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谁都能翻两页，谁都认识几个字，但谁也说不清这本书到底讲了个啥。

三叔这个人，在我们村里，像是一本没封皮的旧书。

谁都能翻两页，谁都认识几个字，但谁也说不清这本书到底讲了个啥。

我记事起，三叔就不怎么爱说话。

他总是坐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下，手里要么捧着一本厚得能砸死人的《新华字典》，要么就拿着一堆叫不上名堂的零件，摆弄他那台破收音机。

收音机是红星牌的，外壳的红漆掉得斑斑驳驳，像一张长了老年斑的脸。

它大多数时候都不响，只会发出“滋啦滋啦”的电流声，像是得了哮喘，喘不上气。

三叔就那么耐着性子，用一根细铁丝，或者一把磨得发亮的小镊子，在收音机肚子里捣鼓。

一捣鼓就是一下午。

阳光透过槐树叶子的缝隙，在他身上洒下碎金一样的光斑，随着风一晃一晃的。

他就那么坐着，一动不动，好像自己也成了一棵树。

村里人都说，三叔的脑子，是天上文曲星的脑子，可惜，被命给耽误了。

这话我从小听到大，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每次听到，我奶奶就会叹一口气，用那种又骄傲又心疼的眼神，望向院子里的三叔。

然后，她会摸着我的头说：“你三叔啊，当年要是走了，现在不定是多大的官儿呢。”

“多大？”我仰着脸问。

奶奶想了想，用手比划了一个很大的圈：“反正，比咱乡长还大。”

乡长，那是我当时能想象到的最大的官了。

能坐吉普车，说话有人拿本子记，威风得不得了。

我再看三叔，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裤腿上还沾着泥点，脚上一双解放鞋，鞋帮子都开了线。

怎么看，他都跟吉普车和记笔记的秘书联系不到一块儿。

他更像是地里的一棵老玉米，风吹日晒，沉默寡言。

关于三叔的“当年”，我知道的并不多，都是从大人们的只言片语里拼凑起来的。

那一年，是1977年。

一个据说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年份。

中断了十年的高考恢复了。

消息传到我们这个小山村的时候，像是往一潭死水里扔了块巨石。

整个村子都沸腾了。

村里的年轻人，不管是在家种地的，还是在公社当临时工的，都疯了一样找书看。

可那个年代，书比粮食还金贵。

三叔不知道从哪里翻出来几本皱巴巴的初中课本，还有就是那本他宝贝得不行的《新华字典》。

字典的边角都被他翻烂了，用牛皮纸仔仔细细地包了好几层。

我爹说，那几个月，三叔就跟魔怔了似的。

白天跟着大家下地挣工分，晚上全村都睡了，他屋里的煤油灯还亮着。

灯捻子调得只有豆子那么大，一是为了省油，二是为了不晃眼。

他就趴在昏黄的灯光下，在那本比砖头还厚的字典里，一个字一个字地啃。

那时候没有复习资料，没有模拟试卷，所有人都像是没头的苍蝇。

只有三叔，把那本字典当成了圣经。

他说，把字典里的字都认全了，理儿就通了，题自然就会做了。

村里人都笑他，说这是书呆子的傻话。

考试那天，是三叔自己走着去县城的。

几十里山路，天不亮就出发，怀里揣着两个凉透了的红薯。

我爹想用家里的驴车送他，他摆摆手，说不用。

他说，走走路，脑子清醒。

他走的时候，背挺得笔直，像一杆要去上战场的枪。

成绩出来那天，公社的广播里，一遍一遍地喊着我们村的名字。

喊着三叔的名字。

“热烈祝贺！西山村社员，周卫国同志，在本次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中，取得二百六十七分的优异成绩！位列全县前十名！”

广播的声音，带着电流的“滋啦”声，却像是一声惊雷，在我们村上空炸开。

全村的人都从家里涌了出来，涌向我家的院子。

我奶奶激动得直抹眼泪，嘴里不停地念叨：“祖宗保佑，祖宗保佑啊！”

我爷爷，那个一辈子没怎么笑过的老庄稼汉，那天咧着嘴，露出一口黄牙，挨个给来道喜的乡亲们递烟。

那烟叶子，是他自己种的，平时宝贝得不行，那天却跟不要钱似的，大把大把地往外撒。

三叔成了我们村，甚至我们整个公社的传奇。

我们家那小小的土坯房院子，门槛都快被踏平了。

来的人，有真心道贺的，有来看热闹的，还有一些，是揣着别的心思来的。

那就是媒婆。

我们那一带最有名的王媒婆，第一个找上了门。

她穿着一身崭新的的确良褂子，梳着油光锃亮的头发，一进门，嗓门就亮得能把房顶的尘土震下来。

“哎呦喂，老嫂子！我老婆子可是来给你道喜来啦！你家老三，这哪是考上大学啊，这分明是鱼跃龙门，要变真龙啦！”

奶奶被她哄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儿地让座，倒水。

王媒婆也不客气，一屁股坐下，就开始了她的正题。

“嫂子，你看啊，咱卫国这马上就要去城里上大学，当国家干部了。这身边，可不能没个知冷知热的人照顾着啊。”

“城里的姑娘是好，可哪个有咱们乡下姑娘知根知底，会疼人？”

她嘴皮子上下翻飞，唾沫星子乱溅，把东村的姑娘夸成了花，把西村的姑娘说成了宝。

我当时还小，听不懂什么叫“知冷知热”，只觉得这个胖女人好吵。

我躲在门后，偷偷看我的三叔。

他就坐在炕沿边上，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好像那个被夸上天的“真龙”，不是他一样。

他的手指，无意识地在炕席的纹路上划来划去。

王媒婆说了半天，见三叔不搭腔，就把目标转向了我奶奶。

“嫂子，李家庄的李书记，你晓得伐？他家那个三闺女，高中毕业，长得跟画儿里的人一样。人家书记可说了，只要卫国点头，彩礼什么的，都好商量！”

“还有镇上供销社主任家的外甥女，在供销社当售货员呢！那可是铁饭碗！人家姑娘说了，就相中卫国这样的文化人！”

一时间，三叔成了最抢手的香饽饽。

书记的女儿，主任的外甥女，一个个听起来都像是天上的仙女。

我们家，一下子从一个普通的庄户人家，变成了方圆几十里地的焦点。

我爷爷奶奶，这辈子都没这么风光过。

他们脸上的褶子，都笑成了一朵一朵的菊花。

他们觉得，三叔的前途，我们周家的前途，就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一片光明。

可我总觉得，三叔不高兴。

他话变得比以前更少了。

有时候，我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那台破收音机发呆。

眼神里，没有喜悦，反而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东西。

像是迷了路。

录取通知书，是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午后寄来的。

邮递员穿着绿色的制服，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车后座上绑着一个大大的邮政包。

他在我们家门口停下，扯着嗓子喊：“周卫国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那一刻，雨都好像停了。

整个院子，安静得能听到雨滴落在槐树叶子上的声音。

我爹第一个冲了出去，双手有些颤抖地从邮递员手里接过那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的一角已经被雨水打湿，微微有些发皱。

但上面那几个烫金的大字——“录取通知书”，在阴沉的天色下，闪着刺眼的光。

北京。

一所我从未听说过的大学，但光是“北京”两个字，就足以让所有人肃然起敬。

那是首都，是天安门在的地方，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待过的地方。

在我们村里人的认知里，那就是天底下最好的地方。

三叔要去北京上大学了。

这个消息，比他考了全县前十还要震撼。

村里人看他的眼神，都变了。

从前的同情、可怜，变成了羡慕、嫉妒，甚至是敬畏。

他们觉得，三叔已经不是凡人了，他是要飞出我们这个小山沟的金凤凰。

我爷爷那天甚至破天荒地喝了酒，喝得满脸通红。

他抓着三叔的手，老泪纵横：“卫国啊，咱老周家祖坟上，这是冒青烟了啊！你出去了，可得好好干，给咱家争光！”

三叔看着手里的通知书，那张薄薄的纸，在他手里却好像有千斤重。

他摩挲着上面的字，一遍又一遍。

他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没说。

只是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半夜起来上厕所。

路过三叔的房间，看到他窗户里还透着光。

我悄悄凑过去，从窗户缝里往里看。

三叔没在看书。

他坐在桌前，面前摊开着那张录取通知书。

旁边，还放着一样东西。

是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笑得很甜的姑娘。

梳着两条大辫子，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我认识她。

她是青姨。

青姨家住在村子的另一头，离我们家很远。

她不是我们村最漂亮的姑娘，也不是最能干的。

但她有一双全村最清澈的眼睛。

那双眼睛，好像会说话。

青姨的身体不好，从小就落下了病根，干不了重活。

她爹前两年也走了，家里就剩她和一个瞎了眼的老娘。

村里人都说，这娘俩的日子，难熬。

我不知道三叔什么时候跟青姨好上的。

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

我只是偶尔会看到，三叔把他修好的收音机，悄悄送到青姨家去，让她听听外面的新闻。

有时候，三叔会帮她家挑满两大缸水，然后一声不吭地离开。

还有一次，我看到青姨把一个缝得整整齐齐的布鞋垫，塞到三叔手里。

三叔捏着那个鞋垫，脸都红了。

他们的交往，就像山涧里的小溪，安静，无声，却一直在流淌。

在那个把“自由恋爱”都看成是伤风败俗的年代，他们之间的那点事，是藏在心底最深的秘密。

那天晚上，三叔就那么看着青姨的照片，看了一整夜。

煤油灯的火苗，在他眼中跳动。

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那间小屋子里，充满了挣扎。

一边，是前程似锦的北京。

一边，是这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和一个需要他照顾的姑娘。

第二天，三叔做了一个让全村人都炸了锅的决定。

他不去上大学了。

这个决定，是我爷爷在饭桌上宣布的。

当时，我奶奶刚把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羹端到三叔面前，说：“卫国，多吃点，补补脑子，到了北京，可别给咱家丢人。”

三叔没动筷子。

他抬起头，看着我爷爷，说：“爹，我决定了，不去了。”

他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一块石头，砸在每个人的心上。

“啪”的一声。

我爷爷手里的酒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你说啥？”爷爷的声音在发抖。

“我说，我不去北京了。”三叔又重复了一遍，声音大了一些，也坚定了一些。

“混账！”

爷爷抄起身边的一根扁担，就朝三叔身上抽了过去。

“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我们周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孽障！这么好的机会，你竟然说不去就不去？你想干啥？你想一辈子烂死在这个山沟沟里吗？”

扁担一下一下地落在三叔的背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三叔不躲，也不吭声，就那么跪在地上，任由我爷爷打。

我奶奶哭着上去抱住爷爷：“他爹，你别打了！你会把孩子打死的！”

我爹也上去拦着：“爹，有话好好说，你这是干啥呀！”

整个院子，乱成了一锅粥。

哭声，骂声，东西摔碎的声音，混杂在一起。

我吓得躲在角落里，大气都不敢出。

我看到三叔的背上，渗出了血迹，染红了他那件蓝布褂子。

可他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流一滴泪。

他的腰杆，挺得笔直。

那场架，最后是怎么收场的，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只记得，从那天起，我们家的天，就塌了。

爷爷气得病倒了，躺在床上一连好几天不吃不喝。

奶奶整天以泪洗面，眼睛肿得像核桃。

村里人看我们家的眼神，也从羡慕嫉妒，变成了鄙夷和嘲笑。

“听说了吗？周家老三，疯了！考上北京的大学，竟然不去！”

“我看啊，他就是个书呆子，读傻了！”

“真是烂泥扶不上墙，白瞎了那么好的分数。”

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像刀子一样，戳着我们家每一个人的心。

三叔成了全村人的笑柄。

那个曾经被捧上天的“文曲星”，一夜之间，摔进了泥里。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好几天没出门。

我爹去给他送饭，他也不吃。

我偷偷从门缝里看他，他就像一尊石像，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那张北京来的录取通知书，被他压在枕头底下。

后来，我才知道，他做出这个决定的那天晚上，去找过青姨。

具体他们说了什么，没人知道。

只知道，三叔从青姨家回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再后来，村里传出消息，三叔要娶青姨了。

这个消息，无异于火上浇油。

爷爷的病，更重了。

他指着三叔，气得说不出话来，半天才憋出一句：“你……你这是要气死我啊……”

所有人都觉得三叔疯了。

为了一个病怏怏的女人，放弃了去首都上大学的机会。

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一笔亏到姥姥家的买卖。

我也不懂。

我只知道，因为这件事，我再也不能在小伙伴面前，骄傲地说我有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三叔了。

他们会嘲笑我，说我三叔是个傻子。

婚礼办得很简单。

没有吹锣打鼓，没有大摆宴席。

就是把青姨，从村那头，接到了我们家。

青姨穿着一件红色的新衣服，是她自己做的。

那红色，在我们家一片灰暗的气氛里，显得格外刺眼。

她拜见我爷爷奶奶的时候，我爷爷把头扭到了一边，不看她。

我奶奶，也只是冷冷地“嗯”了一声。

青姨的眼睛里，噙着泪，但她没让它掉下来。

她就那么直直地跪着，给我爷爷奶奶，磕了三个响亮的头。

额头都磕红了。

婚后，三叔和三婶（我已经改口叫青姨三婶了）的日子，过得很清苦。

爷爷奶奶不待见三婶，觉得是她这个“狐狸精”，毁了三叔的前程。

家里的重活累活，都让她干。

三婶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没过多久，就累倒了。

她躺在床上，咳个不停，脸蜡黄蜡黄的。

三叔就守在她身边，给她喂药，擦身子。

他去后山采草药，一去就是一天，回来的时候，身上全是划破的口子。

他把草药熬成黑乎乎的药汁，一口一口地喂给三婶喝。

那药，苦得能把人的胆汁都吐出来。

三婶皱着眉头，却还是乖乖地喝下去。

她说：“卫国，只要是你熬的，再苦也是甜的。”

三叔看着她，眼睛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

那是一种，把全世界都捧在手心里的温柔。

那时候，我开始有点明白，三叔为什么不走了。

他的世界，不在那个遥远的北京。

他的世界，就在这张小小的土炕上，在这个需要他照顾的女人身上。

为了给三婶治病，三叔开始想办法挣钱。

他不能像别人一样，靠出卖力气挣工分。

他得用他的脑子。

他把他那台破收音机，彻底拆散了，又重新组装起来。

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法子，那台只会“滋啦”叫的收音机，竟然能清晰地收到好几个台了。

他成了我们村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会修收音机的人。

十里八乡的人，都把坏了的收音机、手电筒、甚至手表，送到他这里来修。

他也不要钱，人家给点粮食，或者给几尺布票，他就很高兴了。

他的手很巧，不管多复杂的东西，在他手里，好像都能起死回生。

他的名气，渐渐传了出去。

甚至县里广播站的人，都来找过他，想请他去当技术员。

那可是个正经的“吃皇粮”的岗位。

所有人都以为，三叔这次总该走了吧。

可他还是拒绝了。

他说：“我走了，你三婶怎么办？”

是啊，三婶怎么办呢？

她的病，时好时坏，离不开人照顾。

三叔的根，好像就这么被三婶，被这个家，牢牢地拴在了这片土地上。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

三叔的名声，不再是那个考上大学的“文曲星”，而是那个手艺精湛的“周师傅”。

人们渐渐淡忘了他当年的辉煌，也渐渐接受了他现在的生活。

只有那本厚厚的《新华字典》，还摆在他的床头。

在没有活儿干的夜晚，他还是会点上那盏昏暗的煤油灯，一页一页地翻看。

他的手指，粗糙，布满了老茧和伤口，和他那本干净整洁的字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有时候会想，三叔在看字典的时候，会想起北京吗？

会后悔吗？

我不敢问。

我怕一问，就会揭开他心里那道从未愈合的伤疤。

后来，我长大了，考上了县里的高中。

每次放假回家，我都会给三叔带一些外面的书和杂志。

他每次都收下，很珍惜地放在他的书箱里。

但他看得最多的，还是那本《新华字典》。

他说：“外面的书，理儿再多，根子都在这本字典里。”

高三那年，我也面临着高考。

压力很大，整夜整夜地失眠。

三叔看出了我的焦虑。

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

他从床底下，拖出一个上了锁的木箱子。

箱子很旧了，上面的红漆都剥落了。

他用一把小钥匙，打开了箱子。

箱子里，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沓沓泛黄的信纸，和一张被塑料纸小心翼翼包裹着的东西。

他把那个东西拿了出来，递给我。

是那张，来自北京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时隔多年，那张纸依然平整，上面的烫金大字，依然闪着光。

“三叔……”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拿着。”他说，“你看看。”

我接过来，感觉那张纸，滚烫滚烫的。

“小航，”三叔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亮，“高考，是道坎，但不是天。”

“迈过去了，前面是条路。迈不过去，旁边也还是路。”

“人这一辈子，路多着呢。”

“关键是，你得知道，你心里最想要走的那条路，是哪条。”

他指了指箱子里的那些信纸。

“这些，是你三婶写给我的。”

我愣住了。

三婶，她也识字？

三叔笑了笑，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

“你三婶，念过高小，比我认识的字还多。当年，她也是她们村学习最好的姑娘。”

我的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

我从来不知道，那个整日操劳，沉默寡M言的三婶，竟然也有着这样的过去。

“她家里穷，没让她继续念。后来，她爹又病了……”

三叔没有再说下去，但我已经全明白了。

他不是为了一个病怏怏的女人，放弃了自己的前程。

他是为了一个，同样有着梦想，却被命运束缚住的灵魂。

他留下来，不是拴住了自己，而是撑起了两个人。

“三叔，”我看着他，眼眶有些发热，“你后悔过吗？”

他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他拿起那本《新华字典》，轻轻地抚摸着封面。

“后悔？”他摇了摇头，嘴角，竟然有了一丝笑意。

“字典里，有成千上万个字。每个字，都有它的意思。但是，没有哪个字，能把人的一辈子，说明白。”

“我没去成北京，是少看了一座城。可我留下来，却读懂了一个人。”

“这本书，我读了一辈子，觉得，值。”

他说的是三婶。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我眼前的三叔，一点也不渺小。

他不是什么被耽误的文曲星，也不是什么烂泥扶不上墙的傻子。

他是一个英雄。

一个在自己的世界里，顶天立地的英雄。

他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扛起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和责任。

他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这个院子，只有炕上的那个女人。

但他的世界又很大，大到装得下所有的取舍和担当。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离开了那个小山村。

去了一个离北京很近的城市。

放假的时候，我坐火车去了一趟北京。

我特意找到了三叔当年那张录取通知书上的那所大学。

校园很美，绿树成荫，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

他们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穿梭，讨论着我听不懂的学术问题。

我站在校园里，想象着，如果当年三叔来了，他会是什么样子。

他会不会成为一个著名的学者？一个受人尊敬的教授？

他会不会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戴着一副眼镜，在讲台上，引经据典，侃侃而谈？

会的，他一定会的。

但那又怎么样呢？

他会遇到一个像三婶一样，能让他读一辈子的女人吗？

他会在深夜里，为她熬一碗滚烫的草药，然后看着她喝下去，觉得比蜜还甜吗？

他会用一双摆弄精密零件的手，为她梳理凌乱的头发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选择没有对错，只有甘愿不甘愿。

三叔，他是甘愿的。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城市工作。

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每次回去，都觉得村子在变老，人也在变老。

爷爷奶奶，相继去世了。

我爹娘，也添了许多白发。

三叔和三婶，也老了。

三叔的背，不再像年轻时那么挺拔，微微有些驼了。

他的眼睛，也花了，看字典的时候，要戴上一副老花镜。

三婶的病，还是老样子，一到阴雨天，就咳得厉害。

但他们的生活，似乎没什么变化。

三叔还是整天捣鼓他的那些破烂。

收音机，已经换成了电视机。

他把村里人淘汰下来的黑白电视机，收回来，拆开，再装上。

有时候，能修好，有时候，修不好。

修好了，他就乐呵呵地送给村里那些还没有电视看的人家。

三婶就坐在他旁边，给他递个螺丝刀，或者帮他扶着什么东西。

阳光照在他们花白的头发上，暖洋洋的。

有一年春节，我回家过年。

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年夜饭。

电视里，放着春节联欢晚会。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时，我看到三叔，悄悄地，在桌子底下，握住了三婶的手。

三婶也回握住他。

他们的手上，都布满了岁月的痕迹，像两截干枯的老树根，纠缠在一起。

但那份紧握的力量，却让我瞬间湿了眼眶。

他们什么也没说，但他们之间，好像说尽了千言万语。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三叔对我说的话。

“字典里，有成千上万个字。但是，没有哪个字，能把人的一辈子，说明白。”

是啊，说不明白的。

爱，责任，牺牲，成全……

这些字眼，太大了，也太轻了。

它们都无法概括三叔这一生。

三叔的一生，就像他修过的那台破收音机。

外面看起来，老旧，不起眼。

但只要你凑近了，仔细听，你就能从那“滋啦滋啦”的电流声里，听到最动人的旋律。

那旋律，是关于一个时代，一个选择，和一个男人，对他心爱的女人，最深沉，也最长情的告白。

后来，三婶先走了。

在一个很平常的秋天的下午。

走的时候，很安详。

三叔一直陪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

他说，三婶走之前，对他笑了笑，说：“卫国，这辈子，跟你在一起，我没过过什么好日子，但心里，是满的。”

三叔说：“我也是。”

三婶的葬礼，三叔一手操办的。

他没有哭，只是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

他给三婶选了一块很好的墓地，就在后山那片向阳的山坡上。

他说，那里阳光好，三婶怕冷。

他亲手给三婶立了碑。

碑上，没有刻“爱妻”，也没有刻“母亲”。

只刻了三婶的名字，和生卒年月。

在名字旁边，三叔用小刀，歪歪扭扭地，刻了一行小字。

“我的书，读完了。”

从那以后，三叔的话，变得更少了。

他不再修东西了。

每天，就是坐在院子里，对着那棵老槐树发呆。

那本他看了一辈子的《新华字典》，被他用一块红布，仔仔细细地包了起来，放在了那个装满信的木箱子里。

然后，他把箱子，锁上了。

他好像，也把自己锁起来了。

我回去看他，他只是对我笑笑，也不怎么说话。

我给他带的吃的，他也不怎么动。

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

我爹说，你三叔的魂，被你三婶带走了。

我心里难受得不行。

我坐在他身边，想跟他说说话，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沉默了很久，我问他：“三叔，你那台红星牌收音机，还在吗？”

他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

他点了点头，指了指屋里。

我走进屋，在角落里，找到了那台掉漆的收音机。

上面落满了灰尘。

我把它抱出来，用袖子擦干净。

我试着拧了一下开关。

没有声音。

“坏了。”三叔说，声音沙哑。

“我给你修修吧。”我说。

我学的是电子工程，修这么一个老古董，应该不难。

三叔看着我，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我找来工具，把收音机拆开。

里面的线路，已经老化得不行了。

很多地方，都有三叔修补过的痕迹，用胶布缠着，用锡焊接着。

那是一个外行人，用最笨拙，也最认真的方式，在维系着一个旧梦。

我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把里面的线路，重新整理了一遍，换了几个老化的零件。

装好之后，我再拧开开关。

“滋啦……”

一阵熟悉的电流声过后，一个清晰的声音，从喇叭里传了出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那一刻，三叔的眼睛里，好像突然有了光。

他颤抖着手，伸向那台收音机，像是在触摸一件稀世珍宝。

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一首老歌。

是邓丽君的。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甜美的歌声，在寂静的院子里回荡。

三叔听着，听着，眼泪就下来了。

他没有嚎啕大哭，眼泪就那么顺着他脸上的皱纹，一滴一滴地，往下淌。

淌进了他干裂的嘴唇里。

他看着收音机，喃喃地说：“她……最喜欢听这个了……”

他说的是三婶。

我才知道，原来三叔那么多年，一直捣鼓这台收音机，不是为了听新闻，不是为了听故事。

他只是想让那个被病痛折磨的女人，能听到一点，来自外面世界的，甜美的声音。

他想让她，高兴一点。

那个下午，我和三叔，就在院子里，听了一下午的邓丽君。

从《甜蜜蜜》，听到《月亮代表我的心》。

三叔一句话也没说，就那么静静地听着，流着泪。

他流的，好像不是眼泪。

是他积攒了一辈子的，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思念，和深情。

三叔是在第二年春天走的。

走得很突然。

那天早上，我爹去看他，发现他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躺在床上，已经没气了。

他的表情，很安详。

手里，还攥着那把，打开木箱子的小钥匙。

我们整理他的遗物时，打开了那个木箱子。

里面，是三婶写给他的信，那张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那本包着红布的《新华字典》。

我翻开那本字典。

在扉页上，我看到了一行字。

是三叔的笔迹，写得很用力，笔锋都快要穿透纸背。

“吾妻，周青。是我此生，所读，最好之书。”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动人的情话。

就是这么一句，平平淡淡的话。

却让我，瞬间泪流满面。

我终于明白，三叔这一生，到底在读一本什么样的书。

那是一本，用爱，用责任，用一生的陪伴，写成的书。

书里，没有黄金屋，没有颜如玉。

只有一个叫周青的女人，和他相濡以沫的，一辈子。

我们把三叔，葬在了三婶的旁边。

两座小小的坟茔，在向阳的山坡上，静静地依偎在一起。

就像他们生前那样。

每年清明，我都会回去，给他们扫墓。

我会在他们的坟前，放上一束野花，然后，坐下来，陪他们说说话。

我说我工作上的事，说我生活里的烦恼。

我知道，他们听得见。

有一次，我带着我的儿子一起回去。

儿子指着墓碑问我：“爸爸，这里面睡的是谁呀？”

我说：“是你的三爷爷，和三奶奶。”

“他们是干什么的呀？”

我想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说他是个农民？是个修理匠？还是一个，考上过北京大学的，天才？

好像都不对。

最后，我对儿子说：

“你的三爷爷啊，他是一个读书人。”

“他读了一辈子书，只读了一本。”

“但是，他把那本书，读到了心里。”

来源：小罗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