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9年，北京故宫门前，一位身着旧呢大衣的中年男子站在人群之中，手里捏着一张进宫门票，神情复杂。

1959年，北京故宫门前，一位身着旧呢大衣的中年男子站在人群之中，手里捏着一张进宫门票，神情复杂。

他不是游客，却也不是主人，他的名字叫爱新觉罗·溥仪。

曾是九五之尊，今日却以“普通人”的身份踏入“旧宅”。

而就在这年，他在派出所填写户籍表时，落笔写下自己的学历？

他写了什么，一个末代皇帝，到底文化如何？

1908年，三岁的溥仪还不懂“皇帝”二字，就被抱上了太和殿的金漆龙椅。

当慈禧太后在内廷宣布他将继承皇统之时，他正大哭不止，哭声盖过了百官的山呼万岁。

彼时的他只是一个失去了玩伴、惊恐万状的孩童。

六岁那年，溥仪正式迎来了属于皇帝的启蒙教育。

宫中为此择日定吉，由隆裕太后亲自选派老师，钦天监挑选黄道吉日，寓意“开笔有福，皇运昌隆”。

他的书房设在中南海瀛台补桐书屋，这原是光绪帝被幽禁时的住所，如今成了这个小皇帝的学堂。

不久后，书房迁至紫禁城内的毓庆宫。

这曾是光绪帝的启蒙之地，如今又成了溥仪的“课堂”。

教室位于宫殿西侧两间敞间之中，靠窗放置一张红木案几，案上铺着黄绫绸缎，摆满了笔墨纸砚。

靠墙的炕沿上整齐排列着帽筒、香炉、瓷瓶，太监每日负责焚香净室。

授课方式别具一格，溥仪坐在炕上，案前摊开的是一卷卷以《十三经》为主的宫廷定本：有《朱子家训》《圣武记》，也有《大清开国方略》等帝王心法。

这些书非流通版本，而是专为皇室定制的版本，字体端正，版式严谨。

教师站立讲授，不得坐下，“虽师，臣也；虽徒，君也”，在皇权之下，哪怕是一位须发皆白的饱学之士，也必须低头讲课，不可僭越规矩半分。

授课内容以朗读为主，不强制背诵，也不设考试，但每日的“请安念书”制度，却堪比现代的随堂测验。

这项规矩，是隆裕太后亲定。

每日天不亮，太监总管便要提前到溥仪卧房门口，站在外头大声背诵昨日功课。

如此一来，即便是躺在榻上蒙头大睡，耳边也被灌得滚瓜烂熟。

待到请安时，小皇帝必须当着太后的面，原原本本地朗读前一天的课程内容。

朗读时如若出现错漏，太后虽不会责罚，却会轻描淡写地说一句：“陛下要再用些心。”

宫廷之外的学童或许面对的是父母的催促、先生的板尺，而溥仪则被一整套制度“规训”着长大。

金顶小轿进殿，太监开道、师生列队，上学如同朝政。

这种教育并非培养知识分子，而是塑造一位帝王的气度。

1919年，溥仪却比往常起得更早，因为今天将见到一位传说中的“洋先生”。

这位英国人不仅身材高大、头发花白，而且据说能背诵唐诗、研读儒经，更是牛津大学的高材生，他的名字叫庄士敦。

从英国皇室到印度殖民，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讲到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位洋教师用一口抑扬顿挫的牛津腔英语娓娓道来。

溥仪听得一愣一愣，他从未想过，一个外国人居然能把儒家经典与西方哲学，一并讲得头头是道。

更让他吃惊的是，庄士敦没有半点仆从般的谄媚，也没有中式教师那种“虽师臣也”的卑微。

他坐在皇帝对面，眼神坦荡，语气温和，随着时间推移，两人逐渐建立起一种超越师生、接近朋友的关系。

溥仪喜欢模仿庄士敦念英文的方式，尤其钟情那一口圆润的英音，有时还偷偷学着他的腔调，站在镜子前自言自语：“How are you，sir?”

偶尔被太监撞见，他也不恼。

而在英语水平方面，溥仪的进步堪称飞跃。

他能用流利的英语进行日常对话，还能模仿庄士敦的口音，用一口“牛津腔”念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一次，他在庄士敦生日宴上，用英语即兴朗诵了一段《哈姆雷特》的独白：“To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声音虽稚嫩，却极为标准。

庄士敦听罢，起身鞠了一躬：“Your Majesty，your English is far better than many of my students at Oxford.”

这段经历让溥仪开始意识到，皇帝的身份并非万能的金身，他只是生在一个时代浪潮前的孩子，而庄士敦，是那个引他走出皇城，仰望世界的人。

1959年12月，北京的一家派出所，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户籍登记者。

他穿着洗得泛白的旧呢大衣，袖口磨毛，裤脚被细细叠起，一双黑布鞋在地上悄然无声。

溥仪依照组织安排，为即将入职的园艺工作补办手续。

当户籍表发到他手中，他提笔落墨，“姓名”一栏写下了五个工整的字：爱新觉罗·溥仪。

在“文化程度”一栏，他略作迟疑，最后缓缓写下两个字，“初中”。

这个细节，几乎震惊了不少人，曾坐九五之尊、登三次帝位、出版过自传、受聘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末代皇帝，居然只有“初中”学历？是他太谦虚，还是另有隐情？

从形式上看，溥仪的确没念过现代意义上的小学、中学，更别提高等教育。

他没有考过试、领过毕业证，也未曾在教室中坐在木桌前听过校钟铃响。

但若将“学历”与“文化程度”完全划上等号，却也是一种误解。

溥仪自六岁入学，在宫中接受的，是一种独属于帝王的“定制化教育”。

他的课本是用黄绫装帧的《十三经》、手抄版的《朱子家训》，以及清廷内府特编的《大清开国方略》《圣武记》。

这些内容，浓缩了千百年来王朝治国的心法，远比一套初中教材来的晦涩复杂。

他熟知《大学》《中庸》的章节结构，能背诵《论语》《孟子》并附以注疏。

在他六七岁时，便能准确说出“六艺”在不同朝代的演变，还曾将《春秋三传》做对照学习。

汉文之外，他还被要求学习满文、英文、历史、政治、地理，甚至包括礼仪、辩经、书画等。

教授他汉学的，是清末遗老如朱益藩、陈宝琛、梁鼎芬这些朝中名宿；教他英文的，是英国牛津大学出身、曾任香港总督秘书的庄士敦。

这些人，放在今天，皆可独当一面，甚至是学术泰斗。

他能一口气背出《资治通鉴》的多个朝代纪年，也能娓娓道来英国议会制度的运作。

他写得一手好小楷，工整清秀；诗词歌赋虽未出版，却自成风骨；更会画插图编小书，自娱自乐。

他的英文发音，被外国传教士称为“比一般大学生还纯正”，还带有明显的“牛津腔”。

他不只是能听能说，还能直接用英文书写信件与日记。

这些文化能力，是时间沉淀，身份加持下的文化深度。

那么，溥仪为何对自己的学历只写“初中”呢？

1959年的他，已不是皇帝，而是新中国的一名普通公民。

或许他是想以“初中”二字，压低自己的文化“档次”，也是压低身上的皇权，以示愿从头做人。

这种姿态，与当下社会对“学历”的迷信，形成了强烈反差。

今天的人们习惯于用文凭判断一个人的能力，用考试成绩划定文化高低。

而溥仪的例子恰恰提醒我们，学历只是通往知识的路径之一，文化程度更关乎一个人的学习广度、精神气质、思维深度。

一个未进过大学的皇帝，却能读儒学、讲英文、研史论政、练书法、写诗文，最终写出一部影响深远的《我的前半生》。

而今一些人虽拥有硕士博士的头衔，却连一篇完整的文稿都难以独立完成，谈起历史文化，只能机械重复教材内容。

在这样的对比下，谁才是真正的“有文化之人”，答案便不言而喻。

文化是烙印在骨子里的修养，是藏在举止与语言中的底蕴。

知识可以考试，文化却须沉淀；学历可以量化，修养却需一生熏陶。

来源：心游万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