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皇帝还在宫里，奏报一封接一封，可前线传来的消息只有两个字——“撤退”。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年冬天，吐蕃兵进了长安。

没人拦得住。

守军不是没准备，而是没人出手。

皇帝还在宫里，奏报一封接一封，可前线传来的消息只有两个字——“撤退”。

最后，李豫被迫放弃京城，仓皇出逃。

那时候城里百姓已经开始抢粮，宫廷的车驾都混不清方向。

这事儿说起来怪，八年前还是另一番景象。

公元755年，长安正处于盛世尾声。

唐玄宗年近花甲，宠爱杨贵妃，政务交给了李林甫、高力士这些人打理，外边的军权则交到了安禄山等节度使手里。

朝内朝外，一片太平的样子。

可谁也没想到，这个太平只是表面。

安禄山起兵那年是天宝十四年，十二月。

他从范阳南下，号称三十万大军，实则十万出头，大部分是从东北调来的边军，战斗力不弱。

唐玄宗最初不信。

说安禄山不过是个胡人杂将，不足为惧。

等到太原、洛阳接连失守，才惊觉大势不妙。

这时候，皇帝开始调兵，诏令勤王。

第一批响应的，是河西、陇右的老兵，还有从西域赶回来的安西军。

他们远在数千里之外，接到命令后不计代价赶往中原。

那段时间，整个帝国的调动效率其实还在。

仅长安一地，就征集了十几万新兵，训练一周就被派往前线。

洛阳也动员了六万人，由封常清带队增援。

虽说兵员素质参差不齐，但这股子动员力，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可问题也在这时候暴露出来了。

皇帝对大将不信任，尤其是功高者。

封常清、高仙芝在潼关大战前被斩，哥舒翰被逼出战，结果大败。

灵宝一战之后，唐军主力几乎全毁。

长安失守，玄宗出逃，这才是唐朝真正的转折点。

那会儿，河北各地其实已经自发组织了反叛军的义军。

颜真卿、颜杲卿兄弟在山东一带坚持抵抗，睢阳的张巡死守孤城，甚至到了人吃人的地步也没投降。

可惜，中央朝廷的调度跟不上节奏。

河东、朔方这些唐军骨干部队，本该是勤王主力，但调令一出，没人动。

不是不忠，而是怕。

他们眼看着中央接连杀大将，谁还敢贸然出兵？

后来打赢了。

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这些人重新整合兵力，慢慢把安史叛乱压了下去。

可代价太大了。

八年战争，河北人口十不存一。

大运河北段瘫痪，粮草难运。

江南财赋被压榨到极限，各地频发民变。

陇右、河西主力被打残，西北防线崩溃，吐蕃趁虚而入，直接推进到关中。

763年，吐蕃再度南下。

这一回，没有人再主动出兵。

李豫逃亡途中连发数道勤王令，连一个节度使都没理他。

最终，还是郭子仪带着残余旧部赶回来，才稳住局势。

说实话，这时候的唐朝已经不是当初的唐朝了。

安史之乱前，唐玄宗一个调令能撤掉整个河北节度使。

安史之后，各地节度使成了地方诸侯，谁也不管中央怎么想。

中央政府手里的财政、兵权、人事权都被架空了。

这就是那场战争留下的最大后遗症。

更深层的问题，其实出在“系统冗余”上。

唐朝前期制度建立得好，各地有预备粮、有预备兵、有预备官。

哪怕临时出事，总有人能顶上。

但八年大战，把这些冗余全耗光了。

以前是十个锅盖盖五个锅，出了事还能调一个盖上。

后来是五个锅盖盖十个锅，出一点事就顾不过来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人心没了。

那些最早响应的老兵、义军、百姓，在一次次被忽视、被出卖、被牺牲之后，不再相信这个政权了。

他们不是不忠，而是心寒。

张巡死守睢阳，最后没等来援军；颜杲卿被俘后拒降，被剁成肉泥；仆固怀恩出身边地，忠心耿耿，最后也因为皇帝猜忌被逼反。

这不是偶然。

大唐的“老实人”——那些不争权、不抢功、只知道死守岗位的人，在战争中撑起了整个国家。

但也正是他们，被消耗得最干净。

有人说，唐朝能挺过安史之乱，靠的是制度底子厚。

可后来再也没有人能把这些底子补回来。

制度可以修，兵力可以练，粮草可以调。

可老实人失望了，信任没了，那就真没了。

从763年那次吐蕃入侵以后，长安城再也没有像样的防线了。

参考资料：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华书局，2011年。

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2006年。

黄永年，《唐史十论》，中华书局，2005年。

傅乐成，《中国通史》，台北：正中书局，1993年。

王仲荦，《唐代长安与西域关系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

来源：一盏明灯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