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1年的夏天，热得邪乎。刚入伏那几天，太阳跟个火球似的挂在天上，把土路晒得冒白烟，踩上去能烫得人直蹦。我揣着厂里劳资科给的调令，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永久”自行车，往城郊的仓库赶。路上遇到拉煤的驴车，赶车的老汉挥着鞭子喊：“小子，去仓库？那地方偏

第一章 接了个“肥差”

1981年的夏天，热得邪乎。刚入伏那几天，太阳跟个火球似的挂在天上，把土路晒得冒白烟，踩上去能烫得人直蹦。我揣着厂里劳资科给的调令，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永久”自行车，往城郊的仓库赶。路上遇到拉煤的驴车，赶车的老汉挥着鞭子喊：“小子，去仓库？那地方偏，晚上可得留神！”

我叫王建国，那年二十七，在红星仪表厂当钳工五年了。前阵子车间主任找我谈话，说城郊新盖了个原料仓库，缺个看守员，问我愿不愿意去。我琢磨着，车间里每天跟机床打交道，震得手麻，夏天车间里跟蒸笼似的，仓库虽说偏，好歹是个单独的院儿，说不定还凉快些。再说，看守员是“轻省活儿”，不用天天计件，工资一分不少，就是晚上得值夜班。我光棍一条，住厂里的集体宿舍，值夜班也没啥牵挂，就一口答应了。

到了仓库，老远就看见两排红砖平房，围着一人多高的土墙，墙头上插着碎玻璃，门口挂着“红星仪表厂原料仓库”的木牌子，油漆都还没干透，透着股新气。守门的老张头正坐在门房的竹椅上打盹，手里的蒲扇掉在地上，呼噜打得震天响。我推醒他，递上调令。老张头眯着眼看了半天，又瞅了瞅我，说：“你就是王建国？行，跟我来。”

仓库分前后院，前院是办公区，就一间值班室和老张头的宿舍；后院是货区，三个大库房，分别堆着铜丝、塑料颗粒和电子元件——这些都是厂里的宝贝，尤其是铜丝，那会儿市面上紧俏，按计划供应，丢一点都得上报。老张头领着我转了一圈，指着中间那间值班室说：“以后你就住这儿，晚上值夜班，主要是盯着后院的库房，每俩小时巡逻一次，记好台账。”他顿了顿，压低声音，“这地方偏，周围都是庄稼地，偶尔有游手好闲的，可得把门锁好，尤其是后墙，挨着高粱地，别让人钻了空子。”

我点点头，心里没太当回事。那会儿社会治安还算好，厂里的仓库又有围墙，能出啥事儿？老张头似乎看出我的心思，撇撇嘴：“你别不当真，上个月隔壁农机厂的仓库就丢了两袋化肥，到现在没找着。这仓库里的东西，随便拿点出去，都够普通人过俩月了。”

我这才正经起来，跟着老张头学怎么锁库房的大铁锁——那锁是“三环”牌的，沉甸甸的，钥匙有巴掌长，得插到底拧三圈才保险。又学了怎么记台账，每笔原料的进出都得写清楚日期、数量、经手人，一个字都不能错。老张头教完，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年纪大了，晚上熬不住，以后夜班主要靠你。白天我在这儿，有事喊一声。”

当天下午，我就把铺盖从厂里宿舍搬了过来。值班室不大，也就十几平米，摆着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角还有个煤炉，冬天能取暖。窗户对着前院的空场，夏天开着窗，能吹进点风，比车间凉快多了。我把铺盖铺好，桌上摆上搪瓷缸子和饭盒，就算安了家。

头几天值夜班，确实没啥事儿。晚上八点，老张头锁好前院大门回家，我就坐在值班室里，要么看《人民日报》，要么听半导体收音机——那收音机是我攒了三个月工资买的，能收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省台，晚上有评书连播，刘兰芳的《岳飞传》正讲到热闹处。每俩小时，我就拿上手电筒，绕着后院转一圈，库房的门锁都好好的，墙头上的碎玻璃也没动过，周围只有庄稼地里的虫鸣和风吹高粱叶的“沙沙”声。

有天晚上，我巡逻到后墙，听见高粱地里有动静，心里一紧，举着手电筒照过去，光柱里窜出一只野兔，“噌”地一下跑没影了。我松了口气，笑着骂了句“胆小鬼”，又继续巡逻。那时候我觉得，这看守员的活儿，确实是个“肥差”，清闲，还没人管着，比在车间里自在多了。

大概过了半个月，厂里给仓库送来了一批新的铜丝，装了满满一库房。库管员李大姐来交接的时候，特意嘱咐我：“建国，这批铜丝金贵着呢，厂里生产急着用，你晚上可得看紧点，别出岔子。”我拍着胸脯保证：“李姐放心，有我在，一根铜丝都丢不了。”

那天晚上，我睡得不踏实，总觉得心里有事。半导体里的评书都没心思听，每隔一个小时就去后院巡逻一次。月光挺好，把后院照得亮堂堂的，库房的铁锁在月光下泛着冷光。我绕着库房走了两圈，没发现啥异常，回到值班室，刚想坐下，就听见后院传来“咔哒”一声轻响——像是有人在撬锁。

我心里“咯噔”一下，抄起门后的扁担（那是老张头准备的，说是防身用），蹑手蹑脚地往后院走。月光下，我看见库房门口蹲着一个黑影，正低着头，手里拿着个东西在撬锁。我屏住呼吸，慢慢靠近，离着还有三四米的时候，那黑影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猛地回头。

我举着手电筒照过去，光柱正好打在她脸上——是个女人，看着二十出头的年纪，头发乱蓬蓬的，脸上沾着泥，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裤子膝盖处磨破了，露出里面的补丁。她的眼睛很大，此刻满是惊恐，手里还攥着一根弯了的铁丝。

“你干什么的！”我大喝一声，举起了扁担。

那女人吓得一哆嗦，手里的铁丝掉在地上，转身想跑，可刚跑两步，就被地上的石头绊倒了，摔在地上。我几步冲过去，按住她的胳膊，她挣扎着，嘴里发出呜咽声。我把她拽起来，押着她往值班室走，她的胳膊很细，隔着衣服都能摸到骨头，浑身发抖，像是怕得不行。

到了值班室，我把她按在椅子上，打开灯。灯光下，我看清了她的样子：脸很黄，颧骨有点高，嘴唇干裂，嘴角还沾着点泥土。她低着头，不敢看我，双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都泛白了。我从桌上拿起搪瓷缸子，倒了点凉水，递过去：“先喝点水。”

她犹豫了一下，接过缸子，双手捧着，小口小口地喝着，手还在抖。我坐在她对面，盯着她：“说吧，你是谁？为什么撬仓库的锁？”

她喝了半缸水，似乎镇定了一点，但声音还是发颤：“大……大哥，我……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那你拿着铁丝撬锁是干啥？”我提高了声音，“这仓库里的东西都是厂里的，你知道偷东西是啥后果吗？”

她的身子抖得更厉害了，眼泪“唰”地一下流了下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衣服上。“大哥，我错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你别报警，行不行？我……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愣住了。我以为她会狡辩，会求饶，可没想到她会说出这样的话。看着她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样子，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那会儿虽然社会治安好，但小偷小摸也不是没有，一般抓住了，要么送派出所，要么通知单位。可这女人看着不像惯犯，倒像是被逼急了。

我叹了口气，放缓了语气：“你先别哭，说说到底咋回事。你要是真有难处，说不定能想办法，可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只能按规矩来。”

她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嘴唇动了动，过了好一会儿，才断断续续地说出了她的事儿。

第二章 她叫李秀兰

她叫李秀兰，家在离县城二十多里的李家庄。她男人去年冬天在地里干活，被拖拉机撞了腿，断了两根骨头，住了半个月院，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了队里一百多块钱的债。男人腿好后，干不了重活，只能在家喂喂猪，地里的活儿全靠她一个人。

今年春天，她女儿小娟得了肺炎，在公社卫生院住了一个星期，又花了几十块。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粮食缸里就剩半袋玉米面，还是邻居给的。她男人躺在床上唉声叹气，女儿天天喊饿，她实在没办法，就想着出来找点东西换钱。

她听村里去县城赶集的人说，城郊有好几个工厂的仓库，里面有铜丝、铁件啥的，这些东西在废品站能卖不少钱。她犹豫了好几天，终于在今天下午，揣着两个玉米面窝头，步行来了城郊。她绕着几个仓库转了转，发现我们这个仓库的后墙挨着高粱地，比较隐蔽，就等到天黑，想撬锁进去偷点铜丝。

“大哥，我真不是想偷多少，就想偷一小把铜丝，换点钱给孩子买两斤饼干，再买点玉米面……”李秀兰说着，又哭了起来，“我知道错了，你别送我去派出所，要是让村里人知道了，我男人和孩子以后可咋做人啊……”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一百多块钱的债，现在听着不多，可在1981年，那可是个天文数字。我一个月工资才三十七块五，一百多块得攒三个多月。她一个农村妇女，家里男人残疾，孩子生病，确实够难的。

可我是仓库看守员，丢了东西我得负责。要是我放了她，万一以后仓库再丢东西，我都说不清。而且，偷东西就是偷东西，不能因为有难处就犯法。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家里的难处我能理解，但你撬锁偷东西，这是事实。我要是放了你，就是失职。”

李秀兰一听，哭得更凶了：“大哥，我给你磕头行不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说着，她就要从椅子上站起来磕头。

我赶紧按住她：“别这样，你先坐着。”我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月光。院里的梧桐树叶被风吹得“哗哗”响，远处传来几声狗叫。我琢磨着，送她去派出所吧，她肯定得被拘留，她家里的男人孩子咋办？不送吧，我又没法交代。

就在这时，我想起了老张头说的，上个月农机厂仓库丢了化肥，到现在没找着。要是我把李秀兰交上去，说不定能帮厂里立个功，可那样一来，她的家就毁了。我又想起我小时候，家里也穷，我爹去世得早，我娘一个人拉扯我和弟弟，有时候也揭不开锅，全靠邻居帮衬。那时候要是有人能帮衬一把，我娘也不用那么辛苦。

我转回身，看着李秀兰：“你说你就想偷一小把铜丝？”

她点点头，眼泪汪汪地看着我：“嗯，就一小把，够换十块八块的就行。”

我走到桌前，从抽屉里拿出我这个月的工资——三十七块五，是昨天刚领的，还没怎么花。我数了二十块钱，递给她：“这二十块钱你拿着，回去给孩子买吃的，再买点粮食。”

李秀兰愣住了，看着我手里的钱，不敢接：“大哥，这……这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

“拿着吧，”我说，“算是我借你的。你回去好好过日子，别再想偷东西了。以后要是实在有难处，就来仓库找我，说不定我能帮你想想办法，比如介绍你去厂里的家属院干点零活，打扫卫生啥的，也能挣点钱。”

李秀兰看着我，眼泪又流了下来，这次是感动的泪。她接过钱，双手攥得紧紧的，嘴唇哆嗦着：“大哥，你……你真是好人……我……我该咋谢你啊……”

“不用谢，”我说，“你记住，以后不管有多难，都不能走歪路。偷东西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事情更糟。”

她使劲点点头：“我记住了，大哥，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这钱我一定会还你的，等我家里缓过来，我就来还你。”

我笑了笑：“不急，你先把家里的事儿处理好。现在天晚了，你一个女人家，走夜路不安全，我送你到村口吧。”

李秀兰连忙摆手：“不用不用，大哥，我自己能走，不麻烦你了。”

“没事，我正好也得巡逻，顺便送你一段。”我拿起手电筒，又从桌上拿起两个我中午没吃的白面馒头——那是厂里食堂发的，我舍不得吃，想留着当夜宵。我递给李秀兰：“这个你拿着，路上吃。”

李秀兰接过馒头，眼泪又下来了，她哽咽着说：“大哥，你真是个大好人……”

我领着李秀兰从仓库的侧门出去——前院大门已经锁了，侧门是平时巡逻用的，也得用钥匙开。我锁好侧门，陪着她往李家庄的方向走。路上，她跟我聊起了她的女儿小娟，说小娟今年五岁，长得很可爱，就是身体不好，总生病。她说等家里好了，一定要带小娟来谢谢我。

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就到了李家庄的村口。村口有棵老槐树，树下坐着几个乘凉的老人。李秀兰停下脚步，说：“大哥，到这儿就行，你回去吧，谢谢你送我。”

我点点头：“回去吧，好好照顾家里，有难处就来找我。”

“哎，”李秀兰应着，又深深地鞠了一躬，“大哥，你叫啥名字啊？我以后好来还钱。”

“我叫王建国，红星仪表厂的，你到仓库找王建国就行。”

“好，王大哥，我记住了。”李秀兰说完，转身往村里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才消失在夜色里。

我站在村口，看着她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转身往仓库走。路上，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既觉得帮了人，又有点担心——万一她以后再犯咋办？万一仓库真丢了东西，我这二十块钱是不是打水漂了？

回到仓库，已经快十二点了。我坐在值班室里，没心思听收音机，也没心思睡觉。我想起李秀兰那双满是惊恐和绝望的眼睛，想起她女儿小娟喊饿的样子，心里就堵得慌。

第二天早上，老张头来接班，问我晚上睡得咋样。我犹豫了一下，没说李秀兰的事儿，就说挺好，没啥异常。老张头点点头，说：“那就好，你赶紧回去睡会儿吧，白天补补觉。”

我回到值班室，躺到床上，可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李秀兰的样子，还有她家里的难处。我琢磨着，要不真给她问问厂里家属院的零活？厂里家属院有几栋楼，平时需要人打扫卫生，清运垃圾，虽然工资不高，一个月也就二十块钱，但好歹能帮她补贴点家用。

下午，我去厂里办事，特意绕到家属院的居委会。居委会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妈，姓刘，平时和厂里的人都挺熟。我跟刘主任说了李秀兰的情况，问她家属院有没有零活。

刘主任听了，说：“巧了，最近二号楼的卫生没人打扫，之前的张大妈回老家了，正缺个人。一个月二十块，管一顿午饭，你让她明天来试试？”

我心里一喜，连忙说：“谢谢刘主任，我让她明天一早就来。”

从厂里回来，我心里踏实多了。晚上值夜班的时候，我想着李秀兰明天就能来干活，说不定她家里的情况能慢慢好起来，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

大概过了三四天，那天下午我正在值班室看书，听见前院有人喊：“王大哥在吗？”

我抬头一看，是李秀兰。她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也干净了不少，虽然还是有点黄，但气色比上次好多了。她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子，走到值班室门口，笑着说：“王大哥，我来还钱了。”

她从布袋子里拿出二十块钱，递给我：“这是你上次借我的二十块，我昨天领了家属院的工资，先给你还上。”

我接过钱，有点意外：“你这么快就领工资了？”

“嗯，刘主任说先预支我半个月的工资，让我给孩子买东西。”李秀兰笑着说，又从布袋子里拿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我，“这是我家自己种的花生，刚晒干的，你尝尝。”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饱满的花生，带着一股阳光的味道。我抓了一把，剥了一个，挺香。我说：“谢谢你，不用这么客气。”

“应该的，要不是你，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李秀兰说，“我女儿小娟好了，昨天我带她去县城买了两斤饼干，她吃得可开心了。”

看着她脸上的笑容，我心里也挺高兴。我说：“那就好，以后好好干活，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

“嗯，我知道。”李秀兰点点头，“王大哥，我以后能不能经常来看看你？我家离这儿不远，走路半个多小时就到了。”

我想了想，说：“行啊，你要是没事，就来坐坐，聊聊天。”

从那以后，李秀兰经常来仓库看我。有时候她下班早，就会带点家里种的蔬菜，比如茄子、黄瓜、西红柿，有时候会带两个她蒸的玉米面窝头。我也会偶尔给她点厂里发的劳保用品，比如肥皂、手套啥的。

老张头看出点端倪，有次私下问我：“建国，那个经常来的农村妇女是谁啊？跟你啥关系？”

我就把李秀兰的事儿跟老张头说了一遍，不过没说她偷东西的事儿，只说她是我一个远房亲戚，家里困难，我帮她找了个零活。老张头哦了一声，没再多问。

日子一天天过去，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仓库里的原料进进出出，一切都很正常。我和李秀兰的关系也越来越近，她经常跟我聊家里的事儿，聊她的男人，聊她的女儿。我也会跟她聊厂里的事儿，聊我在车间的日子。

我发现，李秀兰虽然是个农村妇女，但很勤快，也很聪明。她在家属院打扫卫生，把楼道扫得干干净净，垃圾桶也清理得很及时，住户们都很喜欢她。刘主任还特意跟我说，要给她涨工资，涨到一个月二十五块。

有天晚上，李秀兰来仓库给我送她刚蒸的红薯。那天我正好值夜班，她坐在值班室里，跟我聊到很晚。她说她男人的腿好多了，能下地干点轻活了，女儿小娟也长胖了，还能跟着村里的孩子一起去学堂认字了。

“王大哥，真谢谢你，”李秀兰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要是没有你，我们家真不知道该咋办。”

我笑了笑：“不用谢，都是应该的。”

那天晚上，她走的时候，我送她到侧门。月光下，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说：“王大哥，你一个人在这儿值夜班，挺孤单的吧？”

我愣了一下，说：“习惯了，也没啥。”

她没再说啥，转身走了。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有点异样的感觉。我知道，我可能对她动心了。

可我又有点犹豫。我是城里的工人，有正式工作，她是农村妇女，家里还有男人孩子。我们俩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再说，我要是跟她有啥牵扯，厂里的人会怎么看我？老张头知道了又会咋想？

我摇了摇头，把这些想法抛开。还是算了吧，就当是帮了一个困难的邻居，别想太多。

第三章 风波再起

可有些事情，不是想抛开就能抛开的。

十月中旬的一天，厂里来了个调查组，说是有人举报仓库看守员和外部人员勾结，偷卖厂里的原料。调查组的人找我谈话，问我有没有见过陌生人员进入仓库，有没有和外人私下接触过。

我心里一紧，知道肯定是有人看到李秀兰经常来仓库，起了疑心。我跟调查组的人说，李秀兰是我远房亲戚，家里困难，我帮她在厂里家属院找了个打扫卫生的活，她来仓库就是看看我，没进过后院的货区。

调查组的人显然不信，他们去家属院找了刘主任，又找了几个住户了解情况，确认李秀兰确实在那儿干活，而且表现很好。他们又去了李家庄，打听李秀兰的家庭情况，得知她男人残疾，女儿生病，家里确实困难。

虽然调查组没查出啥实质性的证据，但还是给我记了个“警告”，说我作为仓库看守员，不该让无关人员频繁进入仓库，影响不好。车间主任也找我谈了话，说让我以后注意点，别再给自己惹麻烦。

这件事之后，我心里挺郁闷的。我好心帮人，却落了个“警告”。李秀兰也知道了这件事，她来仓库找我，一个劲儿地道歉：“王大哥，都怪我，不该经常来给你添麻烦，让你受委屈了……”

我看着她，心里挺不是滋味：“不怪你，是我没处理好。以后你别再来仓库了，免得别人说闲话。”

李秀兰的眼圈红了：“那……那我以后咋找你啊？”

“你要是有事，就去厂里的传达室给我打电话，我要是有空，就过去找你。”我说。

她点点头，没再说啥，转身走了。看着她的背影，我心里酸酸的。

从那以后，李秀兰真的没再来过仓库。有时候我去家属院办事，会远远地看见她在打扫卫生，她也会看见我，冲我笑一笑，然后继续干活。我们俩就像是普通的熟人，再也没有之前那样的聊天了。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平静地过下去，可没想到，十一月初，仓库真的丢东西了。

那天早上，库管员李大姐来仓库盘点，发现三号库房里的铜丝少了一小捆，大概有五斤重。李大姐当时就急了，赶紧找我和老张头：“建国，老张，铜丝少了！这可咋办啊？”

我和老张头赶紧去三号库房查看，发现库房的锁完好无损，没有被撬过的痕迹。李大姐说：“昨天下午我盘点的时候还好好的，肯定是昨晚丢的！”

昨晚是我值夜班。我心里“咯噔”一下，昨晚我按规定每俩小时巡逻一次，都没发现异常，锁也好好的，怎么会丢东西呢？

老张头说：“会不会是你巡逻的时候没注意？或者是锁没锁好？”

“不可能，我每次巡逻都检查锁，昨晚最后一次巡逻是凌晨四点，锁还是好好的。”我说。

李大姐急得直跺脚：“这可咋办啊？五斤铜丝，值不少钱呢！要是上报厂里，我们都得受处分！”

我心里也急，五斤铜丝，按当时的价格，得值一百多块钱，比我三个月的工资还多。要是查不出来，我这个看守员肯定得被开除。

我仔细查看了库房的门窗，发现库房的后窗有一道缝隙，比平时大了一点。我凑近一看，窗台上有几个脚印，像是男人的脚印，尺码还不小。我心里琢磨着，小偷肯定是从后窗爬进去的。后窗离地面有两米多高，旁边有一棵梧桐树，小偷可能是顺着梧桐树爬上去的。

我赶紧去厂里报告了这件事，厂里很重视，派了保卫科的人来调查。保卫科的人查看了现场，提取了窗台上的脚印，又询问了我昨晚的巡逻情况。我把昨晚的巡逻路线和时间都告诉了他们，他们也没找出啥破绽。

保卫科的人怀疑是内部人员干的，因为库房的锁完好无损，小偷对仓库的情况很熟悉。他们找了仓库的所有工作人员谈话，包括我、老张头和李大姐，可都没查出啥线索。

这件事就这样僵持了下来，厂里给了我们一个星期的时间，要是再查不出来，就按规定处理。我心里压力很大，每天都在仓库里转悠，希望能找到点线索。

有天晚上，我巡逻到后墙，看着那棵梧桐树，突然想起了李秀兰。她之前说过，她知道仓库的后墙挨着高粱地，比较隐蔽。会不会是她干的？可她现在有工作，家里的情况也好多了，没必要再偷东西啊。而且，她一个女人，也爬不上两米多高的窗户。

我摇了摇头，觉得自己不该怀疑她。可心里又忍不住想，除了她，还有谁知道仓库的情况呢？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李秀兰找到了我。那天下午，我在厂里的传达室接到她的电话，她说有急事找我，让我去家属院的小公园见面。

我赶到小公园的时候，看见李秀兰坐在长椅上，脸色很不好。她看见我，赶紧站起来：“王大哥，我有件事要跟你说。”

“啥事儿？”我问。

“仓库丢铜丝的事儿，是不是还没查出来？”她问。

我点点头：“嗯，保卫科的人还在查。”

李秀兰犹豫了一下，说：“王大哥，我知道是谁干的。”

我心里一紧：“是谁？”

“是我男人的堂弟，叫李二柱。”李秀兰说，“他游手好闲，整天赌钱，欠了一屁股债。前几天他来我家，问我仓库里有啥值钱的东西，我没告诉他。可没想到，他竟然自己去偷了……”

“你怎么知道是他干的？”我问。

“昨天晚上，他偷偷摸摸地来我家，给了我男人五十块钱，说是赚的外快。我觉得不对劲，就追问他，他才承认是偷了仓库的铜丝，卖了一百多块，还了赌债，剩下的给了我们五十块。”李秀兰说着，眼泪流了下来，“王大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没管好他……”

我心里又气又急：“你怎么不早说？现在保卫科的人还在查，要是让他们知道了，你和你男人都得受牵连！”

“我知道，我害怕……”李秀兰哭着说，“我男人让我别告诉你，说要是说了，李二柱会报复我们。可我觉得对不起你，你帮了我们那么多，不能因为他让你受处分……”

我看着她，心里挺复杂的。一方面，我很高兴终于找到了小偷；另一方面，我又担心李秀兰和她男人会受牵连。

我想了想，说：“你现在就带我去找李二柱，让他去自首。只要他主动承认错误，把赃款退回来，厂里说不定会从轻处理。”

李秀兰点点头：“好，我带你去。他现在应该在村里的赌坊里。”

我跟着李秀兰去了李家庄。村里的赌坊在一个破庙里，里面乌烟瘴气，十几个男人围着一张桌子赌钱。李秀兰指着一个穿着花衬衫、头发乱糟糟的男人说：“那个就是李二柱。”

我走过去，拍了拍李二柱的肩膀：“跟我走一趟。”

李二柱回头看了我一眼，不耐烦地说：“你谁啊？别耽误我赌钱！”

“我是红星仪表厂的，仓库丢了铜丝，是你偷的吧？”我说。

李二柱脸色一变，站起来想跑。我赶紧抓住他的胳膊：“别跑！你要是现在去自首，还能从轻处理。要是我报警，你就得蹲大狱！”

李二柱挣扎着：“不是我偷的！你别冤枉人！”

李秀兰走过来，说：“二柱，你别装了，你都跟我男人承认了。你赶紧跟王大哥去自首，把钱退回来，不然我们也帮不了你。”

李二柱看着李秀兰，又看了看我，知道躲不过去了，只好耷拉着脑袋：“行，我跟你们去。”

我带着李二柱回到厂里，把他交给了保卫科。李二柱承认了自己偷铜丝的事实，说他是顺着梧桐树爬进库房的后窗，偷了一捆铜丝，然后卖到了废品站，卖了一百二十块钱。他还交代了赃款的去向，除了还赌债，给了李秀兰家五十块，剩下的都被他花了。

保卫科的人找到了废品站，追回了那捆铜丝（废品站还没来得及处理），又让李二柱把花掉的钱赔了回来。厂里考虑到李二柱是初犯，而且主动自首，退了赃款，就没送他去派出所，只是罚了他两百块钱，让他写了份保证书，保证以后再也不犯。

这件事总算解决了，我也没被处分。车间主任找我谈话，说我立了功，还说之前的“警告”可以撤销。我心里挺高兴的，也松了口气。

李秀兰和她男人特意来厂里感谢我，她男人拄着拐杖，一个劲儿地给我鞠躬：“王大哥，谢谢你，要是没有你，我们家就完了……”

我赶紧扶住他：“别这样，都是应该的。以后好好管管李二柱，别让他再赌钱了。”

“嗯，我们一定好好管他。”李秀兰的男人说。

从那以后，我和李秀兰的关系又恢复了之前的样子。她还是经常来仓库看我，不过这次她会先跟老张头打个招呼，老张头也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对她很客气。

老张头私下跟我说：“建国，那个李秀兰是个好女人，你要是没对象，不如跟她处处？”

我脸一红，说：“老张头，你别瞎说，她有男人孩子。”

老张头撇撇嘴：“她男人腿不好，干不了重活，家里全靠她。你要是跟她在一起，也能帮衬她一把。再说，你一个人，她一个人（虽然有男人，但跟没男人差不多），正好凑一对。”

我没说话，心里却琢磨着老张头的话。我确实对李秀兰有好感，她勤快、善良、能干，是个过日子的女人。可她毕竟有家庭，我要是介入，会不会不太好？

第四章 人心都是肉长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冬天来了。1981年的冬天特别冷，下了好几场大雪。仓库的值班室里没有暖气，只能靠煤炉取暖。我每天晚上都会把煤炉烧得旺旺的，不然根本睡不着。

李秀兰知道值班室冷，就给我做了一双棉鞋。那棉鞋是黑色的灯芯绒面，里面絮着厚厚的棉花，鞋底是她一针一线纳的，很结实。她把棉鞋送来的时候，我正坐在煤炉边搓手。

“王大哥，天这么冷，你穿这双棉鞋试试，暖和。”她说着，把棉鞋递给我。

我接过棉鞋，摸了摸，暖暖的。我穿上试试，大小正好，特别舒服。我说：“谢谢你，李秀兰，这鞋真暖和。”

她笑了笑：“你喜欢就好，我看你之前穿的鞋太薄了，冬天容易冻脚。”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穿着这双棉鞋值夜班，脚再也不冷了。老张头看着我的棉鞋，羡慕地说：“建国，你这鞋不错啊，谁给你做的？”

我笑了笑：“李秀兰做的。”

老张头点点头：“还是女人心细，知道疼人。你可得好好把握啊。”

我没说话，心里却暖暖的。

十二月下旬的一天，李秀兰的男人突然病重了。那天早上，李秀兰急急忙忙地来仓库找我，说她男人肚子疼得厉害，在公社卫生院查不出来，想送他去县城的医院，可家里没钱，也没车。

我一听，赶紧说：“别慌，我去厂里借辆自行车，再去财务科预支点工资。”

我跑到厂里，找到车间主任，说明了情况。车间主任挺通情达理，让我去车队借了一辆“永久”自行车（比我的那辆新多了），又让财务科预支了我两个月的工资——七十五块。

我骑着自行车，带着李秀兰回到李家庄。她男人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疼得直打滚。我和李秀兰把他扶上自行车后座，我推着自行车，李秀兰在旁边扶着，往县城的医院赶。

那天雪下得很大，路上积了厚厚的一层雪，自行车根本骑不动，只能推着走。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县城的医院。医生检查后说，是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手术，手术费要一百五十块。

李秀兰一听，当时就哭了：“医生，我们没那么多钱……”

医生说：“那也得手术啊，不然会有生命危险。你们赶紧想办法凑钱。”

我把预支的七十五块钱递给医生：“医生，我们先交七十五块，剩下的我们马上凑。”

医生点点头：“行，你们赶紧去凑钱，我先安排手术。”

我让李秀兰在医院照顾她男人，我骑着自行车回厂里，想再借点钱。我找了几个平时关系好的同事，借了一百块钱。同事们都挺够意思，知道我是帮人，都愿意借。

我拿着借到的一百块钱，赶紧赶回医院，交了剩下的手术费。手术很顺利，医生说再住一个星期院就能出院了。

李秀兰看着我，眼里满是感激：“王大哥，谢谢你，你又帮了我们一次。这钱我们以后一定还你。”

我笑了笑：“不用急，先把你男人的病治好再说。”

在她男人住院的那一个星期里，我每天下班后都会去医院看看，给他们带点吃的，帮着照顾一下。李秀兰的女儿小娟也在医院，我经常给小娟买饼干、水果，小娟很喜欢我，总是“王叔叔”“王叔叔”地喊我。

有天晚上，我在医院陪床，李秀兰的男人醒了，他看着我，眼里含着泪：“王大哥，我知道你对我们家好，我也知道你对秀兰有意思……”

我赶紧说：“大哥，你别瞎说，我就是帮衬你们一把。”

他摇摇头：“我不瞎，我看得出来。秀兰跟着我，受苦了。我腿不好，现在又得了这病，以后也干不了重活，给不了她幸福。你是个好人，要是你不嫌弃秀兰，不嫌弃我们家小娟，我……我愿意让秀兰跟你在一起……”

我愣住了，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我说：“大哥，你别这么说，你好好养病，秀兰是你的媳妇，我不能那样做。”

他叹了口气：“王大哥，我知道我这样说有点自私，可我也是为了秀兰和孩子。你要是能照顾她们，我就放心了。”

我沉默了，不知道该说啥。

从医院回来，我心里很乱。我确实喜欢李秀兰，也想照顾她和孩子，可这样一来，我就成了破坏别人家庭的人。虽然她男人主动提出，但我心里还是过意不去。

几天后，李秀兰的男人出院了。我去她家看他，他又跟我提起了这件事。我说：“大哥，你好好养病，这件事以后再说吧。”

他点点头，没再多说。

1982年的春节，我是在李秀兰家过的。本来我打算回乡下老家过年，可李秀兰说她男人刚出院，需要人照顾，让我留在她家过年。我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除夕那天，李秀兰做了一桌子菜，有红烧肉、炒鸡蛋、炖鸡，都是平时舍不得吃的。小娟穿着新衣服，蹦蹦跳跳的，很开心。她男人坐在炕上，虽然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但脸上有了笑容。

吃饭的时候，她男人举起酒杯（里面是白开水），对我说：“王大哥，谢谢你这半年来对我们家的照顾。这杯酒，我敬你。”

我也举起酒杯：“大哥，不用谢，都是应该的。祝你早日康复。”

吃完饭，我们坐在炕上聊天，看着窗外的烟花。小娟靠在我怀里，睡着了。李秀兰看着我，眼里满是温柔。

那天晚上，我住在了李秀兰家的西厢房。我躺在床上，想着这半年来发生的事，从第一次抓住她偷东西，到帮她找工作，再到帮她男人治病，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近。我知道，我已经离不开她了，她也离不开我了。

春节过后，李秀兰的男人身体渐渐恢复了。他找我谈了一次话，说他想通了，他给不了秀兰幸福，让我带秀兰走。我说：“大哥，你别这样，我们可以一起照顾你和孩子。”

他摇摇头：“不用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打算回我老家，跟我老娘一起过。秀兰跟着你，我放心。”

我没说话，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几天后，李秀兰的男人真的收拾东西，回了他的老家。临走前，他拉着我的手说：“王大哥，秀兰和孩子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她们。”

我点点头：“大哥，你放心，我会的。”

他又拉着李秀兰的手，说：“秀兰，对不起，我没能让你过上好日子。以后跟着王大哥，好好过日子。”

李秀兰哭了：“大哥，你要是想我们了，就回来看看。”

他点点头，转身走了。看着他的背影，我心里挺难受的。虽然他给不了李秀兰幸福，但他也是个可怜人。

第五章 日子总会好起来

李秀兰的男人走后，我和李秀兰的关系就明朗化了。我跟厂里领导说了情况，领导们都挺支持的，说我是个有担当的人。老张头更是高兴，说要给我们办个简单的婚礼。

1982年的五一劳动节，我和李秀兰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就在仓库的值班室里，摆了两桌酒席，邀请了厂里的几个同事和李秀兰的几个邻居。老张头当主持人，他笑着说：“建国和秀兰，一个是城里的工人，一个是农村的妇女，虽然身份不同，但心是相通的。希望他们以后好好过日子，白头偕老。”

同事们都起哄，让我们喝交杯酒。我和李秀兰脸都红了，互相看了一眼，喝了交杯酒。小娟在旁边拍手笑着，喊着“爸爸妈妈”。

婚后，李秀兰搬到了值班室和我一起住。她把值班室收拾得干干净净，桌子上摆上了鲜花，窗台上养了几盆绿植，整个屋子都变得温馨起来。她每天早上给我做早饭，晚上等我值夜班回来，给我留着热饭热菜。我觉得，这才是家的样子。

李秀兰还在厂里的家属院打扫卫生，她工作很认真，刘主任经常表扬她。有时候她下班早，会来仓库帮我巡逻，陪我聊天。我们俩一起在仓库的院子里种了蔬菜，夏天的时候，茄子、黄瓜、西红柿长得很好，我们吃不完，就送给同事和邻居。

小娟也转到了城里的小学上学。刚开始，小娟有点不适应，因为她是农村来的，同学们都有点欺负她。李秀兰很着急，我就去学校找了老师，跟老师说明了情况。老师批评了那些欺负小娟的同学，还让小娟当了小组长。渐渐地，小娟适应了城里的生活，和同学们也相处得很好。

1983年，厂里效益好了，给我们涨了工资，我一个月能拿到五十块钱，李秀兰也涨到了三十块。我们攒了点钱，在城里买了一间小平房，虽然不大，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房子。我们把小平房收拾了一下，搬了进去。那天晚上，李秀兰看着新房子，眼里含着泪：“王大哥，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

我抱着她，说：“是啊，以后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984年，李秀兰又给我生了个儿子，我们给儿子取名叫王向阳，希望他像太阳一样阳光开朗。有了儿子，家里更热闹了。李秀兰辞掉了家属院的工作，在家照顾孩子，操持家务。我在厂里努力工作，很快就被提拔为车间副主任，工资又涨了不少。

1985年，我们把小平房翻盖成了两层小楼。搬家那天，老张头、李大姐、刘主任还有厂里的很多同事都来帮忙。老张头笑着说：“建国，你现在可是咱们厂里的名人了，从仓库看守员变成了车间副主任，还娶了个好媳妇，生了个好儿子，真是人生赢家啊。”

我笑了笑：“都是大家帮忙，不然我也不会有今天。”

李秀兰端着茶水走过来，递给老张头：“张叔，谢谢您这些年的照顾。”

老张头接过茶水，喝了一口：“谢啥，都是应该的。你们好好过日子，比啥都强。”

那天，我们请了很多人吃饭，大家都很开心。看着满屋子的亲朋好友，看着李秀兰和孩子们的笑容，我觉得，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当初没有把李秀兰送进派出所，而是选择了帮她。

后来，李秀兰的前夫也来看过我们几次。他在老家娶了个寡妇，日子过得还不错。他每次来，都会给小娟和向阳带点礼物，我们也会留他吃饭。他总是说：“王大哥，谢谢你，要是没有你，秀兰和小娟也不会有今天。”

我笑着说：“都是一家人，别说这些客气话。”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平淡而幸福。有时候，我会想起1981年那个夏天的晚上，我第一次抓住李秀兰的情景。如果当时我选择了送她去派出所，我们的人生可能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人心都是肉长的，在别人有难处的时候，伸一把手，可能就能改变别人的一生。而有时候，帮助别人，也是在帮助自己。

现在，小娟已经大学毕业，在城里当了老师；向阳也考上了大学，学的是机械工程，跟我一样，以后想当一名工程师。李秀兰在家带孙子，偶尔会去公园跳广场舞。我也从车间副主任退休了，每天早上会去公园打太极，下午在家看看书，陪陪孙子。

有时候，我和李秀兰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看着孙子在院子里玩耍，会想起过去的日子。李秀兰会说：“王大哥，还记得1981年那个晚上吗？我要是当时被你送进派出所，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我笑着说：“记得，怎么能不记得。那时候你可真胆小，一吓唬就哭。”

她也笑了：“那时候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也是你心好，肯帮我。”

是啊，日子总会好起来的。只要我们心怀善意，互相帮助，再难的日子也能熬过去。1981年的那个夏天，那个被我抓住的女贼，如今成了我的妻子，陪我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大概就是缘分吧，也是生活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来源：高贵海燕XZW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