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来自欧洲比利时的耶稣会士南怀仁（1623—1688）跟随康熙皇帝东巡盛京（今沈阳）谒陵。在他们到达盛京后，来自朝鲜半岛的使臣向康熙皇帝呈上了一头海豹。看到这头海豹后，皇帝召来南怀仁，询问他欧洲的书籍中是否记载了这种“鱼”。南怀仁对皇
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来自欧洲比利时的耶稣会士南怀仁（1623—1688）跟随康熙皇帝东巡盛京（今沈阳）谒陵。在他们到达盛京后，来自朝鲜半岛的使臣向康熙皇帝呈上了一头海豹。看到这头海豹后，皇帝召来南怀仁，询问他欧洲的书籍中是否记载了这种“鱼”。南怀仁对皇帝说他们在北京的图书馆藏有相关书籍，书中不仅描述了这种动物的习性，还有一张相关的插图。康熙立即派人从北京取了书，一经查阅，发现书中文字描述果然与他亲眼所见相吻合，因此十分高兴。于是，康熙便遣人将海豹送至北京，在紫禁城内饲养。
这是西方博物学知识在明清之际的中国传播的一个片段。当时，大量欧洲耶稣会士进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伴随其传教活动的，是对当时欧洲大量天文、地理、数学、机械等方面知识的介绍。对世界地图的绘制以及相关文字的撰写便是其中之一。这些地图包括利玛窦（1552—1610）的《坤舆万国全图》、毕方济（1582—1649）的《坤舆全图》、艾儒略（1582—1649）的《万国全图》以及南怀仁的《坤舆全图》。这些地理学作品不仅涵盖今天已经成为常识的科学地理知识，如大洲大洋、山川河流、国家地区等信息，还有一部分博物学知识，那就是这些作品中记载的诸多海怪、陆兽和奇闻异事，但这部分却经常被读者“过滤”掉了。这些记载既包括丰富的文本信息，又包括大量的图像资料，例如康熙皇帝查阅到的海豹资料。在这些记载中，以南怀仁的《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所载最为丰富。
南怀仁的《坤舆全图》中除了天文、地理方面的元素，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他花费了很大心力附于地图上的相当数量的生物图像。对动物作专门解释的图像和文字不仅是《坤舆图说》的主体，而且对中国地理著作有深远影响。这些奇禽异兽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其中的地理知识。但很可惜的是，一般地图史学者对此动物图说的部分都以只言片语带过，如魏源《海国图志》中所言“图中混列虫鱼怪物，无关坤象大体”，认为其不过是地图装饰，不值得一顾而忽视之。
这些动物也许“无关坤象大体”，但是否只是装饰不值得一顾呢？近年来欧洲史学者对文艺复兴以来大航海时代开展的流通于欧洲的犀牛、食火鸡以及外来植物等新世界动植物的知识、图绘、标本的研究已有相当成果。这些研究不但讨论了新世界动植物如何进入欧洲，也揭示了它们为欧洲上层社会所了解、诠释、想象与收集的过程。珍禽异兽的图绘或再现并不是单纯的动物学议题，更是重要的文化史议题，这些研究不但揭橥了不同文化如何相互影响、接受与转移，同时也牵涉文化想象、知识建构等复杂的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动物不但被收入了从康熙朝时就开始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到了乾隆朝更被收录到仿《鸟谱》形式而制作的《兽谱》中。因此，研究南怀仁《坤舆全图》中的动物，将有助于我们观察欧洲的自然史知识与想象其在清宫如何传播与转译，进而了解清宫如何面对与认识大航海时代后逐渐全球化的世界。
为何这些耶稣会士带来的西学没有促成中国知识体系的变革，乃至于启动中国的近代化？最常见的一种观点是，中国自身传统的系统性与诸多特质导致当时的中国人和社会并没能真正吸收这些西学知识，甚至抵触它们。与之相对的一种观点是，这是传播者的问题。何兆武先生便认为利玛窦等人更多介绍的是经院哲学与天主教神学，这些西学反而妨碍了当时中国的“历史大业，即如何走出中世纪而步入近代化”。
这两种评述似乎都适用于此书将要讨论的这些耶稣会士们带来的博物学知识。一方面，这些海洋和陆地的动物知识并没有在之后的中国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许多博物知识的传播仅仅局限于宫廷内，这种状况的出现似乎是接受者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些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博物知识大多充满了夸张与曲解，有许多传说的成分。这似乎又是传播者的问题。
这些源自欧洲博物学的知识在中国颇具系统与规模且图文并茂地出现，可以说是欧洲博物学传统与中国的“博物”知识体系的第一次相遇和交流。遗憾的是，它们并没有被用来补充或取代中国知识体系中的相应部分，而是多被当作了来自远方的“异兽”。
从《奇兽之鉴：〈坤舆全图〉与大航海时代的海怪陆兽》一书中所讨论的无论是陆地还是海洋生物来看，当耶稣会士们用汉语向中国读者介绍这些博物知识时，并没有选择与本土的知识传统和思想资源相结合,并没有试图去用中国的命名系统和描述系统进行表述，而是更多地通过音译另起炉灶，并强调这些动物的奇异之处。这让当时中国与欧洲的博物知识体系像两条平行线一样，彼此相视而过，没有激起任何对话。
这其实是耶稣会士们当时的主动选择：通过自外于当时中国的博物知识体系，从而突出他们带来的这些博物知识的“新”与“奇”。正因为如此，这些博物知识之后在中国的传播才并不广泛。
此书便围绕《坤舆全图》上的这些在当时属于“新”与“奇”的博物知识展开，通过对海洋中和陆地上的诸多物种进行图像与文字考释，试图呈现欧洲博物学传统与中国的“博物”知识体系的这一次相遇和交流。书中，我们一方面回溯这些博物知识在欧洲的源流，另一方面也追踪它们在中国的去向，从而让读者领略到文化史研究的趣味和魅力。
来源：子清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