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军区机关清查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深入开展，三大部各部门各科室人人划线站队，大小规模形式的揭批查会议轮番召开，正常工作几乎已经停顿，就连《人民军队》报也围绕清查运动中心工作刊登各种消息和批判发言摘要。

第六节 整人与挨整的轮回

军区机关清查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深入开展，三大部各部门各科室人人划线站队，大小规模形式的揭批查会议轮番召开，正常工作几乎已经停顿，就连《人民军队》报也围绕清查运动中心工作刊登各种消息和批判发言摘要。

冼恒汉在任期间褒贬不一很正常，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提拔重用说他好的人，清查运动中都已经靠边站了；肃整迫害的人对他恨之入骨，清查运动中二返兰州，轮番出现在揭批查的台子上。

最可笑的是政治部有位叫冼x的桂籍副秘书长也是壮族，机关流传多年他是冼恒汉的侄儿，本人当面未置可否。冼恒汉刚开始倒霉，他连忙出来声明，我是宾阳人，他是田阳人，我和冼恒汉没有任何亲缘关系。

在军区第一招待所西楼大会议室召开的批判会上，从陕西返回兰州期待平反的杨嘉瑞将军，颤颤巍巍走上讲台，控诉冼恒汉把他的军区副司令员职务撤销后于1969年寒冬腊月被赶回兴平农村老家的苦难经历，泣不成声地痛斥冼恒汉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

杨嘉瑞，祖籍山西，1904年母亲怀着他流浪在陕西兴平县挨家乞讨，临盆只好委身于城门洞里生下孩子。儿时受尽饥饿压迫，19岁投军，辗转于贺关首长麾下，吃苦耐劳，作战勇敢，在党的教育下茁壮成长。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期间任红二方面军9师27团团长，参加了1、2、3、4次反围剿斗争，资格不谓不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参加了曾击毙日寇“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的黄土岭战斗。解放战争期间任一野3军8师师长，在大同战役、运城战役、太原战役、扶眉战役和兰州战役中屡担重任，功勋卓著。解放后任2兵团副军长、陕西省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非常时期贺老总罹难，杨被诬为“贺龙分子”撤销职务，遭受迫害关押，妻离子散。清查运动给他带来福音，杨嘉瑞平反后任军区顾问，晚年待遇优厚。1988年5月6日因病逝世，享年84岁。

王庆生

军区原副政委王庆生在非常时期站错队，被开除党籍军籍，削职为民，交群众管制。王庆生由将军沦为贫民，穷在街头无人识，整日为温饱四处奔波。清查运动中他说过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用人唯贤是专权者最痛苦的选择。王庆生后获平反，恢复党籍军籍原待遇，1981年离休住进干休所，颐养天年。

王庆生，山西省平遥人。1914出生于平遥宁固村一小康农家。1930年考入太原成成中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学生读书会，宣传进步思想，后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1933年1月，加入“抗日反帝同盟会”，并任组织部长。后被阎锡山当局抓捕入狱，次年冬出狱后，重新返校读书。1935年初中毕业，在清源县严村任小学教员。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1月，入山西太原军政训练班学习，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调牺盟会太原市一区工作。抗日战争时期，组织工人成立工人武装自卫总队。之后历任山西新军工卫旅连指导员，营教导员，第22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工卫旅政治部副主任、晋绥军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其间，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成功地阻击了日军对文水县和交城县的进攻。在“反顽”斗争中，歼灭阎锡山部顽军一个营和专员公署。

解放战争时期，王庆生任晋绥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组织部部长，第一野战军三军九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参加了绥包、大同、扶眉、兰州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参加了甘南平叛战役。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离休后，老人仍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用大量时间整理编写《工卫旅军史》，到成都、太原、兰州、北京、西安等地召集原工卫旅老战士开座谈会，收集工卫旅史料著书立说。

1988年，王庆生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讲话口才好，笔下有文才，平时喜爱书法、诗词，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展出获奖。因病于1998年1月7日在西安逝世，享年84岁。

在批判大会上还有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张子珍的遗孀，头发散乱，衣衫破旧，带着孩子撕心裂肺哭喊着：“冼恒汉，你还我的男人！子珍，你死的好冤枉啊！”在场众人无不动容。

张子珍，山西应县人，1918年生于应县杨庄村一衰落农家。还在襁褓中父亲双目失明，母亲含辛茹苦将其养育成人。幼年读书聪颖非凡，深得老师喜爱。学习之余下田劳动，不怕吃苦，尊老爱幼，乡邻皆夸赞其“寒门贵子，后必成器”。“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1936年春，张子珍加入共产党员薄一波领导的山西牺盟会，后到原平受训参加了党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任湖北郧阳军分区副政委。解放后曾任西北军区干部部处长、兰州军区干部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才华过人，口碑极佳。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

又是在非常时期，因和张、冼对立受到迫害，重压之下不堪忍受，自戕身亡，年仅49岁。妻儿衣食无靠，家境衰落，饱尝人间苦寒。

在西楼揭批查大会上发言最精彩的是军区政治部文化部行政14级文艺科长赵戈，赵戈具有诗人气质，口才极佳，出口成章，他每一次出场发言都会赢得热烈的掌声。

赵戈，1920年出生于上海闸北一个工人家庭，祖父、父亲和他三代劳工。他从小在资本家工厂做工，目睹纱厂包身工等产业工人的悲惨处境和外国租界华人被洋人欺负凌辱的景象后，他萌生革命理想：“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怀着最初朴素的革命理想，年轻的赵戈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救国会，接受进步思想熏陶。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作为救国会的小组长之一，赵戈组织工人、学生参加上海大游行。1936年，赵戈等20位进步青年离开上海，奔赴延安参加革命。1938年12月，赵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延安抗大。历任八路军120师教导团宣传干事、战斗剧社创作组组长，晋绥军区《战斗报》 随军记者等职。曾荣获晋绥军区模范党员称号。

1966年2月2日至20日,xx委托xx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即将登上政治舞台的xx主持会议，赵戈代表兰州军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有：一看电影看戏，先后看了30多部电影、3场戏；二个别交谈、集体讨论；三阅读有关文件和资料；四xx接见《南海长城》摄制组人员，最后形成会议纪要经伟人审阅修改公开发表。

赵戈在会上集体座谈时发言，不同意xx把电影戏剧都说成是大毒草。这等于公开放炮和xx唱对台戏，受到总政领导的批评。回到兰州后，冼恒汉根据上边旨意让文化部组织对赵戈进行批判，给予党内处分，逐出机关打入冷宫，住在畅家巷职工大院平房赋闲度日。

赵戈是个硬骨头，一直坚持自己观点拒不认错。平反后回到文化部任副部长、正师级创作组长，曾创作叙事长诗《贺老总，你何时再来听我朗诵》，发表在《人民军队》报副刊，颇受好评。

赵戈说：我的父亲给资本家开车养家糊口，却说他是洋奴，资本家是我的干爸爸。我是全军最早反对xx那一套的人，座谈会上她把17年几乎所有的电影戏剧小说说成大毒草，我就不同意，当场反驳了她。冼恒汉给我扣上反党反中央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也不承认所谓的错误！

赵戈离休后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曾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等。住进上海干休所后，发挥余热，以离休老红军的身份担任市、区关工委主任，到处为下一代作红色传统报告，受到上海各界欢迎和赞誉，被市政府授予多项荣誉。2018年6月5日，赵戈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其他二返机关的干部在揭批查大会上也有许多发言，说啥的都有。记忆犹新的是文化部创作组老创作员、李白研究专家安旗前夫陈宗凤揭发：冼恒汉作为军区政委情趣不高，派秘书把我用作文学研究的原版《金瓶梅》借去半年不还。领导不是都忙得很嘛！开会呀！批阅文件呀！他哪儿有闲工夫看这一类小说？他到底看啥意思呢？话刚落音，会场一片唏嘘。

等等，等等。

兰州军区这些曾经遭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和遗属在揭批查大会上的发言，都是以亲身经历控诉冼恒汉执行极左路线危害干部群众的事实，在军区机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推动了清查运动的深入开展。

冼恒汉陷入四面楚歌的讨伐之中。

这是他自非常时期以来，第二次被群众运动推上审判台。不过，这一次和上一次最大的不同是：上一次是面对面批斗，残酷无情；这一次是背靠背揭批查，没有皮肉之苦。

机关老人手说：冼恒汉挨过整，体验过挨整的滋味；反过来他也整人，而且一点也不手软。已经翻篇的那个时代，多变的走马灯似的政治形势，你上我下，我上你下，我对你错，你对我错，经常轮番变换，整人与挨整是一对孪生兄弟，似乎身不由己，家常便饭。

1977年6月上旬某日，中央办公厅通知冼恒汉、韩先楚、肖华、xx去北京“谈一谈”，如此集体行动，冼恒汉以为是中央安排什么任务，思想上毫无准备。到了北京才知道这是在西山召开的一次专门解决甘肃领导班子问题的高层会议。6月7、8、9日连续三个晚上主要围绕兰州铁路局问题对冼恒汉进行批评帮助。

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首日即6月7日会议一开始就宣布免去冼恒汉党内外一切职务，由肖华担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由xx担任甘肃省革委会主任、甘肃省委书记。事先蒙在鼓里的冼恒汉犹如当头挨了一棒，心里五味杂陈，顿时六神无主。

接下来程序先是听取冼恒汉的检查，然后根据他的检查态度各位领导发言讲话。冼恒汉事先根本没有任何准备，突然宣布被免职，肯定心里有想法。事已至此，只好顺着会议要求对自己在兰州铁路局问题上的错误口头做了检查。没有事先筹划的文字稿，随口讲话做检查不可能考虑周全措辞严谨，疏漏难免。换句话说，即使有经过反复推敲的文字稿还有个认识问题的高度能不能达到会议要求的问题，未必句句话都能让会议召集人满意。

会议召集人首先讲话定了调子，批评冼恒汉对错误的认识很不够，需要继续加深认识自己所犯错误问题的严重性。他指出:兰州铁路局一度瘫痪，严重影响了西北几个省区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对于造成的重大影响和损失，冼恒汉认识的很慢，改的很慢。而对所谓的“按既定方针办”却传达的很快，《光明日报》10月4日发表出来，你10月6日在甘肃省学大寨农业会议上一口气讲了20多个“按既定方针办”。

所有参会领导顺着召集人的调子，分别发言对冼恒汉严肃地进行了批评。肖华发言说道：冼恒汉在对待兰州铁路局所犯错误问题上，存在思想感情、立场问题，是路线的错误问题。要从思想上、立场上好好想想，到底是站在那一边？军区机关干部群众在清查运动揭发了你不少严重问题，你态度不端正，从来不做自我批评嘛！召集人听了后很顺耳，发言中引用了他的这几句极有政治高度的话。

参座说：冼恒汉同志是红七军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产，党对你很重视，正因为你是老同志，要求比一般同志要严格。你用的那些人，有的是拉你下水的。你所亲近的人，有的不帮你办好事，帮了你的倒忙，你还相信这些人。xx同志我在重庆认识，有水平，昨天发表的意见也很持平，你就不能团结。“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句话很值得你想想。

其他人七嘴八舌跟着也批评冼恒汉这个那个问题，比如和王洪文吃饭喝酒、比如给张春桥写信、还有就是和庄则栋“密谈”等等。冼恒汉十分生气，对以上问题逐条进行了反驳、澄清和辩白，他认为那些所谓问题实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即使对召集人也毫不客气：“按既定方针办”就是听你说的！

素以忠厚老实著称的召集人对冼恒汉的基本认识排除了他是“四人”的死党，肯定了他参加革命多年来所做的贡献和业绩。告诉他免职后回到军委另行安排工作。

军委其实是把他挂起来了。冼恒汉被“另行安排”的缓兵之计所迷惑，归顺地住进了海运仓招待所天天等待分配工作，谁知一住就是5年多。1982年12月5日，71岁的冼恒汉等来了总政治部关于让他退出现役及降至地师级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的通知。他的精神遭受如此巨大打击，发病住院，从此一蹶不振。

文化部俱乐部有位研究麻衣相的背地里给大领导相过面：五官不正，神情阴骜，既是苦相，亦非善茬。从古到今官场上，胜者王侯败者寇，一旦下了台任由世人评说，好还是不好，就看你在位的修行。若是朝里有人也许错的也是对的，对的也是错的。

有人说过几句绕口令似的喻世明言：好人看好人是好人，好人看坏人是坏人，坏人看坏人是好人，坏人看好人是坏人。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江湖社会还有揣骨算命，耳朵认字，气功神招，意念治病等等，奇人奇术风靡一时，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亿万人跟着忽悠，连大科学家也吆喝特异功能。由甩手疗法打鸡血发展到今天做瑜伽跳广场舞，跟风顺大流历来是我们民族的通病！

古人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自此，肖华理顺“硬壳壳”初战告捷。

来源：云卜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