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图美文 | 谢贵芳曾艳：赣南不屈，山河为证

摘要：地方志有云：“赣之为地，南接五岭，北连长江，战时为喉舌，平时为襟带。”八十多年前，这“喉舌”，在日寇刺刀下泣血崩裂；这“襟带”，以热血为线，将万千儿女的不屈与忠勇缝进山河。

赣南不屈

山河为证

谢贵芳曾艳

赣水汤汤，翻涌血色证言。

伫立八境台，极目远眺，惊涛拍岸，声若沉钟。风过处，历史的余韵扑面而来。这片土地，既拥江河之骨，又铭风雨之证，每一寸肌理都铭刻着山河信约。

地方志有云：“赣之为地，南接五岭，北连长江，战时为喉舌，平时为襟带。”八十多年前，这“喉舌”，在日寇刺刀下泣血崩裂；这“襟带”，以热血为线，将万千儿女的不屈与忠勇缝进山河。

江风渐起，薄雾如轻纱漫上石阶。赣江，如同大地上一道蓬勃的血脉，见证了这片红土地上的牺牲与抗争，见证了这方百姓的永不屈服。

家山皆秀色张义宾作

一

灾难骤至，赣南的天空被硝烟压得很低。历史的浪涛猛地将这片土地拽向战火深渊。

1938年5月29日，9架日寇战机撕裂赣州南郊的晨雾。此后，赣州城成为日机轰炸的重点地区，前后达15次之多。龙南、大余、信丰、全南、于都、瑞金等地，都先后遭到日机轰炸。

最刺骨的是“血腥1·15”。1942年1月15日，28架次日寇战机像饿鹰轮番俯冲，阳明路、中山路的商铺在火海里蜷成焦黑骨架，1000余间房屋化作灰烬。几个月前的龙南同样炼狱：日寇飞机从西南方向窜入龙南城上空,投弹29枚。轰隆隆巨响过后，只见烟雾漫空，经久不散。大街小巷，尸体横陈，整个龙南城沉浸在呼号和伤痛之中：青石板的缝里全是血，顺着沟流进护城河，整条河都在哭。

1945年2月，日寇大部队分两路突入赣南。北路从吉安遂川直扑赣县，2月5日，兵不血刃“啃”下赣州；南路经南雄攻大余，6小时撕开梅关；2月8日，两路日寇在新城机场聚集，控制赣南。侵略者设“复兴委员会”，强发“良民证”，把百姓圈成笼中鸟。屠村、杀戮、掠夺、强暴、投毒……信丰崇仙的残垣、定南丁坊的焦土、龙南田野的血痕，都在呜咽。

一组数字浸着血泪：5000余名平民倒在屠刀下，1.1万民夫被强征为奴，4000余名女性遭辱，92.14万担粮食、2.27万头耕牛、1.54万栋民居，都成了侵略者的祭品……当红土被鲜血浸透，当炊烟被硝烟取代，这片土地用最深的伤痕，铭记着一个民族曾经的苦难。

烽烟再浓，也盖不住火种的光。这火，是山河对苍生的承诺——纵使裂土焚城，信念不灭。

二

抗战最壮阔的史诗，往往藏在无名者的脊梁里。当侵略者铁蹄踏入赣南，自卫反抗如惊雷炸响，凡人肩上扛着的，是对山河最质朴的信诺。

在中共赣南特委的领导下，赣南军民用简陋的武器与日寇进行殊死搏斗，用鲜血和生命保家卫国。

龙南杨坊乡，当一名鬼子蹲在塘边投毒时，村民唐良万抡起铡刀狠狠劈下。这把曾铡豆秸的老铁器，如今成了斩断侵略者咽喉的利刃；兴国县凌源村村民钟毛伢躲在谷堆后，心跳擂鼓般响，看着日寇烧杀抢掠，愤怒从心底涌起，他操起门角背的一根扁担，朝鬼子的后脑劈去，鬼子应声倒地，血沫从口鼻涌出。

兴国抗敌后援会讨汪宣传大会告民众书

（《兴国战报》1939年）

更让人难忘的，是赣南抗敌后援会的故事。1938年3月，在从延安归来的中共党员的组织下，兴国县抗敌后援会正式成立。消息传出后，爱国青年们踊跃报名，奔赴乡村开展抗日宣传。很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深入人心，各界人士纷纷加入抗敌后援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这一时期，赣县也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并建立了中共赣县抗敌后援会党支部。党支部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团结抗日进步青年，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宣传队每天在交通要道张贴新闻壁报，及时传递抗战动态；同时，他们深入乡村田间地头，通过唱歌、演讲等形式，广泛宣传抗日思想。党支部还在县城成立文化服务社，购买进步书刊，供青年阅读，并组织业余剧团排演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新节目，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

为支援抗日，广大工农大众慷慨解囊，踊跃捐钱捐物，并提出了“多出一分钱，多增一份抗战力量”“多出一分钱，多杀一个敌人”等口号。据史料记载，宁都县从1943年7月至1944年10月底，募捐金额达14万余元。安远县也积极开展“一人一元捐献运动”和“征募鞋袜劳军劝募运动”，仅1945年全县为前线将士募集鞋袜15644双。

布衣之勇，可撼山岳！当反抗的呐喊在山谷回荡，山河便懂得：最普通的肩膀，也能扛起一个国家的重量。平凡如尘的血肉之躯，终成护佑山河的铜墙铁壁。

全南县档案馆馆藏：

虔南县抗敌伤亡人民调查表（1946年）

这些平凡人的英勇事迹，在史册中留不下多少印迹。当我翻阅着这些泛黄的书页时，仿佛听见农具与钢枪的碰撞回响。我清晰地看到，战后，染血的锄头被扶回田埂，继续耕种希望；带缺口的铡刀铡了新收的秸秆，滋养来年的丰收。红土地默默吮吸着血泪，将伤痛埋进深处，来年长出的沉甸甸的稻穗，承载着永不熄灭的期盼。

三

当赣南民众以血肉筑成民间防线，身着戎装的战士，正将家国情怀融入枪林弹雨，以忠诚践行对山河的守护。

1942年，缅甸平蛮纳。硝烟蔽空，火光染红苍穹。战壕里，青年军官伏身，镜片蒙尘，铅笔在地图上疾书，火力点清晰如刻。

他叫胡义宾，兴国茶岭村人。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临行前，胡义宾给老家胡氏宗祠的族长们留下遗书一封，表明精忠报国的决心：“为了消灭东洋鬼子，即便葬身异国他乡也心甘情愿……”

兴国县将军园

缅甸战斗异常艰苦，胡义宾深入前线指挥作战，率领士兵奋勇杀敌，狠狠地打击入侵的日寇。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部队撤退，他身中数弹，壮烈殉国。这位远征的赣南籍将领，36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异国。

赣南红土不仅育远征英烈，更藏燎原火种。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的岁月里，游击战士依靠群众风餐露宿，将革命火种藏于草木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赣粤边、汀瑞边等各红军游击队奉命下山整训，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成为新四军的红色源头之一。据赣州《赣报》1946年1月7日公布，1937年至1945年间，第四、第八两个行政区14个县（兴国、宁都、石城未计在内）出征军人14.8万人。他们斗笠沾着松针，绑腿裹着泥土，将赣南的坚韧，化作抗战的锋刃。

邓振询就是其中一柄锋利的钢刀。1938年1月底，邓振询受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派遣，由南昌南下赣南、闽西、湘赣边等地，奔走于各地红军游击队之间，耐心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努力完成各游击队改编任务。这位从赣南走出的新四军将领，在皖南领导扩军运动，组织群众抗日，配合新四军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进攻。

赣南这方红土地，从未辜负过“家国”二字，每一寸泥土都浸着热血，每一声呐喊都写着“护我山河”——这山河之信，是铁血战士用生命刻在军旗上的誓言。

四

历史洪流再急，文化的灯塔也不会灭。当炮火撕裂天空，总有人以思想为砖、以笔墨为石，为民族构筑精神高地。

1937年寒冬，南康斜角村的土坯房在朔风中瑟缩。案头一盏桐油灯晃晃悠悠，昏黄光晕里，稿纸顶端“资本论”三字沉甸甸的，力透纸背。

他是《资本论》首译者郭大力。因日寇铁蹄踏碎上海，不得不挑着译稿，携家带口南下，返回赣南老家续译。火车在轰炸中颠沛，轮渡在炮火里摇晃，终于踏上熟悉的红土地。脚底板触着故乡泥土的那一刻，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踏实。

土坯房里，两截粗木架起条案，桐油灯光忽明忽暗。郭大力的眼镜片蒙着层油烟，笔尖划过稿纸，沙沙声混着窗外风声，在寒夜里格外清响。次年，熬过无数不眠之夜，这部蘸着心血、染着桐油灯烟的《资本论》全译本，终于在战火硝烟里完成。出版社拍来电报，催他速去上海，协助排印。

彼时，上海已是“龙潭虎穴”。家人都担心路途安全，但郭大力毫无畏惧，毅然从南康出发，绕道广州、香港，踏上了那片炮火笼罩的土地。为让这部红色经典早日问世，他逐字校订译文，设计封面，逐页审看清样，日夜连轴转。几个月后，这部倾注马克思毕生心血的“工人阶级的圣经”，终以完整面貌“站”到了中国人民面前。

这部巨著的出版，如暗夜灯塔，为无数在亡国阴霾中痛苦求索的中国青年劈开思想迷雾，指明抗争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播，立下了一块沉甸甸的里程碑。

郭大力故居

站在三江乡斜角村郭大力故居前，门上那副对联笔力遒劲：“身处陋室坚定信念专研马克思主义；淡泊名利风骨铸就经济教育翻译家。”这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当年蘸着心血译出的每个字符，早已化作穿透时代迷雾的惊雷。这支译笔划破的，岂止是语言的壁垒？这陋室点亮的，又何止是一盏桐油灯？当《资本论》的思想光芒照亮苦难中国的觉醒之路，谁能质疑：笔比枪更锋利，思想的光芒永远比炮火更持久!

战火纷飞中，史学家姚名达回到故乡。他身姿如松，目光灼灼：“史册字缝里，全是亡国之痛！我们这代人，要用脊梁撑住天，用血性改写这屈辱篇章！”

姚名达系兴国人，曾在清华研究院深造，深得导师梁启超器重。这位近代目录学的扛鼎者，曾在清华园的紫藤架下遨游书海。可当日寇暴行肆虐，眼见山河破碎、同胞遭屠，他毅然束起狼毫，以国立中正大学教授之名，组建“战地服务团”，亲率师生从泰和出发，直扑樟树的抗日烽火。服务团一路宣传抗日，到了前线就抢救伤员、慰劳官兵，并提笔写战地报道，把前线的血与火告诉后方。

战场上，姚名达教士兵辨地图，折树枝在泥地上划攻防；祠堂里，他给伤员裹伤换药，指尖缠着浸血的绷带；油灯下，他讲岳飞“还我河山”的怒喝，讲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的赤诚，字字如星火，点燃军民斗志。

1942年7月，姚名达在率领战地服务团突围时，于赣江边石口村遭日寇突袭。激战中，见一名学生倒地，姚名达扑过去与日寇扭打在一起，身中数刀仍怒目圆睁，最终倒在血泊里，以37岁的血肉之躯，壮烈殉国。

赣州市档案馆馆藏：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批准姚名达等人为革命烈士的复函

（1987年4月20日）

那支曾写下《中国目录学史》的笔，那支曾在战场指点硝烟的笔，此刻沉默着，见证了一位学者“宁为玉碎”的悲壮。

同样以笔为枪的，还有赣南青运领袖钟效培。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油灯下，他伏案编写抗日青年刊物，光晕里，年轻的脸庞与稿纸上“驱逐日寇”四字一同发亮。他四处奔波组建青年抗日团体，把传单撒向被占的土地。1942年11月，钟效培在山东省莱芜县榆林前村附近遭遇日寇，不幸身负重伤，于次日壮烈牺牲，年仅28岁。衣袋里那页没写完的动员稿，被鲜血浸染。

这位赣南子弟，用学识作火引，以热血为燃料，在烽火里燃成了耀眼的光亮。

从书斋到战场，从译笔到战笔，这些读书人以知识为火种，以血性为脊梁，把文化的根脉、民族的气节，写进了抗战的烽火里。那些文字，哪还是案头的墨痕？分明是“以译传薪”的信、“以文殉国”的诺，在烽火中生生不息。

五

刺向侵略者的，还有艺术家的画笔。他们执画笔为刻刀，将民族的创伤与不屈，一笔一画凿进时代的骨血，让山河之信在画布上永生。

1942年，赣州中山公园围墙前，摆着一排画作。最醒目的一幅，画着赤脚瘦孩举“打鬼子”小旗，脚趾抠地，细臂青筋凸起，旁书：“小不点儿，也能打大坏蛋！”画板后，是后来被称为“三毛之父”的张乐平。

“三毛之父”张乐平

因日寇进犯，张乐平和夫人冯雏音背着孩子，随着逃难的民众，历尽艰险，一路跋涉到达赣州。一路上，日寇的烧杀抢掠刻进眼里，军政的腐败无能堵在心头，而劳苦百姓的颠沛流离，像针一样扎着他。那份同情，早不是旁观者的叹息，而是同脉相连的痛。

他借住在百家岭的一所小学内，生活非常窘迫。妻子冯雏音得了急性盲肠炎，他奔走告贷无门，只好拿着画向媒体求助。即便如此，他仍坚持以画笔揭暴行、鼓民志，把日寇的獠牙、汉奸的媚骨，一笔笔刻画出来，把民众的愤懑、抗争的火苗，一点点燃在纸上。

张乐平时常徘徊赣州街头，目光追着流浪儿——衣衫褴褛，目光惊恐，脚底板磨出的血混着泥。这些身影钻进他心里，在稿纸上生根，他开始画“三毛”，那个光脑袋、三根头发的孩子，慢慢有了骨血。他在赣州的画展里有幅画：衣衫褴褛的孩子，手按在瘪下去的肚皮上，站在荒路上，风卷着他的衣角，没有家的方向。这便是三毛最早的模样，是旧中国苦难孩童的缩影。后来回到上海，他一口气画出《三毛从军记》《三毛流浪记》，让这孩子成了时代的镜子。

一幅画就是一颗子弹，千幅画便成了枪林。为支援前线，在赣州的画家们聚成一团火，张乐平、赵延年、徐风、余白墅、徐光毅、杨隆生、荒烟等画家纷纷献画义卖，卖画的钱，全部支援抗日前线。

荒烟：《末一颗子弹》

赣州的日子，是张乐平艺术生命里滚烫的一段——直面苦难，以画为枪，报效家国。他和同道中人扛着画作，走到宁都、泰和等地，《抗日画展》《抗战美展》《抗日救亡漫画展览》次第展开，如一束束火把，照亮乡野。展厅里，不少老人用袖口抹泪，无数孩童攥紧拳头。这些画是面镜子，照见侵略者的兽行，映出民族的脊梁，在千万人心里，播下抗争的种子。

苦难中开出的花，最为倔强。那些蘸着血泪的炭笔线条，不仅是对暴行的控诉，更是对希望的描摹。当漫画成了枪，画笔成了信仰，艺术的光刺破最深的夜，便成了时代的纪念碑，刻着呐喊，照着黑暗里的民族自信，燃着不灭的希望。

六

赣水长流，不舍昼夜。战争的光阴已藏进历史的褶皱，而这片红土地，依旧以磐石之姿，守护着镌刻在岩层里的记忆。

山河为证，证的是苦难深渊里挺立的钢铁脊梁。山河为证，证的是生死关头淬炼的赤胆忠诚。

站在八境台俯瞰，赣江如镌刻着历史的青铜长卷，蜿蜒东去。清风掠过江面，裹挟着两岸沉甸甸的稻香——那是红土地对牺牲深沉的告慰。

红土无言，却以滚烫的肌理铭记每一滴热血的温度；赣水有声，总在潮涨潮落间复述未曾远去的誓言。当新时代的朝阳洒满梅岭古道的青石，当高铁的汽笛取代烽火年代的警报，这壮阔山河早已用无声的证言昭示：所谓家国，不过是有人用生命守护山河之信，有人用信仰传承大地之诺，有人用笔墨铭记民族之约——这融入血脉的山河之约，正是中华民族永续不灭的精魂。

赣南不屈，山河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