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的民族历史起源

B站影视 电影资讯 2025-10-08 07:47 1

摘要:北临黑海,南临地中海,东南与叙利亚、伊拉克接壤,西临爱琴海,与希腊以及保加利亚接壤,东部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伊朗接壤,地缘政治战略意义极为重要。

土耳其共和国,简称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地理位置横跨亚洲和欧洲,是连接亚欧的十字路口。

北临黑海,南临地中海,东南与叙利亚、伊拉克接壤,西临爱琴海,与希腊以及保加利亚接壤,东部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伊朗接壤,地缘政治战略意义极为重要。

截止到2024年,国土面积为78.36万平方公里,人口8566万,土耳其族(乌古斯突厥人)占80%以上,库尔德族约占15%,全国共分为81个省。

在讲土耳其的民族历史起源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一个概念:在公元6世纪之前,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所在的这片土地上,并不存在任何突厥人或土耳其人的国家。约公元前7500年 - 公元前6200年,安纳托利亚高原(今土耳其)南部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世界上最早、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定居点之一----恰塔霍裕克。

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雏形之一,代表了人类从游猎向定居农耕生活转变的一个关键阶段。

那里原本是一块冲积平原,紧靠湿地,又可眺望火山。

那时的人们已经从事农业、饲养家畜,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壁画和雕塑,展现出了高度发展的原始宗教和文化,著名的“大地女神”坐像就是在这里被发现。考古证据显示,当时的社会可能相对平等。没有发现明显的宫殿、神庙或首领的居所,所有房屋的规模和财富水平似乎都差不多,这引发了对早期人类社会组织方式的重新思考。

并且,在恰塔霍裕克之前,安纳托利亚高原上已经存在了更为古老的定居点,如阿西克里霍裕克。

这个遗址比恰塔霍裕克还要早一千多年,显示了人类从季节性营地到永久村落的过渡迹象。

约公元前6000年左右,恰塔霍裕克开始逐渐衰落。

原因可能是环境变化、资源过度消耗、社会结构变革或疾病,居民更可能分散到周边形成了更小的村落。

标志着,安纳托利亚中部大型密集定居点模式的转变。

约公元前5500年 - 约公元前4000年,这个时期的社会在重组后继续发展,定居点变得更加分散,区域间的交换网络也变得更加活跃,并出现了一项革命性的新技术——冶铜术。

人类开始实验性地冶炼和使用天然铜,最初是进行冷锻,后来发展出热锻和简单的铸造,用来制作小件饰品,如珠子、别针、鱼钩和小型工具。

安纳托利亚东部,可能是这项技术向欧洲传播的重要通道之一。

约公元前4000年 - 公元前3000年,这个时期是安纳托利亚为第一个城市文明和国家的出现做准备的最后阶段。

不仅仅与周边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特别与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叙利亚北部)的交流,还有来自高加索、巴尔干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物品和思想也开始流入,社会的复杂化加剧。

甚至在一些墓葬中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财富差异,随葬品有多有少。

公元前3000年左右,安纳托利亚高原进入了青铜时代,出现了多个城邦和地区性王国,如特洛伊,因其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角色而闻名于世。

特洛伊是特洛伊战争的发生地,起因为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了斯巴达王后、全希腊最美丽的女人海伦。

希腊诸王在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的率领下,组成了联军,渡海远征特洛伊。

战争持续了十年,这期间英雄辈出,如希腊方的阿喀琉斯、奥德修斯,特洛伊方的赫克托耳。

战争的最终转折点是著名的“特洛伊木马”,希腊人假装撤军,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木马。

特洛伊人将木马作为战利品拖进了城内,夜晚,藏在木马中的希腊勇士们打开城门,里应外合,攻陷并毁灭了特洛伊。

这个故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都被视为纯粹的神话传说,是古希腊人虚构的英雄史诗。

但德国的业余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坚信荷马史诗是真实的历史,于1870年进行考古发掘,最终发现了这座古城。

其遗址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北部,恰纳卡莱省附近,距离达达尼尔海峡出海口不远,战略位置亦极其重要。

时至今日,其故事(尤其是木马计)已经演变成为了一个关于英雄、爱情、欺骗与命运的永恒文化象征。

简单来说,它是神话、历史和文化三位一体的完美结合。

约公元前18世纪,安纳托利亚历史上渐渐出现了第一个大帝國----赫梯帝国。

约公元前1595年,该帝国的穆尔西里一世长驱直入,攻陷并摧毁了遥远的巴比伦城,灭亡了巴比伦第一王朝。

这次远征震惊了整个古代近东,宣告了赫梯作为一个大国力量的崛起。

赫梯人属于印欧语系民族,约在公元前2000年初期,甚至更早(公元前2300-2000年间),从黑海以北或高加索地区,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或称伊斯坦布尔海峡)或高加索山口,以小股、分批的方式进入了安纳托利亚。

他们很可能不是一支统一的军队,而是多个有亲属关系的部落集团。

最初是作为商人、雇佣兵或和平的移民进入的该地区,逐渐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社区,并与当地原住民哈梯人深度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赫梯文化。

他们强盛与崛起的关键原因是最早掌握了冶铁技术,并拥有强大的战车部队,定都于哈图沙(今土耳其博阿兹卡莱),与古埃及新王国为争夺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控制权进行了长期战争。

公元前1274年,卡迭石战役(今叙利亚奥伦特河畔)是顶峰之战,与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率领的埃及军队战平,此后双方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国际和约——《埃及-赫梯和约》。

约公元前1180年,在“青铜时代晚期崩溃”的浪潮中,赫梯帝国被称为“海上民族”的大规模移民席卷了整个东地中海地区。

沿海城市和贸易线路被摧毁,切断了帝国的经济命脉。

同时,帝国内部的属国和周边民族(如卡斯卡人)也趁机反叛或入侵。

首都哈图沙在大火中被焚毁并遗弃,内忧外患下突然瓦解,其领土分裂为了多个小型的“新赫梯”城邦,安纳托利亚进入了多个民族和王国并立的时期。

弗里吉亚人在中部地区建立了王国,其传奇国王米达斯“点石成金”的故事广为流传。

吕底亚人在西部建立了富庶的王国,其首都萨迪斯以财富闻名,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硬币,极大地促进了贸易。

乌拉尔图王国位于东部凡湖地区,以其坚固的山顶堡垒和精湛的金属工艺而闻名。

爱奥尼亚希腊人,从希腊本土渡海而来的移民,在安纳托利亚西海岸建立了许多繁荣的城邦,如米利都、以弗所。

这些城邦成为了希腊哲学和科学的摇篮,产生了泰勒斯、赫拉克利特等伟大的思想家。

此时,安纳托利亚西部在文化上已经成为了希腊世界的一部分。

公元前6世纪,史称波斯第一帝国的居鲁士大帝击败了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征服了整个安纳托利亚,令该地区成为了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萨特拉皮)。

安纳托利亚则被纳入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体系中,受到了波斯文化和行政制度的影响。

公元前4世纪(前333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渡过赫勒斯滂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在格拉尼库斯河战役中击败了波斯军队,开启了征服波斯帝国的征程,将希腊文化前所未有地传播到了东方。

他死后,其帝国被部将瓜分,安纳托利亚大部分地区由塞琉古帝国统治。

而在安纳托利亚的西部,一个独立的希腊化王国——帕加马王国崛起,以其辉煌的建筑、图书馆(仅次于亚历山大的图书馆)和羊皮纸业闻名。

后来,它在公元前133年将自己的王国遗赠给了罗马共和国。

公元前1世纪,罗马共和国通过一系列战争,逐步将整个安纳托利亚纳入了自己的版图,设立了亚细亚行省等。

此后,安纳托利亚进入了长达千年的“罗马时代”。

罗马人在此修建了宏伟的道路网、水道桥、剧院和城市,深刻地塑造了这片土地的面貌。

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颁布了《米兰敕令》,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并迁都至拜占庭,将其更名为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

安纳托利亚成为了早期基督教传播和发展的核心区域,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教父和教会会议。

而君士坦丁堡的建立,标志着安纳托利亚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从西部转移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

公元6世纪,此时的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安纳托利亚是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 的核心领土。

查士丁尼一世大帝(527-565年在位)致力于恢复罗马帝国的荣光,在安纳托利亚和帝国各地大兴土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其宏伟的穹顶成为了拜占庭建筑的巅峰象征。

就在此时,安纳托利亚是一个完全希腊化、基督教化的罗马行省,说希腊语,信奉东正教,是帝国人口、财富和兵源的重要基地。

这与一个多世纪后即将到来的、来自东方的突厥-伊斯兰文明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其居民主要是赫梯人、希腊人、吕底亚人等古代民族的后裔,以及后来大量迁入的罗马-希腊公民。

同样在公元6世纪,“突厥”一词最早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阿史那氏族建立了突厥汗国,标志着突厥语族人群从部落联盟向国家形态的转变。

这些部落为典型的草原游牧民族,精于骑射,社会组织以部落和氏族为基础。

这个汗国曾一度强盛,控制着从蒙古草原到里海的丝绸之路北道。

虽然,后来分裂为东、西突厥并衰亡,但“突厥”一词从一个特定部落的名称,逐渐演变为一个语言和文化群体的泛称,涵盖了乌古斯、葛逻禄、回鹘、钦察等诸多说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

现代土耳其人的最主要祖先,就是其中的乌古斯人。

他们信仰萨满教,崇拜天神“腾格里”,相信万物有灵。

这种尚武、迁徙的草原文化,是现代土耳其民族最原始的文化基因。

约公元8世纪 - 10世纪,这是决定土耳其先民命运走向的第一个关键转折点。

位于中亚广袤草原西部的乌古斯部落与南方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接触日益频繁,通过贸易、传教和军事雇佣,乌古斯人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教(逊尼派)。

这一信仰转变是根本性的,它使这些原本的“异教徒”草原战士,转变成了伊斯兰世界的“加齐”(意为“信仰的战士”或“为伊斯兰而战者”)——为信仰而战的勇士。

这为他们后来的征服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合法性,并使他们融入了更广阔的伊斯兰文明圈,吸收了其政治、法律和文化体系。

1071年,一支由塞尔柱家族领导的乌古斯人,即塞尔柱突厥人南下进入了波斯,建立了强大的大塞尔柱帝国,与拜占庭帝国在东方边境冲突不断。

塞尔柱的苏丹(“君主”或“国王”)阿尔普·阿尔斯兰在曼齐克特(今土耳其马拉兹吉尔特)与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四世展开了决战,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打开了安纳托利亚的大门。

此役并非旨在立即征服整个半岛(位于亚洲部分的“小亚细亚半岛”),但它彻底摧毁了拜占庭的边境防御体系。

此后,突厥游牧部落像潮水一般地涌入了安纳托利亚,从军事征服转变为了永久性的移民和定居。

这就是,今天的土耳其民族与安纳托利亚这片土地结合的起点。

但,亚美尼亚人在突厥人到来之前,已经在该地区建立了超过千年的文明,拥有独立的王国和深厚的基督教文化。

这使得亚美尼亚人从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主体民族,逐渐变成了生活在新兴突厥穆斯林政权统治下的少数民族,两者开始了长期的共处、互动与融合。

亚美尼亚人因其商业和手工业技能,在塞尔柱及其后来的奥斯曼帝国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与之相同的是,库尔德人也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数百年,甚至更久,是当地的土著民族之一。

最著名的库尔德人萨拉丁,建立了阿尤布王朝,并从十字军手中收复了耶路撒冷。

他手下的军队中就有许多突厥裔的士兵和马穆鲁克(原意为 “被拥有的”或“奴隶”),这体现了当时库尔德人与突厥精英在伊斯兰旗帜下的合作。

因此,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不是一个简单的“种族替代”,而是一个漫长、复杂且多层面的融合过程。

持续不断的突厥移民改变了当地的人口比例,突厥战士(多为男性)与当地女性通婚是普遍现象,其后代在突厥-伊斯兰文化占主导的环境中成长。

面对更低的税收和更好的社会地位,许多当地基督徒逐渐改信了伊斯兰教,苏菲派神秘主义(伊斯兰教一个分支)因其包容性与当地民间信仰有相似之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的使用范围逐渐缩小,突厥语成为了行政、商业和日常生活的通用语。

1077年,塞尔柱帝国在安纳托利亚的分支建立了罗姆苏丹国,定都科尼亚。

“罗姆”,意思为 “罗马的”。

科尼亚在苏丹国的治理下,成为了繁荣的文化中心,产生了如梅夫拉那·鲁米这样的伟大思想家,其创立的苏菲派传统深深植根于土耳其文化之中。

13世纪末,罗姆苏丹国因为蒙古的入侵而瓦解,安纳托利亚西部则涌现出了多个突厥“加齐”公国。

位于最前沿的奥斯曼公国,凭借其灵活的“加齐”政策和卓越的领导力,迅速崛起。

1453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陷了拜占庭帝国的千年之都——君士坦丁堡。

随之,这座城市被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成为了奥斯曼帝国的新首都。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奥斯曼帝国扩张成为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庞大帝国。

此事件标志着,中世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伊斯兰世界强权的诞生,彻底巩固了突厥-穆斯林力量在安纳托利亚和东南欧的统治地位。

在奥斯曼帝国当中,统治阶层是奥斯曼家族及其精英,民族认同是基于对苏丹和帝国的忠诚,以及穆斯林身份,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身份。

帝国实行米勒特制度,给予非穆斯林群体自治权,在法律和政治地位上高于基督徒和犹太人,允许不同的宗教社群(如东正教、犹太教、亚美尼亚教会)自理事务。

这使得帝国内部保持了极高的民族和宗教多样性,但同时也固化了群体界限。

官方文化是融合了波斯、阿拉伯和突厥元素的奥斯曼宫廷文化。

与此同时,这也是土耳其民族从一个帝国臣民群体向现代国族转变的第二次大转折。

19世纪,受欧洲民族主义影响,帝国内的各民族纷纷寻求独立。

作为回应,帝国精英中出现了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潮,强调帝国核心的突厥人应拥有自己的民族认同,其代表人物是思想家齐亚·格卡尔普。

1894年-1896年,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了一系列有组织的屠杀,导致数万人死亡,造成了大规模迫害的开端。

1919年-192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奥斯曼帝国面临着被协约国瓜分的亡国危机。

在将军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之下,土耳其人发动了民族解放战争。

1923年10月29日,随着《洛桑条约》的签订,土耳其共和国成立。

这是现代土耳其民族的诞生日,标志着延续600多年的奥斯曼帝国被一个基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世俗的现代民族国家所取代。

为了巩固新生的共和国,凯末尔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激进化的改革,并在历史观上构建了一套官方的“土耳其史观”:

刻意强调突厥人的主体性,刻意淡化奥斯曼帝国的多民族、伊斯兰帝国遗产,且强调共和国是一个突厥民族国家。

追溯古老根源,将民族历史与安纳托利亚的所有古代文明(如赫梯、吕底亚等)联系起来,宣称土耳其人是这片土地真正且古老的主人。

语言的革命,推动文字改革,用拉丁字母取代了阿拉伯字母,并大规模“净化”语言,以塑造纯粹的民族语言认同。

这套叙事成功地构建了,现代土耳其公民的民族认同。

但它也选择性地忽视了或淡化了历史上与非突厥民族(如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的复杂关系和多民族共存的过去,为日后的一些社会问题埋下了伏笔。

1938年,凯末尔逝世,伊斯梅特·伊诺努继任总统。

1939年-1945年,土耳其在二战期间保持中立,直到1945年2月才象征性地选择了对轴心国(德、意、日)宣战。

这一策略使其避免了战火,却也导致了其战时经济困难和国际孤立。

战后,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伊诺努允许建立反对党。

1950年大选,杰拉勒·拜亚尔领导的民主党获胜,和平实现了执政党轮替,结束了共和人民党的一党统治。

执政初期,经济繁荣,放松了对宗教的控制,引发了世俗主义精英的担忧。

1960年,军队以“背离凯末尔主义原则”为由,发动了第一次政变,推翻了民主党政府,总理阿德南·曼德列斯被处决,开启了军队作为“世俗秩序守护者”干预政治的先例。

1970年代,政治极化严重,左翼与右翼团体、世俗派与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爆发激烈冲突,街头暴力不断,经济陷入了困境。

1980年,军队再次介入,以恢复社会秩序,这次政变影响深远。

1982年,制定了宪法(至今仍是土耳其现行宪法,虽经多次修订),并压制了政治自由。

1984年,库尔德工人党发动武装叛乱,寻求库尔德人自治,土耳其东南部陷入了长期的内战状态,持续至今。

2003年,正发党的埃尔多安成为了土耳其总理。

执政初期,推行了一系列符合欧盟标准的民主改革,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且开启了与库尔德人的“和解进程”。

2017年,修宪公投:通过宪法修正案,将议会制改为总统制,赋予了总统巨大权力。

2018年,埃尔多安成为首位执行总统制的总统。

外交政策转向,从“与邻国零问题”变为更积极、强硬的外交政策,多次跨境军事干预(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与希腊、欧盟、美国关系紧张,与俄罗斯关系复杂微妙。

国内高通胀、货币贬值和外债问题日益严峻,日渐成为了埃尔多安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

2023年,尽管经济困难,埃尔多安仍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延续着其统治。

而库尔德,这一民族问题却贯穿着土耳其共和国的始终,时战时和,至今未解。

总而言之,现代土耳其人的基因构成是高度混合的,既继承了中亚游牧民族突厥祖先的血脉,也包含了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原住民,以及后来帝国时期融入的其他民族(如高加索人、巴尔干人)基因。

从文化和血缘上看,他们是外来征服者与当地原住民融合的产物。

其民族历史起源是一个在特定的历史地理空间里,由多次移民浪潮、征服活动、文化融合和政治构建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单一的、直线传承的历史。

其核心叙事可以概括为:一支来自东方的突厥语部落,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征服并融合了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的原住民。

最终,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在帝国的废墟上构建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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