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位大姐叫范乔蝶，今年47岁，在越南一条繁忙的公路边上卖糯米糕，旁边是一家加工厂。她跟记者回忆说，三十年前，这里什么都没有，“这么长一段路只有一两户人家”，剩下的，全是望不到边的稻田。

前几天，《纽约时报》发了篇报道，讲了个越南大姐的故事。

这位大姐叫范乔蝶，今年47岁，在越南一条繁忙的公路边上卖糯米糕，旁边是一家加工厂。她跟记者回忆说，三十年前，这里什么都没有，“这么长一段路只有一两户人家”，剩下的，全是望不到边的稻田。

改变发生在1995年7月。

一片稻田被推平，一座名叫“越荣”的工厂拔地而起，而她是第一批走进这座工厂的工人。那一年，她17岁，刚刚初中辍学，整天帮家里种水稻和豆子。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当时既不会做鞋，也从没穿过运动鞋”。

她的人生，就这样和一个叫做“耐克”的美国牌子，发生了奇妙的交集。

纽约时报报道

她在这家工厂里一干就是19年。靠着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辛劳，她和两个姐妹把赚来的钱攒起来，买了地，盖了房。范乔蝶说，“这不仅增加了收入，还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

故事到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打工改变命运”的励志范本，对吧？一个贫穷的农家女孩，抓住工业化的机遇，靠自己的双手过上了好日子。

但如果只看到这，那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这事儿最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范乔蝶“做什么”，而在于我们得像侦探一样，去弄明白“为什么”。

为什么是1995年，不是1985年，也不是2005年？为什么一座现代化的工厂，会精准地降临在越南的一片稻田上，而不是非洲或者南美的某个地方？又为什么偏偏是耐克鞋厂，这个代表着美国消费主义的符号，会成为范乔蝶和她姐妹们的“铁饭碗”？

范乔蝶个人的命运，就像是时代洪流里的一片叶子。我们看到的，是叶子靠奋斗最终靠了岸，但真正值得深究的，是驱动这股洪流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我们现在总说越南经济生机勃勃，是“东南亚小虎”。但对1975年之后出生的越南人来说，他们的童年记忆里，国家几乎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贫穷。

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国家实现了统一，但留下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北方几十年战火，工业基础基本被摧毁；南方虽然经济底子好点，但也被整合进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系。当时越南全面倒向苏联，学着老大哥搞集体化、搞国营企业，结果怎么样？咱们都清楚。

那时候越南的人均GDP有多少？不到100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全球最赤贫的国家之一，比很多非洲国家还要穷困。

这就是范乔蝶们的童年背景板。生在这样的国家，个人是没有什么选择的，读书的尽头可能是失业，而不读书，就只能像祖辈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稻田里刨食，勉强糊口。

当一条路走到黑，走不下去的时候，就必须得变。对一个人是这样，对一个国家更是如此。

转折点发生在1986年。

这一年，越南共产党召开了“越共六大”，做出了一个将改变这个国家命运的决定——实行“Đổi Mới”，翻译过来就是“革新”或“革新开放”。

如果你觉得这个词听着耳熟，那就对了。这基本上就是越南版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长征（Trường Chinh）的很多思路，都深受中国经验的启发。

越南开始“摸着中国过河”，核心思路也差不多：对内，搞市场经济；对外，实行开放，拥抱世界。

农业上，把土地包产到户，农民可以自由耕作和买卖农产品，吃饭问题迅速解决了；工业上，承认私营经济的地位，允许个体户和民营企业发展；而最关键的一招，就是打开国门，以前所未有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越南当时的姿态放得极低，几乎是在对全世界的资本家喊话：我这里有的是年轻、听话、吃苦耐劳而且便宜到极点的劳动力，有的是廉价的土地，你们快来建厂吧！只要能带来美元、带来技术、带来工作岗位，什么都好谈。

就在越南埋头“革新”的时候，它周围的世界也正在发生剧变。一场看似与它无关的金融事件，最终变成了送上门的神助攻。

这件事，就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一签，日元汇率坐着火箭往上涨。但这事儿的蝴蝶效应远不止于此。

当时亚洲有四个经济体，号称“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它们的经济模式和日本类似，都是搞出口加工，赚美元。日元一升值，它们的货币也跟着承受了巨大的升值压力。

这对谁的打击最大？对当时正处在产业链中低端的韩国和台湾打击最大。

要知道，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世界的鞋子、服装、玩具、收音机，大部分都是在台湾高雄的加工出口区，或者韩国釜山的工厂里生产的。

那些台湾和韩国的工厂老板们，比如给耐克、阿迪达斯做代工的台湾宝成、韩国太光，突然发现自己被“架”起来了，生意做不下去了。

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这些劳动密集型的工厂，搬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去。这个过程，我们后来称之为“腾笼换鸟”。

他们要去哪儿？他们就像一群逐水草而居的候鸟，四处寻找新的价值洼地。

这时候，你再看越南。它刚刚推行“革新开放”，有大把渴望工作的年轻人，工资水平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政府还敞开双臂热烈欢迎。这简直就是为那些走投无路的台商、韩商量身定做的完美目的地。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最后的东风，就是政治上的“绿灯”。1994年，美国解除了对越南长达19年的贸易禁运。1995年7月，美越正式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

你看，所有的线索在这里都对上了。外部资本（台商韩商）有强烈的转移需求，内部（越南）有极低的成本和开放的政策，再加上最大的客户（美国）开了绿灯。

于是，就在美越建交的同一个月，1995年7月，耐克的代工厂“越荣”，就精准地降落在了范乔蝶家门口的那片稻田上。

这不是巧合，这是时代大势下，一次教科书般的全球产业转移。范乔蝶和她的小伙伴们，就这样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从田埂上轻轻拎起，放到了全球化的第一条流水线上。

越南发生的故事，其实一点都不新鲜。它就像一部经典电影，在不同的国家反复上演，只是换了主角而已。这背后，是一个叫“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的经济理论。

这是个日本学者在几十年前提出来的理论，说的是东亚地区的产业发展，就像一个“V”字形的大雁队列一样。

领头的大雁，是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也就是日本。它飞在最前面，搞汽车、搞精密仪器、搞高端电子。

紧跟在它身后的第一梯队，是当年的“亚洲四小龙”。它们承接了日本淘汰下来的技术和产业，比如家电、船舶制造。

再往后，就是块头最大的中国。我们当年承接的，就是“四小龙”因为成本上升而干不下去的产业，比如服装、鞋袜、玩具、以及各种零部件的组装。

现在，雁阵还在继续往前飞。中国也要产业升级，也要“腾笼换鸟”，我们扔出来的中低端制造业，由谁来接盘？就是雁阵末端的第三、第四梯队——越南、孟加拉、印尼这些国家。

这个模式最核心的一点是，它是有秩序、有梯度的。就像爬楼梯，你必须从第一级开始。一个贫穷的农业国，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去造光刻机，唯一的路径，就是先从技术含量最低、最能吸纳劳动力的产业干起。什么产业？就是做衣服、做鞋子、做玩具。

所以，当耐克的代工厂出现在越南的稻田上时，这几乎是一种“被安排好的命运”。不是耐克选择了越南，而是这条浩浩荡荡的产业转移河流，到了90年代中期，正好流到了越南的家门口。

如果说“雁行模式”是这部命运剧本的脚本，那像耐克这样的跨国巨头，就是总指挥。

耐克这家公司非常有意思，它每年卖出几亿双鞋，营收几百亿美元，但它自己没有一家生产工厂。创始人菲尔·奈特早就想明白了，公司最值钱的是什么？是品牌，是设计，是技术研发。那个“Just Do It”的钩子，比任何一条生产线都值钱。

所以耐克的商业模式，就是“抓两头，放中间”。“两头”是研发设计和市场营销，牢牢抓在美国总部手里；“中间”的生产制造环节，全部外包出去。

外包给谁？谁的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就给谁。

于是，耐克的全球供应链，就成了一张完美的“雁行模式”路线图。

70年代，它的鞋子主要在日本生产。

80年代，随着日本成本上升，订单就飞到了更便宜的韩国和台湾。

90年代初，台韩成本也高了，订单就大规模飞到了中国大陆的广东和福建，以及印尼。

2000年以后，特别是2010年前后，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订单又开始向越南、孟加拉等地大规模转移。

耐克本身就像一只嗅觉灵敏的候鸟，哪里有成本洼地，它就飞到哪里。

说到这，很多人会反驳，这不就是“血汗工厂”吗？靠压榨廉价劳动力，换取发达国家的订单，有什么值得称赞的？

这个批评当然有道理。早期代工厂的工作环境，绝不像今天我们写字楼里这么光鲜。每天十几个小时，重复着同一个枯燥的动作，拿着以美元计算微不足道的薪水，这确实是“血汗钱”。

越南鞋厂

但我们讨论任何问题，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你得问一句，对17岁的范乔蝶来说，除了进厂，她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答案是，没有。

她的另一个选择，是留在稻田里，继续她父母的生活。那种生活听上去很田园，但现实是“靠天吃饭”，一场洪水或者一场干旱，就可能让全家陷入饥荒。那种劳作的辛苦程度，也绝不比流水线轻松。最重要的是，那是一条看得见尽头的路，一辈子都很难有大的改变。

而工厂，无论有多少问题，它至少提供了三样东西：第一，一份稳定、可预期的现金收入。第二，一个脱离土地、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机会。第三，一个靠积累和储蓄改变未来的可能性。

范乔蝶自己说的话最有说服力：“我和两个姐妹把赚来的钱攒起来，买了块地，在上面盖了房子。这不仅增加了收入，还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

这就是最朴素的逻辑。对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来说，想要发展，就必须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而这种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是唯一能够快速、大规模解决就业、赚取外汇、完成这笔“启动资金”的路径。

这几乎是所有后发国家无法绕开的“投名状”。英国的“羊吃人”运动、美国的“西进运动”、日本和韩国的战后重建，都经历过类似残酷但必要的积累阶段。越南，只是在90年代，重复了一遍前辈们走过的路而已。这笔学费，它不得不交。

靠着承接第一波产业转移，越南花了三十年，成功地从一个赤贫国家，变成了全球供应链上谁也无法忽视的“明星学生”。范乔蝶们用自己的青春，为国家换来了第一桶金。

而就在最近几年，一个更大的机会，或者说一个更热的话题，砸到了越南头上：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越南，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吗？

如果说90年代越南的崛起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第一次交汇，那么2018年以来，它简直是又中了一次头彩。

这次的“天时”，就是中美贸易战。

美国开始对大量中国出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这让那些把生产基地设在中国的全球企业坐不住了。

一夜之间，从中国出口的成本凭空多了一大截。资本是逐利的，更是厌恶风险的。为了规避关税和不确定性，它们必须寻找替代方案。

这就催生了所谓的“中国+1”战略。也就是，把一部分产能从中国这个“主基地”里挪出来，放到另一个国家作为备份。

那么这个“+1”选谁呢？你打开地图一看，越南的“地利”优势简直是老天爷喂饭吃。它和中国有漫长的边境线，北部紧邻着中国制造业最发达的珠三角和广西，无论是从中国进口原材料，还是搬迁工厂，都极为便利。

三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家韩国巨头几乎把整个手机生产基地都搬到了越南，一度越南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都是由三星一家贡献的。

还有苹果，也开始逐步将部分AirPods和iPad的生产线转移到越南。耐克、阿迪达斯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如今它们最大产地都已经不再是中国，而是越南。

国际资本用真金白银投了票，大量的订单和工厂涌入，让越南的经济数据在过去几年里一骑绝尘，即便在全球疫情期间，也保持了罕见的正增长。看上去，越南似乎真的要接过“世界工厂”的接力棒了。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越南很热，但我们得冷静下来泼一盆冷水。越南能成为一个“世界工厂”的明星车间，但要成为中国那样包罗万象的“世界工厂”本身，它还面临着几个几乎无法逾越的“天花板”。

首先，是规模的天花板。

这是最根本的限制。越南人口接近1亿，听上去不少，但跟中国的14亿相比，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中国光是一个广东省的人口（1.26亿）就超过了整个越南。

这意味着，越南能提供的劳动力总数、以及它国内的市场纵深，都和中国有代差。它可以承接部分产业，但绝对无法吞下中国外溢的全部产能。中国打个嗝，越南可能就吃饱了。

其次，是产业链配套的天花板。

这点更为致命。一个国家能被称为“世界工厂”，不仅仅是因为它能做最后的“组装”，更是因为它能生产组装需要的所有零部件。

中国，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有工业门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国家。你需要一颗特殊的螺丝、一块异形的玻璃、一根定制的线缆，在深圳华强北或者东莞的工业区里，可能半天之内就能找到供应商。

越南呢？它更像是一个“总装车间”。大量的原材料、中间件、甚至机器设备，都需要从国外进口，而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就是它北边的邻居——中国。

很多在越南设厂的外企，实际上玩的是“中国原材料/零件 + 越南组装 + 出口海外”的模式。这种“两头在外”的结构，让越南的制造业根基很浅，利润大头其实被外部的供应链给赚走了。

再次，是基础设施的天花板。

过去几年订单涌入太快，越南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堪重负。港口拥堵、公路运力不足是常态。

最后，是人的天花板。

范乔蝶那一代工人，提供了充足的、吃苦耐劳的普通劳动力。但越南未来的发展，需要的是大量的工程师、高级技工和管理人才。而越南的教育体系，目前还无法稳定地提供足够多、足够好的高素质人才。这决定了它可以做“来料加工”，但很难快速进入“研发设计”的阶段。

上面说的这些“天花板”，最终都指向了一个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必须面对的终极挑战——“中等收入陷阱”。

这个词的意思是，一个国家靠着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很容易实现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跨越。越南已经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它的人均GDP从90年代的不足100美元，增长到了现在的4000多美元，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但从4000美元到15000美元甚至更高，成为一个真正的发达经济体，这条路要难得多。因为当你的工资上涨，低成本优势不再的时候，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会像候鸟一样，继续飞走，去往孟加拉、非洲等更便宜的地方。

到那时候，如果你没能培育出自己的高附加值产业、自己的核心技术、自己的全球品牌，经济增长就会停滞，不上不下，被“卡”在中间。这就是拉美和东南亚很多国家几十年来反复上演的悲剧。

所以，越南未来最大的悬念就在于此：它能不能在享受“世界工厂车间”红利的同时，完成自身的产业升级？能不能诞生出自己的“三星”和“华为”？能不能从一个只能组装iPhone的国家，变成一个也能设计出类似产品的地方？

这条路，韩国走通了，中国正在走，而越南，才刚刚来到这个最关键的十字路口。

文章写到最后，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47岁的范乔蝶身上。

她在耐克代工厂工作了19年，用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换来了一块地、一栋房，一个比父辈好得多的生活起点。然后，她离开了流水线，在路边支起一个小摊，卖起了糯米糕。

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隐喻。

对她个人而言，工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是一个跳板，而不是终点。当她完成了原始积累，她便选择了离开，去开始一份属于自己的、更自由的小生意。她的人生，进入了下半场。

而对越南这个国家来说，何尝不是如此？靠着范乔蝶这一代人的青春和汗水，越南完成了工业化的启动，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但当第一代“厂妹”、“厂弟”们逐渐老去，当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不再便宜，这个国家也必须思考，它的下半场，路在何方？仅仅依靠外资的“组装车间”模式，还能走多远？

来源：郭大路的小酒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