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见皇帝磕头下跪是从元朝开始的，然后心理变态的屌丝朱元璋把它发扬光大了，最后在恶心的满清手里达到顶峰。这种强制性的、象征绝对服从的身体屈从，它对一个民族的精神伤害就像是慢性毒药！

见皇帝磕头下跪是从元朝开始的，然后心理变态的屌丝朱元璋把它发扬光大了，最后在恶心的满清手里达到顶峰。这种强制性的、象征绝对服从的身体屈从，它对一个民族的精神伤害就像是慢性毒药！

在元朝之前的大宋王朝，大臣见皇帝，大臣跟皇帝议事，特别是高级官员，人家都是真的能坐着说话的！这叫“坐而论道”。

比如那个特有名的包青天，包拯，那脾气上来了，跟皇帝争论，唾沫星子都能喷皇帝一脸！宋仁宗呢？也只能拿袖子擦擦，还得听着。为啥？因为赵匡胤自己在开国之时就立过规矩，大概意思就是：不能杀读书人和提意见的人！这是写进“家规”里的。

那时候的读书人、当官的，讲究个“士大夫气节”。啥意思？就是我凭本事、凭学问、凭道理吃饭，给你皇帝打工，但我人格上跟你皇帝是相对平等的。我给你干活，也敢给你提意见，甚至批评你。皇帝呢？他也知道，治理国家得靠这帮有文化的人，不能太不给面子，得互相尊重。

这种氛围下，动不动就下跪磕头？多跌份儿啊！不符合他们读书人的“人设”。所以宋朝那会儿，君臣之间，更多的是作揖，就是抱拳弯腰行礼，表达敬意就完了。

但是做人的好日子很快就到头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蒙古铁骑横扫中原，建立了元朝。这下可好，规矩彻底变了。因为蒙古人自己那套社会结构，说白了就是农奴制社会，主奴关系特别分明。

草原上，大汗就是天，底下的人，那地位差得不是一星半点。他们把人也分成了四等：蒙古人是老大，西域来的色目人是老二，原来北方的汉人是老三，最后才是原来南宋地盘上的“南人”，地位最低。

他们把这套等级森严的规矩，也带到了管理国家的礼仪里。在元朝的法律条文《元典章》里，就白纸黑字地规定了：见皇帝，必须跪拜！宋朝那种坐着聊天的悠闲劲儿？想都别想！南宋灭亡后，那些投降的官员去见忽必烈，都得按照草原的规矩，行“五体投地”的大礼，整个人趴地上磕头。想想都憋屈！那还是个人吗？文化人的尊严全被糟蹋没了。

当然也有硬骨头，比如文天祥。他被抓了去见忽必烈，人家就不跪！就作个揖，站得笔直。为啥？人家骨子里还认宋朝那套“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呢。但文天祥这种是少数中的少数，他的宁死不跪，恰恰反衬出元朝这套“跪拜礼”对当时人，尤其是原来宋朝那些讲究气节的读书人来说，是多么大的屈辱和冲击。

这规矩，说白了就是征服者为了彰显自己高人一等，用身体上的卑微来时刻提醒被征服者：你低人一等！是硬生生从草原部落的规矩里，移植过来的“陋规”。

天杀的元朝只活了九十多年，元朝被以朱元璋为首的汉人政权推翻了，按说该拨乱反正了吧？该恢复宋朝那种相对体面点的君臣关系了吧？嘿，你想多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这位出身贫苦、当过和尚要过饭的皇帝，他干了啥？他不仅没废除元朝这套跪拜礼，反而把它继承下来，还变本加厉地玩得更溜了！

为啥？这里得琢磨琢磨朱元璋的心理。他从小穷怕了，当上皇帝后，那种对权力可能失去的恐惧感特别强烈。他觉得，下面那些大臣，特别是原来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还有那些满腹经纶的读书人，都不可靠，都可能在算计他的江山。怎么才能镇住他们？怎么才能让他们打心眼里怕自己？

老朱一拍大腿：下跪！使劲跪！跪出花样来！于是，明朝的官方礼仪手册《大明会典》里，把朝会、见皇帝的规矩定得极其复杂繁琐，核心是什么？就是跪拜！而且是贯穿始终，动不动就“跪！”“叩首！”“兴！”“再跪！”，一套流程下来，大臣的膝盖估计都得跪麻了。

这还不够，还得配合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这阵仗，不是为了表达敬意，纯粹是为了制造一种权力崇拜的氛围，让大臣们在身体力行中，时时刻刻感受到皇帝的绝对权威，碾碎他们任何可能有的小心思。

朱元璋的疑心病重到什么地步呢？搞“文字狱”！写文章用错字都可能掉脑袋！比如“光”字、“生”字等等，都成了禁忌。大臣们早上出门上朝，都得跟家人交代后事，感觉像上刑场！更狠的是“廷杖”——直接在朝堂上，当着一众大臣的面，把犯事官员的裤子扒了打屁股！轻则皮开肉绽，重则直接打死。

这种公开的羞辱和肉体摧残，再加上那没完没了的跪拜，目的只有一个：让大臣从身体到灵魂都彻底恐惧、彻底臣服！ 跪拜，在朱元璋这里，不再是简单的礼仪，而是他用来制造恐怖、维护权力的核心工具。

明朝完蛋后，这套下跪磕头制度，清朝全盘接收了，还觉得不够劲儿，野蛮的满清又给升级了！

因为清朝是满人入关建立的，是外来政权，他们为了统治庞大的汉人，把“跪拜礼”和儒家的“忠孝”思想深度绑定。拼命强调“君为臣纲”——皇帝就是臣子的天，是绝对的主子。大臣给皇帝上书，汉臣也得自称“奴才”。从称呼上，就先把你的身份摁得死死的。

最讽刺的是啥？那些读书人，十年寒窗苦读，好不容易金榜题名，考中进士，殿试发榜的时候，一大帮新科进士，未来的国家栋梁，得集体在皇宫里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场景，想想就心酸。

知识精英的尊严，在皇权面前，被这套仪式集体矮化到了尘埃里。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就痛心疾首地说：“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为啥？因为他看到，曾经讲究气节风骨的读书人，在这套强大的规训下，骨头越来越软，越来越习惯卑躬屈膝了。

到了晚清，世界都变了。外交官郭嵩焘出使英国，看到人家英国女王和大臣，见面也就握个手，或者微微鞠躬，议事时大臣还能坐着说话。老郭在日记里写，那叫一个感慨万千啊，觉得咱们这套跪拜礼，简直太压抑人性，太屈辱了。

后来李鸿章作为大清全权大臣去欧美访问，见外国元首像德国皇帝、美国总统，当然不可能下跪啊，就是按国际礼仪来。结果消息传回国内，好家伙，炸锅了！一堆守旧派大臣跳出来骂，说李鸿章“失礼辱国”，“丢了大清的脸”！你说可笑不可笑？

这恰恰说明，这套“见了皇帝必须跪”的思想，经过元明清三朝几百年的“熏陶”，已经深深刻进很多国人的骨子里了，成了他们理解“尊卑”“礼仪”的本能反应，连面对外国人都转不过弯来。

表面上看，跪拜就是个身体动作，是个礼仪。但你想过没有，这种强制性的、象征绝对服从的身体屈从，它对一个民族的精神，伤害有多大？那真是慢性毒药啊！

首先，把人的独立人格给跪没了： 你想啊，一个人，动不动就得双膝跪地，趴在地上喊万岁，时间长了，他心理上会怎样？自然而然地就会把自己看低，把上面那位看得很高很高。久而久之，那种“站着说话”的底气，“独立思考”的勇气，就不知不觉地萎缩了。

大家想的不是怎么把事情做好，而是怎么让上面高兴，怎么揣摩“圣意”。就像鲁迅先生后来批判的，很多人就活在“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循环里。明末思想家黄宗羲骂皇帝是“天下之大害”，就是看透了这种制度下，皇帝把所有人都变成了他的奴隶，连思想都给你禁锢了。

其次是把批判精神给跪哑了：皇帝永远是对的，你只能跪着听，不能站着问。这种氛围下，谁还敢提不同意见？谁还敢反思政策对不对？任何一点质疑，在心理上首先就矮了半截，感觉“大不敬”。

清朝为啥文字狱那么厉害？动不动就“大逆不道”？就是利用这套跪拜塑造的绝对权威，把任何可能威胁皇权的思想苗头，直接掐死在摇篮里。整个社会，噤若寒蝉。

最后是把创新活力给跪死了： 一个习惯了唯命是从、强调绝对服从、容不得质疑的社会，它能有啥创新活力？科学要发展，技术要进步，思想要活跃，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怀疑精神，靠的就是敢挑战权威，敢想别人不敢想！

可你想想，天天跪着的人，膝盖都软了，脑子还能硬气起来去搞创新？明清两代，为啥咱们在科技、思想方面越来越落后西方？跟这种深入骨髓的服从文化、跪拜文化，绝对脱不了干系！这种靠跪拜维持的表面“稳定”，代价就是整个社会的僵化和落后。

一百年多前，帝制被推翻了，皇帝没了。官方要求的下跪磕头这套，作为制度，总算废除了。这是巨大的进步。但是，咱千万别以为这事儿就彻底翻篇儿了！膝盖是容易站直，可心里头几百年跪习惯了的“那根筋”，想彻底抻直溜了，可没那么容易！

那“跪拜”的幽灵，它没消失，它只是换了个马甲，还在我们社会里飘着呢：

它可能变成了对金钱、地位、名人的盲目崇拜。看见大老板、大明星，有些人那个谄媚劲儿，骨子里不还是那种“矮人一头”的心态吗？

它可能表现为面对强权、不公时，那种习惯性的沉默、忍让和顺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胳膊拧不过大腿”，这种思维定式，是不是还有点“跪着”的影子？它甚至可能内化成一种自我贬低。不敢争取自己的权利，总觉得自己不配，遇到机会不敢上，这不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跪着”吗？

所以啊，回看这段“跪拜史”，从宋朝的相对从容，到元朝开始的膝盖着地，再到明清的变本加厉。这膝盖弯下去的幅度，简直成了咱们民族精神自由度的一个反向晴雨表。

元朝，它硬塞给我们一种用身体屈辱来维护等级的文化基因突变。朱元璋，这位出身底层的皇帝，非但没有纠正，反而因为自己内心的恐惧，把这套枷锁焊得更死。明清两代接力，让匍匐的姿态几乎成了民族潜意识里的本能反应。

有时候在想，真正的解放是什么？不仅仅是告别紫禁城里的三跪九叩。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头，都要时时警醒，把元明清这三朝强行摁进我们骨子里的那点“跪性”，彻底给它清除干净！让我们从灵魂深处相信：人格生而平等，敬畏真理和生命的尊严，远比敬畏任何虚幻的权威重要得多。

膝盖，只为值得的人和事比如父母长辈、天地良心而弯，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回望这段沉重历史，最该记住的教训。咱可不能让老祖宗那几百年的憋屈，白受了！

来源：音乐途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