我们的结婚照。

照片上的我，穿着一身旧军装，笑得像个傻子。

照片上的她，依偎在我身边，眼睛亮得像星星。

“老王，”她推了推老花镜，指着照片说，“你说，咱俩这算不算不打不相识啊？”

我笑了，把她揽进怀里。

“算，”我说，“我这辈子，犯过很多错。但最大的错，是那天下午在百货大楼抓错了你。”

她在我怀里捶了我一下。

“但是，”我顿了顿，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这个错，却成了我这辈子，最大最大的幸运。”

是啊。

1985年的那个夏天，我错把一个叫李慧的女孩当成了小偷。

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

成了我一辈子的光。

来源：海纯讲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