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东南沿海门户，福建扼守台湾海峡，是中国与东南亚联系的重要通道，也是屏障华南、华东抗战后方的关键地带。日军为切断中国海上补给线、实现“以战养战”，自1937年起多次袭扰福建沿海，1938年占领厦门，1941年、1944年两度侵占福州及周边县域，

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东南沿海门户，福建扼守台湾海峡，是中国与东南亚联系的重要通道，也是屏障华南、华东抗战后方的关键地带。日军为切断中国海上补给线、实现“以战养战”，自1937年起多次袭扰福建沿海，1938年占领厦门，1941年、1944年两度侵占福州及周边县域，试图以沿海据点控制福建全省。

在战争相持阶段，日军在正面战场受阻后，将细菌战作为削弱中国抗战力量的阴狠手段。福建与浙江、江西、广东等细菌战重灾区相邻，日军在浙赣战役中实施大规模细菌战后，利用难民流动、特务投毒等方式，将鼠疫、霍乱、伤寒、疟疾等病菌引入福建，借战乱环境加剧疫情蔓延，企图以疫病瓦解福建军民抵抗意志。

日本侵华期间组建多支细菌战部队，妄图以反人类暴行加速侵略进程。在东北，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于1936年在哈尔滨成立。1940年，华北甲字第1855部队在北平正式成立，以“防疫给水”作掩护，在华北投放霍乱菌等。在华中、华南战区，华中荣字第1644部队、华南波字第8604部队则是戕害福建的细菌战元凶。

华中荣字第1644部队1939年于南京成立，常与731部队协同，在浙赣投菌，致使鼠疫借难民流入福建浦城等地。华南波字第8604部队1938年在广州设立，将福建列为重点“关注”区域，曾在福州战役后解剖尸体检测鼠疫，还走私带菌老鼠，让鼠疫在福建沿海蔓延，给福建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

日本对福建实施细菌战的传播路径分为两种。第一种方式为直接进攻，“日寇侵占福州后，为稳固闽江口战略要地，向福建全省实行狂轰滥炸。据战后不完全统计，福建49个县遭到日机的袭扰轰炸，日军出动飞机642次，3104架次，投弹5511枚，炸毁房屋23105间，死伤人数6430人，直接损失9770多万元”。很多的细菌就由日军专用飞机投向福建战场，1942年福州鼠疫大暴发前，目击者称日军飞机低空掠过城区，投掷混有麦粒的不明粉末，随后出现大量死鼠，这与华中荣字第1644部队的细菌投放是高度相关的。

第二种方式为间接扩散。由于日本军力不足，“惟敌对我内地之阴谋，已因军事上之无力侵犯，而改用特务上之毒菌之进攻”，“两月来，敌领馆遣派此种汉奸百余名，携带毒菌，潜入闽省各地，将到处施放毒菌，造成我内地之广泛疫区，用毒菌杀害我民众”。1942年浙赣战役后，浙江衢州、龙泉的鼠疫难民涌入浦城，“疫情随难民传入”，随后沿闽江航运扩散至建瓯、南平。江西黎川的鼠疫则沿富屯溪顺流而下，1943年邵武、顺昌相继暴发疫情，形成与江西疫区相连的感染带。

日本侵略者的细菌战给福建人民造成的灾难罄竹难书，“福建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中国鼠疫发生最严重的省份”。据国民政府卫生防疫部1948年的统计，“1939至1948年全国共有17省发生鼠疫患者共38296人，死亡22298人，而其中福建一省的鼠疫患者便高达18686人，死亡11275人”，患者和死亡人数是当时国内最高的。

据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抗战期间及其之后的时间内，福建鼠疫患病和死亡人数更甚，特别是在日本侵略福建期间，福建居民因鼠疫死亡的人数高达59842人。

日本七三一研究会编著的《细菌战部队》一书指出，1942年至1943年间在福建发生的鼠疫大流行不是正常的，因为“在那附近（鼠疫）都是比较罕见的疾病”，联系当时日军进行的福州战役以及侵华日军的证言，都指向华南波字第8604部队的参与。

鼠疫的流行造成了福州人口的锐减，福州“第一次沦陷时人口37.66万人，有难民9.3万人，逃出5.7万人；第二次沦陷时人口25.8万人，有难民8.05万人，逃出4.87万人”。人口锐减很大程度是因鼠疫死亡，“阖乡之人，时时刻刻，耳只闻啼哭之声，目但接不祥之物，其神经所受痛苦，有谁能堪”。

1938年4月18日，经国民政府批准，决定将福建省省会从福州迁到闽西北山城永安。5月，省政府机关及所属单位陆续内迁永安。日军为了逼迫福建人民屈服，继续在永安使用空袭与细菌战。据《永安县志》记载：“日机大规模轰炸永安七次，其中最大的三次都在福州沦陷期间。1941年8月12日，日机15架经闽南飞袭永安，市区新街中华路炸成火海，400余间房屋化为灰烬；8月20日，日机15架轰炸永安，市内多处发生火灾，毁屋100多间。1943年11月4日，日机30架突袭永安，投弹百余枚，炸毁房屋437间，死209人，伤186人，流离失所4022人，为永安空前之浩劫。”

日军空袭伴随着细菌战，“当时国民政府福建省政府临时驻地在永安，每遭一次日军飞机轰炸，随即便发生一次疫病流行”。据《永安县志》记载，福建省会内迁至永安后，鼠疫、疟疾、霍乱、天花、伤寒等时有发生，特别是鼠疫对永安人民的戕害更甚。1941年至1943年间，“永安城疫流行，男女老幼，谈鼠色变”。苏珍辉在1943年8月6日所记载的日记（后整理为《永师日记摘抄》）中清楚地写道，“数月来的鼠疫，福州、建瓯、永春……几乎各地都有，日患疫者，不可胜计，而十之八九都不治而终。这黑色恐怖，我想决不会亚于中古世纪黑死病流行的恐怖。死神的魔手伸到各人的面前”。

虽然当时成立了永安防疫委员会，省巡回防疫总队、省立永安医院等机构亦参与其中，但因为力量不足和血清不够，“各种传染病仍广为流行，烈性传染病也时有发生”。除了鼠疫，永安的疟疾影响也是极广的，当地流传这样的民谣：“有人来永安，无骨回家乡。”据当时福建省卫生试验所抗疟队的调查，永安“疟疾发病每年在3万人以上，占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省立永安医院统计，门诊十之七八为疟疾病人”。省卫生处在永安“增设抗疟室，还建立抗疟队、省防疫大队、省防护团和永安县警察局卫生科等卫生防疫机构，但成效不大”。

《浦城县志》对这一时期鼠疫的传播途径和危害情况也有详细记载，“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日军侵占浙江，鼠疫随衢州、龙泉两地难民传入浦城，沿公路线传播到富岭、城关、大游、仙阳和蒋溪口等5村镇，发病615人，病死508人，病死率达82.6%。是年，福建省防疫大队第一分队派人驻浦，从事鼠疫防治工作，但仍未能控制鼠疫病蔓延的势头。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城关、观前、连墩等3个村发病69人，病死54人，病死率78.26%。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4月，在苏处衙发现鼠疫患者，蔓延甚广，以富岭最为严重。至9月份，县卫生院医疗的患者252人，死亡177人”。

这种高烈度的疫情都指向了日本的细菌战，尤其是日军所播撒的鼠疫病菌。根据在华传教士1942年的信件，中国福建暴发了严重的淋巴腺鼠疫，在一个小镇上约有400人死亡，血清和训练有素的护士严重短缺。1943年12月，英国情报机构也再次证实福建暴发了淋巴腺鼠疫疫情。

日本侵略福建期间，在福建境内广泛撒播了包括鼠疫在内的各类细菌武器，造成了福建省1942年至1943年期间的鼠疫大流行，福州、厦门、南平、三明、泉州、宁德各地深受其害。由于鼠疫等高烈度的疫情难以控制并持续蔓延，据统计，1946年福建因鼠疫死亡的人数高达19089人。

回望日本在福建实施细菌战的这段黑暗历史，我们深感悲痛和愤怒。日军的这种反人类罪行，违背了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一历史事实不容掩盖，更不容遗忘。

来源：东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