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冬雪纷飞，覆盖了长安的宫墙与街巷，往日繁华的帝都被一层肃穆的寒意笼罩。一道哀诏从太极宫加急传出，瞬间席卷全城：司空、太子太师、英国公李勣于本月初三病逝，享年七十六岁。消息传开，朝野震动，百姓罢市致哀，将士垂泪祭奠，整个大唐帝国都沉浸在

唐.乾封哀歌：公元667年李勣病逝与大唐的权力震荡

引言：战神陨落的盛世阴霾

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冬雪纷飞，覆盖了长安的宫墙与街巷，往日繁华的帝都被一层肃穆的寒意笼罩。一道哀诏从太极宫加急传出，瞬间席卷全城：司空、太子太师、英国公李勣于本月初三病逝，享年七十六岁。消息传开，朝野震动，百姓罢市致哀，将士垂泪祭奠，整个大唐帝国都沉浸在失去一代名将的悲痛之中。

高宗李治接到奏报时，正于紫宸殿批阅奏章，手中的朱笔轰然落地。他不顾帝王威仪，抚案失声痛哭，随即下诏辍朝七日，举国哀悼，并追赠李勣为太尉、扬州大都督，谥号“贞武”，准其陪葬昭陵，配享高宗庙庭。这一连串逾矩的哀荣，不仅是对一位功臣的极致尊崇，更暗含着高宗对这位三朝元老、帝国柱石的深切依赖与不舍。

李勣并非寻常武将，他历经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从瓦岗寨的草莽英雄到大唐的开国元勋，从平定四方的沙场名将到辅佐朝政的宰辅重臣，一生征战无数，功勋卓著，被誉为“大唐战神”。他的病逝，不仅是大唐军事史上的重大损失，更悄然改变了朝堂的权力格局——这位曾坚定支持高宗与武则天的核心力量陨落，使得本就微妙的君权与后权平衡被打破，为后续政治局势的演变埋下了深远伏笔。

第一章：戎马一生——从瓦岗英雄到大唐柱石

李勣，原名徐世勣，曹州离狐（今山东菏泽东明县）人，出身于地方豪族。隋末天下大乱，十七岁的徐世勣目睹百姓流离失所，毅然投身瓦岗军，追随李密起兵反隋。他作战勇猛，智谋过人，很快成为瓦岗军的核心将领，在攻取黎阳仓、击败王世充等战役中屡立奇功，凭借“轻财好施，善待士卒”的品性，赢得了将士们的衷心拥戴。

武德元年（618年），李密战败归唐，徐世勣手握重兵却不愿自立，而是将其所辖土地、人口悉数献给李密，由李密转呈大唐，此举深得唐高祖李渊赞赏，称其“纯臣之心，千古罕见”，特赐姓李，改名为李世勣（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为避名讳，改称李勣），授黎州总管，封莱国公。自此，李勣正式归入大唐麾下，开启了他为大唐征战一生的序幕。

贞观年间，李勣成为太宗李世民麾下最倚重的将领之一。他先后参与平定王世充、窦建德余部的战争，又率军北击突厥、薛延陀，西破高昌，南征高句丽，几乎无役不与，立下赫赫战功。贞观十五年（641年），李勣率军击败薛延陀，稳定了北方边疆；贞观十九年（645年），他随太宗亲征高句丽，攻克辽东数城，声威远播。太宗曾多次称赞李勣：“古之韩、白、卫、霍，岂能及也！”

除了军事才能，李勣的政治智慧同样出众。他深谙君臣之道，为人低调谦逊，从不居功自傲。太宗晚年，对李勣极为信任，曾将太子李治托付于他，特意下诏将其贬为叠州都督，临终前对李治说：“李勣才智有余，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服。今贬之，若其即行，我死后汝复用之，必感恩图报；若其迁延，当杀之。”李勣接到诏令后，毫无怨言，当日便启程赴任，展现出过人的隐忍与忠诚。高宗即位后，立即召回李勣，授检校洛州刺史，不久迁尚书左仆射，进位司空，成为朝中重臣。

永徽六年（655年），“废王立武”之争白热化，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关陇贵族坚决反对立武则天为后，朝堂陷入僵局。此时，李勣以元勋重臣的身份表态：“此乃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这句话一语道破天机，打破了政治僵局，为高宗与武则天最终胜出奠定了基础。显庆四年（659年），李勣协助高宗清算长孙无忌集团，彻底摧毁了关陇贵族的政治根基，巩固了高宗的皇权。此后，李勣历任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等职，既是朝堂上的定海神针，也是高宗与武则天都极力拉拢的核心力量。

第二章：巨星陨落——一代名将的最后时光

乾封元年（666年），高句丽内乱，高宗趁机任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大军再次征伐高句丽。此时的李勣已七十五岁高龄，身体早已不复当年勇健，常年征战留下的旧伤时常发作，但他接到诏令后，毫不犹豫地领命出征，尽显老臣风骨。出发前，高宗亲自为其饯行，赐御酒、赠锦袍，殷切叮嘱：“高句丽负隅顽抗数十年，今以家国重任托于公，望公早日凯旋，不负朕望。”李勣叩首流涕，誓言“不破高句丽，誓不还朝”。

征战途中，李勣不顾年迈体衰，亲自坐镇指挥，日夜操劳。他制定了“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略，先攻克高句丽西部重镇新城，随后挥师北上，连下十六城，兵锋直指平壤。然而，长期的戎马劳顿与严寒天气，严重透支了李勣的身体。乾封二年（667年）冬，李勣在军中突发重病，高烧不退，卧床不起。高宗得知后，心急如焚，立即派宫中御医星夜兼程赶往军中诊治，并不断派使者前往慰问，送去大量名贵药材与补品。

即便卧病在床，李勣依然心系战事，时常强撑着病体批阅军报，向将领们部署作战计划。将领们劝他安心养病，他却摇头道：“国家以安危托我，我岂能因私疾而误国事？”在他的坚持下，唐军攻势不减，顺利攻克高句丽都城平壤的外围屏障，眼看胜利在望。但李勣的病情却日益加重，身体日渐消瘦，精力也越来越差。

乾封二年十二月初三，李勣在平壤前线的军帐中溘然长逝，临终前仍喃喃叮嘱副将薛仁贵：“务必平定高句丽，安抚百姓，不负陛下重托……”消息传回长安，高宗悲痛欲绝，当即下诏辍朝七日，这是大唐开国以来对臣子的最高哀荣（按制，一品官员辍朝三日）。同时，高宗下令追赠李勣为太尉、扬州大都督，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命鸿胪寺卿监护丧事，丧仪规格远超常规。

李勣的灵柩从平壤运回长安时，高宗亲自率文武百官出城十里迎接，身着素服，抚棺痛哭，在场百官无不落泪。按照李勣的遗愿，他的葬礼一切从简，陪葬品仅为一套盔甲与一把佩剑，彰显了他一生清廉、淡泊名利的品格。出殡当日，长安百姓自发沿街送葬，哭声震天，从朱雀大街到昭陵的数十里路上，人流不绝，宛如一条白色的长龙。

第三章：辍朝七日——帝国的哀荣与隐痛

高宗李治辍朝七日，这一打破常规的举动，不仅是对李勣一生功勋的认可，更蕴含着复杂的政治情感与现实考量。在大唐历史上，仅有少数开国元勋如房玄龄、杜如晦等去世时，太宗曾辍朝三日，而李勣获得的七日辍朝待遇，堪称空前绝后，足以见得他在高宗心中的分量。

辍朝期间，长安城内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文武百官身着素服办公，宫中悬挂白幡，整个帝国都笼罩在肃穆的哀悼氛围中。高宗每日于宫中举哀，多次前往李勣府邸吊唁，与李勣的家人亲切交谈，询问其子孙近况，并下诏提拔李勣之子李震为梓州刺史，孙李敬业为太仆少卿，对其家族予以厚待。同时，高宗还命史官详细记载李勣的生平功绩，将其纳入《功臣传》，以传后世。

然而，在这份盛大的哀荣背后，隐藏着高宗深深的隐痛与不安。李勣作为三朝元老，不仅是军事上的定海神针，更是政治上的重要平衡力量。他的存在，既牵制着朝中的各方势力，也为高宗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支撑。如今李勣病逝，朝中再也没有能够与关陇贵族残余势力、武则天亲信集团相抗衡的核心人物，皇权面临着被架空的风险。

高宗深知，自己身体孱弱，常年患病，难以独自掌控朝政。此前，武则天凭借“二圣同朝”的格局，政治影响力日益膨胀，早已形成了庞大的亲信集团。李勣作为曾支持“废王立武”的元勋，其存在对武则天而言既是助力也是制约——武则天需要借助李勣的威望巩固地位，却也忌惮其兵权与影响力。如今李勣陨落，这一制约因素消失，武则天的势力必然会进一步扩张，皇权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辍朝七日，也是高宗对当前政治局势的一次冷静思考与应对。他通过给予李勣极高的哀荣，向朝野传递了两个信号：一是彰显自己对功臣的厚待，笼络人心，巩固统治基础；二是暗示自己依然掌控着朝政大权，即便失去李勣这一重要支柱，也能稳定局势。同时，高宗也借机暗中调整人事安排，提拔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官员，试图填补李勣留下的权力真空，遏制武则天势力的过度膨胀。

第四章：权力真空——朝堂格局的悄然重构

李勣的病逝，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在大唐的朝堂上引发了连锁反应，原本相对平衡的政治格局被打破，权力开始重新洗牌。

首先，军事领域面临着人才断层的危机。李勣作为大唐最顶尖的军事家，一生征战无数，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将领。他的病逝，使得大唐失去了一位能够统筹全局、指挥大规模战争的统帅。虽然薛仁贵、裴行俭等将领颇具才华，但威望与能力均不及李勣，难以完全填补他留下的空缺。这直接影响了大唐后续的对外军事行动，如对高句丽的收尾工作虽顺利完成，但此后在对西域、突厥等边疆地区的战事中，大唐的军事优势逐渐减弱。

其次，政治领域的势力平衡被打破。李勣在世时，以其元勋重臣的身份，在高宗与武则天之间扮演着重要的缓冲角色。他既支持高宗的统治，也认可武则天的政治才能，对双方的行为都有所制约。如今李勣陨落，武则天失去了最大的外部制约，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干预朝政。她趁机提拔自己的亲信，如许敬宗、李义府（虽曾被贬，后被重新启用）等人，安插在重要岗位上，逐渐掌控了中书省、门下省等核心机构的权力。

与此同时，关陇贵族残余势力也试图趁机反扑。长孙无忌集团被清算后，关陇贵族虽然遭受重创，但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见李勣这一重要对手去世，便开始暗中联络，试图联合宗室成员，共同对抗武则天的势力。然而，由于缺乏核心领袖和足够的实力，他们的反扑并未取得实质性效果，反而被武则天借机进一步打压，不少人被罗织罪名，贬官流放，关陇贵族的影响力进一步削弱。

高宗为了遏制武则天势力的扩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提拔了以郝处俊、薛元超为首的一批元老重臣，让他们担任宰相，参与朝政决策，试图形成新的制衡力量。郝处俊为人正直，敢于直言进谏，多次公开反对武则天干政，成为高宗倚重的重要力量。同时，高宗也更加注重培养太子李弘的政治能力，让他参与处理政务，希望太子能够早日独当一面，成为皇权的重要支撑。

然而，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局势。武则天凭借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强大的政治手腕，不断化解高宗的制约，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她利用北门学士为自己出谋划策，起草诏令，绕过正规的行政渠道，直接干预政务；她还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大量出身寒门的人才，这些人才感恩于武则天的知遇之恩，成为她巩固统治的重要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则天的势力越来越强大，逐渐掌控了朝政大权，高宗的皇权被进一步削弱。

第五章：历史回响——名将千秋与时代启示

李勣的一生，是大唐盛世的缩影，他的功绩与品格，不仅为当时的人们所敬仰，更被后世所铭记，成为中国古代名将的典范。

李勣的军事才能堪称卓越，他一生历经大小战役数百场，从未有过败绩，被誉为“常胜将军”。他不仅勇猛善战，更善于谋略，总能根据战场形势制定出最有效的作战计划。在平定高句丽的战争中，他以七十五岁高龄挂帅出征，稳扎稳打，最终攻克平壤，完成了隋唐两代帝王未竟的事业，为大唐的疆域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军事思想和作战经验，被后世将领广泛借鉴，对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李勣的政治智慧与忠诚品格同样令人钦佩。他历经三朝，始终坚守臣节，对大唐忠心耿耿，从不参与党争，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在“废王立武”之争中，他的一句话打破了政治僵局，既支持了高宗的决策，也避免了朝堂的分裂；他为人低调谦逊，淡泊名利，临终前嘱咐家人薄葬，尽显高风亮节。高宗曾评价他：“性忠谨，有筹略，白首临戎，未尝挫败，自古名将，莫之能及。”

李勣的病逝，不仅是大唐的重大损失，更对大唐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陨落，加速了武则天势力的崛起，为其日后临朝称制、登基称帝奠定了基础。如果李勣能够多活几年，或许武则天的权力扩张会受到更大的制约，大唐的政治格局可能会是另一种面貌。但历史没有如果，李勣的离去，成为了大唐政治局势转变的重要节点。

从历史启示来看，李勣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优秀人才的支撑。李勣作为大唐的军事与政治核心人才，其存在为大唐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他的病逝导致权力真空，引发政治格局的动荡，这警示我们，必须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与选拔机制，确保国家人才梯队的连续性，避免因个别核心人才的缺失而影响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同时，李勣的忠诚与担当，也为后世官员树立了榜样。在封建王朝中，官员往往面临着各种权力诱惑与政治斗争，而李勣始终坚守初心，以国家利益为重，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在当今时代，无论是公职人员还是普通公民，都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坚守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感，为国家的发展与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外，李勣病逝后引发的权力格局变化，也揭示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过度依赖于君主与少数核心大臣的能力与健康状况，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与平衡机制，容易导致权力滥用与政治动荡。这启示我们，必须建立健全的民主与法制制度，完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确保国家权力的规范运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结语：千秋功过，史笔留痕

乾封二年（667年）的那场大雪，不仅送走了一代名将李勣，也悄然改变了大唐的历史走向。李勣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忠诚的政治品格，在大唐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了后世敬仰的英雄人物。高宗李治辍朝七日的哀荣，既是对他一生功绩的认可，也暗含着对大唐未来的担忧。

李勣的陨落，留下的不仅是无尽的哀思，更是一个亟待填补的权力真空。武则天抓住机遇，加速扩张势力，最终登上权力的顶峰，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高宗则在身体与权力的双重压力下，逐渐失去了对朝政的掌控，成为了名义上的君主。大唐的政治格局，在李勣病逝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充满变数的时代。

回望李勣的一生，从瓦岗寨的少年英雄到大唐的开国元勋，从沙场征战的名将到辅佐朝政的重臣，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忠诚、担当与智慧的真谛。他的故事，不仅是一段波澜壮阔的个人传奇，更是大唐盛世的生动注脚。虽然他已逝去千年，但他的功绩与品格，依然激励着后人，成为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李勣的名字或许已被许多人淡忘，但他所代表的英雄精神与家国情怀，却永远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来源：雁飘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