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多年前，“城里人”是这样生活的

摘要：一万年前，先民们走出洞穴，用力呼吸着春天的气息。山上的青冈、枫香、枥树都抽了新芽，木兰开了花，树下的鳞毛蕨、燕尾蕨、海金沙上晨露还未滴落。往东，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沼泽处生长着眼子菜、黑三棱、香蒲……自然的馈赠，足以让他们度过一段无忧的时光。

一万年前，先民们走出洞穴，用力呼吸着春天的气息。山上的青冈、枫香、枥树都抽了新芽，木兰开了花，树下的鳞毛蕨、燕尾蕨、海金沙上晨露还未滴落。往东，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沼泽处生长着眼子菜、黑三棱、香蒲……自然的馈赠，足以让他们度过一段无忧的时光。

只是，他们知道，春天不常在。

来自六千多年前的稻米陈列在托盘中，讲述着城头山的故事。图/曹宇旋

他们眼神坚定地望向东边的平川，终于决定，下山。建筑房屋和水稻种植的技能，是他们征服、定居那片膏腴之地的底气。他们攥着燧石、抱着陶罐，沿河流往下走去，在河边的低岗停下脚步。他们建造房屋、抟土造陶、开荒拓地，抱团取暖，河边岗地的环壕聚落，是先民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园。

6300年前，澧阳平原形成以城头山为中心的聚落集群。城头山，开始了划时代的聚落扩张。稻田之上，华夏大地第一道城墙拔地而起，中国的第一座城，应运而生。

为什么是城头山？

如今的城头山，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俯瞰，圆形的护城河绕着圆形的城。圆，是无限，是循环往复。6300多年前，先民们在这里筑起中国的第一座城池，2500多年后，先民们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他们苦心经营的家园。时间，重新将城和他们的生活证据掩埋。仿佛他们从来不曾来过这里，又仿佛从未离开，稻香依旧。

城头山遗址。图/钱烨

城头山遗址所在的地方，原来叫作南岳村。村中的一片土岗，局部水塘环绕，土岗不高，在平川之上，却显得突兀。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当地砖厂在土岗取土时，挖出一把东周青铜剑。土岗，进入文物部门的视线。

1979年的夏天，澧县文化馆考古专干曹传松和王本浩在土岗的外围，挖下了城头山考古的第一锄土。一个圆形的城池，慢慢显现出来。原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的何介钧来了，考古界泰斗俞伟超来了。俞伟超在城墙断面发现几枚黑色的泥质陶片，因此推断这座城的建造时间不会晚于距今5000多年前的屈家岭文化时期。

沙盘上的城头山遗址。图/曹宇旋

俞伟超的推断，石破天惊。彼时的中国考古界，并不认为新石器时代会有城，何况是在蛮荒的湖南。城，是文明的象征。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论”，让学界很难接受史前湖南会有城出现，俞伟超一度被推上风口浪尖。

1991年，城头山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在西南城墙，一个打破城墙的屈家岭文化时期灰坑，成为城头山城址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实证。城头山遗址，像个时间盲盒，充满惊喜。1997年，城头山遗址确认了大溪文化一期的城墙，距今超过6000年，还在城墙之下发现距今6500年前的水稻田。这无疑是一声惊雷，将中国文明起源、中国建城史推早了1000年，它是打破“中原中心论”最有力的实证，也是对湖南远古蛮荒偏见的最好回击。

中国城头山古城遗址博物馆。图/曹宇旋

史前文化的“满天星斗”，城头山，是最早闪耀的那一颗。

那么，为什么是城头山？

一万年前，澧阳平原稻作农业逐渐成熟，在山上采集狩猎、穴居的先民尝试着走向平原，“伺候”他们种植的水稻，形成聚落，生息繁衍。约6500年前（属于汤家岗文化时期），一群人选择了武陵山余脉延伸入平原的最后一块岗地上开辟新的家园。事实证明，这块岗地是一块风水宝地。东面是低洼的平地，适合耕作；聚落所在的岗地，能更好抵御洪水。水系发达，土地肥沃，他们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生息繁衍、累积财富。大溪文化时期，城头山聚落质变为中国最早的、延续两千多年的城。

俯瞰城头山遗址。图/钱烨

城头山提供了城的最初样本。一个全新的古城时代，来临了。

城与市：中国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城，是安全保障，也意味着新的秩序。

6300年前，一场盛大的祭祀仪式后，城头山开始了第一次扩张，也是筑城运动。人们在最初的壕沟外，开挖城壕，新挖的城壕比之前的壕沟阔气得多，深而宽。挖掘出来的土填满了最初的壕沟，还堆出了一道顶宽5.2米、底宽8米、高1.6米的圆形的城墙，城外壕沟环绕，这就是城头山最初的样子。

经过修补后的陶器可以看出最初的模样。图/曹宇旋

并不高的城墙，耸立在平原之上，显得巍峨。立于城墙上的城头山人，眺望不远处的村庄、聚落，是否会生出“城里人”的骄傲来？

城头山东西南北四道城门，环以城壕的格局，成为中国几千年建城史的滥觞和样本。

日落时分，人们满载而归，孩子们早在城门口张望、等待。偶尔，有远行的人归来，他们带来了远方的新玩意，也带来了远方光怪陆离的故事，这时，小城会沸腾一阵。夜幕降临，他们在空地燃起篝火，唱歌、跳舞。酒，让他们离神更近。

阴雨天的一抹碧绿。图/曹宇旋

最初的城市生活，简单而快乐。

城内，井然有序。太阳升起的东方，是神圣的祭坛。祭坛往西是墓地，再往西是居住区，陶窑，位于城中心。简易工棚、取土坑、贮水坑、练泥坑，城头山的陶窑，确切地说，已经是一片规模化的制陶手工业区。快轮修整工艺已经使用，制陶的专业化现象出现，烧陶也有了标准化趋势，新的阶层——陶工出现了。他们，是手艺人，也是艺术家。陶器，是他们的“岩石”，是他们的“画布”。他们用手、用泥创造了一份生活证据，供后人猜想。

城头山的陶器陈列在一起，供游客参观。图/吴琳红

城头山的陶工逐渐舍弃汤家岗文化时期戳印篦点的繁缛纹饰，器表红衣素面为主，彩陶风格简单明了，追求效率，也追求实用，釜、罐、碗、钵、盘、豆、盆、器盖、杯、鼎等，器型丰富多彩，以满足更多样的“城市”生活。

远古时代，陶器，是“硬通货”。从陶窑遗址的规模来看，城头山生产的陶器，不仅仅能满足当地的需要，很可能还参与了频繁的对外交流。薄胎彩陶，“西阴纹”陶盆……这些具有明显异乡风情的陶器，也在这种交流中，辗转来到城头山，讲述着一个关于华夏民族融合的故事。

考古现场。图/曹宇旋

城是骨骼，市，才是灵魂。

城头山孤独矗立500年后，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古国时代。

5300年前左右，城头山在短期内，筑起一座面积更大、更宏伟的城池。护城河也不再只是为了建城取土而留下的壕沟，护城河不同部分的河床深度，经过了有目的、有意识的控制和设计，有储水坑、通水沟，形成一个科学的、有机的城河系统。

城头山建造想象场景。图/曹宇旋

屈家岭文化时期（距今5000年至4500年前）的城头山，城内显然有了更有意识的规划。城内的墓葬区转移到西北部的一块小区域，墓区似乎有一条无形边界，尽管墓葬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却无人敢逾越。居住区位于城中心位置，房屋大多木骨泥墙——地面立柱，柱间搭横梁填泥，火烧烘干。最大的房屋，列柱回廊，面积达63平米，显然不是日常的住房，而是举行仪式的议事堂或者神殿。有民居，也有集体厨房、祖庙或议事堂等公共建筑。房屋间，红烧土块铺就的道路，形成交叉的“十”字形大道，贯穿全城，这或许是最早的城市道路。城内窑火依旧，只是此时的陶器也早已焕然一新，以轻薄规整的泥质黑陶为主，迥异于之前的红陶。

粘合在一起的片片陶器诉说岁月的沧桑。图/曹宇旋

从筑起华夏大地的第一道城墙起，一千多年，城头山的人们早已习惯“城市”生活，成为第一批真正的“市民”。当协作、秩序超越血缘和亲族关系，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系统，人类迎来真正的曙光，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

“王”的殉葬，城头山的血色金字塔

先民们坚信，城墙，足以抵抗洪水和外敌的入侵，可以让聚落兴盛千年。他们把聚落的兴旺视作神的格外照拂，聚落的“巫师”说：建造城墙，是神的旨意。

于是，他们最先在聚落东边——太阳升起的方向，建起一座祭坛。祭坛落成，一切准备就绪，隆重的祭祀开始了。

墓葬内出土大量远古先民骸骨。图/曹宇旋

先民在祭坛南边挖出或方或圆的坑，将聚落的“珍宝”——稻米、精致的陶器、石器放置在坑内，宰好的“牺牲”，他们把最鲜美的部分放入坑内，让血气灌满于地，以此方式献祭大地。祭坛上，巫师身着华服，手持骨杖，脸上的傩面具狰狞而神圣，口中念念有词。祭坛边上的篝火已经燃起，火上烘烤的猪、羊、牛的香气散开来，围观的人们忍住口水，虔诚地望着直上青天的浓烟，等待巫师传达神的指示。

“风调雨顺，绵延千年！”巫师高喊，人群欢呼起来。欢呼声中，一个彪形大汉被推了出来，挖好的葫芦形土坑，是他的最终归宿。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来自哪里，又经历过怎样的人生，他是筑城献祭的“人牲”。他孤零零地平躺在一个斜坡上，没有一件随葬品。华夏大地的第一道城墙，是他永恒的墓碑。

城头山遗址出土的玉器。图/曹宇旋

6000多年后，他的墓葬被命名为M706。离他墓葬不远处的祭坛上，有M678墓，这是城头山发现的规格最高的一座墓葬。主人同样是一个1.75米的魁梧大汉，右手握着精致小鼎，随葬的有25件陶器，还有一个孩子的头骨。旁边，还有数座没有任何陪葬品的墓葬，主人屈肢，他们，亦是殉葬者。M678墓主颈部挂着的两件玉璜，是来自远方的珍贵礼物。城头山大溪文化时期只发现8件玉器，这个墓主独占了两件，足见墓主的尊贵，很有可能是城头山的“王”。

墓葬内出土的骸骨。图/曹宇旋

城头山聚落稻作文明的成熟，积累了大量财富，财富的出现促使社会生产分化。筑城，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财富，而城市的新秩序，无疑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的分化。城头山社会，像一个金字塔，阶层分化剧烈。祭祀权力被少数的专职神职人员垄断，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住进城中的贫民们，是否偶尔会想念起那段艰辛，但不用仰望同类的平等时光呢？

稻田里的“大熊猫”。图/曹宇旋

六千多年后，当考古刷头扫去浮土，“王”的玉璜与殉葬者的骨殖在探方里平等地泛着白光。时间将城墙夯土碾作尘烟，神权与“牺牲”、玉器与镣铐，都不过是远古时期的一份生活证据。厚葬者与殉葬者，筑城者与被筑者，都化为一抷黄土。时间面前，他们依旧平等。

城头山2000年兴衰史

先民筑城时的虔诚祈祷，最终成为现实。城头山的烟火，在澧阳平原上存续了两千多年，然后，隐入华夏文明之中。

曾经考古工作者在这里仔细探索，寻找文明的痕迹。图/曹宇旋

6300年前，一场深刻的变革，在华夏大地悄然发生。中原仰韶文化加速整合；海岱地区向大汶口文化转型；长江下游完成“崧泽化”进程；汤家岗白陶，传播覆盖了秦岭-淮河以南的大半个中国……大溪文化时期的澧阳平原，并不是一座孤岛，而是“早期中国文化互动圈”中的重要枢纽之一。中国最早的城，在此应运而生。

5600年前左右，城头山随着大溪文化一起逐渐式微，考古挖掘发现，彼时的城墙，堆满垃圾。但是，城头山并没有因此走向废弃，暂时的低谷，更像是一次耐心的蛰伏。

城头山遗址周围种满稻子，人们安居乐业。图/曹宇旋

5500年前左右，兴起于汉东的油子岭文化席卷而来，很快占领了洞庭湖地区，实现了长江中游的文化整合。城头山延续800年的大溪文化是被征服、驱赶、取代，还是主动吸收、接受、学习？根据目前考古成果推测，很有可能是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因为在同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不少骸骨有被砍伐痕迹。短时间内，城池实现了大规模扩建，城墙高达6米，护城河宽达40米。显然，此时城池不再仅仅是为了防洪，已经具备了明显的军事防御功能。

城头山遗址文物保护标志碑。图/曹宇旋

根据推算，这一时期修建的城头山城河系统，按一人一天一土方的工作量计算，200个劳动力，需要6-7年时间才能完成，工程量十分巨大，不是仅有1400人（考古估算人口数量）的城头山力所能及的。那如何在短期内建起如此规模的城墙和护城河？答案是城头山调动了区域内其他聚落的人力、物力，这也说明，此时的城头山，是对其他聚落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中心。

十分精致的小碗。图/曹宇旋

屈家岭文化时期是城头山的黄金时代，也是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的巅峰时刻。长江中游平原西北的新月形山前地带，城，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屈家岭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和后续的石家河文化，曾一度扩张到黄河流域。只是，扩张中或许已经没有了城头山——“最早之城”的身影。因为，城头山此时已经走向没落、废弃，城内的管理者或者说权威离去，虽然依旧有人居住，但失去了城的秩序，只是作为大聚落而存在。

城头山为何会走向没落？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认为可能是因为瘟疫，因为这个时期突然出现很多瓮棺葬，也就意味着，当时很多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日考古界联合做过寄生虫、微生物的分析，发现当时有大量苍蝇出现。城墙可以挡住洪水、箭矢，对于瘟疫，却无能为力，它足以让一座城、一种文明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