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人把清朝末年的官场腐败，外交崩坏归结到一个人的动作上。这个人一生行事悄无声息，在关键时刻就把国家利益变成自己的私利链条，留下了能查证的证据。看这个人的故事，可以看到一个朝廷内部慢慢被各种各样的利益网络吞噬，国家因此失去防卫和经济基础。
有人把清朝末年的官场腐败，外交崩坏归结到一个人的动作上。这个人一生行事悄无声息，在关键时刻就把国家利益变成自己的私利链条，留下了能查证的证据。看这个人的故事，可以看到一个朝廷内部慢慢被各种各样的利益网络吞噬，国家因此失去防卫和经济基础。
他出身于皇族旁支，时间是1838年，家里身份可以让他在宫廷里有个位置，但不是正牌的王公。年轻的时候靠宗室关系拿了个军衔，1851年接了父亲的辅国将军位。少年时期没怎么在战场上立大功绩，更多的是靠身份过日子。到1853年封贝子，1863年又升成贝勒，这样的晋升主要是靠血统和谨慎低调的性格，并非战功或者政绩。
同治皇帝死后，掌权的慈禧改变了他的命运。从1875年开始，他慢慢接近权力中心，1884年被派去管理总理衙门事务，总理衙门负责外交事宜，是清朝最早正式处理洋务和外交事务的机构。办事稳重不爱出风头的性格让他赢得了慈禧的信任，“不争”的性格成了他在宫中的一张牌，1890年被封为郡王，1900年庚子事件之后被提拔为亲王并获得世袭罔替“铁帽子”待遇，都是身份与权术结合的结果。
庚子事变时他留在京城，那段时期同李鸿章等人一起签了辛丑和约，这个经历使得他在中央决策层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之后便被进一步倚重。1901年进到军机处，1908年成了领班的军机大臣，从此就可把控机密事务以及高层人事安排，之前负责过户部礼部，后来又掌管海军衙门，财政、礼制还有海防这些关键资源都在他的手中，家族婚姻也帮他稳固地位，儿子娶醇亲王的女儿为妻，这样就把亲属关系跟皇室绑得更紧一些。
他善于结党，拉拢有影响的人。那桐、袁世凯是他的重要盟友。与那桐合伙的买官活动后来变成了公开组织，像“庆那公司”那样把官职变成现钱可买卖的东西。有人形容他的作风叫作机会主义：把政治位置当作可以变现的工具，不是为国家开拓事业。
他出手的范围很大，从自然资源到军事情报，从铁路到海关，几乎没有不私下交易的地方。1903年的云南铜矿案有记载说，他命令把中国当时最大的铜矿开采权直接交给英国商人，并且没有经过皇帝批示就得到了大约三十万两白银。而这个铜矿的流失直接影响到了国防工业的原料供应问题，对清朝本来就薄弱的军工基础又是一个重击。而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他又将辽东半岛驻军布防图卖给日本得到十万两银子。据说这些情报帮助日军在旅顺等地避开了防守哨所，使日军行动更为顺利。卖情报的行为导致东北防御力下降，在满洲地区给了日本人更多的军事优势。
买官卖官已经到了公开标价的地步。1908年，所谓“庆那公司”开出了价目表：道台二十万两、巡抚五十万两、总督一百万两。交易方式也从地下变成了被人知道的明码标价的公开交易。有人为了得到职位甚至不惜以极端手段献出人与物。段芝贵为求得黑龙江巡抚一职，传出要赎一名名妓给他儿子的说法。可见当时买官文化的道德沦丧程度之深。他所主导或者涉及过的条约、让渡文件至少有十三份是和割地或者让利相关的，包括矿业、铁路、海关等。英国媒体称他是“远东最危险的投机者”。海关总税务司日记中提到，留下了八十七张收条，证明他收取了诸多款项，这些收条被后世史料频繁使用作为证据。
他的操作构成一种循环： 卖资源换钱，拿钱买情报或者买官职，有了官职再去换更多的资源或保护。这样就导致国库和国防不断受到损失。学者们估计他这一生靠各种办法弄到手的非法利益大概有一亿二两银子，这数目足够造出三支当时规模的大舰队，可是这些钱都流进了私人的圈子里头，海军得不到应有的支援，就成了摆设。辛丑条约签定之后，北京周围的情形就被改写，列强在城里形成了固定的区域，赔款高达四亿五千万两，海关收入也抵押了二十年，这种财政上的重担多少跟他在外交方面的角色有关联，财政枯竭使得所谓的“新政”难以推行下去，地方官员为了自保忙着守住自己的地盘，中央权威更加衰落。
到了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第五天，袁世凯送了两百万两银票到京城，在后宫面前力荐袁出面“收拾局面”，让袁上位。这个决定在短期内稳住了局面，从长远来看却导致清朝皇室权力的转移，并最终与皇帝退位、国家政权更替相关联。他还把东三省铁路权的草案藏在王府后院，有记载说这份草案被卖给了日本的三井洋行，使国家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进一步流失。
相比同时代的李鸿章，两人的出售主权、利益的动机和方式被后人区分了开来。外有洋务基础，在国家危难时刻签订不平等条约通常被视为不得已而为之；他的行为更像主动的利益最大化者，系统性地把国家资源变现。外交界乃至一些外国官员对他都存在明显的轻视态度，英国驻华公使的电报里把他比作当铺掌柜，讽刺他收钱如同常态化，并且还有评论说他“连皇权象征都能拆卖”。
他的档案散落，很多信件、收条和合同都在私人手里或者外国的档案馆里。一直到近年有些博物馆展出过相关的密约之后，现代的研究者才注意到他交易网的存在。不过他在临死前烧毁了大量的书信，有留存下来的信上出现了“大日本黑龙会”几个字眼，在从日本人几年后公开出来的文件里面可以看到一些联系，说明他的交易不是简单的商人行为，而是涉及到了国外极端组织与日本军方的利益往来，晚年的时候他还利用身边的人向日本极端团体非法贩卖边防情报以获取港口走私及其他特权。
这种长期、 系统利益操作，影响到家族子孙后代。儿子后来主掌海军，孙辈在伪满时期也有官职。家族的影响力没有因为政权更迭而完全中断。对他的评价大多都是负面的。清末一位皇族在殿内哭诉“国家灭亡于某府”，可见当时人们对这位公子哥和他的圈子是非常痛恨的。民间和官方控诉相交织在一起，控诉着一个金钱、人情撕扯出来的制度。
从制度宗室特权、 军机处不透明，人事买卖成常态，成为腐败扩张的温床。御史弹劾过这种买官组织，却反被权力机器吞噬，这是制度自我修复力丧失的表现。财政枯竭、军队受损、要地外流和官员买卖并行，导致一个原本虚弱的中央政权走向崩溃。清朝灭亡后，对他这段史事的研究滞后了。官方史书避重就轻，后来的学者关注点转向民国革命史，他本人又少有回忆录，很多档案散落在海外，研究推进缓慢。
学界、媒体拿他作反腐教材，告诫世人，一旦权力被私人网络和金钱控制，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就会长久受损。把官位当商品卖，把国家资源拿来交易，在短时间内可能带来私利，但长远会摧毁国家基本功能。这段能验证的历史留下的教训值得现代制度建设者不断反思，他的旧宅后来成了音乐学院的一部分，原先藏匿非法收入的大殿变成了琴房，历史的用途变了，实事的影响却没有随着时间而消逝。
来源：圣骑HjF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