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侵华战争期间，731部队的建立绝非孤立军事行为，而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战略与生物战阴谋的必然产物。1927年东方会议确立"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扩张路线后，日本军部针对其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短板，采纳了军医大尉石井四郎的极端构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731部队的建立绝非孤立军事行为，而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战略与生物战阴谋的必然产物。1927年东方会议确立"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扩张路线后，日本军部针对其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短板，采纳了军医大尉石井四郎的极端构想。
石井四郎曾直言："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这一主张精准契合了日本以低成本实现军事扩张的战略需求1。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为细菌战研究提供了"理想实验场"。1932年8月，石井四郎率团队赴东北考察，最初将实验基地设在哈尔滨宣化街一带，对外称"加茂部队"，以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所名义掩人耳目2。但因哈尔滨市区人口密集，1933年秘密转移至五常背荫河建立新基地，却因地处东北抗日联军游击区，1934年秋因越狱事件暴露，被迫以"失火"为由再次迁移2。
1935年初夏，关东军最终在哈尔滨南郊20公里处的平房地区圈定120平方千米土地，划定特别军事区域，1936年春正式动工营建核心设施2。该基地作为日本在华及东南亚生物战的神经中枢，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细菌培养、人体实验和武器生产设施，内部甚至流传"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平房"之说，凸显其在侵华军事体系中的特殊地位34。
为掩盖罪恶本质，部队先后使用"石井部队""东乡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等代号，1940年8月改组为防疫给水部并扩充人员，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正式启用"731部队"代称35。这一转变过程中，其"防疫给水"的公开职能与实质从事细菌武器研发的矛盾日益尖锐：表面开展饮水净化、瘟疫防治研究，实则大规模培养鼠疫、炭疽、霍乱等致命病原体，通过人体实验测试杀伤效能678。
从背荫河基地因抗日力量威胁被迫迁移，到平房基地120平方公里军事禁区的严密布防；从石井四郎1925年就开始鼓吹突破《日内瓦议定书》禁令，到1936年陆军省密令支持下的系统化建设，731部队的发展史清晰揭示：这是日本国家层面有预谋、有组织的犯罪体系，其细菌战研究不仅针对苏联，更计划对华、对美实施大规模生物攻击，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之一56910。
731部队采用金字塔式三级架构，形成从决策到执行的严密体系。指挥层以部队创始人石井四郎为核心，其作为首任及末任部队长，全面掌控细菌战研发与实战部署，北野政次曾接任第二任指挥官21112。科研层由医学专家、细菌学家构成，包括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部长川岛清（军医少将）、细菌制造课课长柄泽十三夫（军医少佐）等，负责细菌武器研发与人体实验设计213。执行层涵盖少年兵、医务实验员及基层士兵，如伯力审判涉及的上等兵菊地则光、实验员久留岛祐司，承担实验操作、被实验者看管等具体任务1314。据《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1945年1月编制）记载，部队在编人员达3497人，含47名将佐、50名技师，人员配置在日本陆军中具有特殊性2。
731部队核心成员多为医学与军事领域精英，其战后去向反映了战犯逃脱制裁的历史事实：
姓名职务战后状况石井四郎部队长未受审，逃回日本后改头换面，部分资料显示其在医疗领域仍有隐秘活动1315川岛清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部长（军医少将）逃回日本，具体去向未公开，推测在医学机构任职813柄泽十三夫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军医少佐）战后隐匿身份，可能参与日本本土细菌研究13西俊英孙吴支队长（军医中佐）逃回日本，在地方医疗系统担任要职13加藤常则细菌学家（日军少校）战后进入科研机构，参与医学教育工作16
伯力审判揭露的12名细菌战战犯中，731部队相关成员仅部分受审，多数核心人物通过“假死”“身份替换”等方式逃避追责，其专业技能反而成为战后日本医疗、科研体系的“资源”1314。
731部队核心基地位于哈尔滨平房区，占地约6平方公里，配备专用机场、铁路、发电站及多功能实验室，构成体系化的细菌战研发网络11。四方楼作为核心实验区域，呈“口”字形布局（151米×101米），中心走廊连接细菌研究室、病毒研究室及人体解剖场所，形成封闭的实验闭环1718。
其内部两栋“特设监狱”采用德国城堡式秘密建筑法，从外围无法辨识，专门关押用于实验的平民与战俘，731部队原成员胡桃泽正邦的供述及考古发掘均证实了这一秘密关押系统的存在19。
遗址还包括动力班锅炉房、毒气弹生产车间、细菌工厂动力车间等辅助设施，其中电流孵卵器等设备用于规模化生产细菌武器815。2010年代以来，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四方楼遗址发掘出铁器、玻璃器、铜器等千余件罪证文物，为揭露其犯罪活动提供了实物佐证1719。
关键特征：731部队通过金字塔式架构实现专业化分工，四方楼的“口字形”设计与特设监狱的隐蔽性，体现了其犯罪活动的系统性与预谋性。《留守名簿》与考古文物共同构成了揭露这一历史真相的双重证据链。
731 部队的罪行体系以“实验 - 研发 - 实战”为逻辑链，形成完整的反人类犯罪闭环。其核心暴行通过“档案 + 证人 + 实物”三重证据交织印证，构成无法抵赖的历史铁证。
被用于实验的活人被剥夺姓名与人格，统称“马路大”（日语音译，意为“被剥了皮的木头”），以数字编号管理19。731 部队原成员胡桃泽正邦供述，实验对象涵盖中、朝、蒙、苏等多国平民与战俘，特设监狱常备人数超 40 人且“不断补充”19。这些受害者主要通过“特别移送”制度获取——1938 年关东宪兵司令部《关于特别移送的通牒》规定，犯人可不经法律程序直接移送 731 部队，1940 - 1945 年间年均“移送”600 人2。
实验内容涵盖极端残忍的医学暴行：冻伤实验中，少年兵长沼久夫证言目睹“手臂冻成冰坨，木棒敲击发声”，四方楼遗址出土的低温实验设备印证其描述1920；解剖实验则在无麻醉状态下进行，胡桃泽正邦承认“解剖时人还是温热的，有血喷出”，罪证陈列馆展出的解剖场景还原及奖励技师的军刀，直观呈现暴行细节1619。1942 年实验日志记载“第 327 号实验体感染炭疽 36 小时后，脾脏肿大至正常 3 倍，血液呈黑色糊状”，1943 年更有 12 名 4 - 7 岁儿童被植入伤寒杆菌，记录显示“体温 40.2℃，瞳孔扩散”12。
基于活体实验数据，731 部队实现细菌武器规模化研发。少年兵须永鬼久太证实参与制作陶瓷细菌炸弹，战败前曾破坏显微镜销毁罪证20。部队以公斤级生产鼠疫、炭疽等病原体，实验数据第一时间送往日本陆军军医学校18。石井四郎在供述中承认“需要大量活体数据完善武器效能”，此内容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解密的审讯笔录相互印证12。2025 年 8 月公布的 3010 页新档案显示，部队曾对“炭疽炮弹在 100 米范围内感染率达 87%”进行精确测算1220。
研发成果最终转化为战场暴行。1939 年诺门罕战役中，23 人敢死队向哈拉哈河播撒细菌13；1940 - 1942 年间，在浙江、湖南等地投放携带鼠疫、霍乱的跳蚤，导致大规模传染病爆发16。松花江下游村落实战中，数百名中国人被驱至旷野，遭细菌炮弹攻击后，日军收集尸体统计感染率11。宁波鼠疫受害者医疗记录与《石井四郎供述》中“通过飞沫传播扩大感染”的描述高度吻合，证实细菌战的系统性实施20。据不完全统计，侵华期间 731 部队在 20 余省市实施细菌战，致至少 200 万人感染，近百万人死亡，超 30 万人直接死于生物武器112122。
铁证如山：四方楼遗址出土的千余件文物、2025 年公布的 3010 页档案与 194 分钟影像、殉难者名单墙 3000 块石碑，共同构建起 731 部队罪行的立体证据链。这些实物与文献不仅揭露了科学外衣下的反人类本质，更成为警示后世的历史教科书181920。
731 部队的罪行并非孤立的军事暴行，而是日本军国主义主导下的国家犯罪体系。其核心特征在于，所谓“医学界精英”以“国家利益”“科学研究”为幌子，将法律与伦理踩在脚下，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手段最残忍的活体实验与细菌战计划2。这种以科研名义进行的反人类行为，在战后产生了跨越时空的深远影响，从短期的审判分歧到中期的伦理崩塌，再到长期的医学规范重构，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历史因果链。
1945 年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追责呈现出戏剧性分裂。1949 年 12 月 25 日至 30 日，苏联滨海军区特别军事法庭在伯力城举行审判（史称“伯力审判”），21 名战犯及证人出庭，完整的审判记录首次系统性揭露了 731 部队的人体实验细节——包括活体解剖、冻伤实验、细菌感染等惨无人道的罪行，并证实这一体系是日本从天皇到军部“自上而下的国家犯罪”1122。这一审判成为人类历史上首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司法实践，为后续战争罪追责提供了关键证据。
然而，与此同时的东京审判（1946 - 1948 年）却上演了“正义的妥协”。美国为获取 731 部队的实验数据，与日本达成秘密交易，豁免了包括石井四郎在内的核心战犯的战争责任，导致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罪犯逃脱法律制裁1322。这种“科学利益优先于正义”的选择，不仅严重践踏了国际战争法的基本原则，更成为冷战初期大国博弈的缩影——美国通过牺牲道德底线巩固其在亚太的战略利益，而日本则以数据换赦免，为战后军国主义思想的残留埋下隐患。
东京审判的“交易逻辑”在战后产生了双重恶果。一方面，731 部队的实验数据（如人体对细菌武器的耐受性、极端环境下的生理反应等）被美日两国秘密共享，直接应用于战后医学与军事研究23；另一方面，大量战犯摇身一变，以“医学专家”身份继续活跃在日本医疗、科研系统，甚至参与制定战后日本的卫生政策815。这种“罪行 - 豁免 - 获利”的链条，彻底暴露了科研外衣下的反人类本质，也让国际社会深刻认识到：当科学研究脱离伦理约束、沦为国家暴力工具时，其破坏力远超传统武器。
这一时期，731 事件与纳粹人体实验形成了跨时空的伦理警示。两者虽分属不同阵营，却共享同一套扭曲逻辑——以“集体利益”名义剥夺个体权利，将人异化为实验材料。但与纳粹实验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彻底清算不同，731 罪行的“半赦免”状态，使得国际社会对医学伦理的反思更添一层复杂性：如何防范战胜国以“数据价值”为由，成为战争罪行的“共犯”？如何确保科研成果的获取过程本身符合人性底线？
731 部队的暴行成为推动现代医学伦理体系重构的关键催化剂。1947 年《纽伦堡法典》的出台，首次明确将“自愿同意”作为人体实验的核心原则（第 2 条），这一规范的直接针对对象，正是包括 731 实验在内的“非自愿人体实验”。法典起草者深刻意识到：731 部队的“精英群体”之所以能实施暴行，正是利用了“国家授权”与“科学神圣”的双重掩护。因此，法典不仅强调个体对实验的绝对知情权与拒绝权，更确立了“伦理优先于科研”的刚性准则——任何以“进步”“利益”为名的非人道研究，均属反人类罪。
伦理重构的核心启示：731 事件与纳粹实验的本质差异在于，前者是“国家主导的系统性犯罪”，后者是“种族主义驱动的暴行”。但两者共同证明：当医学脱离人文关怀、沦为权力附庸时，其对文明的破坏力不亚于一场战争。《纽伦堡法典》的意义，正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将“医者仁心”从道德倡导转化为法律强制。
然而，历史的反思并未完全转化为现实的正义。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仍未就 731 罪行作出正式道歉，反而通过修改教科书、否认细菌战事实等方式淡化责任。俄罗斯解密文件中“数百人被用作炮弹靶标”的记录11，与日本官方的“沉默政策”形成尖锐对比，这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更让医学伦理的警示意义大打折扣——当加害者拒绝正视历史时，任何伦理规范都可能在“遗忘”中被重新突破。
从伯力审判的正义宣言到东京审判的利益交易，从《纽伦堡法典》的伦理觉醒到日本政府的历史回避，731 事件的影响早已超越军事范畴，成为拷问人类文明的永恒命题：我们是否真正构建了足以防范“科学作恶”的制度防线？当国家利益与道德底线冲突时，正义能否始终占据上风？这些问题的答案，仍隐藏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之中，等待被持续追问与回应。
来源：渝鲜生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