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7年1月15日冬夜，一架从台湾飞出的B52飞机窜入上海市上空，空投反动宣传资料八十麻袋，约一千五百公斤，所幸空投物被及时发现，全部截获，随后被军用卡车送往上海市公安局在建国西路的一幢办公大楼内。

1957年1月15日冬夜，一架从台湾飞出的B52飞机窜入上海市上空，空投反动宣传资料八十麻袋，约一千五百公斤，所幸空投物被及时发现，全部截获，随后被军用卡车送往上海市公安局在建国西路的一幢办公大楼内。

专家们连续几昼夜，对这些反动宣传品进行分类和分析研判，大致分为“出版物”、“公开信”、“传单”、“资料”、“标语”等五大类、十五种，如《匪情动态》、《克难月刊》等就属于出版物，“传单”、“标语”属于大杂烩、“公开信”则针对社会各阶层，共有7个不同版本

这些反动宣传品绝大部分都是伪造的，但也有少部分真货，涉及党、政、军机关发布的属于“秘密”、“机密·”等级的文件和内部报刊，内容涉及上海市的党政军机关和工业、商业、文教、卫生和公检法等系统。

案情上报后，公安部指示，要求“迅速查明敌特此次空投反动宣传品的情报来源”。

1月17日，上海市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副局长雷绍典任组长，他指出，专案组工作方向是找到泄密情报的来源，然后顺藤摸瓜找到敌特分子。

接下来的数天内，专案组找到了数条嫌疑线索，最后都被排除，直到1月26日接到一个神秘电话，让专案组立即将侦查方向转移到公安局内部。

台湾特务机关空投的反动宣传品中，只有一篇政治性评论文章，涉及到上海公安机关。这篇文章列出了上海全市1956年1月到6月的刑事、治安案件的发生率，并说数据来源于公安局的内部资料，文章别有用心的说，和实际数据相比，人为下调了约27%，

专案组对这篇文章的数据进行了核查，首先，不存在人为下调数据的说法，但文章中引用的数据却是真实的，是由市公安局政治部作为内部学习资料下发给基层民警学习。很显然，这一公安局的内部资料被泄露了。

经查，该内部学习资料共下发450份，都有签收人，现已全部上交保管，专案组长雷绍典立即签发协查通知，以市局办公室名义下发。

1月26日下午，专案组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内勤程博安接听的，听筒里一个女子有点胆怯地问：“请问是调查反动传单案子的1·15专案组吗？”

程博安刚回答说是的，那边电话已经断了。程博安立即问总机：“刚才电话哪里打来的。”总机回答说是外来电话，没说自己是哪里的，只说接1·15专案组。

程博安是个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知道，现在的这种电话无法查主叫号码，有点失望。

专案组对此电话分析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检举电话，电话接通以后，女子内心犹豫，随即又挂掉了。这个女子竟然直接通过公安局总机转专案组，说明她知晓公安局的内部情况，可能是某个警察的家属，或者是某个警察的亲密接触者，专案组进一步研判，女子还会来电，举报内容就是公安局内部泄露的，上海市去年上半年的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的发生率数据问题。

专案组开始等待这个女子的再次来电，一直等到27日，女子再次来电了，这一次依然是小程接的电话，他说：“我听出来了，你就是上次打电话过来的女同志，然后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专案组成员，姓程。”小程说完后，对方默不作声，小程怕惊着对方，就说：“你方便说话吗？不方便我也可以打过来。”小程还没说完，对方又把电话挂了。

虽说女子把电话挂了，但小程从电话里听到了好像是公交车的刹车声，周围人声嘈杂，好像有人说“王记南货店”，又有人问,公交车到不到梧州路。

根据小程从电话里获得的信息，专案组初步判断，女子使用的是靠近公交车站的一个公用电话，路过“王记南货店”的公交车是21路，因此可以到“王记南货店”附近的公用电话亭去了解情况。

第二天上午，几名侦查员沿21路公交车路线，找到了“王记馒头店”，这家店离公交车几十米，旁边有一条弄堂叫“满福里”，弄堂口有一家电话亭，侦查员判断，女子就是在这个电话亭打的电话，为进一步证实，侦查员直奔四川北路上海邮电局，查下来的结果是，满福里弄堂口的这个电话确实在那两个时段内两次拨打过市公安局的总机。

上海以前的公共电话亭

当时的上海，弄堂口的电话亭还有传呼服务，一般有居委会派人值守，侦查员又回到满福里弄堂口，让居委会找人替下正在值班的传呼员张阿姨，张阿姨三十多岁，一口宁波口音，当被问起那两个时段打电话的女子时，张阿姨说：“我记不得了，我每天这么忙，别人打电话我要收费，有电话进来我还要去传呼。”

侦查员让他仔细想想，张阿姨说：“除非问排队的人，他们排在那里没事干，可能会注意到。”

侦查员又问：“排队的人里面，你还记得有那几位居民吗？”

“这个翻一下传呼单底根就行了。”张阿姨说。

传呼单底根一翻，发现有八位居民在那两个时段，应该出现在电话亭。侦查员立即让居委会把这八个人找来，八个人中有一个江南造船厂退休的老钳工汪师傅，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汪师傅说，他有印象是因为这个女人的穿着，浑身上下一身白，老汪说，接到女儿在曹家渡那里的传呼电话后，他急忙走到弄堂口的电话亭时，两部电话正好有一部没人，心中暗喜，哪知一个白影一闪，一个女人抢在他前面嗲声嗲气地说：“爷叔你让开两步好吗？让我先拨号码！”

这个从背后闪出的女人大概三十岁左右，穿一件白色呢子长风衣，围一条白色兔毛围巾，短波浪烫发，带着副银丝框架眼镜，尤其是背着的一个小坤包，上面有艺术体洋文：PRADA，老汪一看是意大利名牌“普拉达”。老汪想，这个女人不讲礼貌，货色倒蛮上档次，本来以为这种女人一个电话十分钟打底，谁知道她拨通后没说两句就挂了电话，付了钱后快步离开了。

意大利普拉达女包

专案组听到这里，几乎确定，这就是他们要找的目标女子，但老汪说，他在满福里住了三十年，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子，居委会里的人也都说没见过这个女子。

专案组决定对附近三个区域做挨家挨户排查，为方便起见，侦查员給这个女子取了代号x,几番折腾下来，划定区域内没有这个对象，当晚，专案组继续讨论如何寻找X，大家认为，全上海有上千部传呼电话，这个女子连续两次使用满福里弄堂口的电话，一定有必然的因素，如果不是附近居民，极有可能是上下班路过，而且是坐21路公交车，如果天天步行路过，附近居民应该看到过，坐在21路公交车上，满福里弄堂口的电话亭是非常醒目的。

大家一分析，决定到公交站台找x,21路公交车共21个站，专案组只有17人，又从派出所抽调了四人，每天上午6点半到9点半，下午三点半到6点半，在各车站守候

大家没想到，次日上午，真的发现了X。

这是内勤程博安发现的，他值守的站点是终点站，车还没到，X就出现了，这次她穿了紫红色缎织棉袄，黑色毛尼裤，程博安注意到她的白色普拉达包和脸上的银丝框架眼镜，跟着她上了电车，一直到北京东路站下车，程博安一路尾随，直到看着她走近“上海市公私合营正大棉纺厂”。

中午，专案组与该厂保卫股取得联系，邀请满福里的老汪师傅到厂里食堂吃了一份两荤四素的份饭，然后让他辨认进食堂吃饭的女员工，老汪在七八个一起进食堂的女员工中，一眼就认出了X。

经查，X名叫齐佩珠，初中毕业后考入上海市第二护士学校，毕业后在上海市第二劳工医院做护士，次年嫁给该院医生赵痩君，赵痩君是留日医生，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从宪兵司令部档案中获悉，赵痩君是日本驻沪宪兵司令部的秘密情报员，赵因此被捕，被判五年徒刑。按理，判刑后过了上诉期，才被解往监狱执行，赵痩君没有上诉，直接从看守所被押解到提篮桥监狱，倒霉的是，三天后，他和其他二十几个人被叫出监房，被押往龙华刑场执行枪决，等到执行完毕，监狱的一辆摩托车急如星火赶到刑场，说提错了一个叫赵痩君的犯人。

几天后，齐佩珠收到了国民党上海市地方法院送来的第二封判决书：汉奸赵痩君有新的罪行，撤销原判，立即执行。

齐佩珠成了寡妇，外界以为他的丈夫真的是欠下血债的汉奸骨干，齐佩珠备受歧视，在医院待不下去，托亲戚介绍到“正大棉纺厂”厂医室工作。直到上海解放之后，错杀赵痩君的内幕才被揭露出来。

专案组决定暂不惊动齐佩珠，对她做外围调查，齐佩珠工作认真，待人和蔼，唯一让人看不惯的是他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另类”，“正大棉纺厂”保卫股裘股长说，别人给她介绍对象，她一口拒绝，但最近却被厂里人看见和一个帅哥挽着胳膊进了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和梅龙镇酒家。

经询问两名目击者，对帅哥的描述基本一致，身高一米八，仪表堂堂，而且都认为，两人极为亲热，感觉是处了一段时间了。

这个帅哥和本案有没有关系，专案组认为，虽不能确定，但必须调查清楚，因此决定全天候监视齐配珠。

2月3日，监视齐配珠的侦查员发现，下班出门时传达室门卫交给她一封信，侦查员立即通过厂保卫股了解寄件人信息，保卫股回复是，这封信没有寄件人，邮戳未留意。

侦查员立即汇报专案组，组长雷绍典说，如果这是一封重要的信，她最迟明天早晨上班时会回信，要求侦查员一定要盯紧。

果然，晚上七点左右，齐佩珠突然走出家门，侦查员发现她往附近的邮筒里投了一封信，一小时后，侦查员通过邮电局取出了几十封信，有几封信没有寄件地址和寄件人，只有内详两字，侦查员又找到“正大棉纺厂”，查看她档案里自己填写的登记表，根据笔迹比对，确认齐佩珠的信件，打开一看，只有一行字：正月十五之前必须离婚，否则，正月十六就打电话。

这封信的收件人是：长宁区凯旋路193号佘葆真

专案组讨论后认为，佘葆真和齐佩珠有感情纠葛，齐配珠为第三者，以手中握有的把柄，威逼对方离婚，把柄就与“1·15案件”相关，且佘葆真可能是公安局内部人员。

专案组副组长曾振环带上侦查员，来到收件地址所在的长宁区公安分局，找到分管治安的闵副局长，一提佘葆真，闵副局长说，这人我知道，是延安西路派出所民警。

档案显示，佘葆真，籍贯常州，父亲是染坊老板，佘葆真解放前是交通警察，上海解放后，要留用一些旧警察，佘葆真有文化，没有劣迹，被甄别后留用。

1953年淘汰留用警察时，许多人被调往其他单位，佘葆真反而被调入分局治安科，1955年第二批淘汰留用警察时，佘葆真又被留下，从分局调到派出所，一直干到现在。

专案组决定传讯齐配珠、佘葆真两人、经过分别讯问，终于弄清了情况。

齐配珠和佘葆真是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两人在学校并无交往，毕业后也一直未见过面，两人再次相见，源于他们初中时的老同学倪代玮。

同学时，倪代玮和佘葆真的关系特别铁，解放前，倪代玮随父母移居美国后就没了音讯，一直到1955年7月的一天，海外归来的老同学倪代玮，突然登门拜访佘葆真，还给从未见过面的佘葆真的妻子送了黄金首饰，接着，倪代玮邀请了包括齐配珠在内的另外几个同学，去南京路七重天顶楼露天花园喝咖啡、去百乐门舞厅跳舞、去梅龙镇酒家用餐。

佘葆真的同学们都知道他是留用警察，没有人看不起他，但佘葆真却总觉得自己低人一头，因此要显摆一下，好像自己是重要人物，在和同学们聊天聊到上海的治安情况时，他就把那几天正在学习的市公安局下法的内部资料中，关于治安、刑事案件的发案率说了一下。

再说齐佩珠，当年初中时被她看不起的那个染坊小开佘葆真，现在成了一名人民警察，而且高大帅气。齐配珠顿生爱慕之情，说来也巧，有次倪代玮请大家在梅龙镇酒家吃完饭，穿着高跟鞋的齐配珠不小心崴了脚，同学们开玩笑，公推人民警察佘葆真同志送她去诊所，然后又送回了家，一来二去，两人就越过了那条界限。

对于这段婚外情，齐配珠是一心一意地想和佘葆真结婚，佘葆真不想，也不敢，他留用警察的身份，让他不敢在生活作风上有任何问题，再说自己儿子还小，离婚对孩子也不利，就这样，两人为这件事从1956年3月一直折腾到现在，齐配珠提出了具体时间，春节前必须结婚，佘葆真说，春节后再说吧，这段时间太忙，市局成立了查空投反动宣传品的“1·15”专案组，已经查到公安局内部，要求大家回忆，并写书面报告关于市局去年夏天下发的内部资料是否泄漏的问题。

佘葆真随口一说，齐配珠听了也觉得和她无关，可几天后她突然想起来，有次倪代玮在国际饭店请同学聚餐时，曾谈到香港和上海的治安情况时，佘葆真还随口说出过一组数据。齐配珠认为，这是佘葆真泄密。

齐配珠把自己想法告诉佘葆真后，他人都吓傻了，再三要求齐佩珠保密，并保证春节后和妻子离婚，齐配珠大喜，但事后一想，又觉不妥，这件事不是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当时在座的还有几位老同学，这要传出去，万一倪代玮是台湾特务，佘葆真肯定是要吃官司的，这还结什么婚呢？他一招供，自己知情不保，肯定也要受牵连，这么一想，齐配珠决定向公安局专案组报告，把自己保住，但连续两次拨通专案组电话时，她又犹豫了，关键时刻放下了电话。

他想佘葆真是警察，公安局不会怀疑他，再说，还可以利用这件事逼他离婚，可佘葆真一拖再拖，2月3日，他写信给齐配珠，要求再给他一段时间，齐配珠却恼火了，当即回信下最后通牒，只是没想到，这封最后通牒到了警方手里。

专案组随后传讯了那天和佘葆真、齐配珠聚餐的另外几名同学，他们的叙述和两人的交代一致。

接下来就是找海外来客倪代玮了，在旧政府留下的户籍资料中显示，倪代玮祖籍苏州，全家户口于1949年3月13日注销，注销原因为“去美国”，侦查员又到倪代玮原住址走访，现在的主人是倪家在去美国前卖给他们的，倪家已经没有人居住在此了，专案组查了倪代玮拜访佘葆真那个时段的入境记录，竟然没有查到倪代玮的名字。

根据佘葆真交代，倪代玮入境后住上海大厦，自己还到客房拜访过他，但查阅那个时段的入住记录，没有倪代玮的名字，但有一个苏州籍、六十五岁的香港来客名叫卢石，入住时间正好是倪代玮和佘葆真等同学频繁交往的时段，考虑到倪代玮的祖籍也是苏州，专案组认为，卢石和倪代玮可能是亲戚关系登记住宿的是卢石，但实际住宿人是倪代玮，这在当时也是允许的。

卢石没有入住，但会不会去祖籍地苏州呢？当时规定，境外来宾，只能入住涉外宾馆，卢石如果去苏州，则不难找到，果然，专案组在一家宾馆找到了卢石的入住登记，卢石虽已离境，但宾馆留有他的来客登记资料。侦查员找到这些人后知道，他们都是卢石的亲戚，而且都认识倪代玮，卢石是他的舅舅。亲戚们说，他们和倪代玮也有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倪代玮一只住在倪家在苏州的老宅里。

当晚，倪代玮在苏州家中被捕，他的供述如下：

抗战胜利后，“保密局”（即以前的“军统”）物色了一批学员，前往美国接受为其一年的情报训练，1949年初回国，他没有随全家移居美国，反而接受“保密局”指令到苏州潜伏，“保密局”为倪代玮开了一家名为“凌云野味坊”的餐馆，以便利用采购野味为名四处活动，“凌云坊”公有四名成员，接受倪代玮领导，代号为“741情报组”，“保密局”要求做长期潜伏准备，只在特殊情况下启用。

果然，直到去年六月，潜伏多年的“741”收到了台湾的指令，指令是用暗语书写的平信寄达的，要求他们收集华东地区党政军、文教等各方面的情报，倪代玮立即让几个组员轮流外出收集，自己则利用舅舅回乡探亲的机会，前往上海，并让舅舅在上海大厦办理住宿登记供自己使用，频频约老同学聚会，并从佘葆真口中获得了上海市治安，刑事发案率的内部掌握的数据，从去年六月到九月，倪代玮手下的其他4名组员搞到了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给台湾方面交了差。

对倪代玮的审讯结束后，侦查员在苏州警方的协助下，将“741行动组”的沈德方、蒋平、褚晓白、莫森林等四名成员抓获。

1958年3月21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判处倪代玮死刑，沈德方等4人及佘葆真分处七到十二年有期徒刑。齐佩珠由市公安局决定劳教三年。

来源：圣骑HjF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