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千百年来，此事被视为用兵之典范，裴松之、司马光等史家称颂备至；赵藩题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七擒依算略，一战定蛮苗”等赞语不绝于耳；《三国演义》更极尽铺陈，使“七纵七擒”家喻户晓，声名远播异域。至今缅甸、泰国等地，仍尊称诸葛亮为“孔明”，不敢

“七擒孟获”是《三国演义》中浓墨重彩描绘的经典篇章，千百年来广为传颂。

东汉末年，天下三分，魏、蜀、吴鼎立。

蜀汉丞相诸葛亮承刘备托孤之重，志在北伐，重兴汉室。

建兴三年（225年），为稳固后方，扫除南中叛乱之患，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

进军南中后，连战连捷。闻知叛军首领孟获深得夷、汉百姓信服，遂设计生擒。

诸葛亮命其观营阵，问曰：“此军如何？”孟获答：“前不知虚实，故败；今观之，再战可胜。”亮笑而释之，任其再起。

如此七擒七纵，至第七次，孟获感喟：“公有天威，南人不复反矣！”诸葛亮以攻心为上，终平南中，稳后方而专意北伐。

千百年来，此事被视为用兵之典范，裴松之、司马光等史家称颂备至；赵藩题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七擒依算略，一战定蛮苗”等赞语不绝于耳；《三国演义》更极尽铺陈，使“七纵七擒”家喻户晓，声名远播异域。至今缅甸、泰国等地，仍尊称诸葛亮为“孔明”，不敢直呼其名。

然细考《三国志》这一权威正史，竟无只字提及孟获，更无“七擒”之载。

有学者质疑：以诸葛亮之谨重，岂有七纵敌首之理？战事常规亦难容此举。

那么，孟获其人是否存在？

“七擒”是否真有其事？

查《诸葛亮传》仅记：“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十二字而已，他篇亦未见“孟获”之名。或以为此等奇事若实有，岂能不载？然史界多认为，《三国志》记事简略，遗佚甚多。

而与之同时代的《汉晋春秋》已载“七擒七纵”之事，稍后的《华阳国志》《水经注》亦皆提及孟获。

今云南昭通出土的汉代“孟孝琚碑”，证明孟姓为南中大姓之一。祭祀孟获之俗由来已久，唐代即有庙祀，宋代以降，西南多地建祠奉像，如西昌石柱子土主庙、青龙寺、五显庙皆设其像，民间“扫坛蛮王”画像中亦列其位。

综上，虽孟获生卒无考，史界仍多相信，其人当为历史真实存在。孟获确有其人，然诸葛亮是否真对其“七擒七纵”？从时间推演来看，史料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后“遂至滇池”，正值当年秋天。

自“五月渡泸”起，仅用约四个月，便将盘踞两三年之久的叛乱势力“其秋悉平”，或称“秋，遂平四郡”。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肩负北伐重任的诸葛亮，既要攻城略地、安抚边民、筹措粮饷，又需克服险恶的自然环境，在交通落后、科技未兴的古代，实难完成如此繁重的军事与政治任务。

《通鉴辑览》亦质疑：“七纵七擒为记载所艳称，无识已甚。蛮夷固当使之心服，然屡擒屡释，直如儿戏，一再则已，岂可七次？纵使敌如案上之肉，不足为患，然纵之复擒，试鹰押虎，终非良策。况当时亮之所急，在定南以图北，岂容屡纵屡擒，虚耗时日？知其必不至此。”

从地理上看，三国南中即今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古称“夷越之地”。

据载，诸葛亮建兴三年三月离成都，四月平越隽（今四川西昌东南），五月渡泸（金沙江），至秋平定四郡（越隽、建宁、牂牁、永昌），随后经滇东北，冬达汉阳（今四川庆符），十二月返成都。

可见其南征路线并未涉足滇西。

然而，滇西却流传大量“诸葛亮南征”的遗迹与传说。

如《滇云纪略》所载：“七擒孟获：一擒于白崖，今大理白族自治州；一擒于邓赊豪猪洞，今邓川州；一擒于佛光寨，今浪穹县巡检司东二里；一擒于治渠山；一擒于爱甸，今顺宁府地；一擒于怒江边，今保山县与腾越州之间；一以火攻，擒于山谷，即怒江畔蹯蛇谷。”这些地点多集中于今云南西部大理、保山一带，恰为诸葛亮未曾亲临之地。

何以“七擒”之地皆在其足迹未至之处？

由此可见，“七擒七纵”之说恐非史实。

民间之所以广传此故事，实因诸葛亮“南抚夷越”之策深得民心，百姓对其敬仰备至，遂将他人事迹附会于亮，或由好事者虚构情节，代代相传，渐成定论，甚至为部分史志所采信，终使传说与史实难分。

来源：外星人自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