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 662 年，唐高宗李治龙朔二年，大唐王朝在选官制度上迎来了一次重要调整 —— 朝廷正式下诏，令全国各州每年举荐孝廉人才，补充科举选官的不足。这一举措并非对科举制的否定，而是基于大唐社会治理需求的制度优化：自永徽年间完善科举制、显庆年间设立算学馆以来，以学
公元 662 年，唐高宗李治龙朔二年，大唐王朝在选官制度上迎来了一次重要调整 —— 朝廷正式下诏，令全国各州每年举荐孝廉人才，补充科举选官的不足。这一举措并非对科举制的否定，而是基于大唐社会治理需求的制度优化：自永徽年间完善科举制、显庆年间设立算学馆以来，以学识与专业技能为核心的选才模式已初具规模，但科举考试侧重知识考核，难以全面考察人才的道德品行与基层治理能力，而孝廉举荐制以 “孝悌廉洁” 为核心标准，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龙朔二年的孝廉举荐制，与科举制形成 “科举取才、举荐取德” 的互补格局，完善了大唐 “德才兼举” 的选官体系，不仅为朝廷选拔了一批品行端正、熟悉民间事务的基层人才，更强化了儒家伦理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成为 “永徽之治” 后大唐巩固统治、稳定社会的重要举措。
要理解龙朔二年推行孝廉举荐制的深层逻辑，必须回溯唐初选官制度的发展困境与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自永徽元年（650 年）以来，大唐的科举制逐步走向成熟：永徽四年（653 年）修订《五经正义》确立了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显庆元年（656 年）完善明算科拓宽了专业人才入仕渠道，科举制以 “公开考试、择优录取” 的优势，打破了门阀士族对官场的垄断，为寒门子弟提供了广阔的入仕空间。但随着科举制的全面推行，其固有的局限性也逐渐显现：首先，科举考试以经义、诗赋、算学等知识技能为核心考核内容，虽然能够选拔出学识渊博的人才，却难以考察其道德品行与实际行政能力，部分科举出身的官员虽有文采，却缺乏体恤民情的意识与处理基层事务的经验，导致 “学而优则仕” 却 “仕而不能治” 的现象；其次，科举考试的覆盖面有限，大唐疆域辽阔，许多偏远地区的寒门子弟因教育资源匮乏，难以通过科举入仕，而这些地区的基层治理恰恰需要熟悉当地风俗、扎根民间的人才；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间土地兼并、邻里纠纷等问题日益增多，朝廷需要一批以 “孝悌廉洁” 为表率的官员，通过道德感召力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基层稳定。
这些现实困境让高宗深刻认识到，单一的科举选官模式难以满足国家治理的多元化需求。儒家思想历来强调 “为政以德”，将 “孝悌” 视为 “仁之本”，而 “孝廉” 作为儒家伦理的核心践行者，既是民间道德的楷模，也具备潜在的治理能力 ——“孝” 意味着对家庭的责任，“廉” 意味着对权力的敬畏，将这类人才纳入官场，既能弥补科举选才在道德考察上的不足，又能充实基层治理队伍。此外，孝廉举荐制并非唐代首创，而是对汉代察举制的继承与革新：汉代以察举孝廉为核心选官制度，选拔了大量品行端正的人才，维护了王朝的长治久安，这一历史经验为唐代推行孝廉举荐制提供了重要借鉴。在这样的背景下，龙朔二年推行孝廉举荐制，成为完善选官体系、强化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
龙朔二年三月，高宗正式下诏：“自今以后，天下各州，每年察举孝廉二人，以孝悌著于乡闾、廉洁闻于州县者为标准，州府审核后送尚书省，由吏部考试录用，补充地方与中央文职空缺。” 这道诏书明确了孝廉举荐制的核心要素，包括举荐范围、标准、流程与任用方向，标志着孝廉举荐制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行。与汉代察举制相比，唐代的孝廉举荐制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形成了一套 “地方举荐、中央考核、择优录用” 的完整流程，既保留了 “以德取人” 的核心，又避免了汉代察举制后期出现的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的弊端。
在举荐标准上，龙朔二年的孝廉举荐制明确以 “孝悌” 与 “廉洁” 为两大核心，且注重实际事迹而非口头称颂。“孝悌” 主要考察举荐对象是否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否在赡养亲人、处理家庭关系方面有突出表现，例如 “亲老不仕，躬亲奉养”“兄弟同居，财产无私” 等；“廉洁” 则考察其是否品行端正、清白自守，无贪污受贿、欺压百姓等劣迹，对于平民而言，侧重考察其 “躬耕自食，不欺邻里”，对于基层小吏，则侧重考察其 “奉公守法，不收贿赂”。为确保举荐标准的落实，朝廷规定，州府在举荐时必须附上具体事迹材料，包括乡邻的联名推荐书、里正与县尉的核查报告，严禁 “无实迹而滥举”，违者将追究州府官员的责任。例如，相州（今河南安阳）在龙朔二年举荐孝廉时，推荐了平民王君操，其事迹为 “父为乡人所害，君操隐居复仇，后终身奉养继母，乡邻称其孝”，州府核实后附上乡邻百余人的联名推荐书，最终得到中央认可。
在举荐与考核流程上，孝廉举荐制形成了 “地方初选 — 中央复核 — 吏部考试” 的三级机制，确保选拔的公正性与有效性。首先，地方初选由各州刺史牵头，会同长史、司马等官员，结合里正、县尉的核查结果，从辖区内筛选符合标准的候选人。初选过程中，州府需组织乡闾评议，邀请当地有声望的乡绅、儒士参与，对候选人的品行与事迹进行公开评议，避免暗箱操作。其次，中央复核由尚书省礼部负责，礼部收到各州举荐的孝廉名单与事迹材料后，组织专门的复核小组，通过查阅档案、询问出使地方的官员等方式，核实候选人的事迹真实性，剔除虚假举荐者。最后，吏部考试是录用的关键环节，考试内容并非经义与诗赋，而是侧重考察基层治理能力与道德认知，分为策论与面试两部分：策论题目围绕 “如何以孝悌教化百姓”“如何廉洁从政”“如何处理邻里纠纷” 等基层治理问题展开，考察候选人的行政思路；面试则由吏部官员当面询问候选人的家庭情况、乡闾事迹与治理构想，进一步核实其品行与能力。考试合格者，由吏部根据其能力分配官职，优先任命为县尉、主簿、乡官等基层官职，成绩优异者可授予参军、博士等中央或州府属官。
在举荐名额与范围上，龙朔二年的诏书明确 “各州每年举孝廉二人”，根据大唐疆域的行政区划，当时全国共有三百余州，每年举荐的孝廉人数约六百余人，与科举制每年录取的进士、明经、明算等科目的总人数（约三百余人）形成互补，显著扩大了选官规模。举荐范围则覆盖了全国各州，包括关中、河南、河北等核心区域，以及江南、岭南、陇右等偏远地区，尤其注重从教育资源匮乏、科举录取率低的地区选拔孝廉，例如岭南道的广州、桂州（今广西桂林），陇右道的凉州（今甘肃武威）等，确保偏远地区的人才也能有机会入仕。此外，举荐对象不限出身，既包括平民百姓，也包括县吏、乡官等基层公职人员，只要符合 “孝悌廉洁” 的标准，均可被举荐，这与科举制侧重寒门子弟、算学馆侧重中下层官员子弟形成了人才来源的互补。
在任用与晋升机制上，孝廉举荐出身的官员以基层治理岗位为核心，形成了 “基层历练 — 逐级晋升” 的职业路径。根据吏部规定，孝廉出身的官员初任官职多为县尉（负责县域治安与司法）、主簿（负责文书与户籍管理）、乡官（负责乡级教化与赋税催缴）等基层官职，任期三年，考核合格者可晋升为县令、州府参军等。与科举出身的官员相比，孝廉出身的官员晋升速度相对平缓，但晋升路径更加侧重基层治理业绩，例如，孝廉出身的官员若在任期内 “教化百姓成效显著”“妥善处理重大纠纷”“辖区内无贪腐案件”，可优先晋升。此外，朝廷明确规定，孝廉出身的官员在晋升过程中，其 “孝廉事迹” 将作为核心考核指标，若在职期间出现品行不端、贪污受贿等行为，不仅将被罢官，还将追究举荐州府官员的责任，这一规定从制度上约束了孝廉官员的行为。例如，龙朔二年举荐的孝廉李义琛，初任雍州鄠县（今陕西户县）县尉，因 “清正廉洁，处理案件公正”，三年后晋升为鄠县县令，后又因 “教化乡闾，百姓安居乐业”，被提拔为雍州司马，成为基层官员晋升的典范。
龙朔二年孝廉举荐制推行后，迅速显现出显著成效，与科举制形成互补，完善了大唐的选官体系，对社会治理、道德建设与官场生态产生了全方位的积极影响。
在基层治理层面，孝廉举荐制为大唐选拔了一批熟悉民间事务、品行端正的基层官员，有效改善了基层治理状况。科举出身的官员多为读书人，往往缺乏基层生活经验，处理邻里纠纷、土地争端等民间事务时容易脱离实际，而孝廉出身的官员大多来自民间，熟悉当地风俗民情，能够 “以乡俗解乡事”，更易获得百姓的信任与配合。例如，冀州（今河北衡水）举荐的孝廉张宝藏，初任县尉时，辖区内发生两户人家因土地边界引发的斗殴事件，前任官员多次调解无果，张宝藏深入乡闾了解情况，发现两户人家本是亲戚，因误解产生矛盾，他以 “孝悌” 之道劝说双方 “兄弟睦则家兴，邻里和则乡安”，最终化解了纠纷，两户人家握手言和。此外，孝廉官员以 “廉洁” 为立身之本，在基层任职期间，大多能够奉公守法、轻徭薄赋，有效遏制了基层官员的贪污腐败之风。据《旧唐书・良吏传》记载，龙朔年间，孝廉出身的县令、县尉中，“清廉自守、惠及百姓” 者占比达到七成以上，远高于科举出身官员的比例，基层百姓对这类官员的满意度极高，称其为 “父母官”。
在道德建设层面，孝廉举荐制强化了儒家伦理在社会中的核心地位，推动了社会风气的改善。孝廉举荐制以 “孝悌廉洁” 为核心标准，将儒家的道德规范与选官制度直接挂钩，使得 “孝悌” 不再仅仅是民间的道德倡导，而是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极大地激发了百姓践行儒家伦理的积极性。各地百姓为了获得举荐机会，纷纷以 “孝廉” 为榜样，注重家庭和睦、邻里互助，形成了 “尊老爱幼、廉洁自律” 的社会风气。例如，青州（今山东青州）推行孝廉举荐制后，民间出现了 “兄弟争相奉养父母”“富人捐粮救济贫民” 的现象，里正上报的 “孝悌事迹” 较之前增加了三倍；同时，“廉洁” 成为民间评判品行的重要标准，贪污受贿、欺压百姓的行为遭到普遍谴责，基层的治安案件与纠纷数量显著下降。朝廷还通过表彰孝廉官员的事迹，进一步强化道德导向，例如，高宗曾下诏将龙朔二年举荐的孝廉王君操、李义琛等人的事迹编入《国史・孝友传》，令全国各州学习，形成了 “以孝为荣、以廉为贵” 的社会氛围。
在选官体系层面，孝廉举荐制与科举制、算学馆教育形成互补，构建了 “德才兼举、多元选才” 的完整体系。科举制以 “才” 为核心，选拔学识渊博、具备治国理政潜能的人才，多担任中央或州府的高级官职；算学馆以 “专业技能” 为核心，培养数学、工程等领域的技术人才，支撑国家的科技与经济建设；孝廉举荐制以 “德” 为核心，选拔品行端正、熟悉基层事务的人才，充实基层治理队伍。这三类选才模式各有侧重、相互补充，覆盖了国家治理所需的不同类型人才，避免了单一选才模式的局限性。例如，中央制定赋税政策时，科举出身的官员提供宏观思路，算学馆出身的官员负责精准核算，而孝廉出身的基层官员则负责政策的落地执行与民情反馈，三者协同配合，确保了政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这种多元选才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大唐的选官制度进入了成熟阶段，为后世王朝的选官制度提供了重要借鉴。
在官场生态层面，孝廉举荐制的推行有效平衡了官场势力，遏制了门阀士族与科举派系的过度扩张。永徽年间科举制完善后，科举出身的官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派系，与传统的门阀士族势力相互制衡，但随着科举录取人数的增加，科举派系在官场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可能威胁皇权的集中。孝廉举荐制选拔的人才大多来自民间或基层小吏，没有深厚的家族背景与派系依附，他们进入官场后，往往忠于朝廷、务实肯干，成为皇权制衡其他势力的重要力量。同时，孝廉官员的 “以德取人” 与科举官员的 “以才取人” 形成了官场文化的互补，科举官员注重学识与政绩，孝廉官员注重品行与民生，两者相互影响，推动了官场风气的改善，避免了 “唯才是举” 或 “唯德是举” 的极端化。例如，龙朔年间的宰相上官仪（科举出身）与吏部尚书李敬玄（孝廉出身），在政务处理中相互配合，上官仪擅长制定宏观政策，李敬玄擅长协调基层事务，两人相得益彰，成为官场合作的典范。
然而，龙朔二年推行的孝廉举荐制也面临着一些潜在的问题与挑战。首先，“孝悌廉洁” 的标准难以量化，全凭地方官员与乡绅的主观评判，容易出现 “人情举荐”“利益输送” 等腐败现象。例如，部分州府官员为了拉拢关系，举荐自己的亲信或富豪子弟，即便其 “孝廉事迹” 多为虚构；一些乡绅则通过贿赂官员，为自己或亲友谋取举荐名额。其次，孝廉举荐制注重道德品行，但对学识与行政能力的考察相对薄弱，部分孝廉官员虽品行端正，却因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与治理技能，难以胜任复杂的政务工作，出现 “有德无才” 的尴尬局面。此外，随着孝廉举荐制的推行，部分人为了获得举荐，刻意伪装 “孝廉” 行为，形成了 “伪孝”“伪廉” 的风气，例如，有人为了标榜 “孝”，在父母健在时分居，父母去世后却大肆举办葬礼；有人为了标榜 “廉”，表面上拒收贿赂，暗地里却通过其他方式敛财。
面对这些问题，大唐朝廷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不断完善孝廉举荐制的运行机制。首先，加强对举荐流程的监管，朝廷设立 “察举御史”，专门负责核查各州举荐的孝廉事迹，一旦发现虚假举荐，不仅罢黜被举荐者的资格，还将对州府官员处以 “贬官”“夺俸” 等处罚。例如，龙朔三年（663 年），监察御史发现豫州（今河南汝南）举荐的孝廉张某 “孝行不实”，其所谓 “奉养继母二十年” 实为虚构，朝廷当即罢黜张某的官职，并将豫州刺史贬为县尉。其次，优化考核内容，在吏部考试中增加经义与文书处理的考核环节，要求孝廉官员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与办公能力，避免 “有德无才”。例如，龙朔四年（664 年），吏部调整孝廉考试规则，策论部分增加 “解读《五经正义》核心思想” 的题目，面试部分增加 “处理公文” 的实操考核，确保录取的孝廉官员既品行端正，又具备基本的行政素养。此外，朝廷还通过宣传教育，引导百姓树立正确的 “孝廉” 观念，强调 “孝廉贵在真诚，不在虚名”，批判 “伪孝伪廉” 的行为，同时鼓励乡邻举报虚假举荐与伪装孝廉的现象，形成全社会监督的氛围。
孝廉举荐制的影响并非仅限于龙朔年间，而是贯穿了整个唐代中期，成为大唐选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宗之后，武则天、玄宗等历代帝王都延续了孝廉举荐制，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完善：武则天时期，扩大了孝廉举荐的名额，将各州每年举荐人数增至三人，并允许女性因 “孝悌” 事迹被举荐（主要授予荣誉官职）；玄宗开元年间，进一步规范了举荐流程，要求各州将孝廉候选人的事迹在州府门前公示三个月，接受百姓监督，无异议后再上报中央。在唐代中期的一百余年间，孝廉举荐制共为朝廷选拔了约七万名官员，其中不少人成长为朝廷重臣或著名良吏，例如，开元年间的宰相宋璟便是孝廉出身，他以 “清正廉洁、直言敢谏” 著称，成为开元盛世的重要推动者。
到了唐代后期，随着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孝廉举荐制逐渐出现弊端，地方藩镇往往通过举荐孝廉培植自己
的私人势力，孝廉举荐逐渐沦为藩镇笼络人心、安插亲信的工具。例如，幽州藩镇节度使朱滔为巩固统治，将自己的部将、亲属伪装成 “孝廉” 举荐至中央，这些人既无实际孝廉事迹，也缺乏治理能力，进入官场后仅作为藩镇在中央的眼线，完全背离了孝廉举荐制的初衷。中央虽试图通过加强监察遏制这一现象，但此时藩镇势力已尾大不掉，监察御史的核查往往遭到地方藩镇的阻挠，甚至出现 “核查官员被驱逐、暗杀” 的极端情况，孝廉举荐制的监管体系逐渐崩溃。
安史之乱后，大唐国力锐减，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掌控力进一步削弱，孝廉举荐制的弊端愈发凸显。一方面，“伪孝伪廉” 的风气愈演愈烈，部分人为了入仕，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伪装孝行，例如有官员为标榜 “孝”，在父母墓旁搭建草庐 “守孝”，实则暗中饮酒作乐、收受馈赠，这种行为被民间讥讽为 “假孝邀名”；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与乡绅相互勾结，形成利益共同体，举荐名额被少数人垄断，普通百姓即便真有孝廉事迹，也难以获得举荐机会，孝廉举荐制逐渐失去了民间基础。此外，唐代后期科举制进一步发展，进士科地位日益尊崇，成为官员选拔的核心渠道，朝廷对孝廉举荐制的重视程度逐渐下降，举荐名额被多次削减，从最初的各州每年二人降至一人，甚至部分偏远州府被允许 “三年一举”，孝廉举荐制的影响力不断萎缩。
尽管如此，孝廉举荐制在唐代后期依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一些中央控制力较强的地区，如关中、河南部分州府，孝廉举荐制仍能选拔出一批品行端正的基层官员，他们在战乱后的地方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贞元年间（785-805 年），华州（今陕西华县）举荐的孝廉赵宗儒，在任县尉期间，积极组织百姓恢复生产，安抚流民，因政绩突出被晋升为县令，后逐步成为朝廷重臣，官至宰相。此外，孝廉举荐制所倡导的 “孝悌廉洁” 理念，依然深刻影响着唐代的社会风气，成为维系民间道德秩序的重要纽带，即便在战乱时期，民间依然重视孝廉品行，将其视为为人处世的核心准则。
唐代灭亡后，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繁，选官制度混乱，孝廉举荐制一度中断。北宋建立后，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重新重视选官制度的建设，在继承唐代科举制的基础上，借鉴了孝廉举荐制的 “以德取人” 理念，设立 “孝廉方正科”，作为科举制的补充。宋代的孝廉方正科与唐代的孝廉举荐制相比，更加注重量化考核与流程规范，例如，明确 “孝廉事迹” 需经县级官府、州府、转运使三级核查，确保真实性；考试内容兼顾道德认知与行政能力，避免 “有德无才” 或 “有才无德” 的极端情况。此后，元、明、清三代均延续了这一思路，在科举制之外设立专门的举荐科目，选拔品行端正、熟悉基层事务的人才，孝廉举荐制的核心精神得以传承。
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视角来看，龙朔二年推行的孝廉举荐制，虽然在唐代后期因时代局限出现弊端，但依然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它首次在科举制之外构建了 “以德取人” 的选才渠道，完善了大唐 “德才兼举” 的选官体系，为后世选官制度提供了 “多元选才” 的重要借鉴；它将儒家伦理与选官制度深度结合，强化了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推动了儒家文化的普及与传承；它为基层治理输送了大量品行端正、熟悉民间事务的人才，有效改善了基层治理状况，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孝廉举荐制的历史实践，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选官制度既要注重人才的学识与能力，也要重视其道德品行，只有 “德才兼备”，才能选拔出真正有利于国家与百姓的人才；选官制度的运行需要完善的监管体系，避免因标准模糊、流程不规范导致的腐败与不公；选官制度应保持开放性与包容性，构建多元选才渠道，覆盖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才，避免单一选才模式的局限性。
回望龙朔二年的那次诏书，看似只是大唐选官制度的一次局部调整，却深刻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历史进程。孝廉举荐制如同一颗种子，在大唐的政治土壤中生根发芽，虽历经风雨侵蚀，但其核心精神却始终传承不息，成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见证了大唐的强盛与辉煌，也见证了王朝的衰落与更迭，更见证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对 “德才兼举” 理想的不懈追求。
来源：我音爱DIS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