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8月9日夜里，湘潭城头礼花炸响，解放军号角穿透闷热的夏空。人群欢呼时，韶山上屋场的毛爱桂却在灯下反复打量一封薄薄的信纸——那是他给毛主席写好的求助信，字里行间全是对哥哥毛爱堂生死未卜的挂念，也有对一家六口生计的焦灼。信封合上的一刻，他轻叹一声，把它交

1949年8月9日夜里，湘潭城头礼花炸响，解放军号角穿透闷热的夏空。人群欢呼时，韶山上屋场的毛爱桂却在灯下反复打量一封薄薄的信纸——那是他给毛主席写好的求助信，字里行间全是对哥哥毛爱堂生死未卜的挂念，也有对一家六口生计的焦灼。信封合上的一刻，他轻叹一声，把它交给从长沙来的交通员。

信发出不到一个月，一封回信飘到了屋场。毛泽东在信里确认了毛爱堂已牺牲的消息，还郑重加了一句：“为国家而去，甚为光荣。”这句话像锥子一样扎进毛爱桂的心，却也让他挺直了脊梁。从那天起，他常说一句话：“哥哥走得值。”

时间拨回二十多年前。1925年春，韶山山风还带寒意，11岁的毛爱桂已成了“放哨娃”。毛泽东和毛爱堂在堂屋里商量农运，他便守在门口，一旦有生面孔靠近，就高喊暗号。那一年，毛泽东拍着他的肩嘱咐：“小心别被人认出来。”小毛娃咧嘴笑，用力点头。不得不说，正是这份机灵，让几次搜捕无功而返。

亲情从来不是单向的。1920年毛泽东远在北京求学，父亲毛贻昌病逝，料理后事的正是毛竹平一家。更早以前，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患淋巴结核，毛爱桂的母亲肖母三个月不离左右，端菜、喂药、洗身子都亲力亲为。韶山人讲辈分，毛泽东虽年长二十余岁，却始终唤肖母一声“嫂”。这种交情，比血缘还铁。

1927年“四·一二”后，韶山成了白色恐怖的重灾区。许克祥带兵盘山搜捕，肖母携子女匆匆外逃。粮绝之时，他们靠捡稻壳熬粥；夜宿时，破草席抵御露水。长时间饥饿加上眼部感染，毛爱桂视力急速下滑。一个乡下孩子此后的人生，就这样蒙上了一层雾。

抗战结束，生活并未好转。妻子体弱，两个女儿嗷嗷待哺，小儿子才十四岁。眼见土地改革后家里分到的薄田刚够糊口，毛爱桂还是咬牙写下那封“想让孩子出来做事”的信。他明知毛主席一贯公私分明，却也清楚：只有这条线能救急。

毛泽东拿到信，沉默良久。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绝不搞裙带”，可想到昔日乡邻的情分，还是提笔：“可向所属当地机关申请，工作随意安排。”一句看似平常的批示，让毛爱桂的儿子成了湘潭一家国营厂的学徒。厂里每月16斤米票、800斤柴火，让这户贫寒人家挺过了最紧的年月。

1952年冬，湘潭地委书记突然出现在毛爱桂家门口，说毛主席要给他看眼睛。湘潭医院、长沙眼科医院两地辗转四个月，全部费用由北京直付。结账时他再三追问，医生笑答：“钱来自主席的稿费。”听到这里，他喉头一紧，只吐出一句：“这份情，我记一辈子。”

1955年初夏，他受邀进京复查。第一次踏入中南海，看门的警卫喊他“叔”，他憨憨地摆手：“别这么叫，我只是乡下庄稼人。”毛主席握住他的手，说得坦荡：“当年你母亲照顾我娘三个月，这点礼数还差得远。”两位韶山汉子围坐小院，谈家常、聊故人，话音拉得长长短短，像湘江水忽急忽缓。

在京整整一个月，他住在丰泽园东厢房。临行前，秘书递上一只黄布包，里面200元现金和返乡路票。毛爱桂推辞：“您已经给足了。”秘书回答：“主席说，这是旧账，该还就得还。”简单几句，把情义和分寸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四年后，毛主席回韶山。万人簇拥中，他侧身问身旁的毛爱桂：“眼睛咋样？”一句话让围观的人瞬间安静。毛爱桂眯眼笑：“能看清您，已经不差。”主席点头，又叮嘱一句：“少做细活，别累着。”乡音未改，语气却比当年更沉稳。

1976年9月9日清晨，广播传来噩耗。毛爱桂摘下旧布帽，双手发抖，“大哥走了”，他低声念叨。那天傍晚，他坐在屋前小凳，整整坐到月上梢头，没再说一句话。村人劝他歇息，他摆摆手，只是抹了把眼角。

毛爱桂晚年常提起三个瞬间：一是十一岁守门喊暗号，一是收到那张“工作随意”的批示，再就是中南海小院里的一次握手。他说，那些瞬间让他明白，革命情谊不是口号，而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担当。有人问他后悔过吗？他笑得爽朗：“不后悔，当初放哨，人家给我的是信任；后来求人，人家还我的是担当。账清了，心安。”

来源：圣骑HjF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