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说唐朝衰落，人们就怪安史之乱或晚唐宦官乱政，但让大唐从有希望到彻底完蛋的，是李适在位的26年。

有些皇帝想当“明君”，结果成了亡国“推手”，唐德宗李适就是如此。

一说唐朝衰落，人们就怪安史之乱或晚唐宦官乱政，但让大唐从有希望到彻底完蛋的，是李适在位的26年。

他小时候是流亡皇孙，见过安史之乱，当上皇帝后想重振大唐，推行“两税法”，还痛恨宦官，可最后，他最信任宦官，向藩镇妥协。

这是理想被现实打败的悲剧，还是“伪明君”露馅的笑话？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那一年，李适才14岁，还是个懵懂的小皇孙。

原本生活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日子过得像个小王子，可一场战乱却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长安被攻陷，玄宗仓皇西逃，李适也成了逃亡队伍中的一员，看着原本繁华的帝都变成废墟，昔日的安宁变成血腥的混乱，他的人生突然跌入了深渊。

在逃亡的路上，李适亲眼目睹了无数百姓死于饥饿，军队横行霸道地抢掠百姓的家园，官员丢下职务跑路。

他自己也曾因饥饿而昏倒过几次，夜里被恐惧困扰得彻夜未眠。

这些经历，本该让他明白“民为国本”的道理，也应该教会他如何去关心百姓的疾苦，如何去体恤下民。

然而，心理学告诉我们，童年时期的创伤，如果没有得到治愈，反而容易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回到人的生活中，李适显然没有从这些创伤中走出来。

成年后的李适，极度渴望掌控一切，权力是他为了弥补失去的东西而疯狂追求的目标。

他从小到大什么都失去了，成年后，他唯一能够抓住的，就是那把权力的大旗。

接着他变得极度缺乏信任，那些曾经背叛他的人，包括宦官和将领，成了他心中的阴影，所以，李适开始彻底依赖宦官，只信任他们，对其他人始终充满疑虑。

同时，李适对失控有着深深的恐惧，那年长安沦陷时的恐慌，成了他内心无法平复的痛，任何一丝风吹草动，都能让他如临大敌。

李适的治理方式，也深受这种心理创伤的影响，他不是不爱百姓，而是用一种控制欲极强的方式去“爱”，你只能按我说的活，否则就是不忠。

他也不是不想中兴大唐，只是他把“中兴”理解成了对自己绝对服从，把“改革”当成了集权的工具，这种以童年创伤为基础的权力观，让李适的改革注定了失败。

779年，李适登基，朝中一片期待，他上台后推出了“两税法”，废除了按人头征税的“租庸调”，改为按土地和财产征税，每年夏秋两次收税。

看起来这项改革符合当时的需求，减轻了无地农民的负担，也增加了财政收入。

但问题是，李适推行这项改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公平，而是为了敛财，他需要钱来削弱权臣，重建军队，增强中央集权。两税法原本可以惠及百姓，但很快就变成了盘剥工具。

地方官为了完成税收任务，纷纷加码征税，由于监察系统不到位，“税外加税”现象严重。

寺庙和富豪通过与官府勾结逃税，最终税负落到了普通百姓头上，改革本应减轻百姓负担，结果却成了压榨他们的工具。

关键人物卢杞的作用不可忽视，卢杞是个相貌不佳、口才出色的人，他深知李适的不安和焦虑，常常为李适出谋划策，打击朝中异己。

李适对卢杞十分依赖，认为他忠心耿耿，即便杨炎和陆贽提出警告，李适也总是反驳：“他对我忠心，不容置疑。”

结果，杨炎被贬，陆贽被冷落，而卢杞权力越加集中。

李适认为自己在“中兴”，实则是在摧毁改革的合法性，百姓逐渐失去信任，地方也不再服从中央，而这正是李适忽视的最关键问题。

783年，唐朝发生了让人无法忘记的耻辱事件，皇帝被自己派去平叛的军队赶出了长安。

这一切的导火索其实很简单——泾原士兵受命东征，路过长安时，朝廷只给了粗茶淡饭，而宫里却在举办豪华宴会。

士兵们愤怒了：“我们为国去死，连一顿好饭都没得吃！”于是，他们冲进皇宫，要求交出卢杞。

然而，李适的反应不是安抚，而是连夜翻墙逃跑，这一跑，彻底丢了皇帝的颜面，唐朝陷入了大乱。

那么，为什么这些士兵敢公开造反呢？答案就是长期的信任崩塌。

李适自登基后做了三件致命的错事，首先他清洗文官，打压异己，导致朝廷人人自危，官员们只想着保命，没人再为国尽忠。

其次他误判了藩镇的力量，试图削弱他们，却忘了这些藩镇是安史之乱后形成的“既成事实”。

他一削，四镇联合叛乱，中央军力暴露无遗，最后，他轻视军队，削减军饷，却在宫中修建豪华宫殿，赏赐宠臣。士兵们看到这些奢华，寒心了，觉得自己不过是牛马。

总之泾原兵变只是长时间积累的结果，李适的逃跑向天下宣告了他已经失去了皇帝的威信。

李适逃到奉天，叛军把他团团围住，几个月过得像一场生死游戏。

饿得不行，连御马都得宰了充饥，他的生活简直是饥饿和绝望的双重折磨，可比肚子饿更让人崩溃的是心里的那股慌乱。

那时他开始怀疑所有人，连自己的亲儿子也不信了，简直是精神崩溃的表现。

为了保命，他写了一篇《罪己诏》，一边痛哭一边忏悔，宣布放过叛将，承诺以后再也不加税。

听起来像个大臣出错时会写的检讨信，事实上，这篇诏书是因为恐惧，而不是悔过自新，就像一个破产的赌徒，最后靠“认错”这一招求个“喘息”的机会。

李适被救回长安时，已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不像之前那样雄心壮志，反而成了个多疑、胆小、整天依赖宦官的老人。

他开始重用宦官，觉得文官容易结党，武将容易造反，唯有宦官因为“无亲无故”才忠于皇帝。

于是他搞起了“监军制度”，宦官开始掌兵权，这也成了后来的一个大问题，宦官不仅能废立皇帝，还能左右朝政。

对藩镇的妥协也是一大败笔，他放弃了削藩的计划，反而给节度使们加官进爵，甚至默许他们私吞赋税，河北、山东、江淮的藩镇，逐渐成了“割据一方”的小国，根本控制不住了。

至于财政，李适简直是个“豪赌者”，他创立了“琼林”和“大盈”两大库，把税收直接收进私库，自己随便花。

宦官们设市场强买强卖，百姓苦得不行。白居易在《卖炭翁》里讽刺的，就是李适晚年的糜烂政务。

虽然外交上，李适还是有点小成就，像北和回纥，南通南诏，西结大食，这些战略暂时让西部的压力减轻了。

但这点胜利根本改变不了国家的内政危机。李适的唐朝，早已经内病缠身，慢慢走向了衰亡。

我们常说唐玄宗是昏君，因为他宠爱杨贵妃，引发安史之乱，可玄宗至少开创了“开元盛世”，奠定了唐朝的根基。

我们说唐僖宗是昏君，因为他沉迷蹴鞠，不理朝政，可僖宗只是加速了唐朝的死亡，而非制造死亡。

而李适不同，他最大的罪，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毁掉了“希望”。

李适死后，谥号“德宗”——“德”者，仁爱也，“宗”者，祖也，后人给他这个谥号，或许是一种讽刺，或许是一种惋惜。

来源：中土岛SxY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