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若问宋朝人晚上最爱的消遣是什么，东京汴梁的市民会告诉你：可以去州桥夜市吃碗炒肺子，再到瓦舍听段《三国志平话》；临安的酒客则会邀你乘船游西湖，看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的夜色。可要是把这话问给唐朝长安人，他们多半会连连摆手 —— 天一黑就得赶紧往坊里跑，不然被

若问宋朝人晚上最爱的消遣是什么，东京汴梁的市民会告诉你：可以去州桥夜市吃碗炒肺子，再到瓦舍听段《三国志平话》；临安的酒客则会邀你乘船游西湖，看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的夜色。可要是把这话问给唐朝长安人，他们多半会连连摆手 —— 天一黑就得赶紧往坊里跑，不然被巡夜的金吾卫抓住，少不得要吃顿板子。

宋以前的古人不是不想拥有夜生活，而是在制度、经济、技术的三重枷锁下，连 “出门逛街” 都成了奢侈事。这种 “日落而息” 的生活模式，一持续就是上千年。

春秋战国时，《考工记》里定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规矩：“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简单说，就是把城市切成一个个棋盘状的方块，每个方块叫 “里” 或 “坊”。这种里坊制到了唐朝发展到顶峰 —— 长安城里共有 108 个坊，每个坊都用高三米的夯土墙围起来，像一个个独立的小城堡。

坊墙有多严？考古发现，长安平康坊的坊墙基宽达 2.5 米，比现在很多小区的围墙还厚。每个坊只开两到四个门，早上敲钟开门，晚上击鼓关门，这叫 “晨钟暮鼓”。《唐六典》记载，长安城每天 “昼漏尽，鼓八百声而门闭；夜漏尽，鼓八百声而门开”。一旦鼓声响过，坊门就会牢牢锁死，门外还有金吾卫士兵把守。

你可能会问：不能在坊里开商铺吗？还真不行。里坊制的核心就是 “重农抑商”—— 官府规定，商业活动只能集中在东西两市，而且市门和坊门一样，日落就关门。比如长安西市，每天中午才开门，傍晚就歇业，营业时长不到六个小时。要是有人敢在坊里偷偷摆摊，会被当成 “犯禁” 处理。唐玄宗时，有个叫张游鹤的人在坊内卖胡饼，结果被官府抓起来，连铺子都给拆了。

这种制度下，城市只是行政和居住的容器，而非生活空间。就像许倬云在《万古江河》里说的：“唐初的长安城，是为了管理而设计的城市，不是为了方便居民生活。” 直到北宋中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坊墙才被逐渐推倒，临街商铺才慢慢出现 —— 这也是宋朝能有 “不夜城” 的前提。

如果说里坊制是 “笼子”，那宵禁令就是锁笼子的 “钥匙”。早在周朝，就有专门管夜禁的官员叫 “司寤氏”，职责是 “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到了商鞅变法时，宵禁成了铁律 ——《商君书》里规定，晚上不许随便出门，要是有人 “私行”，抓起来就要治罪。

汉朝的宵禁有多严？名将李广有次晚上喝酒回来，走到霸陵亭时，正好赶上宵禁。亭尉喝醉了，拦住李广说：“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 不管李广怎么解释，亭尉就是不让过，最后李广只能在城外冻了一夜。要知道，李广当时已经是九卿级别的高官，连他都得遵守宵禁，普通百姓就更没敢违反的了。

唐朝的宵禁更厉害。每天黄昏，长安、洛阳的街鼓响起，一共敲八百下，敲完之后，金吾卫就会带着武器上街巡逻，凡是还在街上走的人，都算 “犯夜”。《唐律疏议》里写得很清楚：“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听白官府，若公使赍文牒者，勿论。” 也就是说，没正当理由晚上出门，先打二十板子；就算有急事，也得先去官府开证明。

为什么要把宵禁定得这么严？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里分析过：古代没有路灯，也没有监控，晚上黑灯瞎火的，很容易发生偷盗、抢劫，甚至叛乱。宵禁能让百姓待在坊里，减少治安问题。而且，古代以小农经济为主，百姓白天要种地，晚上早点睡觉，才能有体力应付第二天的农活 —— 从某种程度上说，宵禁也符合当时的生产节奏。

除了制度限制，安全和经济条件也让宋前的夜生活难以发展。

从安全角度看，古代城市的防御压力很大。比如汉朝时，匈奴经常南下骚扰，都城长安的城门到了晚上必须紧闭，防止敌人趁夜偷袭。就算没有外敌，城内的安全也得防着 —— 南北朝时，侯景之乱爆发，叛军就是趁夜打开建康城的城门，才占领了都城。所以，官府宁愿牺牲百姓的夜生活，也要保证城市安全。

再看经济条件。夜生活需要两个基础：一是人们有闲钱，二是有消费场所。宋以前，除了少数贵族和商人，大多数百姓都在为温饱奔波。《汉书・食货志》里说，汉朝一个普通农民，一年的收入大概是两千钱，除去赋税和口粮，根本没多余的钱去消遣。而且，当时的商业活动很落后，除了都城的两市，其他城市连像样的商铺都很少，就算想晚上出门消费，也没地方去。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照明。古代没有电，晚上只能靠油灯、蜡烛照明。一支普通的蜡烛，在唐朝要卖三文钱，相当于一个士兵一天的俸禄。普通百姓根本用不起，晚上只能 “就着月光缝衣裳”。没有充足的照明，就算官府允许晚上出门，也没人愿意摸黑逛街 —— 毕竟，谁也不想在黑漆漆的街上被石头绊倒，或者遇到劫匪。

当然，宋以前也不是完全没有夜生活，只是大多属于少数人。

比如唐朝的元宵节，就有 “放夜” 的习俗。每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官府会解除宵禁，允许百姓晚上出门赏灯。长安城里，家家户户挂起灯笼，街上还有舞龙、舞狮的表演，比白天还热闹。诗人苏味道在《正月十五夜》里写：“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说的就是元宵节放夜的盛况。不过，这种 “特许” 的夜生活，一年只有三天，就像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里说的：“唐代的元宵放夜，更像是一种官方赏赐，而非百姓的日常权利。”

还有一些达官贵人，会在自己的府里举办夜宴。比如三国时的曹操，经常在铜雀台设宴，和文人墨客通宵饮酒作诗；唐朝的李白，也常和朋友 “会须一饮三百杯”，喝到深夜。但这些都是少数人的娱乐，和普通百姓没什么关系 —— 对大多数人来说，晚上能早点睡觉，就是最大的幸福。

直到宋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里坊制被打破，宵禁也逐渐松弛，“夜市” 才真正出现。东京汴梁的夜市 “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临安的夜市更是 “买卖昼夜不绝”。从 “日落而息” 到 “通宵达旦”，古人用了上千年时间，才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夜生活。

回望宋前的夜晚，我们会发现：不是古人不想 “快活”，而是当时的社会条件，还撑不起一场热闹的夜宴。那些紧闭的坊门、巡夜的士兵、昏暗的油灯，都是时代的印记。而宋朝夜生活的兴起，不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更是中国古代社会从 “重农抑商” 到 “农商并重” 的重要转折 —— 这或许，就是我们回望这段历史的意义所在。

来源：嘉哥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