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包裹拆开的一瞬间，我闻到了一股陌生的、不属于工地的香气，淡淡的，像图书馆里旧书的味道。

那本书，连同那个精致的建筑模型，是阿梅托同乡的老乡捎给我的。

包裹拆开的一瞬间，我闻到了一股陌生的、不属于工地的香气，淡淡的，像图书馆里旧书的味道。

书的封面上，印着一行烫金小字：《现代高层建筑结构力学与人性化设计反思》，作者一栏，清清楚楚地写着三个字——温清梅。

我盯着那三个字，像被一根钢筋戳中了胸口，闷得喘不过气。

温清梅，原来她叫温清梅。

而那个我喊了五年，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和我搭档了五年的女人，叫阿梅。

我把书翻过来，封底的作者简介上，贴着一张一寸的免冠照片。照片里的女人，穿着一身得体的职业套裙，头发盘得一丝不苟，戴着一副细边眼镜，眼神温和又透着一股说不出的疏离。

是她，又不是她。

是那双眼睛，那双无论在多大的风沙里，都清亮得像一汪水的眼睛。

可她不是那个穿着褪色迷彩服，戴着黄色安全帽，满身泥灰，只有牙齿是白的阿梅。

简介上写着：温清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我捏着那本沉甸甸的书，手抖得像第一次学绑钢筋。

五年，一千八百多个日夜，我竟然和一个大学教授，在一个板房里住了五年。

我们一起在脚手架上递过扳手，一起在烈日下分享过一瓶冰水，一起在除夕夜的工棚里，就着一盘花生米，听着远处零星的鞭炮声，说过一宿的话。

我一直以为，她和我一样，是从哪个山沟里出来，为了一份生计，把血汗和名字都留在这座陌生城市里的普通人。

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我们之间，隔着的何止是工地上那道分界线。

那道线，一边是尘土飞扬的现实，另一边，是我想象都想象不到的世界。

第1章 初见，那个沉默的女人

五年前，我跟着工程队来到这个城市南边的新区。

项目很大，要建一栋地标性的写字楼，号称“城市之帆”。我老许，许成栋，干了二十年钢筋工，是个大工，手底下带着十来个兄弟。

阿梅就是那时候来的。

那天刚下过雨，工地里一片泥泞，空气里混着泥土和水泥的腥味。工头老张领着一个女人过来，冲我喊：“老许，给你派个新搭档，手脚麻利点，带带她。”

我正蹲在钢筋堆上抽烟，闻言抬起头。

那女人就站在几米外，个子不高，瘦，但看着不弱。她穿着一身崭新的迷彩服，脚上是一双大了一号的解放鞋，裤腿扎在鞋帮里，显得有些滑稽。

她低着头，安全帽的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

我心里犯嘀咕，工地不是没女人，食堂、保洁、资料员，都有。但下一线，干绑扎这种纯力气活的，少见。就算有，也都是些四五十岁，膀大腰圆，说话像吵架的婆姨。

眼前这个，身板太单薄了。

“老张，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我这活儿，男人都嫌累。”我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鞋底碾了碾。

老张一脸为难，“没办法，人是上面介绍来的，点名要下一线体验生活。你经验足，稳重，交给你我放心。”

“体验生活？”我差点笑出声，“工地是卖命的地方，不是游乐园。”

老张没再多说，拍拍我肩膀就走了。

那女人走到我面前，把安全帽往上抬了抬，露出一张脸。算不上多漂亮，但很干净，皮肤有点白得不正常，像是许久没见过太阳。最让人忘不了的，是那双眼睛，太静了，像深山里的古潭，不起一丝波澜。

“许师傅，我叫阿梅。”她开口，声音不大，有点沙哑，但吐字很清楚。

我“嗯”了一声，从工具包里拿出一把扎钩和一卷扎丝，扔到她脚下。

“会用吗？”

她摇摇头。

我心里那点火气又上来了，但看她那副样子，硬是没发作出来。我叹了口气，站起身，拿起扎钩和扎丝，给她做示范。

“看好了，就这一次。这叫‘八字扣’，绑主筋用的，要快，要牢。手要稳，眼要准，扎丝头不能翘起来，不然会划到人。”

我的动作很快，手腕一抖，一绕，一勾，一拧，一个漂亮的八字扣就完成了。

她看得很认真，眼睛一眨不眨。

“你来试试。”我把扎钩递给她。

她的手很生，动作笨拙，扎丝总是不听话，要么缠不紧，要么就断了。一连试了好几次，才勉强绑好一个，歪歪扭扭的，像个丑陋的疤。

旁边的几个兄弟看得直乐。

“老许，你这新搭档不行啊，比还。”

“绣花针拿得动，扎钩可拿不动哦！”

我没理会那些起哄的，只是盯着阿梅的手。那双手，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一看就不是干粗活的手。此刻，她的手心已经被粗糙的扎丝磨红了一片。

但她没吭声，只是解开那个失败的结，又重新开始，一遍，两遍……

那天下午，她就跟在我身后，我绑一排，她学着绑一根。汗水顺着她的额角往下淌，浸湿了鬓角的头发，黏在脸上，她也只是用手背胡乱一抹。

收工的时候，我检查她绑的那些钢筋，虽然慢，但每一个都绑得很结实，扎丝头也处理得很平整。

我心里有点意外。

这女人，身上有股劲，一股闷头往里使的犟劲。

第2章 工地上的“夫妻档”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像工地上的水泥搅拌机，单调，枯燥，轰隆隆地往前滚。

阿梅渐渐适应了工地的节奏。

她话不多，别人跟她开玩笑，她也就是笑笑，从不搭腔。但她学东西很快，绑钢筋的手法越来越熟练，速度也跟上来了。没过一个月，她已经能独立完成一面剪力墙的绑扎，速度虽然比不上我，但在女工里，绝对算快的。

更难得的是，她干活特别细。

每一根钢筋的间距，她都会用尺子量了又量；每一个扎丝扣，她都会检查好几遍。有时候我觉得差不多就行了，她却会指着图纸，一脸认真地跟我说：“许师傅，这里图纸要求是双向双排，间距150，我们刚才量的，有几个地方是160。”

我起初觉得她有点小题大做，甚至有点烦。工地上，差个一公分半公分的，谁会去计较？抢工期要紧。

但有一次，监理过来抽检，拿着个小本本，这里敲敲，那里量量，专挑刺。最后走到我们负责的区域，看了半天，一个毛病没挑出来，临走时还夸了句：“这活儿干得漂亮，标准。”

工头老张知道了，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扬了我。

我心里明白，这份功劳，至少有一半是阿梅的。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嫌她烦了。我开始觉得，有这么个搭档，挺好。她心细，我手快，正好互补。

我们在工地上形成了一种默契。

我眼神一扫，她就知道我要多长的钢筋；我手一伸，她就知道递扎钩还是扳手。我们俩一天下来，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二十句，但活儿却干得比谁都顺溜。

时间长了，工友们都开玩笑，说我们是工地上的“夫妻档”。

“老许，你家那口子今天怎么没给你带饭？”

“阿梅，老许烟抽完了，还不赶紧去小卖部给他买一包？”

听到这些话，我 usually 只是笑骂一句：“滚犊子！”

阿梅呢，她总是脸一红，低下头，继续干自己的活，也不反驳，也不生气。

其实，我们住得很近，都在工地南边那排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里。一排十几个房间，用薄薄的铁皮隔开，这边打个喷嚏，那边都能听见。我住七号房，她住八号房，门对门。

工地的生活，除了干活，就是吃饭睡觉，没什么隐私可言。

但我发现，阿D梅很爱干净。

她的房间总是收拾得整整齐齐，工服每天都洗，晾在门口的铁丝上，带着一股淡淡的肥皂味。她有个小小的电煮锅，有时候会给自己煮点面条或者稀饭，不像我们，顿顿都是食堂的大锅饭。

她还有一个习惯，就是看书。

每天晚上，不管多累，她都会在床头那盏昏暗的小台灯下，看一会儿书。我看不清她看的是什么书，只看到书皮很厚，上面好像有很多外文字母。

我问过她一次：“阿梅，看啥呢？”

她当时愣了一下，然后把书合上，笑了笑说：“随便看看，打发时间。”

我没再多问。在工地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故事。大家萍水相逢，一起出卖力气，没人会去刨根问底。问多了，反而伤感情。

我只知道，她家里好像出了事，需要一大笔钱。这是有一次，我半夜起夜，听见她在门外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带着哭腔，断断续续地说着“手术费”、“再想想办法”之类的话。

从那以后，我对她更多了一份说不清的怜惜。

有时候，我会把食堂打来的红烧肉多分她几块，或者在下雨天，提醒她把晾在外面的衣服收进来。

她也对我很好。

我的腰有老毛病，一到阴雨天就疼得厉害。她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些草药包，用开水泡了，让我敷在腰上。别说，还真管用。

我们的关系，就像那绑在一起的钢筋，不是亲人，却在日复一日的汗水里，变得比什么都牢固。我们是搭档，是邻居，更像是……战友。

在这座冰冷的钢筋水泥城市里，我们是彼此唯一的温暖。

第3章 一块松动的预制板

“城市之帆”项目，主体结构建得很快。

不到两年，大楼就像一棵巨大的竹子，节节攀升，冲破了云层。我们这些钢筋工，也随着楼层，越爬越高。

站在三十多层的脚手架上，风刮得脸生疼，整个城市都在脚下，车流像蚂蚁，人小得像芝麻。

恐高的人，站在这里腿肚子都会打转。

但我们习惯了。

危险，是悬在每个工地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根没扎紧的钢管，一块没放稳的木板，都可能要了你的命。

所以，我们最恨的，就是偷工减料。

那是在主体结构封顶前夕，我们正在42层进行外墙预制板的安装。这种预制板，是在工厂里提前生产好的，运到现场，像搭积木一样，一块块吊装上去，用高强度螺栓和主体结构连接。

这样施工速度快，但对安装精度和连接点的牢固性要求极高。

那天下午，我和阿梅负责检查已经安装好的一面墙。我拿着力矩扳手，挨个复紧螺栓，阿梅跟在后面，用小锤子轻轻敲击墙板，听声音，检查有没有空鼓。

这是我们的老习惯了，双重保险。

当检查到西北角的一块墙板时，阿梅突然停了下来。

“许师傅，你过来一下。”她的声音有点不对劲。

我走过去，看见她正皱着眉头，盯着墙板和梁连接处的一个节点。

“怎么了？”

“你听。”她用锤柄在那块预制板的右下角，轻轻敲了三下。

“咚……咚……咚……”

声音比其他地方要闷，还带着一丝轻微的晃动感。

我的心“咯噔”一下。

我伸出手，用力推了推那块预制板。板子纹丝不动，但我的手掌能感觉到一种极细微的虚位。

“螺栓有问题？”我立刻蹲下身，用扳手去拧那个节点的连接螺栓。

扳手刚一套上去，我就感觉不对。

太松了。

正常的螺栓，复紧的时候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扳手会发出“咔哒”的声响。但这颗螺栓，我只用了不到一半的力气，它就转动了。

我把它拧下来，拿到眼前一看，倒吸一口凉气。

螺栓的螺纹，有几圈被磨平了，像是强行拧进去，把螺纹给拧坏了。这就是所谓的“滑丝”。

这样的螺栓，根本起不到固定的作用，只是虚挂在那里。这块重达几吨的预制板，实际上只靠另外三个角的螺栓在受力。时间一长，在风力和自重的作用下，另外三个螺栓的受力会越来越大，一旦超过极限，这块板子……

我不敢再想下去。

这要是掉下去，底下就是主干道，后果不堪设想。

“狗娘养的！”我忍不住骂了一句，额头上渗出了冷汗。

“不止这一个。”阿梅指了指旁边，“我刚才敲了，这一排，有好几块板子的声音都不对。”

我的心一点点往下沉。

这不是意外，这是有人在故意搞鬼。

用劣质的螺栓，或者在安装时野蛮施工，为了赶进度，用大锤硬砸，把螺栓给砸坏了。

“走，找老张去！”我拉着阿梅，就要下楼。

我们找到工头老张，把情况一说。老张的脸当场就白了，他立刻带着我们去找项目部的施工经理，一个姓王的年轻人。

王经理三十出头，戴着金边眼镜，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一看就是那种刚从大学毕业没几年的“学院派”。

他听完我们的汇报，眉头都没皱一下，不紧不慢地端起茶杯喝了口水。

“老许啊，你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他放下茶杯，慢悠悠地说，“一块板子，四个螺栓，坏一个，还有三个呢。安全系数是足够的。现在工期这么紧，马上就要验收了，你现在让我把这面墙全拆了重装，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我气得血往上涌：“王经理，这不是一个螺栓的事！这关系到人命！这楼建起来，是要用几十上百年的！”

“我知道，我知道。”王经理摆摆手，一脸不耐烦，“这样吧，你们把那个坏的螺栓换掉，其他的，再复紧一遍，就算了。这事不要再往外说了，影响不好。”

“这怎么行！”阿梅突然开口了，她的声音不大，但异常坚定，“这属于重大的安全隐患，必须全部返工。如果你们不处理，我们就上报给监理和安监站。”

王经理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他眯着眼睛打量着阿梅，像是在看一个不懂事的怪物。

“你谁啊？一个女工，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他口气里的轻蔑，像刀子一样。

“我是他的搭档，”阿梅不卑不亢地迎着他的目光，“我们对我们干的活负责。”

那天，我们和王经理不欢而散。

走出项目部办公室，我看着阿梅，心里五味杂陈。我既佩服她的勇气，又担心她的处境。

“阿梅，你刚才太冲动了。”我叹了口气，“得罪了他，我们没好果子吃。”

她却摇摇头，看着远处那栋还未完工的大楼，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光。

“许师傅，”她说，“我们盖的，不只是一栋房子。我们是在用自己的手，建一个让人安心的地方。要是连我们自己都不能安心，那还叫什么手艺人？”

手艺人。

这个词，像一把小锤，轻轻地，却又重重地，敲在了我的心上。

第4章 暗夜里的图纸

事情果然像我担心的那样发展了。

第二天，工头老张就把我叫到一边，塞给我一包烟，唉声叹气。

“老许，这事……就算了吧。”他说，“王经理发话了，谁再提这事，就卷铺盖走人。我知道你正直，可咱们都是出来挣钱的，胳膊拧不过大腿啊。”

我捏着那包烟，感觉像捏着一块烙铁。

下午，王经理就派了另外一个班组，去“处理”那面墙。我远远地看着，他们只是象征性地拧了拧螺栓，然后就草草收工了。

晚上回到板房，我一宿没睡着。

我脑子里，全是那栋楼的影子。我仿佛能看到，几年，或者十几年后，在一个暴雨的深夜，那块预制板从高空坠落……

我这辈子，盖了无数的房子，从没像现在这样心慌过。

我是一个钢筋工，我懂得骨架的重要。一栋楼，外表再光鲜，如果骨子里是烂的，那就是一座华丽的坟墓。

后半夜，我听见隔壁有动静。

我披上衣服出门，看见阿梅的房间还亮着灯。门虚掩着，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

我看到她正趴在那个小小的折叠桌上，借着台灯的光，在一张纸上写写画画。

她画得很专注，眉头紧锁，手里的铅笔在纸上飞快地移动，发出“沙沙”的声音。

我敲了敲门。

她吓了一跳，猛地抬起头，看到是我，才松了口气，下意识地想把手里的纸藏起来。

“还没睡？”我问。

她点点头，给我搬了个小马扎。

我坐下来，目光落在了她桌上的那张纸上。

那不是画，那是一张结构图。虽然只是草图，但画得非常专业，节点、剖面、力学分析，标注得清清楚楚。

她画的，正是那块出问题的预制板的连接节点。她在图纸旁边，用很秀气的字，计算着什么。一堆我看不懂的公式和数据。

我彻底愣住了。

“阿梅，你……你懂这个？”

她脸上一红，有些局促地说：“以前……跟着一个老师傅，学过一点皮毛。”

我看着她，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哪里是皮毛？这分明是专家的水平！我虽然不懂那些复杂的计算，但我看得懂图。她画的这张图，比项目部那些年轻技术员画的，要清晰、要严谨得多。

她不仅指出了问题的所在，还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加固方案，并且分析了每种方案的优劣和可行性。

“许师傅，”她指着图纸，认真地对我说，“王经理他们那种处理方式，根本没用。滑丝的螺栓孔，内壁已经损坏，再拧新的进去，咬合力也不够。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扩孔，然后使用化学锚栓进行二次加固。”

她的眼睛在灯光下闪闪发亮，那一刻，她身上散发出的那种自信和专业，让我感到陌生，又无比信服。

“我们自己干。”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阿梅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

“太危险了。”她说。

“再危险，也比将来出事强。”我的语气斩钉截铁，“我这辈子，没干过亏心事，不能在这栋楼上，留下一个会杀人的隐患。”

那一晚，我们俩，就在这间不到十平米的板房里，就着一盏昏黄的台灯，研究了一整夜的图纸。

她负责技术，我负责施工。我们把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反复推敲。

天快亮的时候，我们终于敲定了最终方案。

我看着眼前这个瘦弱的女人，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敬畏感。我不知道她到底是谁，从哪里来。但我知道，她的心里，装着和我们这些老手艺人一样的东西。

那东西，叫良心。

接下来的两个晚上，我们像做贼一样。

等所有人都睡了，我们就偷偷溜上42层。

高空作业，尤其是在晚上，危险性极大。我们只靠着头灯那点微弱的光，身上绑着安全绳，像两个悬在城市上空的幽灵。

我负责操作，打孔，植入锚栓，清理。阿梅负责技术把关，测量，计算，复核。

风很大，吹得脚手架都在晃。

我能听到自己“砰砰”的心跳声。

但当我看到阿梅那镇定的眼神时，我的心，就莫名地安定了下来。

我们配合得天衣无缝。

她递给我一个工具，甚至不需要开口，一个眼神，我就知道她要什么。

第二个晚上，当我们把最后一个化学锚栓打进去，用扭矩扳手拧到指定的力矩时，我整个人都虚脱了，瘫坐在地上。

阿梅递给我一瓶水。

我看着她被风吹得通红的脸，和那双熬得布满血丝，却依旧清亮的眼睛，咧开嘴笑了。

“阿梅，”我说，“你真不像个女人。”

她也笑了，月光下，她的笑容很好看。

“许师傅，”她说，“你也不像个普通的工人。”

我们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那一刻，我们之间，仿佛有一种比钢筋更坚韧的东西，被牢牢地连接在了一起。

第5章 最后一根钢筋

那次“夜半施工”之后，我和阿梅之间的关系，似乎又进了一步。

我们依旧是话不多的搭档，但彼此的眼神里，多了一些只有我们自己才懂的东西。

日子恢复了平静，王经理似乎并没发现我们的“小动作”，那面墙也再没出过任何问题。

“城市之帆”项目，进入了收尾阶段。

主体结构完工，我们钢筋工的活儿，也越来越少。

工地上的人，开始陆续离开。昨天还在一起喝酒吹牛的兄弟，今天就背着铺盖，奔赴下一个工地，下一座城市。

离别的气息，像秋天的风，萧瑟，又让人感伤。

我们这些干建筑的，就像候鸟，哪里有活儿，就飞向哪里。一座座高楼在我们手中拔地而起，但没有一扇窗，是为我们亮的。

我们建起了城市，却始终是这座城市的过客。

我和阿梅，被分到了地下车库，负责最后一些零星的收尾工作。

地下车库里又闷又潮，灯光昏暗，只有我们两个人，绑扎着最后一批地梁的钢筋。

“哐当……哐当……”

扎钩碰撞钢筋的声音，在空旷的地下室里回响，显得格外孤独。

我们俩都沉默着，谁也没说话。

我知道，我们也要分开了。

这五年，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吃饭，一起在工棚里躲过暴雨，一起在脚手架上看过日出。

我已经习惯了身边有这么一个人。

习惯了她在我递错工具时，无奈地白我一眼。

习惯了她在我腰疼时，递过来的那个热乎乎的草药包。

习惯了每天晚上，看到她房间里那盏亮着的台灯，心里就觉得踏实。

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许师傅，”她突然开口，打破了沉默，“干完这里，你有什么打算？”

我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

“还没想好。”我实话实说，“可能回老家歇一阵子。我儿子今年要高考了，回去陪陪他。”

“你儿子……学习一定很好吧？”

提到儿子，我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还行，在他们学校，每次考试都是前几名。他说，他想考同济大学，学土木工程。以后，也盖大楼。”

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是骄傲的。

我希望他能坐进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用笔和电脑画图纸，而不是像我一样，用一身的力气和伤病，去跟钢筋水泥打交道。

阿梅听了，半天没说话。

我抬起头，看到她的眼圈有点红。

“怎么了？”我问。

她摇摇头，挤出一个笑容：“没什么，为你高兴。他一定可以的。”

“你呢？”我反问她，“你接下来去哪？”

她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轻声说：“我……可能也要回家了。家里的事，都处理得差不多了。”

“那挺好。”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空落落的。

我知道，我们这一别，可能就是一辈子。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离开了这个工地，她会回到她的生活，我也会回到我的轨道。我们就像两条相交的直线，有过一个交点，然后，便渐行渐远。

最后一根钢筋绑完了。

我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

“走吧，收工了。”

我们并肩走出地下车库，外面阳光正好，刺得人眼睛发酸。

我看着眼前这栋已经初具雏形的宏伟建筑，心里百感交集。

这五年，我的汗水，我的力气，我最好的年华，都留在了这里。

我扭头看着阿梅。

她也正看着大楼，眼神里有怀念，有不舍，还有一种我读不懂的，深深的悲伤。

“阿梅，”我鼓起勇气，问出了那个一直想问，却又不敢问的问题，“以后……还能再见吗？”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像是有水光在闪。

她没有回答我，只是对我笑了笑。

那个笑容，和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

带着一丝歉意，一丝感激，还有一丝诀别的味道。

第6章 离别，像风吹过旷野

散伙饭定在工地旁边的“川香阁”，一个我们平时都嫌贵，只有在发工资时才敢去搓一顿的小饭馆。

项目部请客，所有班组的工人都去了，乌泱泱坐了十几桌。

酒杯碰撞的声音，划拳的吵嚷声，混杂在一起，热闹非凡。

但这种热闹，更像是一种刻意的伪装，用来掩盖即将到来的离别。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但那笑意，却到不了眼底。

我和阿梅坐在一桌，身边都是我们钢筋班的兄弟。

大家轮流给我敬酒。

“许哥，以后常联系！”

“许师傅，多谢这几年的照顾！”

我端着酒杯，来者不拒。酒是便宜的白干，辣得嗓子眼直冒火，但心里那股离愁，却像是被浇了油，烧得更旺了。

阿梅就坐在我旁边，她不喝酒，面前放着一杯橙汁。

她只是安静地坐着，看着我们闹，偶尔有人跟她说话，她就微笑着点点头。

她好像和这里的热闹，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

酒过三巡，王经理端着酒杯，挨桌敬酒。

他走到我们这桌，满脸红光，拍着我的肩膀说：“老许，你可是我们项目的大功臣啊！这栋楼能这么顺利封顶，你们钢筋班功不可没！我敬你一杯！”

我站起身，跟他碰了碰杯，一饮而尽。

他那张油滑的脸，在酒精的催化下，显得有些虚伪。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夜晚，他轻蔑地对阿梅说“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的样子。

我心里一阵不舒服。

王经理又把目光转向阿梅，他似乎已经忘了那天的不愉快，笑呵呵地说：“这位……阿梅是吧？女同志也不容易，巾帼不让须眉啊！这杯，也敬你！”

阿梅没有站起来。

她只是端起面前的橙汁，淡淡地说：“王经理，我不会喝酒，以茶代酒，敬你。”

她的语气很平淡，听不出喜怒。

王经理的脸色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笑容，自顾自地把酒喝了，然后便转身去了下一桌。

一顿饭，吃得人心里空荡荡的。

饭局散了，已经是深夜。

工友们三三两两，勾肩搭背地往回走，有的人喝多了，唱着跑调的歌，歌声在空旷的夜里，显得格外凄凉。

我走在最后，阿梅跟在我身边。

我们一路无话。

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又缩得很短。

到了板房门口，我停下脚步。

“我明天一早的车。”我说。

“嗯。”她应了一声。

“你……什么时候走？”

“后天。”

又是沉默。

夜风吹过，卷起地上的尘土。远处，那栋我们亲手建起的大楼，在夜色中像一个沉默的巨人，只有楼顶的几盏航标灯，在一闪一闪。

“那我……进去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这样结束对话。

“许师傅。”她突然叫住我。

我回过头。

她站在月光下，身影显得有些单薄。

“这几年，谢谢你。”她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说啥呢。”我别过脸，不敢看她的眼睛，“是我该谢谢你。没有你，我这活儿没这么顺。”

“你是个好人，许师傅。”她说，“也是个好师傅。”

“你也是个好搭档。”

我们说完这几句，又陷入了沉默。

我感觉，有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最后，我只是摆了摆手，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间，然后重重地关上了门。

我靠在门上，听着外面的动静。

我听到她轻轻地叹了口气，然后是她开门，关门的声音。

那一晚，我彻夜未眠。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收拾好了行李。一个破旧的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就是我全部的家当。

我没有去跟阿梅告别。

我怕看到她，就走不了了。

我只是站在门口，朝着她那扇紧闭的门，深深地看了一眼。

然后，我背起行囊，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个我生活了五年的地方。

清晨的薄雾里，我的背影，一定很像一个逃兵。

第7章 包裹里的真相

回到老家，生活像是被按下了慢放键。

没有了工地的嘈杂，没有了每天累到骨头散架的疲惫。我每天给即将高考的儿子做做饭，去田里转转，日子过得清闲，却也空虚。

我总是在不经意间想起阿梅。

想起她在烈日下被汗水浸透的背影，想起她在灯下画图时专注的侧脸，想起她递给我草药包时，那双干净得不像话的手。

我甚至给她打过电话。

就是她留在工地登记的那个号码。

电话拨过去，听筒里传来的，是冰冷的机械女声：“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那一刻，我心里最后一点念想，也断了。

我苦笑着想，也是，她那种人，怎么可能一直用那种临时的电话卡呢。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工地散了，缘分也就尽了。

我把这段记忆，连同那个叫“阿梅”的名字，一起埋在了心底。

直到一个月后，老乡捎来了那个包裹。

我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手里拿着那本叫《现代高层建筑结构力学与人性化设计反思》的书，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封底那个叫“温清梅”的女人。

包裹里，除了书和那个精致的“城市之帆”模型，还有一封信。

信封是白色的，很厚实，上面没有写称呼。

我的手颤抖着，拆开了信封。

信纸上，是她那手秀气又带着风骨的字。

“许师傅，见字如面。

请原谅我以这种方式，向你坦白一切。

我叫温清梅，是同济大学的一名老师。我的丈夫，梁思诚，也是一名结构工程师。五年前，他在一次工地勘察中，因为塔吊操作失误，意外去世了。

他生前，一直在做一个课题，就是关于建筑工人的生存现状与工程安全的人性化关联。他总说，再完美的图纸，再精密的计算，最终都要靠一双双手来实现。如果那些手是疲惫的，是缺乏保障的，是不被尊重的，那么建起来的大楼，灵魂就是空洞的。

他走了，把这个未完成的课题留给了我。

我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都走不出悲伤。直到有一天，我翻看他的日记，看到他说，他想真正地，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去工地上生活几年，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去理解他们的困境和坚守。

于是，我来了。

我托了关系，隐瞒了身份，来到了‘城市之帆’项目。我给自己取名‘阿梅’，那是我小名。我本以为，我只是来完成一个课题，做一次田野调查。

但我没想到，我会遇见你。

许师傅，是你让我看到了，什么叫‘手艺人’的尊严。

是你让我明白，良心和责任，是刻在骨子里的，与身份、学历无关。

我记得那个发现螺栓问题的下午，你据理力争的样子。

我更记得那个深夜，我们一起在42层高空，偷偷加固墙板。你说，‘不能留下一个会杀人的隐患’。那一刻，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丈夫的影子。

你们是一样的人，对技术有敬畏，对生命有担当。

这五年，我学会了绑钢筋，学会了看懂你们的眼神，学会了在满是泥灰的饭盒里吃出饭菜的香。我记录下了几百万字的笔记，搜集了上千份访谈资料。我的课题，完成了。

但这五年，我得到的，远比一个课题要多得多。

我得到了内心的平静，也找到了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谢谢你，许师傅。谢谢你把我当成一个真正的搭档，一个可以并肩作战的战友。

书是我新出版的，送你一本留作纪念。扉页上有我的联系方式，如果你的儿子将来报考同杜，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请一定不要客气。

那个模型，是我亲手做的。每一个节点，每一根钢梁，都是我们一起奋斗过的印记。

就此搁笔，祝你和家人，一切安好。

温清梅 敬上”

信不长，我却看了很久很久。

看到最后，我的眼睛模糊了，有滚烫的东西，从眼角滑落，滴在了信纸上，晕开了一片墨迹。

原来是这样。

原来，她背负着这么沉重的故事。

我终于明白，她那双总是那么平静的眼睛里，为什么藏着那么深的悲伤。

我站起身，走到院子中央，抬起头。

天很蓝，云很白。

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工地上，看到了那个叫阿梅的女人，她穿着褪色的迷彩服，戴着黄色的安全帽，站在阳光下，对我笑着。

第8章 仰望，我们建起的大楼

儿子最终还是考上了同济大学。

查到分数的那天，他比我还激动，抱着我，又蹦又跳。

我看着他，眼眶湿润了。

我没告诉他温清梅的事，也没动用那个关系。我想让他靠自己的努力，去走他自己的路。就像当年，我赤手空拳地来到城市，靠自己的手艺吃饭一样。

这是一种传承。

儿子去上海报到的那天，我送他到火车站。

看着他背着行囊，消失在人群中的背影，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

我想去看看那栋楼。

那栋我们亲手建起来的，“城市之帆”。

我买了去那座城市的火车票。时隔一年，再次踏上这片土地，一切都既熟悉又陌生。

城市变得更漂亮了，道路也更宽了。

我凭着记忆，坐公交车来到那个曾经的工地。

这里已经完全变了样。

曾经的板房、食堂、堆满钢筋水泥的空地，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广场，漂亮的绿化带，和熙熙攘攘的人群。

而那栋楼，就静静地矗立在广场中央。

它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像一面巨大的风帆，充满了力量感，仿佛随时都要起航。

我站在楼下，仰着头，看了很久很久。

我的脖子都酸了，却舍不得移开目光。

我能清晰地记得，哪一块玻璃是我擦的，哪一根钢筋是我绑的。我甚至能想象出，我和阿梅，就在那42层，像两只小小的蚂蚁，为了一个螺栓，在深夜里忙碌。

有穿着体面西装的白领，从我身边走过，他们行色匆匆，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他们走进这栋大楼，开始一天的工作。

没有人会知道，这栋楼的骨架里，藏着一个钢筋工和一个大学教授的秘密。

也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叫许成栋的农民工，曾在这里流过多少汗。

但这些，都不重要了。

我看着眼前这栋宏伟的建筑，心里没有失落，只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和骄傲。

这是我的作品。

是我，和阿梅，和成千上万个像我一样的普通工人，一砖一瓦，一根钢筋一根钢筋，把它从图纸变成了现实。

它会在这里矗立很多年，五十年，一百年。

它会见证这座城市的变迁，会为无数人遮风挡雨。

这就够了。

我在楼下的长椅上，坐了一整个下午。

直到夕阳西下，给大楼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

我拿出手机，翻出那张我一直存着的，温清梅在书上印的照片。我对着大楼，轻轻地按下了快门。

照片里，背景是壮丽的“城市之帆”，前景是那个戴着眼镜，温婉知性的女教授。

我看着照片，笑了。

我想，这才是她真正的样子。

而那个叫“阿梅”的女人，那个和我一起在工地上生活了五年的搭档，她会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临走前，我给温清梅发了一条短信。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联系她。

短信很简单，只有一句话：

“温教授，楼很漂亮。我替我们，看过了。”

发完短信，我删掉了她的号码，然后转身，汇入了回家的茫茫人海。

我知道，我们的人生，不会再有交集。

但我也知道，无论我们身在何方，每当抬起头，看到那些高耸入云的建筑时，我们都会想起彼此。

因为，我们是手艺人。

我们用双手，建起了城市，也建起了我们各自的，顶天立地的尊严。

来源：小南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