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9年4月5日的上海，春寒还没褪尽，军工路码头上却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初中毕业的王永刚和同学们挥泪告别父母，登上了停泊在码头上的轮船，他们要到千里之外的吉林延边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年王永刚还不满十七周岁，五月端午是他的生日。

1969年4月5日的上海，春寒还没褪尽，军工路码头上却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初中毕业的王永刚和同学们挥泪告别父母，登上了停泊在码头上的轮船，他们要到千里之外的吉林延边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年王永刚还不满十七周岁，五月端午是他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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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刚！带好行李，别和同学挤丢了，注意安全！”他父母一边嘱咐他一边挥手道别，王永刚的身影很快就被淹没在人海中。

轮船到达大连，王永刚他们再转火车，车轮在铁轨上“哐当哐当”颠了两天，窗外的风景也从高楼大厦，变成了光秃秃的黑土地。直到火车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县车站停下。

在延吉县城短暂停留后，大家又分乘多辆汽车继续前行，一辆卡车最终停靠在了一个屯子路口。冷风裹着陌生的语言扑过来，几个穿民族服饰的朝鲜族人正说着他们听不懂的话，为首的男人四十多岁，高高的个子，肩膀却宽得像座山，一看就知道他的身体很健壮，很淳朴也很善良。

“我是靠山屯的金成哲，带领社员们在村口迎接你们。”男人操着生硬的普通话，笑容却很亲切，伸手就去接王永刚的行李。他就是金队长，手心糙得像砂纸，和王永刚握手时，力道大得让人踏实。十五个知青跟着金队长往屯子里走，小路上未融化的积雪像冰一样坚硬，踩上去特别滑。走了五六分钟，前边是一片矮矮的土坯草房，房顶上的烟囱冒着袅袅炊烟，有的门口挂着红辣椒串子，显得格外扎眼。

知青们居住的地方是屯子东头一个朝鲜族小院，房主一家搬去县城生活后，房子一直空着。知青们刚走进院子，金队长的媳妇就顶着一个瓷盆来了，身后跟着两个姑娘。

这两个姑娘不是旁人，她们是金队长的女儿。大的十七岁，梳着乌黑的辫子，眉眼文静，她叫金梅子。小的十五岁，梳着两条粗辫子，辫梢系着粉布条，一笑脸上俩酒坑，特别好看，她叫金英子。

“你们快进屋，炕我烧好了，热乎乎的。”金妈大迈（婶子）说着，拉开了房门，金梅子接过她头上的瓷盆走进屋去，把半盆咸菜放在了灶台上。灶膛里的柴火“噼啪”响，两口朝鲜族大锅里滋滋冒着热气，满屋子都是酱汤的香味。

往后的日子，金妈大迈几乎天天都来帮知青烧炕做饭，教她们用朝鲜族大锅煮碴子粥，教他们和面蒸干粮，也教他们熬大酱汤。金梅子也来帮忙，不是烧火就是刷锅洗碗，也去牛棚院子里挑水。金英子年纪小，不会做饭，她就帮着抱柴，有时也跳到灶坑里烧火。

知青们安顿好了吃住的地方，歇了几天，熟悉了一下屯子周边的环境，春耕备耕生产也就要开始了。

王永刚个子高，长得方正，也有力气，金队长就教他学习使唤牲口，先从赶牛车学起。春耕的时候，就教他犁地耙地，知青们都很羡慕王永刚，因为他得到了金队长的重视。

农村的农活不算太繁琐，春天耕耙播种插秧，夏天除草施肥，秋天割稻打场，反正天天都有干不完的农活。王永刚干活不偷懒，他一人能顶两个知青能干，金队长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总喊他去家里吃饭。

金队长家的炕桌不大，金队长总把炖得软烂的土豆、蘸酱的苏子叶推到王永刚面前，还要给他倒上一杯酒。酒后，金队长总是笑眯眯地说：“永刚，我要是有一个你这样的儿子该多好呀。”

不光是金队长对他们上海知青好，靠山屯的乡亲们对待知青，也是掏心的好。有次王永刚得了重感冒，烧得迷迷糊糊，金队长半夜披着棉袄跑去找屯里的赤脚医生，金英子守在炕边，用凉毛巾给他敷额头，一守就是一宿。乡亲们得知王永刚生病了，也都来给她送好吃的。知青们嘴上不说，心里都记着乡亲们的好。

到了秋天，女知青不会腌辣白菜，全屯的朝鲜族妇女围着她们教，院子里飘着白菜和辣椒的香味，混着说笑的声音，比上海的弄堂还热闹。冬天里，乡亲们就帮知青们打柴拉柴。谁家做了好吃的，也会给知青们送一些过来。王永刚常想，要是没有这些乡亲，他们这群城里来的孩子，怕是熬不过东北寒冷的冬天。

日子一长，情愫就悄悄冒了头。金英子爱唱歌，屯子里的夏天，她总在河边的柳树下唱《北京的金山上》、《阿里郎》、《道拉吉》等歌曲， 声音清亮得像泉水。王永刚干完活，就坐在不远的田埂上听，他很喜欢听金英子唱歌。有时金英子也会帮他洗衣服，给他送好吃的，渐渐地，两个人互生好感，两颗火热的心在慢慢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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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秋后的一天，王永刚在金队长家吃完晚饭，借着酒劲，金队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永刚，你看我家英子漂不漂亮，干脆你做我家的女婿吧，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你。”当时王永刚的脸红得就像下蛋的母鸡，他吭哧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那年冬季回上海探亲过春节，王永刚跟他父母说了金队长要他做女婿的事情，他父母坚决反对他和农村姑娘恋爱结婚。离开上海回延边时，他父母再次叮嘱：“千万不能找农村姑娘恋爱结婚，将来回不了上海。”

回延边的火车上，王永刚想起金英子的笑脸，想起她搭在自己额头上的湿毛巾，想起她为他洗衣服的情景，想起她甜美的歌声，心口像被什么堵着一样，堵的他喘不过气来。

从上海回来，王永刚开始躲着金英子。金英子找他，他要么说要干活，要么扭头就走，次数多了，金英子眼里的光就暗了，再没去河边唱过歌，也不再去找王永刚。金队长看在眼里，没多问，只在一次喝酒时拍着他的肩膀，叹了口气说：“永刚，我不怪你，你父母也有他们的道理。”

1975年夏天，招工的消息传到了靠山屯，开山屯化纤厂要在插队知青中招工人。王永刚报了名，体检、政审都过了，走的那天，屯子里的乡亲都来送行。金妈大迈把十几个煮鸡蛋塞到了他的挎包里，金梅子红着眼眶说：“哥，常回来看看。”金英子站在旁面，心里有千言万语却没说出口，分别的时候，只说了一句：“哥，我永远记着你。”王永刚看着她，喉咙发紧，想说点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下，到了这样的地步，又能说什么呢？

到了化纤厂，王永刚成了一名车间的工人。上班时间他拼命干活，休班时就看书。他觉得只有看书，才能让他不胡思乱想，他心里才感到充实一点。

恢复高考后，王永刚考上了四平师范学院。去四平读书时，他回了一趟靠山屯，看望了乡亲们，给金队长家买了礼物。那时金英子已经结婚了，她嫁给了邻村的一个民办教师，日子过得还可以。

在四平师范学院毕业后，王永刚赶上了好机会，回上海当了一名高中老师。工作稳定后，他结婚成家，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生了一个儿子，日子过得幸福安稳。可每当秋天，上海飘起桂花香时，他总会想起靠山屯的稻花香。每当冬天，他又会想起东北的火炕，想起金妈大迈熬的酱汤，想起金英子唱的《阿里郎》。他把那些回忆藏在心里最软的地方，不敢碰，却也忘不掉。

转眼几十年过去，王永刚的儿子都成了家，他自己也白了头发。这几年，他越来越频繁地想起靠山屯，夜里总做梦，梦见自己还是那个18岁的少年，在雪地里跟着金队长往屯子里拉烧柴，金英子在后面喊他欧巴（哥哥），声音是那样洪亮又清脆。

2023年春天，他跟妻子说：“我想回靠山屯看看。”妻子懂他，点了点头：“去吧，我陪你。”

两人从浦东机场坐飞机到了延吉，再转车去靠山屯。屯子变了样，土坯草房换成了砖瓦房，当年的知青集体户大院成了村委会办公的地方，成了屯里的文化健身场所。年纪大的乡亲们还认得他，围上来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

聊起金队长一家，屯子里的一位老人说：“金队长老两口去世后，金梅子和金英子全家都去韩国了，一次也没回来过。”

王永刚的心沉了下去，可没放弃，托村干部打听金英子的情况，又找了当年认识的几位乡亲，辗转了好几天，总算得到了金英子的手机号。他握着手机，手都在抖。拨完号码，响了三声，那边传来一个略显苍老，却依旧熟悉的声音：“喂！我是金英子……”是金英子的声音。

王永刚张了张嘴，哽咽着说了一句：“英子，我是王永刚……”“永刚哥……”那边传开了金英子哽咽的声音。

就这一句，王永刚的眼泪瞬间就下来了，几十年的思念、遗憾、愧疚，全堵在喉咙里，只能“嗯”一声，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两人在电话里哭了很久，没说多少话，却好像把这几十年的空白，都填满了。

他们有了约定，不久就会相见的。

今年是金成哲老队长的百岁诞辰，前几天，金英子给王永刚打电话，说她和姐姐金梅子从韩国回来给父母上坟了，然后她们想去上海看看他。王永刚挂了电话，激动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就拉着妻子去超市去市场，准备好吃的。

上海浦东机场的到达口，王永刚站在最前面，眼睛紧紧盯着出口。人群里，他一眼就看见了金英子，她的容颜虽然也苍老了，可眉眼还是当年的样子，一笑，还能看见脸上的那两个酒窝，还是那样漂亮。金英子也看见了他，快步走过来，伸出手，紧紧握住了他的手。因为延吉机场临时关闭，她姐俩坐高铁到了龙嘉机场，在龙嘉机场乘航班来到了上海。

“永刚哥……”她刚开口，眼泪就掉了下来，泣不成声。王永刚也哭了，握着她的手，几十年的时光好像在这一刻又回到过去—他还是那个18岁的上海知青，她还是那个15岁的朝鲜族姑娘，他们站在靠山屯的雪地里，看夕阳落下去，看炊烟升起来。

过了好久，王永刚抹了把眼泪，声音哽咽着说：“走，回家，我让你嫂子炖好了鸡汤，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金梅子站在旁边，笑着擦眼泪：“走，回家看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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炙热的阳光躲进了云层，一阵微风吹来，天气似乎凉爽了一些，王永刚牵着金英子的手，像牵着自家的妹妹，慢慢往出口走。几十年的遗憾还在，可此刻，能再相见，能说一句“彼此安好”，就够了。就像浦江的潮水记着海兰江的波纹，他的心里，永远记着那个在东北的屯子里，永远记着给过他温暖的金队长一家和那个漂亮的朝鲜族姑娘。时隔这么多年再相见，他们就像亲兄妹一样亲。

作者：草根作家

来源：草根茶社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