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山顶的璀璨“皇冠”——纪念武汉大学老图书馆落成90周年(上)

摘要：如果要问武汉大学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建筑是哪一栋大楼，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出这个答案——老图书馆。今年9月，适值武汉大学老图书馆（初为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落成90周年，谨以此文，对其90年来所经历的风雨沧桑（尤其是建成初期的一些基本情况）进行一番较为全

如果要问武汉大学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建筑是哪一栋大楼，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出这个答案——老图书馆。今年9月，适值武汉大学老图书馆（初为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落成90周年，谨以此文，对其90年来所经历的风雨沧桑（尤其是建成初期的一些基本情况）进行一番较为全面的介绍，以表纪念。

一、东壁始筑

开尔斯——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的设计者

1929年，美国建筑工程师开尔斯（Francis Henry Kales, 1882－1957）应邀为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进行规划设计。当年11月4日，开尔斯与美籍华裔建筑师李锦沛（Poy Gum Lee, 1900－1968）在上海一同完成了对武大珞珈山新校舍设计平面总图的修订工作，在这张规划图纸中，非常明确地将珞珈山西北面的狮子山顶定为学校图书馆的建设地点。

到了1930年，开尔斯在对狮子山南坡的男生宿舍进行建筑设计的过程中，也已经对其正后方的图书馆大楼进行了初步的立面设计。在其最初的规划方案中，图书馆被设计为一主二从三座中式阁楼组成的建筑群，居中的主楼为一座四方形的攒尖顶阁楼，东西两侧的副楼则是两栋对称的重檐歇山顶书库楼。

1930年，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及周边建筑最初的规划设计图

后来，由于学校预算的限制，工程的建筑规模有所缩减，两侧的副楼被暂时取消，而只先期建造中央主楼，开尔斯遂对主楼的设计方案进行了修改，在其前后两翼的四角设置了与之相联结的四座附楼，其中后排的两座附楼比前排更为狭长，从而形成一个倒写的“工”字形平面。与此同时，主楼的屋顶造型也发生了变化，开尔斯放弃了之前的攒尖顶方案，而重新设计了一个颇为别致的“八角歇山顶”——在一个传统歇山顶的基础上，增加了四条戗脊，形成一个八边形的平面。此外，在屋顶正脊的中央，还加设了一座尺寸颇大、造型脱胎于塔刹相轮的脊刹。这一屋顶造型与当时刚刚重建的厦门南普陀寺大悲殿屋顶极为相似。

1933年，开尔斯修改后的图书馆设计图，当时中央塔楼屋顶正脊中央并未设置脊刹

整体平面呈倒“工”字形、屋顶平面呈八边形的图书馆大楼（刘文祥摄）

图书馆中央塔楼的屋顶为造型独特的八角歇山顶

1932年初，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基本落成后，由于经费困难，大规模的校舍建设也停顿了一年半之久。为努力筹措建筑经费，国立武汉大学于1932年6月致函负责管理美国退还中国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请求补助若干“图书馆建筑费”。当时，该会已补助武大“理科设备”经费8万元，并追加补助了“增购科学设备”经费3万元，最后决定：“本会对于武汉大学请补助图书馆建筑费案，表示同情；惟本会经济现在非常拮据，应俟财政稍裕有力补助新事业时，再予该案以充分之考虑。”

1933年7月14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九次年会正式决定补助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建筑费5万元，1934年6月29日，该会第十次年会又决定对武大追加拨款5万元，以协助其“完成图书馆建筑”，这笔经费最终于1935年4月拨付完毕。

1933年10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孙洪芬来武汉大学考察时与部分教职员在珞珈山上的合影，左起依次为叶雅各、查谦、皮宗石、孙洪芬、周鲠生、陈源

另外，从1933年5月起，国民政府财政部开始向国立武汉大学每月拨发2万元的“临时建筑费”，湖北省政府亦有少量补助。正是在中央、地方政府以及若干社会团体的共同支持下，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二期工程才得以顺利启动。1933年8月，狮子山顶的总图书馆工程开始平地基，标志着珞珈山新校舍二期工程全面拉开帷幕。9月，学校审定通过了开尔斯的总图书馆建筑设计图案，随后又“指定上海、芜湖、汉口各殷实厂家投标”，“经两次开标，选定上海六合公司承包”。

李祖贤——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建造者

上海六合公司是由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新校监造工程师缪恩钊介绍来参与竞标的，其老板李祖贤（1894－1981）出生在浙江镇海小港（今属宁波市北仑区），其家族为宁波近代著名的“小港李氏”。李祖贤于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1914年赴美国纽约州特洛伊城伦斯勒理工学院攻读土木工程专业，1918年毕业后在美国桥梁公司实习，其在美留学期间即与缪恩钊相识。1921年，李祖贤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六合贸易工程公司，为中国第一家由留学归国人员创办的建筑企业。从1933年起，上海六合公司先后中标承建了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二期工程中的图书馆、工学院、法学院、宋卿体育馆、农学院等多栋主体建筑。

1933年11月8日，国立武汉大学与上海六合公司签订了建筑图书馆承包合同。12月1日，总图书馆工程正式开工，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藏书容量约20万册，工程造价22.9万元，其中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捐助建筑费10万元。

1933年11月8日，国立武汉大学与上海六合公司签订的《国立武汉大学建筑图书馆承包合同》（部分）

图书馆建筑图纸上的上海六合公司与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印章

1934年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奠基纪念碑

1934年春，正在建设中的武大图书馆

1935年初，正在建设中的武大图书馆（侧面）

承建武大图书馆的上海六合公司老板李祖贤是留美的土木工程专业科班出身，对现代建筑工程技术颇为精通。在包建图书馆工程时，李祖贤对于外籍结构工程师所绘制的结构图纸提出异议，认为阅览大厅屋顶结构的支撑柱截面不够，将会导致出现斜裂缝，结果建成后果然出现了裂痕，最终按照李祖贤提出的方案进行了补强才达到验收要求。

1935年初，正在建设中的武大图书馆（内部）

1935年初，正在建设中的武大图书馆（正面）

1935年春，即将封顶的武大图书馆（洪儒珍摄）

1935年夏，德国飞行员科斯特（J. P. Koster）航拍的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这是目前所发现的珞珈山校园最早的一张航拍照，当时狮子山顶的图书馆大楼已封顶

1935年9月，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大楼落成，成为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内最为雄伟壮观的标志性建筑。

二、黉宫圣殿

就整体外观而言，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大楼的上半部分形似一顶皇冠，其正面下方的两座歇山顶的附楼之间，则是一个由两对方形双柱所托起的高大宽阔的门廊，大楼内外的诸多装饰细节既有中国传统的鸱吻、云纹、斗拱、雀替、仙人走兽等，又有西式的罗马柱、石拱门等，充分体现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

由于图书馆大楼建在狮子山顶的坡地上，地基空间比较狭小，开尔斯便刻意将其位置略微后移，直至部分悬空，从而使得其前方更加平坦宽阔，背面也更显高峻宏伟；同时还利用狮子山北坡向北下降的地势，在北侧东西两翼设置了上下共七层的书库，而从南面看过去，书库的地上部分只有四层高。书库采用夹层来扩大使用面积，层高仅2.4米，充分考虑了空间利用的经济性。

图书馆大楼南面主入口外有一段回廊，廊前有两对方形双柱。这两对柱子可谓武大建筑“中西合璧”特征的一个典型范例——柱子的柱础采用了具有中国南方建筑特色的造型，而上方与之相连的额枋和雀替则为简化的北方官式造型，但这种双柱并排使用的做法，并不见诸中国传统建筑，而是脱胎于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的风格。

图书馆侧翼附楼

图书馆背面

图书馆牌匾

图书馆东北书库楼东立面图

步入图书馆的正门，即可看到一座造型古朴典雅的木门，其装饰细节极具中国传统风格，给人以庄重肃穆之感。这扇门同时也起到了屏风的效果，使得图书馆大门的开合不致影响到室内师生的阅览学习。

穿过这座木门，便是宽敞高大的阅览大厅，其平面呈八边形，面积400多平方米，层高9.6米，空间宽广，视野开阔，四面有一圈回廊，东西两侧均有一面巨大的落地玻璃窗，使得大厅内光线明亮。厅内摆放有供阅览书报之用的24张黑褐色长木桌及近200张配套木椅，这些桌椅古香古色，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家具造型风格。尤其难得的是，这批桌椅从上世纪40年代一直使用至今（其中30年代的木椅现存4张），是武汉大学校园内如今保存最完好、数量最多的一批民国时期桌椅。

图书馆大门上方的窗花雕饰

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阅览大厅内景

位于图书馆一楼大厅环廊处的出纳台

除了主入口的大门为木质外，图书馆大楼所有的外墙门窗均采用钢制玻璃门窗，这些钢门钢窗大小不一，形状各异，但均造型考究，且经久耐用，其钢件均在上海专门定制，至今已经使用了整整90年，不仅锁扣弹簧依然保持良好弹性，轴承、连杆等构件也都转动自如，不禁令人惊叹当年的这些国产建筑构件的优异质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上海顾发利公司，曾经为武汉大学图书馆大楼设计了一套取暖系统——在西北附楼最下一层半地下室装置有三台采暖锅炉，并由此通过热水管和暖气片，贯通大楼各楼层厅室，可惜这套系统最后并未实际安装使用。

图书馆楼顶的采暖烟囱

图书馆阅览大厅环廊的四隅切角处设有半圆弧形楼梯，这些旋转直上的楼梯，给人一种深邃幽秘的美感。由此拾级而上，来到阅览大厅上方，便可看到一个在巨大的钢桁架结构空间内形成的夹层，其内部空间被纵横交错的四品桁架分割为井字形。夹层上方是一个高敞开阔的顶层大厅，其外墙亦为八边形，并设有环形外走廊。这里是整个校园的制高点所在，堪称全武大位置最好、视野极佳的户外观景平台，在此环顾四周，远眺八方，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的青山翠谷与壮丽黉舍，以及东湖的碧波万顷尽收眼底。

图书馆的旋转楼梯（付元辰摄）

图书馆阅览大厅屋顶钢桁架结构图

20世纪30年代设置在图书馆顶楼大厅的期刊阅览室

图书馆主楼与附楼屋顶的脊兽（杜文添摄）

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所在的狮子山，原本海拔65米，其最高点在老法学院大楼一带，后来在施工建设的过程中，原来的山顶被削低了10米，这个最高点也就被在其东面拔地而起的图书馆大楼取而代之。武汉大学将图书馆建在狮子山顶，置于整个校园“至高无上”的地位上，“龙门千尺，高不可攀”（苏雪林语），充分体现了人类对知识与科学的尊崇和敬畏。

从图书馆下方男生宿舍（今樱园宿舍）楼下的校前路（今樱花大道）起步，直到走进图书馆的大门，需要跨过100多级台阶。在持续攀爬的路途中，不时仰望巍峨典雅的图书馆大楼，会使人感到莫大的庄重，待到登上山顶，“升堂入室”，又甚觉登临万物之上，自然而然地滋生出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受来。而这也正昭示着，在崇高的知识殿堂面前，若是没有朝圣者的虔诚、虚怀若谷的胸襟和持之以恒的毅力，是无法登堂入室的。在求知的道路上，也许人人都应该体验这样一段有形或无形的“台阶”，只有这样，才能体验到追求的充实与成功的喜悦。

图书馆下方的“百步梯”

1936年6月，图书馆西侧的法学院大楼落成，其外形与图书馆东侧的文学院大楼大体一致，堪称一对“姐妹楼”，它们左右基本对称，相对矗立，可谓左辅右弼，忠实地拱卫着图书馆大楼，使之更显气势雄伟。图书馆下方依山而建的学生宿舍，屋顶则是一片非常开阔的平台，与图书馆外地面的高差仅有1.5米，共同构成了一个面积广阔的山顶广场。文学院、法学院、学生宿舍及其三座亭楼，以及法学院西侧的学生饭厅，紧紧地围绕着图书馆这个中心，犹如众星拱月，并与周边的体育馆、理学院、工学院等建筑遥相辉映，相得益彰，成为武汉大学最具标志性的核心校园景观。

对于以图书馆为核心的狮子山建筑群，曾在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多年的著名女作家苏雪林教授，后来曾有如此描述：

朋友，你看见过北平文华武英殿没有？见过大前门和天坛没有？国立武汉大学便是模仿中国宫殿而建筑的。文法两学院有点像大前门，而夹在中间的图书馆则颇类天坛，银灰色的墙壁，碧绿色的玻璃瓦，远挹湖光，近揽山色，居高临下，气象万千，北平帝皇居也许比这个更为壮丽，但却没有这样天然风景的陪衬。

从法学院大楼前眺望图书馆大楼

1936年，法学院大楼落成后，以图书馆为核心的武汉大学狮子山建筑群最终成型

按照开尔斯最初的规划设计，武汉大学图书馆建筑群除了中央主楼外，还包括东西两侧的两栋扩展书库楼，而在1935年图书馆主楼落成伊始之时，学校方面就已经预见到随着图书馆藏书量的不断增加，其馆舍将很快面临藏书空间不足的问题，因此便开始着手这两栋书库楼的扩建工程。与此同时，开尔斯还对图书馆的周边环境进行了总体设计，曾计划将拟扩建的两栋书库楼正南面，也就是图书馆与其东西两侧文、法学院大楼间的空地开辟为两座对称的花园，其内种植花草灌木，还建有水渠小桥，颇为别致。如果上述计划能够付诸实施，那么，整个狮子山建筑群的核心区，无疑将更加壮美和精致。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抗战的全面爆发，这些计划最终都只停留在了纸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