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九十年代的阳光,透过厂长办公室那扇永远擦不干净的玻璃窗,落在我脸上,一点温度都没有。
九十年代的阳光,透过厂长办公室那扇永远擦不干净的玻璃窗,落在我脸上,一点温度都没有。
烟灰缸里,塞满了“大前门”的烟屁股,像一堆被处决的士兵。
王厂长那张沟壑纵横的脸,比窗户还难懂。
他抽完最后一根烟,把烟头狠狠摁进那堆尸体里,终于开了口。
“卫东啊。”
他叫我的名字,声音干得像车间里生锈的铁砂。
“厂里……决定暂时停止你的工作。”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是有台冲压机在我颅腔里猛地砸了一下。
“为什么?”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陌生,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有人举报你。”王厂长躲闪着我的目光,盯着桌上的搪瓷茶杯,“说你……行为不端。”
“谁?举报我什么?”我噌地一下站了起来,椅子腿和水泥地摩擦,发出一声尖叫。
“张兰。”
这个名字像一颗子弹,精准地击中了我。
“她说……昨天晚上,你非礼她。”
我感觉全身的血都冲到了头顶,然后又在瞬间褪得一干二净。
世界安静了。
我只能听见自己心脏疯狂的撞击声,一下,一下,砸得我胸口生疼。
“放屁!”
我这辈子没在领导面前说过一个脏字。
这是第一次。
王厂长被我的反应吓了一跳,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惊愕。
“卫东,你冷静点!这是很严肃的问题!”
“我很冷静!”我吼了回去,“王厂长,我拿我的人格担保,我拿我全家老小的命担保,我没有!我连她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
“那她为什么会这么说?”
是啊,她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也想知道。
时间倒回二十四小时前。
厂里为了庆祝拿下一个省里的重点项目,在厂办食堂摆了十几桌。
我是项目的技术骨干,自然是主桌的客人。
酒过三巡,气氛热烈。
王厂长端着酒杯,拍着我的肩膀,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这次项目的成功,卫东是头功!年底的优秀工程师,我看非你莫属了!”
我端着酒杯,脸喝得通红,心里却比喝了蜜还甜。
我老婆方慧刚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正是需要钱的时候。这个优秀工程师的头衔,不仅意味着荣誉,更意味着实打实的奖金和分房优先权。
我站起来,谦虚了几句,然后把杯里的“二锅头”一饮而尽。
辣,但是痛快。
张兰就坐在我旁边。
她是去年刚分来的大学生,年轻,漂亮,嘴也甜,很会来事儿。
她端着酒杯凑过来,“李哥,您真是我们年轻人的榜样,我敬您一杯。”
她的脸也红扑扑的,眼睛亮晶晶的,像是有水波在里面荡漾。
我跟她碰了一下杯,“小张客气了,以后都是同事,互相学习。”
那晚的张兰,格外兴奋,也格外能喝。
她端着酒杯,一桌一桌地敬,领导敬,老师傅敬,连平级的同事也不放过。
我老婆方慧不放心我喝酒,中途打过电话来催。
我跟她说快了,让她和孩子先睡。
等到酒席散得差不多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同事们三三两两地勾肩搭背往外走,整个食堂只剩下我们几个收尾的。
张兰趴在桌子上,已经醉得不省人事。
跟她同宿舍的几个女同事,家都离得远,早就结伴走了。
一个跟她关系还不错的男同事,叫赵强,走过来看了一眼,摇摇头,“这家伙,喝成这样,怎么弄?”
我说:“你知道她家在哪吗?送她回去吧。”
赵强面露难色,“李哥,我……我老婆管得严,这大半夜的我送个醉酒的女同事回去,说不清啊。”
他说着,拍了拍我的肩膀,“李哥你是有家室的人,嫂子也贤惠,你帮忙处理下最稳妥。我先走了啊,明天还得早起。”
说完,他溜得比谁都快。
我看着趴在桌上一动不动的张兰,还有满桌的狼藉,叹了口气。
总不能把她一个人扔在这儿。
我把她架起来,一股浓烈的酒气混合着廉价香水的味道扑面而来,熏得我直皱眉。
她很沉,整个人像一袋湿透了的水泥,软绵绵地挂在我身上。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拖到工厂大门口。
九十年代的晚上,街上没什么人,连个车影子都少见。
我站在路边,寒风一吹,酒意醒了大半。
怎么送她回去?
骑自行车肯定不行,她这样子,非得掉下来不可。
我摸了摸口袋,还好,今天发的奖金还在。
我等了差不多二十分钟,才远远看到一辆“黄大发”出租车慢悠悠地开过来。
我赶紧招手。
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探出头问:“去哪?”
我从张兰的口袋里好不容易翻出她的钥匙和工作证,上面有她家的地址,是厂里分的单身宿舍楼。
我把地址告诉司机。
然后,我把张兰往车后座里塞。
她太沉了,我一个人根本弄不动。
“师傅,麻烦搭把手。”我对司机说。
司机老大不情愿地熄了火,下车,跟我一左一右,总算把她弄了进去。
我累得满头大汗。
我从兜里掏出五十块钱,递给司机。
那时候的出租车费,从厂里到宿舍,最多十块钱。
“师傅,这钱您拿着。麻烦您一定把她送到楼下,看着她点,别出什么事。”
司机接过钱,脸上露出了笑容,“放心吧,兄弟。保证给您送到。”
我又从兜里掏出五块钱,塞给他,“辛苦您了,再买包烟抽。”
“得嘞!您就擎好吧!”
我看着黄色的“大发”出租车亮起尾灯,消失在夜色里,这才松了口气。
我搓了搓冻得发僵的手,骑上我的“永久”牌自行车,往家的方向蹬去。
回到家,老婆孩子都睡熟了。
我轻手轻脚地洗漱完,躺在床上,听着妻儿均匀的呼吸声,感觉整个世界都安稳了。
我做梦都在笑。
梦里,我分到了新房子,三室一厅,阳光明媚。
我抱着我儿子,在我家崭新的阳台上,看楼下人来人往。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第二天,这个梦就碎了。
碎得那么彻底。
“王厂长,这是诬告!是诽谤!”
我的声音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回响,带着我自己都陌生的颤抖。
“我昨天晚上,就是把她扶到厂门口,叫了辆出租车,把她送上车,我就回家了!司机可以作证!”
“司机?”王厂长皱眉,“哪个司机?叫什么?车牌号多少?”
我愣住了。
昨天晚上天那么黑,我满心都是怎么把这个烫手山芋送走,哪有心思去记车牌号?
司机的脸我也没看清,只记得是个中年男人。
“我不记得车牌号……但是,是辆黄色的‘大发’!晚上十点半左右,在咱们厂门口拉的人!”
“全市几百辆黄大发,你去哪找?”王厂长把手一挥,语气里满是不耐烦,“卫东,现在不是你找证据的时候。是张兰一口咬定,说你趁她喝醉,在车上……对她动手动脚。”
“我没有!”
“她说你还想……还想跟她去她宿舍,被她拼死反抗,才没得逞。”
我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连车都没上!
“她胡说!我把她塞进车里就走了!我压根就没上车!”
“可她说你上了。”王厂长死死地盯着我,“她说你坐在她旁边,手不老实。她说司机也能作证。”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完了。
如果司机被她收买了,那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卫东,这事儿,影响太坏了。”王厂长的语气软了下来,带着一丝“语重心长”的调子。
“你知道,厂里现在正在评先进,争荣誉。这种作风问题,是绝对不能有的。”
“你先回去,停职反省。不要跟任何人说这件事。厂里会调查。如果……如果事情是真的,你自己知道后果。如果是个误会,厂里也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
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懂。
但我连在一起,却感觉像在听天书。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厂长办公室的。
走廊里,偶尔有同事经过,看到我,都露出异样的眼神,然后窃窃私语。
消息传得真快。
我感觉自己像个被剥光了衣服的囚犯,在众目睽睽之下游街示众。
每一步,都踩在刀刃上。
回到车间,我的办公桌已经被收拾干净了。
我的徒弟小李看到我,眼神躲躲闪闪,想说什么又不敢说。
“师傅……”
“别说了。”我打断他,声音嘶哑,“帮我把抽屉里那几本技术手册锁好,别让人乱动。”
那是我的心血。
我没脸再待下去,转身就走。
身后,我能感觉到无数道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背上。
我骑着车,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晃。
阳光很好,街上很热闹,卖冰棍的吆喝声,孩子们的嬉笑声,都和我无关。
我觉得自己被整个世界抛弃了。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就因为我多管闲事,帮了一个醉酒的女同事?
老人们常说,好人有好报。
狗屁!
我把自行车骑得飞快,风声在耳边呼啸,像是在嘲笑我的愚蠢。
我不敢回家。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方慧说。
说我被停职了?
为什么?
因为我可能要当“流氓”了。
她会信我吗?
夫妻之间,最怕的就是猜疑。
我绕着我们家那栋筒子楼,一圈又一圈,直到太阳偏西,直到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都亮起了灯,飘出了饭菜的香味。
我儿子的哭声隐隐约约传来。
我心一横,推着车,上了楼。
楼道里,邻居张大妈端着碗,看到我,愣了一下。
“哎,卫东,今天回来这么早?”
“嗯,有点不舒服。”我含糊道。
张大妈眼神闪烁了一下,压低声音说:“卫东啊,你……你是不是在厂里出什么事了?”
我的心猛地一揪。
连她都知道了。
“没什么事,张大妈,我先回去了。”
我几乎是逃进了家门。
方慧正抱着儿子在哄,看到我,脸上露出了笑容。
“你可回来了,今天怎么这么晚?电话也打不通。快洗手吃饭,今天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
饭菜的香气,儿子的奶香,混合在一起,是我最熟悉的家的味道。
可我却觉得无比压抑。
我看着方慧忙碌的背影,看着她温柔的侧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怎么了?”她终于察觉到我的不对劲,转过身,担忧地看着我,“脸色这么难看,生病了?”
她伸手想摸我的额头。
我躲开了。
她的手僵在半空中。
“卫东,你到底怎么了?”
我坐在小板凳上,把头埋进手里,感觉自己像个即将被审判的犯人。
“方慧,”我开口,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我……被停职了。”
“什么?”她失声叫道,怀里的儿子被吓得一哆嗦,哇地哭了出来。
她手忙脚乱地哄着孩子,眼睛却死死地盯着我。
“为什么?你不是干得好好的吗?王厂长前几天还夸你……”
“别问了。”
“我怎么能不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的声音也大了起来。
儿子哭得更凶了。
整个屋子,被哭声、质问声填满,乱成一锅粥。
我感觉自己快要爆炸了。
“因为我非礼了女同事!”
我吼了出来。
世界再次安静了。
只剩下儿子细细的抽泣声。
方慧抱着孩子,呆呆地看着我,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变得惨白。
她的嘴唇哆嗦着,半天,才挤出几个字。
“你……说什么?”
“我说,”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重复,“厂里的女同事张兰,举报我非-礼-她。”
方慧的身体晃了一下,像是要站不稳。
她怀里的孩子感受到了母亲的颤抖,哭得更厉害了。
她却像没听见一样,只是看着我。
那眼神,充满了震惊、怀疑、恐惧,还有一丝我最害怕的东西——失望。
“是……真的吗?”
她问。
这四个字,像四把刀,插进了我的心脏。
我苦笑了一下。
连我老婆都不信我。
我还能指望谁?
“你觉得呢?”我反问她。
“我不知道……”她摇着头,眼泪掉了下来,“卫东,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我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可是……可是无风不起浪啊!人家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地冤枉你?”
是啊。
这是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
也是我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疲惫地说,“我只知道,我没做过。”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吃饭。
红烧肉在锅里,从温热到冰凉,就像我的心。
我们分床睡了。
我睡在客厅的帆布行军床上,她带着儿子睡在里屋。
我能听见她压抑的哭声,一夜未停。
我也一夜没合眼。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从漆黑,到泛白,再到亮起。
我把昨天晚上的每一个细节,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
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我错在不该留到最后吗?
我错在不该帮她叫车吗?
我错在不该多付那几十块钱吗?
我想不通。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张兰,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跟她无冤无仇,甚至因为是技术骨干,平时还指点过她几次。
她没有理由要害我。
除非……
除非这么做对她有天大的好处。
或者,她有必须这么做的理由。
天一亮,我就爬了起来。
我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
我要自救。
我要找到那个出租车司机。
他是唯一的证人。
方慧也起来了,眼睛肿得像核桃。
她默默地给我做了早饭,一碗白粥,两个咸鸭蛋。
我们谁也没说话。
吃完饭,我穿上外套准备出门。
她叫住了我。
“你去哪?”
“去找人。”
她沉默了一会儿,从房间里拿出个布包,塞到我手里。
“这里面是家里所有的积蓄,三百二十一块五毛。你拿着,该花就花,别省。”
我捏着那个沉甸甸的布包,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方慧……”
“别说了。”她打断我,“我相信你。但是,别人不信。你要想办法,证明给他们看。”
她顿了顿,又说:“卫东,如果……如果实在不行,大不了这个工作我们不要了。我们回老家,种地。我陪你。”
我再也忍不住,一把抱住她。
“谢谢你,方慧。”
“我们是夫妻。”她说。
有了老婆的支持,我感觉自己又活了过来。
我揣着那包钱,揣着我全部的希望,走出了家门。
找一个没有车牌号,没有名字,只有一面之缘的出租车司机,在九十年代的城市里,无异于大海捞针。
但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去了市里唯一的出租车公司。
门口的大爷拦住了我,问我干嘛的。
我说我找人。
“找谁?有车号吗?”
“没有。是个黄大发,司机四十多岁,男的。”
大爷乐了,“兄弟,你开玩笑呢?我们公司三百多辆黄大发,司机一半都是这个年纪的。你这怎么找?”
我从兜里掏出一包“红塔山”,塞到大爷手里。
“大爷,帮帮忙。这事儿对我特重要,人命关天。”
大爷掂了掂烟,态度好了点。
“行吧,我让你进去问问。不过丑话说在前面,希望不大。”
我在出租车公司的调度室待了一整天。
司机们交班的时候,我挨个上去问。
“师傅,你好,打听个事儿。前天晚上十点半左右,你在咱们机械厂门口,拉过一个喝醉的女的吗?一个男的帮你把她扶上车的。”
大部分司机都摇摇头,说没印象。
也有几个想了想,说:“好像拉过醉鬼,但不记得是男是女了。”
一整天下来,我问了至少一百个司机。
嗓子都说哑了,腿也站麻了。
一无所获。
晚上,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
方慧给我留了饭。
“怎么样?”她问。
我摇摇头。
她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给我倒了杯热水。
第二天,我继续去。
第三天,我还在去。
我在出租车公司门口,成了“名人”。
司机们都认识我这个“找人的傻子”了。
有的人不耐烦,有的人同情,有D的人还给我出主意。
“你去交通广播电台试试?让他们播个寻人启事。”
我去了。
电台的人说,可以,但是要收费。
一条二十块,播三次。
我咬咬牙,交了钱。
“寻人启事:本人李卫东,于本周二晚十点半左右,在市机械厂门口,为一位女士叫了一辆黄色大发车。司机师傅约四十余岁。本人因故急寻这位司机,有重谢。联系电话……”
我留了我们家楼下小卖部的电话。
钱花出去了,消息也播出去了。
但接下来的几天,石沉大海。
厂里的压力越来越大。
王厂长找我谈过一次话。
还是那间办公室,还是那股呛人的烟味。
“卫东,一个星期了。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说过了,我是冤枉的。我在找证据。”
“证据呢?”
我哑口无言。
“卫东啊。”王厂长叹了口气,“厂里不能一直这么拖着。张兰那边,情绪很激动,天天来厂里闹,说我们要是不给她一个说法,她就去市妇联,去报社。”
“她这是贼喊捉贼!”
“可是在别人看来,你才是贼。”王厂长一针见血。
“厂委会研究了一下,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你主动承认错误,写一份深刻的检查。厂里看在你过去贡献的份上,给你一个记大过处分,下放到车间当普通工人。这事儿,就算内部处理了。”
“第二,”他顿了顿,看着我,“你要是坚持不承认,那厂里只能报警了。到时候,就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了。真要是定了罪,你这辈子就毁了。”
我浑身冰冷。
这是在逼我。
逼我承认一件我根本没做过的事。
“我选第三条。”我说。
“没有第三条。”
“有。”我站起来,直视着他的眼睛,“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找到证据,证明我的清白。”
“时间?”王厂长冷笑一声,“我给你时间,谁给厂里时间?市里的领导天天打电话来问,这个项目什么时候能继续推进?你是技术骨干,你停职了,整个项目都停了!你知不知道,你一个人,耽误了多大的事?”
我明白了。
他们根本不在乎真相。
他们只在乎项目,在乎荣誉,在乎自己的乌纱帽。
为了尽快平息事端,牺牲一个我,是最简单,也是最划算的选择。
“王厂长,”我的声音很平静,“如果我承认了,项目是不是就能继续了?”
他愣了一下,没说话。
“如果我背了这个黑锅,张兰是不是就不闹了?厂里的先进是不是就保住了?”
他的脸涨成了猪肝色。
“李卫东!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就是这个态度。”我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想让我认罪,不可能。你们要报警,就去报吧。我相信警察,相信法律,会还我一个公道。”
说完,我转身就走。
我不想再看他那张虚伪的脸。
走出办公楼,阳光刺得我眼睛疼。
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我快要撑不住了。
家里的钱,花得差不多了。
小卖部老板看我的眼神,也越来越不对劲。
邻居们更是对我指指点点,连带着方慧和孩子出门,都要被人戳脊梁骨。
那天,方慧抱着孩子从外面回来,眼睛红红的。
我问她怎么了。
她不说。
后来我才知道,楼下的几个长舌妇,当着她的面,说些不堪入耳的脏话。
说她男人在外面乱搞,丢人现眼。
还说我儿子,长大了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当时就疯了。
我冲下楼,找到那几个嚼舌根的女人,指着她们的鼻子骂。
我这辈子没那么失态过。
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野兽。
我们吵了起来,整个筒子楼的人都出来看热闹。
最后,还是方慧把我死死拉回了家。
“卫东,你别这样。”她哭着说,“你跟她们吵,有什么用?只会让人家更看不起我们。”
“那我该怎么办?”我蹲在地上,抱着头,像个无助的孩子,“我该怎么办啊方慧?”
她也蹲下来,抱着我。
“没事的,都会过去的。我相信你,没事的。”
她的怀抱,是我最后的避难所。
可我知道,这个避难所,也快要被狂风暴雨摧毁了。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转机,毫无征兆地来了。
那天下午,我像往常一样,在出租车公司门口蹲点。
一个年轻的司机,跟我混熟了,递给我一根烟。
“李哥,还没找到啊?”
我摇摇头。
“唉,你也真是执着。”他感叹道,“不过李哥,我给你提个醒。咱们公司的车,晚上一般都在几个固定的地方趴活。比如火车站、电影院,还有就是城东那个‘夜来香’歌舞厅。”
“夜来香?”
“对啊。那地方有钱人多,晚上出来玩,喝多了就打车。活儿好干,钱也多。”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
像是一道闪电劈开了混沌。
我怎么没想到!
能花五十块钱打车的年代,司机肯定不是满大街乱转的。
他们有自己的“根据地”。
我谢过那个年轻司机,拔腿就往城东跑。
“夜来香”歌舞厅,是这个城市新开的娱乐场所。
门口停着好几辆“桑塔纳”,在当时,那就是身份的象征。
我没钱进去,就在门口守着。
从天黑,守到半夜。
一辆辆出租车开过来,又开走。
我挨个问。
“师傅,打听个事儿……”
得到的,依然是一次次的摇头。
就在我冻得浑身发抖,准备放弃的时候。
一辆黄大发,在我面前停了下来。
车上下来一个喝得醉醺醺的男人,被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扶着。
我下意识地走上前。
“师傅……”
司机摇下车窗,露出一张熟悉的,又有些模糊的脸。
就是他!
我敢肯定!
虽然那天晚上很黑,但我记得他嘴边那颗黑痣!
“师傅!”我激动得声音都变了,“师傅,你还记得我吗?”
司机愣愣地看着我,“你谁啊?”
“上个礼拜二!机械厂门口!我让你送一个喝醉的女的回家!我还多给了你四十块钱!”
我一口气说完,紧张地看着他。
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
“哦……”他一拍大腿,“想起来了!是你啊,兄弟!”
我差点哭出来。
“师傅!你可让我好找啊!”
“找我干嘛?”他一脸茫然,“那女的,我不是给你送到了吗?”
“是,是送到了。”我拉开车门,直接坐了进去,“师傅,你得帮我个忙,给我作证!”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用最快的速度说了一遍。
司机听完,也傻眼了。
“还有这种事?”他瞪大了眼睛,“那女的诬告你啊!兄弟,你上车了吗?”
“我没上啊!”
“对啊!你压根就没上车!你把她塞进来,给了我钱,就走了!我记得清清楚楚!”
“那她……”司机皱起了眉,“她一个人在后座,吐了一路,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好像在骂一个叫什么‘强’的。”
“强?”
“对,好像是叫赵强?还是王强?反正就是个‘强’字。骂得可难听了,说他不是个男人,没胆子,敢做不敢当什么的。”
赵强!
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那个在酒席上提前开溜的男同事!
原来是这样!
我全明白了!
张兰那天晚上,根本不是单纯的喝醉了。
她和赵强,肯定有事!
赵强怕老婆,不敢送她,把她甩给了我。
她心里有气,又喝多了,就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我这个“老好人”身上!
不对。
事情可能比我想象的更复杂。
如果只是为了出气,她不至于编造“非礼”这么恶毒的谎言来毁掉我的一辈子。
这里面,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师傅,”我紧紧抓住他的胳膊,“你愿意跟我去厂里,把那天晚上的事说清楚吗?”
司机有些犹豫,“兄弟,这……这会不会惹麻烦啊?”
我从怀里掏出方慧给我的那个布包。
那里面,还剩下一百多块钱。
我全都塞给了他。
“师傅,这是我全部的家当了。求求你,这事儿对我来说,比命都重要。你只要说实话就行,其他的,我来承担。”
司机看着我通红的眼睛,又看了看手里的钱,一咬牙。
“行!兄弟,冲你这份执着,我帮你!他妈的,现在的人,心都怎么长的?太坏了!”
我带着司机,连夜赶回了厂里。
我没有去找王厂长。
我知道,找他没用。
我要找的,是能压得住他的人。
厂党委的周书记。
周书记是个快退休的老干部,党性强,为人正直,在厂里威望很高。
我直接敲响了他家的门。
开门的是周书记本人,看到我和一个陌生的出租车司机,一脸讶异。
“小李?你这是……”
“周书记,我有天大的冤情,要向您汇报!”
我把司机师傅请进屋,把所有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当着周书记的面,又说了一遍。
司机师傅也把自己当晚的所见所闻,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包括张兰在车上大骂“赵强”的细节。
周书记听完,脸色铁青。
他沉默了很久,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最后,他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摁灭,看着我,沉声说:“卫东同志,我相信你。”
“但是,光有司机的证词,还不够。这只能证明你没上车,但张兰可以说她记错了细节,但‘非礼’这个核心指控,她依然可以坚持。”
我的心又沉了下去。
“那……那怎么办?”
“解铃还须系铃人。”周书记的眼睛里闪着智慧的光芒,“这件事的突破口,不在你,也不在司机,而在张兰和那个赵强身上。”
“明天,你照常来上班。”周书记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剩下的事,交给我。”
第二天,我重新穿上了我的蓝色工装。
走进工厂大门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
虽然,战争才刚刚开始。
我被停职的消息,早已传遍了全厂。
现在我突然回来上班,所有人都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我。
有惊讶,有鄙夷,有好奇。
我没理会他们,径直走到了我的办公桌前。
桌上,已经落了薄薄的一层灰。
我的徒弟小李看到我,眼睛一亮,跑了过来。
“师傅!您回来了!”
“嗯。”我点点头,开始擦桌子。
很快,车间主任跑了过来,看到我,像是见了鬼。
“李卫东?谁让你回来的?”
“周书记让我回来的。”我平淡地说。
车间主任愣住了,没敢再说什么,灰溜溜地走了。
上午九点,厂里的大喇叭突然响了。
“紧急通知,全体员工,到三号车间开会。重复一遍……”
所有人都很诧异。
这么大规模的全体大会,一年也开不了一次。
三号车间是厂里最大的车间,清空了设备,足以容纳上千人。
我们都赶了过去。
车间里,临时搭了个台子。
王厂长、周书记,还有厂里的几个主要领导,都坐在上面,脸色严肃。
张兰和赵强也站在人群里。
我看到张兰的脸,有些苍白。
赵强则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
我站在人群的最后面,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周书记清了清嗓子,拿起了话筒。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是要处理一件事情。一件关系到我们厂声誉,关系到同志之间信任的,严肃的事情!”
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回荡在整个车间。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前段时间,厂里接到举报,说我们的技术骨干,李卫东同志,存在作风问题。”
所有人的目光,“刷”的一下,都集中到了我身上。
我挺直了腰杆。
“经过厂党委的仔细调查、核实,现在,我代表厂党委,向大家宣布调查结果。”
周书记停顿了一下,目光如炬,扫过全场。
“李卫东同志,是清白的!”
“所谓的‘非礼’事件,完全是子虚乌有,是彻头彻尾的诬告!”
人群中,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
我看到王厂长的脸,瞬间变得像死人一样难看。
张兰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几乎要站不稳。
“事实的真相是,”周书记的声音愈发洪亮,“在项目庆功宴当晚,李卫东同志出于好心,帮助了醉酒的女同事张兰同志,并为其叫了出租车,垫付了车费,然后就自行回家了。他本人,根本没有上过那辆出租车!”
“我们已经找到了当晚的出租车司机,他为我们证实了这一切!”
周书记向人群中的一个方向招了招手。
我看到了那个司机师傅。
他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有些紧张地对大家点了点头。
“那么,问题来了。”周书记的语气,变得异常严厉,“既然李卫东同志是清白的,那为什么,会有人要如此恶毒地诬陷他?”
他的目光,像两把利剑,射向了张兰。
“张兰同志,你现在,可以站出来,当着全厂同志的面,解释一下吗?”
张兰的脸,白得像一张纸。
她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旁边的赵强,更是把头埋到了胸口,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你不说,我替你说!”周书记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
“你和赵强,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庆功宴当晚,你们两个是不是约好了要一起走?是不是赵强因为害怕他老婆,临时变卦,把你一个人扔下了?”
“你是不是因为这个,怀恨在心,又不敢把事情闹大,怕毁了你和赵强的名声,所以,就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了无辜的李卫东同志身上?”
“你以为,毁掉一个老实人,就能掩盖你自己的丑事吗?”
周书记的每一句话,都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张兰和赵强的心上。
也砸在全厂所有人的心上。
真相,以一种如此残酷和公开的方式,被揭开了。
张兰终于撑不住了,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赵强也浑身发抖,面如土色。
我看着他们,心里没有一丝报复的快感。
只有一种深深的悲哀。
为了掩盖一段不光彩的关系,为了自己的私心和胆怯,他们竟然可以如此轻易地,去毁掉另一个人的一生。
人性之恶,远比我想象的,要可怕得多。
“够了!”王厂长终于坐不住了,站起来,试图打断周书记。
“老周,家丑不可外扬。这事儿,我们内部处理就行了,没必要……”
“内部处理?”周书记冷笑一声,转头看着他,“王厂长,我想请问你,在事实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是谁,急着要给李卫东同志定罪?是谁,逼着他承认错误,要给他记大过处分的?”
“是谁,为了所谓的‘工厂声誉’,为了你自己的乌纱帽,就可以随意牺牲一个好同志的清白和前途?”
王厂长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我……我这也是为了大局着想……”
“大局?”周书记的声音,提高到了顶点,“我们共产党人的大局,就是实事求是!就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这件事,还没完!”
周书记指着瘫在地上的张兰和脸色死灰的赵强。
“对于张兰同志,恶意诬告,道德败坏,厂党委决定,给予开除处理,并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其诽谤罪的法律责任!”
“对于赵强同志,生活作风不检点,缺乏担当,给予记大过处分,调离现有岗位!”
“对于王长海同志,”周书记的目光,最后落在了王厂长身上,“官僚主义,工作失职,不辨是非,厂党委决定,向市委提请免去其厂长职务的建议!”
整个车间,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被这雷霆万钧的处理决定,给震住了。
我也没有想到,周书记会处理得如此决绝,如此彻底。
他不仅还了我清白,还借此机会,整顿了厂里的风气。
会议结束的时候,周书记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
“卫东同志,让你受委屈了。”
我看着他,眼眶一热。
“周书记,谢谢您。”
“不用谢我。要谢,就谢你自己。”他说,“如果你当时认了,如果你没有坚持到底,那谁也帮不了你。”
我走出三号车间。
外面的阳光,前所未有的明媚。
同事们看着我的眼神,变了。
从鄙夷,变成了敬佩和同情。
他们围过来,跟我道歉,说他们错怪我了。
我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有些伤害,一旦造成,就永远无法真正弥补。
我只想回家。
我想立刻见到方慧,告诉她,一切都结束了。
我骑着车,飞快地往家赶。
还没到楼下,就看到方慧抱着儿子,站在路口。
她也看到我了。
我们四目相对。
她笑了,眼泪却流了下来。
我也笑了,眼泪也流了下来。
我冲过去,紧紧地抱住她们母子。
“都过去了。”我说。
“嗯。”她在我怀里,用力地点头。
那件事之后,厂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王厂长被调走了。
周书记主持工作,直到退休。
张兰被开除了,听说后来她家里也闹得天翻地覆,离了婚,一个人去了南方,再也没了消息。
赵强被调去看仓库,整个人都蔫了,见谁都抬不起头。
我的优秀工程师,年底如期评上了。
第二年,我们家也分到了新房子,三室一厅,跟我梦里的一模一样。
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轨,甚至比以前更好。
但是,我知道,有些东西,永远地改变了。
我变得不那么爱说话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对谁都掏心掏肺。
我学会了保护自己。
我会在帮助别人之前,先想一想,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有人说我变了,变得冷漠了,不近人情了。
方慧却说,我只是长大了。
是啊,那场无妄之灾,像一场残酷的成人礼,让我一夜之间,看懂了人性的复杂和现实的冰冷。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还会想起那个晚上。
如果我没有坚持去找那个司机,如果我没有遇到正直的周书记,如果我的妻子没有选择相信我……
我的下半生,会是什么样子?
我不敢想。
我只能庆幸,我挺过来了。
那天,我带着儿子在我家崭新的阳台上晒太阳。
儿子指着楼下,咿咿呀呀地问:“爸爸,那是什么?”
我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人群,看着那些鲜活的,奔波的,形态各异的面孔。
我沉默了很久,然后摸着他的头,轻声说:
“那是江湖。”
江湖险恶,但总有光。
只要你心里的那束光,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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