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李峰，二十三岁，东北人，在深圳瞎混了两年，算是个标准的“深漂”。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号，深圳。

天像个发了霉的蒸笼，往下掉的不是雨，是黏糊糊的热气。

我叫李峰，二十三岁，东北人，在深圳瞎混了两年，算是个标准的“深漂”。

没学历，没背景，兜里没钱，就剩一把子力气和一颗比城中村下水道还混沌的脑子。

那天晚上，整个深圳都疯了。

罗湖口岸那边，人山人海，跟不要钱的沙丁鱼罐头似的。

音像店门口，老板把最大号的彩电搬出来，对着街。屏幕上，港督府的米字旗正在往下落。

周围的人嗷嗷叫，喊着“回家了”，喊着“中国人”。

我缩在街角一个电话亭底下，点着一根五块钱的红双喜，心里没半点波澜。

回家？

谁回家？

是香港回家，又不是我李峰回家。

我老家在东北一个早就没了名字的林场，家？早散了。

深圳就是我的战场，我每天琢磨的，是怎么在这片水泥森林里多啃两口肉，别被活活饿死。

“阿sir，买把伞啦，等下肯定下大雨！”我扯着嗓子，对一个路过的胖子喊。

手里攥着一把从批发市场搞来的劣质天堂伞，十块钱进，卖二十。

胖子白了我一眼，好像我玷污了他此刻崇高的爱国热情。

我撇撇嘴，去你妈的。

雨真的下来了。

不是毛毛雨，是瓢泼大雨，豆大的雨点砸在电话亭的铁皮顶上，咣咣响，跟摇滚乐似的。

人群“哄”地一下散开，找地方躲雨。

我的伞瞬间成了抢手货。

“三十！一把三十！不讲价！”我趁火打劫。

一个姑娘递给我五十，抓起两把伞就跑进了雨里，连找钱都不要了。

我捏着那张湿漉漉的钞票，心里骂了句：。

又觉得，的好。

雨下得最大的时候，我看见了他。

一个老头。

他没打伞，就那么站在街对面一个店铺的屋檐下。

头发花白，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背挺得笔直。

雨水打湿了他的裤腿和布鞋，但他好像没感觉。

他就那么静静地看着罗湖口岸的方向，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出的东西。

不是激动，不是狂热，是一种很沉、很静的专注。

像是在看一个久别的故人。

我生意做完了，闲着也是闲着，就叼着烟，隔着雨帘子看他。

我觉得这老头有点意思。

就在这时，三个“烂仔”晃晃悠悠地凑了过去。

我眼皮一跳。

这帮逼，我认识。常年在火车站、口岸附近转悠的盲流，专挑老弱病残下手。

果然，他们把老头给围住了。

一个黄毛，染得跟鸡屎似的，嬉皮笑脸地对老头说着什么。

老头摇了摇头。

黄毛的脸立刻就沉下来了，伸手就去推老头的肩膀。

我把烟头狠狠地摁在地上，啐了一口。

妈的。

管不管？

理智告诉我，别管。这年头，英雄救美都得掂量掂量，何况是救一个不认识的老头。

这帮烂仔下手黑着呢，搞不好我下半辈子就得在轮椅上卖伞了。

可是，我他妈的挪不动脚。

我脑子里，闪过我爹的脸。

也是这么一个瘦瘦的、倔强的老头，一辈子没对谁低过头，最后被工厂那帮孙子逼得下了岗，一夜之间，背就驼了。

“操。”

我低声骂了一句，从旁边扛起一个卖甘蔗小贩扔下的扁担。

分量还挺沉。

我拎着扁担，慢悠悠地蹚过积水，走到他们身后。

“干嘛呢？”我问，声音不大，但足够他们听见。

三个人一起回头。

黄毛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满嘴的黄牙。

“哟，哪儿来的过江龙啊？想学人见义勇为？”

“没，”我把扁担往地上一顿，水花溅起老高，“我看这老爷子像我二舅。你们找我二舅有事？”

我盯着黄毛的眼睛，脸上没什么表情。

在深圳混，别的没学会，装逼这套，我练得炉火纯青。

你越横，他们越觉得你不好惹。

另一个瘦猴样的烂仔开了口：“你二舅欠我们钱。”

“是吗？”我看向老头。

老头还是那么平静，看着我，摇了摇头。

“我二舅说不认识你们。”我把扁担换了个手，往前走了一步，“那就有意思了。我二舅刚从北京过来，你们怎么就认识了？难道你们的业务，都发展到中南海了？”

我纯属胡扯。

但“北京”和“中南海”这几个字，好像有点分量。

黄毛的眼神闪烁了一下。

这年头的骗子多，但敢拿这种名头出来唬人的，要么是真牛逼，要么是真。

我赌他们不敢赌我是个。

“哥们儿，别多管闲事。”黄毛的语气软了一点。

“我说了，这是我二舅。”我一字一句地说，“你们动他一下，我今天就让你们三个横着回潮汕老家。”

我把扁担举了起来，对准了黄毛的脑袋。

我的手在抖。

一半是紧张，一半是兴奋。

妈的，好久没这么带劲了。

气氛僵住了，雨声都好像小了。

就那么对峙了十几秒，黄毛忽然笑了。

“行，行，既然是你二舅，那我们认错人了。”

他冲我抱了抱拳，带着另外两个，转身就溜进了巷子里。

我看着他们消失，才发现自己后背全湿了。

不是雨水，是冷汗。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腿肚子有点软。

“小伙子。”

老头开口了，声音很温和，带着点北方的口音。

我转过头，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没事吧，大爷？”

“我没事。谢谢你。”他说。

“嗨，没事，路见不平一声吼嘛。”我把扁担放回原处，心里还在后怕。

“你刚才说，我是你二舅？”他又问。

我老脸一红：“我那是……那是吓唬他们呢。”

老头笑了，脸上的皱纹像菊花一样绽开。

“你叫什么名字？”

“李峰。山峰的峰。”

“东北来的？”

“嘿，您这都听出来了？”

“我也是北方人。”他看着我，说，“不像他们说的，我不住中南海。我叫陈建华。”

他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字，撕下来递给我。

“这是我在北京的一个通信地址。以后要是有什么难处，或者来北京，可以给我写信。”

我接过来，是一张很普通的纸，上面写着一个名字，一个信箱号码。

字写得很好看，苍劲有力。

我心里嘀咕，这年头谁还写信啊。

但我还是把纸条小心地折好，塞进了裤兜里。

“行，陈大爷，我记住了。”我说，“您住哪儿？我送您回去吧，这天不安全。”

他摇摇头：“不用了，我等人。你快回去吧，别着凉了。”

雨小了。

一辆黑色的奥迪100悄无声息地滑到路边，停在老头身边。

那时候，这车可不是一般人能坐的。

车上下来一个穿着军绿色衬衫的年轻人，撑开一把黑伞，恭敬地对老头说：“首长，让您久等了。”

老头对我点了点头，转身上了车。

车门关上，溅起一串水花，汇入了深圳九七年那个不眠的夜色里。

我站在原地，愣了半天。

首长？

我操。

我好像……救了个了不得的人物。

我掏出那个纸条，借着路灯看了又看。

陈建华。

这个名字，普通得就像路边的石头。

我把纸条重新塞回兜里，自嘲地笑了笑。

管他什么首长不首长的。

明天太阳照常升起，我还得继续卖我的盗版光盘和劣质天堂伞。

生活，才是最牛逼的“首长”。

那一夜的插曲，很快就被我扔到了脑后。

香港回归了，对我李峰的生活，没半点影响。

我依旧在深圳这个巨大的搅拌机里，被搅得晕头转向。

接下来的十年，我的人生就像一部快进的烂片。

我用那天晚上卖伞赚的钱，加上我所有的积蓄，在华强北租了个小柜台，开始倒腾电子表和计算器。

那时候的华强北，遍地是黄金，也遍地是陷阱。

我被人骗过，货款两空，蹲在天桥底下，想死的心都有。

我也骗过别人，把一堆破烂说成是香港来的最新款，赚了黑心钱，晚上做梦都怕被警察抓。

我跟人喝过酒，也跟人打过架。

为了抢一个好点的货源，我能陪着老板在桑拿房里蒸一天，出来的时候人都要虚脱了。

为了追一笔赖掉的账，我堵过人家门，也被人拿刀追了九条街。

二零零一年，我认识了阿芳。

她在电子厂打工，广东本地人，长得不漂亮，但笑起来有两个梨涡，很甜。

她说她喜欢我身上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

我当时就想，姑娘，你怕是没见过我被人堵在巷子里跪地求饶的样子。

但我们还是在一起了。

我们在白石洲租了个农民房，不到二十平米，夏天像火炉，冬天像冰窖。

但那是我们在深圳的第一个家。

我记得，我们结婚那天，没办酒席。

我就炒了四个菜，开了瓶啤酒，跟她说：“阿芳，跟着我，可能得吃一辈子苦。”

她眼睛红了，说：“我不怕吃苦，我就怕你不要我。”

我抱着她，一个东北大老爷们，哭得像个。

二零零三年，我儿子出生了。

我给他取名叫李想，理想的想。

我希望他以后，能活得比我理直气壮。

有了家，有了孩子，我那颗漂泊的心，好像终于找到了锚。

我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我把所有的钱都投了进去，开了个小小的加工厂，做手机充电器。

那几年，是山寨机的黄金时代。

我的小作坊，从几个人，慢慢发展到几十个人。

我从农民房搬进了小区房，虽然是租的。

我买了人生第一辆车，一辆二手的捷达。

我以为，好日子终于要来了。

我以为，我李峰，总算要在这座城市扎下根了。

二零零七年。

金融危机的风，从大洋彼岸吹了过来。

一夜之间，我的几个大客户，全跑了。

堆在仓库里的几十万个充电器，瞬间成了废品。

银行的催款电话，一个接一个。

工人的工资，供应商的货款，像一座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

阿芳把她所有的首饰，她妈给她的嫁妆，全都拿了出来，放在我面前。

“阿峰，我们把房子退了，回白石洲吧。大不了，从头再来。”

我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不能倒。

我倒了，这个家就塌了。

那段时间，我像个疯子一样，到处求人，到处借钱。

我陪着笑脸，递着香烟，说着一辈子都没说过的软话。

但没用。

墙倒众人推。

以前称兄道弟的“朋友”，现在看见我就像看见了瘟神。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喝了两斤白酒。

我没醉，就是难受，心口堵得慌。

我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阿芳和孩子都睡了。

我不想吵醒他们。

我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黑暗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我这十年，到底图了个啥？

我拼死拼活，最后还是一场空。

我忽然觉得自己特别可笑。

什么扎根，什么理想。

我就是一棵野草，风一吹，就什么都没了。

绝望中，我开始收拾东西。

一些旧合同，旧账本，我都准备扔了。

在一个旧钱包的夹层里，我摸到了一张纸。

很薄，很脆，边缘已经泛黄了。

我打开它。

是那个纸条。

陈建华。还有一个北京的信箱号码。

十年了。

我居然还留着它。

我看着那几个字，心里突然冒出一个荒唐的念头。

写封信试试？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自己都笑了。

太可笑了。

都什么年代了，还写信。

再说，十年过去了，人家还记不记得我是谁？

一个“首长”，会把一个街头混混的求助当回事吗？

我把纸条揉成一团，准备扔进垃圾桶。

但我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万一呢？

人到了绝境，是会相信奇迹的。

哪怕那个奇迹，比大海捞针还渺茫。

我把纸团重新展开，抚平。

我找来纸和笔，就着客厅昏暗的灯光，开始写信。

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

就写了“陈大爷”。

我写了那年香港回归的雨夜。

我写了我这十年的经历，我的工厂，我的困境。

我没求他帮我。

我只是想找个人，说说心里话。

我觉得，他那样的人，或许能懂我。

写到最后，我写道：

“陈大爷，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我就是当年那个拎着扁担，冒充您外甥的东北小子。十年了，我好像还是那个样子，除了年纪大了，什么都没长进。我快撑不住了。我不是想求您什么，我就是觉得，活得特别没劲。您当年说，有难处可以找您。我现在最大的难处，不是缺钱，是不知道这人活着，到底为什么。”

写完，天都快亮了。

我把信塞进信封，贴上邮票，扔进了楼下的邮筒。

做完这一切，我突然觉得一阵轻松。

就像完成了一个拖了很久的仪式。

然后，我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生活还得继续。

我开始变卖工厂的设备，准备遣散工人，宣布破产。

阿芳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收拾行李，准备搬家。

我看着她，心里刀割一样。

我觉得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她。

就在我准备去工商局注销公司的那天早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一个陌生的北京号码。

“请问，是李峰先生吗？”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沉稳，很客气，普通话标准得像播音员。

“我是。”我有点懵。

“这里是北京，我们收到了您写给陈建华老先生的信。”

我的心，咯噔一下。

“陈老先生想邀请您来北京一趟，不知道您是否方便？”

我握着电话，半天没说出话来。

是真的？

不是骗子？

“喂？李先生？您还在听吗？”

“在，在！”我回过神来，“方便，方便！什么时候？”

“您看这周末可以吗？我们会为您安排好机票和住宿。”

挂了电话，我还在原地站着，像个木头人。

阿芳走过来，问我：“谁啊？”

“北京来的电话。”

“北京？找你干嘛？推销的？”

“不是……”我看着她，咧开嘴想笑，但眼泪先下来了，“阿芳，我……我可能，有救了。”

周末，我登上了去北京的飞机。

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

当飞机冲上云霄的时候，我看着下面越来越小的深圳，心里五味杂陈。

这座我爱过也恨过的城市。

它给了我希望，也给了我绝望。

这一次，我还能回来吗？

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

我走出出站口，一眼就看到了一个举着牌子的人。

牌子上写着我的名字：李峰。

举牌子的是个年轻人，三十岁左右，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戴着金丝眼镜，文质彬彬。

“李峰先生？”他看到我，立刻迎了上来。

“是我。”

“您好，我姓王，是陈老的秘书。您可以叫我小王。”他伸出手。

我赶紧跟他握了握。

他的手很温暖，很有力。

“一路辛苦了。车在外面，我们先去宾馆。”

他领着我，上了一辆黑色的奥迪A6。

车开得很稳。

我看着窗外的北京，高楼大厦，车水马龙。

跟深圳不一样。

这里的空气里，有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

车子没有开往市中心，而是拐进了一个很安静的大院。

门口有哨兵站岗。

车开进去，里面绿树成荫，一栋栋灰色的小楼，掩映在树丛里。

“李先生，我们到了。”小王说，“这是钓鱼台国宾馆。您今晚就住在这里。”

我当时就傻了。

钓鱼台？

那不是接待外宾的地方吗？

我一个开破工厂的，住这儿？

小王好像看出了我的局促，笑了笑：“陈老特意安排的。他说，您是他的故人，也是贵客。”

我被带进一个套房。

房间很大，装修得古朴典雅。

我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外面的湖光山色，感觉像在做梦。

小王说：“您先休息一下，倒倒时差。晚上七点，我来接您去见陈老。”

他走后，我一个人在房间里转来转去。

我打开水龙头，洗了把脸。

冰凉的水让我清醒了一点。

这不是梦。

我真的来了北京，住进了钓鱼台。

那个十年前的雨夜，那个我以为再也不会有交集的老人，真的还记得我。

晚上七点，小王准时出现。

我们坐车，又穿过了几个大门。

我发现，盘查越来越严。

最后，车停在了一片灯火通明，但又异常安静的建筑群前。

红墙，绿瓦。

门口的哨兵，站得像松树一样笔直。

我虽然没来过，但我知道这是哪里。

新闻联播里天天见。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车没有直接开进去。

小王领着我，从旁边一个不起眼的小门走了进去。

里面别有洞天。

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像个巨大的古典园林。

我们沿着一条石子路，走了很久。

最后，在一座亮着灯的小院前停下。

小王敲了敲门。

“进来吧。”

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的心，一下子就定了。

我们推门进去。

院子里种着海棠和翠竹。

一个老人，正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慢慢地摇着。

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还是那头一丝不苟的白发。

他抬起头，看向我。

十年了。

他老了一些，但眼神还是那么亮，那么静。

“小伙子，你来了。”

他对我笑了笑。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陈大爷。”我哽咽着，叫了一声。

“坐。”他指了指对面的石凳。

我坐下，局促不安，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小王给我们沏了茶，然后就悄悄地退了出去，关上了院门。

院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还有头顶的月亮和星星。

“信，我看了。”陈老先开了口，“十年了，过得不容易吧？”

我点了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记得你。那个拎着扁担，敢跟三个小流氓叫板的东北小子。”他喝了口茶，继续说，“你当时说，我像你二舅。其实，我跟你父亲，年纪应该差不多。”

我愣住了。

“你的事，我后来了解过一些。”他平静地说，“你在深圳，很拼。从小柜台，到小作坊，很不容易。”

我的心一紧。

他……他一直在关注我？

“我没有监视你的意思，你别误会。”他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只是当年你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让小王，每年都去了解一下你的近况。就当是……一个长辈，对一个晚辈的关心吧。”

我彻底说不出话了。

我以为我是一棵无人问津的野草。

原来，一直有一双眼睛，在远远地看着我。

“说说你的厂子吧。”他说，“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

我定了定神，把我的困境，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

我说得很乱，很激动。

他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

等我说完，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问我：“你觉得，你的充电器，质量怎么样？”

“绝对没问题！”我拍着胸脯说，“我用的都是最好的料，每个产品都亲自测试过。比市面上那些大牌子的，只好不差！”

“那你的价格呢？”

“比他们便宜三成！”

“质量好，价格低，为什么还卖不出去？”他看着我。

我噎住了。

是啊，为什么？

我以前总觉得，是运气不好，是市场不行，是客户没良心。

但我从来没想过，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小峰啊，”陈老的语气，像个普通的长辈在跟子侄聊天，“你有没有想过，你只是一个好的‘工匠’，但不是一个好的‘商人’？”

我愣住了。

“你只知道埋头做产品，但你懂市场吗？你懂品牌吗？你懂渠道吗？你懂未来的趋势吗？”

他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我哑口无言。

“零七年，不是危机，是转机。”他说，“那些靠着低价、山寨起家的模式，已经走到头了。活下来的，是那些有技术、有品牌、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你的那几个大客户，不是跑了，是他们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你把宝全押在他们身上，他们一倒，你就跟着倒。”

“你觉得你走投无路了。但在我看来，你只是走到了一条死胡同的尽头。你应该做的，不是在墙上撞得头破血流，而是转身，去找一条新的路。”

他的话，像一把锤子，一锤一锤地敲在我的心上。

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看过我的失败。

我一直以为我是受害者。

现在我才明白，我可能只是个被时代淘汰的人。

“那……那我该怎么办？”我颤抖着问。

“两条路。”他说，“第一，申请破产，认输。回老家，或者在深圳找份工作，安安稳稳过日子。这不丢人。”

我摇了摇头。

我不甘心。

“第二，”他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把你的产品，做到极致。然后，走出去。”

“走出去？”

“对。国内的市场，是红海。但国外的市场，尤其是那些发展中国家，是蓝海。你的产品，质量好，价格有优势，为什么不能卖到非洲去？卖到东南亚去？卖到南美去？”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

像被一道闪电劈中。

我从来没想过。

我的世界，一直就只有华强北，只有珠三角。

我从来没想过，我的充电器，可以卖到国外去。

“可是……我没人脉，没渠道，我连英语都不会说……”我结结巴巴地说。

“这些是问题，但不是死结。”他说，“广交会，你知道吗？各种行业展会，你知道吗？阿里巴巴，那时候也刚开始做出口通，你知道吗？”

“政府现在有很多扶持中小企业出口的政策，你知道吗？”

我摇摇头。

我全都知道。

但我从来没觉得，这些东西跟我有关系。

我觉得那是大公司才能玩的游戏。

“小峰，这个世界，机会一直都在。只是看你有没有眼睛去发现，有没有勇气去抓住。”陈老站了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不会给你一分钱，也不会帮你打一个电话。路，要靠你自己走。”

“但是，我可以给你指个方向。”

他让小王拿来一份文件。

是一份关于国家对非洲电子产品出口的政策分析报告。

还有一份，是未来几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发展预测。

很内部的资料。

“这些，你拿回去，好好看，好好想。”他说，“想明白了，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接过那两份沉甸甸的文件，手在抖。

这比给我一百万，一千万，还要珍贵。

这是“渔”，不是“鱼”。

“明天，让小王带你在北京转转。”陈老说，“来都来了，别急着走。”

“谢谢您，陈大爷。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用说。”他摆了摆手，“当年在深圳，你帮我，没想过要回报。今天我帮你，也一样。”

“你身上有股劲儿，别让这点困难给磨没了。”

那天晚上，我跟陈老聊了很久。

从我的小工厂，聊到国家的大政策。

从深圳的城中村，聊到世界经济的格局。

我感觉，我这十年白活了。

我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线团，被他一根一根地解开，理顺。

我看到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新世界。

临走的时候，他送我到院门口。

他突然说：“走，带你散散步。”

我跟着他，走出了小院。

我们没有原路返回，而是走向了那片红墙的更深处。

周围很安静，只能听到我们的脚步声和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走着走着，突然意识到。

我……我这是在中南海里散步？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我转头看着陈老。

他还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好像只是在自家的后花园里溜达。

“紧张了？”他笑了。

我点了点头。

“这里，没什么神秘的。”他说，“也就是个大点儿的院子。住在这里的人，也都是普通人。一样要吃饭，睡觉，一样有烦恼。”

“只不过，他们烦恼的，是国家的事。你烦恼的，是你自己的事。”

“但道理，是相通的。”

“把国家当成一个大公司，把一个省当成一个事业部，把一个城市当成一个项目组。你把你的小工厂管明白了，很多大道理，自然也就通了。”

我们走到一个湖边。

湖水平静如镜，倒映着天上的月亮。

“小峰，记住。”他指着湖里的月亮，“人这一辈子，就像这水里的月亮。看着很美，但一碰就碎。”

“真正撑着你的，不是这些虚无缥缈的倒影，而是你脚下踩着的这片土地，是你身边的人，是你自己心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

“回去吧。深圳那片土地，能长出参天大树。别把自己活成一棵草。”

那一刻，我站在中南海的湖边，看着这个改变了我一生的老人。

我对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第二天，我离开了北京。

我没有带走一分钱的资助，只带走了那两份报告，和陈老的一番话。

回到深圳，我没有回家。

我把自己关在工厂的办公室里，整整三天三夜。

我把那两份报告，翻来覆去地看，每个字都掰开来研究。

我上网，查资料，查广交会，查阿里巴巴，查所有跟出口有关的信息。

三天后，我走出了办公室。

阿芳看到我，吓了一跳。

我满脸胡茬，眼睛里全是血丝。

但我对她笑了。

“阿芳，我们不破产了。”我说，“我们要做全世界的生意。”

接下来的故事，可以说，也可以不说。

我遣散了一半的工人，把所有的钱，都投进了产品研发和模具改造。

我拿着我的新产品，一个人，背着包，坐着绿皮火车，去了广州。

我在广交会的展馆外，站了三天。

给每一个路过的外国人，递我的宣传单，用我蹩脚的英语，介绍我的充电器。

我被人当成骗子，被人轰走。

但第四天，一个来自尼日利亚的黑人兄弟，停下了脚步。

他拿了我的样品，测试了一下。

然后，他给了我一张三十万个充电器的订单。

那是我的第一桶金。

也是我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后来的几年，我的工厂，从深圳搬到了东莞。

从几十人，变成了几百人，几千人。

我的品牌“Feng”，在非洲，在东南亚，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

我有了自己的写字楼，有了自己的研发中心。

我把阿芳和孩子，接到了一个很好的小区。

我给阿芳买了很多很多首饰，比她当年当掉的，多一百倍。

我再也没见过陈老。

我给他写过信，汇报我的情况。

小王秘书给我回过信，说陈老很高兴，让我继续努力。

二零一五年，我从新闻上看到，陈老去世了。

讣告很简单，说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经济领域专家，党和国家的忠诚战士”。

照片上，他还是那么平静，那么温和。

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了一整夜。

我给他点了一根烟，给自己也点了一根。

就像十年前，我在北京的那个夜晚一样。

现在，我偶尔还会回到深圳，回到华强北。

那里已经变了模样。

但每次走在那片土地上，我都会想起一九九七年的那个雨夜。

那个拎着扁担，一无所有，却敢为陌生人出头的东北小子。

我也会想起，那个站在雨中，背脊挺直的老人。

是他们，共同成就了今天的我。

我常常跟我儿子李想说一个故事。

我说，你爸这一辈子，救过一个大人物。

但那个大人物，没有给你爸金山银山。

他只是告诉你，天，到底有多高；路，到底有多宽。

剩下的，都得靠你自己，一步一步地走。

这就是我，李峰的故事。

一个从东北林场，走到深圳街头，最后把充电器卖到全世界的普通人的故事。

也是一个关于九七年的雨夜，和十年后中南海的月亮的故事。

来源：花开星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