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如此迅猛的今天，美国经常挥舞着贸易制裁的大棒，企图以高关税阻止别国商品进入其国内市场。相应地，美国政界频频就关税问题展开争论。事实上，低关税率在美国基本上都是暂时的举措，贸易保护主义者最终占据上风。美国关税政策总是表现出贸易保护主义的特征来。如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如此迅猛的今天，美国经常挥舞着贸易制裁的大棒，企图以高关税阻止别国商品进入其国内市场。相应地，美国政界频频就关税问题展开争论。事实上，低关税率在美国基本上都是暂时的举措，贸易保护主义者最终占据上风。美国关税政策总是表现出贸易保护主义的特征来。如果说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崛起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之前，它推行高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实属正常之举，那么在此期间及以后，它依然钟情于高关税政策则纯粹和垄断集团攫取高额利润休戚相关。对于美国至今仍时常回归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学者们一般都是就事论事，基本没有探讨该行为的历史渊源。
本文考察从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约100年美国政界在关税问题上的争论，力图归纳出美国百年关税之争的特点，以求揭橥现代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源头。
一、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党人之争
18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甫一建国，政治家们便在关税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具体表现在著名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为首的杰斐逊党人之间的交锋上。汉密尔顿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关税问题：其一，通过关税提高政府的财政岁入；其二，利用关税保护国内刚刚起步的制造业（所谓的“幼稚产业”）。在他担任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期间，国会制定了第一部关税法，由华盛顿总统于1789年7月4日签署生效。该法案主要吸收了汉密尔顿的关税思想，其目的不仅要增加国家岁入，尤其“鼓励并保护工业制成品”。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并不能被称作是保护主义的法案，因为关税率比较低，平均只有8.5%，但它为以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留下了很大余地。例如，法案规定，可以在个别情况下动用特殊关税以及特别从价税。至于个别情况具体指什么，则十分模糊。
在第一部关税法之外，集中体现汉密尔顿关税思想的是他于1791年12月提交给国会的一份《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其中，汉密尔顿主张大幅度提高关税，提高的幅度要足以限制外国制造业商品的进口。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刺激国内产业的发展，并且鼓励国家走向经济自立。与此同时，他还提出政府应当设立联邦奖励金机制，以鼓励特殊产业的发展。无论如何，汉密尔顿期望利用关税作为主要工具，使美国摆脱在经济上依附于欧洲的状况，进而实现经济独立。
△ 汉密尔顿（1755—1804年）
但是，国内势力强大的杰斐逊党人却不赞同汉密尔顿的意见。受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影响，杰斐逊党人普遍推崇自由贸易思想，反对高关税。杰斐逊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与世界所有国家的自由贸易是法律不能剥夺的自然权利”，“通过完美的自由方式来从事商贸业，整个世界将会从中受益”。因此，他呼吁“打开所有的商贸业大门，同时敲掉它的枷锁”。汉密尔顿则认为美国必须保护新兴的产业，如果“外国制造业代替国内制造业，那就把使用机器能得到的利益让给外国了”。在他看来，主要生产农产品的美国如果反对制造业的自由发展，那么久而久之，美国会越来越倾向于放弃制造业的生产。鉴于此，他呼吁美国要发展成一个制造业国家，并且维护“国内市场对自己的工业制成品的垄断”。
在国会辩论中，杰斐逊党人提出提高进口税将会损害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不利于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对此，汉密尔顿反驳说，“事实并非完全和理论相吻合。以往的诸多事例已经表明，国内制造业确立之后，紧接着就是价格的下降，国内制成品将变得更廉价。但是，若对外国货物免除征收高额关税，那么能够取代外国货物的本国商品就会卖得很昂贵。”因此，提高关税保护国内制造业，只是暂时抬高产品价格，而以后将“一直由持久降低的价格来补偿”。
杰斐逊党人中和汉密尔顿争论最激烈的是众议院议长詹姆斯·麦迪逊。在他看来，汉密尔顿的思想有使政府权力过分集中的趋势。而且，麦迪逊本人是一位种植园主，是相对繁荣的农业地区的代表，认为汉密尔顿的思想对工业化地区更有利，忽视了农业地区的利益。在和杰斐逊沟通的过程中，麦迪逊强调限制联邦政府权力的必要性，同时以此为主导宗旨，打击汉密尔顿。
杰斐逊党人对汉密尔顿的反击首先体现了美国农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居关键地位的现实。鉴于种植园主和农民生产的大量农产品需要欧洲和海外的市场，美国政府不得不反对任何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相应地，美国亦不能推行高关税政策。其次，杰斐逊党人的看法反映了北部商业集团的利益。那些北部商人对发展国内制造业漠不关心，仅热衷于和国外商家的贸易往来，认为如果汉密尔顿的意见付诸实施，必然会不利于对外贸易的正常进行。第三，汉密尔顿之所以遭到杰斐逊党人的猛烈进攻，恰恰因为美国制造业的实力弱小，制造业利益集团尚不强大。美国的资产者大多集中在北部的商业集团和南部的种植园主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会否决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实行高关税的建议。
即便如此，汉密尔顿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想仍在美国造成了重大影响，以至于杰斐逊党人也认为汉密尔顿报告有其合理性，并且越来越认识到提高关税保护国内制造业、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必要性。
1793年，针对英国和西班牙对美国贸易的规制和歧视，时任国务卿的杰斐逊打算采取贸易报复行动。在致国会的《关于对外贸易的报告》中，虽然他依然坚持对外贸易的理想主义，提倡“沿着互惠自由贸易的路线和其他国家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互惠协定”，但同时他对自由贸易不再顽固坚持。他承认关税收入给国家带来的益处。“任何国家都想通过关税及其规章体制、禁令等，以便从贸易中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我们则应当通过对这些事物的反对来保护我们公民的通商和航海。”这里，杰斐逊所指的“反对”，就是贸易报复措施，不给那些对美贸易歧视的国家以自由通商和平等互惠的权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杰斐逊在报告中对汉密尔顿的高关税思想予以认可。他主张美国各州制订发展制造业的政策，以作为他的贸易报复措施的一个有力补充。同时，在他看来，既然报复性关税起到间接鼓励国内制造业发展的作用，那么，“州政府有权通过一些与发展制造业相适应的保护措施来培育一般的制造业”。显然，他提倡各州政府课征报复性关税来保护制造业的发展。
△ 杰斐逊（1743—1826年）
杰斐逊对汉密尔顿思想的认识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得到进一步深化。在战争中，英国为了充实海军，经常搜查美国船只，强征船上的英国海员，乃至美国海员。特别是1807年，美国军舰“切萨皮克”号遭到英国海军炮击，被迫接受搜查，结果英军强征了4名海员，其中3名为美国公民。此事件导致杰斐逊政府对英国实施报复性禁运。令杰斐逊意想不到的是，英国凭借强大的工业实力在世界各地继续从事贸易。美国的禁运举措对英国的影响并不大，英国政府也未因美国的禁运政策而改变对美政策。经历这次惨痛的教训，杰斐逊彻底明白了汉密尔顿关于保护制造业的思想的现实意义。他开始呼吁，“制造业现在对我们的独立是必不可少的，就像安全对我们是必需的一样”。此外，他大力推行优先购买美国货的政策，并向自由贸易的鼓吹者发起挑战。他在公开演讲时煽动民众，“像我一样，不要从外国购买任何商品。那些外国的东西，我们在国内的工厂同样能够制造出来。购买国内产品不要考虑价格的差异。”当一些政治家重提杰斐逊原先的自由贸易观点时，他反唇相讥说，这些批评家们正在利用他以前的思想，“作为一个依仗，来掩盖他们不忠诚的倾向，以便使我们对外国和不友好的人民处于长期的附庸地位。”
在杰斐逊之后，麦迪逊对汉密尔顿高关税思想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他任总统期间，特别是发生于1812年的英美战争，使其完全抛弃了理想主义的贸易政策。美国在战争期间的外贸进口猛增，因为英国商人疯狂打折来清理仓库中的存货。显然，英国为了消除正在崛起的美国工业的竞争，正在向美国倾销商品。战争结束后，美国国会迅速制订了《1816年关税法》，规定关税平均为25%，对进口的毛织品、棉织品、铁、皮革、帽子、纸张和食糖课征关税，希望藉此来保护新兴的工业不受英国的竞争。对国会的此项举措，麦迪逊十分赞赏。他在年度咨文中认为国会利用关税去保护处于婴儿期的国内制造业，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并且，他对保护主义的推崇，由其财政部长阿尔伯特·加拉廷（Albert Gallatin）进一步表述出来。加拉廷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建议通过提高进口关税以及提供政府贷款，实施一项能在诸多方面受益的保护和促进美国制造业的计划。
杰斐逊党人在关税问题上的转变，表明他们和汉密尔顿之间的争论划上了一个句号。就本质而言，二者关税之争其实是美国国内利益派系之间的斗争，即弱小的制造业利益集团的代表和种植园主及商业集团的代表之间的斗争。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外状况的变化，尤其是涉及到民族独立和生存的问题时，杰斐逊党人开始抛弃狭隘的国内利益因素，和汉密尔顿在关税问题上的看法渐趋一致，支持利用关税政策来保护和促进美国制造业的利益。这样，在体味到贸易保护主义给国家工业成长带来的种种益处的同时，高关税的因子开始在美利坚共和国这个巨人的肌体中扎下根来。即便在以后的岁月里，美国不同利益集团间经常就关税政策展开激烈的争斗，但贸易保护主义者往往取得最后的胜利。
二、北部和南部的地区之争
南北战争爆发前，以北部工业资本主义制度和南部种植园奴隶制度的对抗为背景，美国在关税政策上的争论转变为北部和南部的地区之争。毋庸置疑，北部维护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有利的高关税政策，而南部则要求促使种植园经济进一步拓展的自由贸易政策。
拿破仑战争和英美战争结束后，保护主义性质的关税政策刺激了制造业的快速成长，包括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诸州的美国北部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工厂制迅速确立。不过，工业化的水平却并不高。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制造业的大部分是对农业原料和林业原料进行加工。磨面业、纺织业及木材业分别排在制造业的前三位。其中只有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纺织业出现了颇具规模的现代工厂。就整个制造业而言，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占绝对优势地位。这种工业落后的状况使得美国和早就进行工业革命、工业化程度很高的英国无法在国内外市场上展开竞争。而且，美国进口的大部分商品都来自英国的工厂。英国出口商出于控制美国市场的目的，以低于美国所生产的同类商品的价格向美国市场倾销。因此，为了抵御英国的竞争，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美国工业资本家呼吁政府提高关税。
北部工业家的呼声遭到南部种植园奴隶主的强烈反对。其中的原因来自下述几个方面：第一，南部种植园经济主要依靠棉花的出口来维持正常运转，推崇自由贸易。自英国工业革命导致其纺织业迅猛发展后，原棉的国际价格便不断上扬。于是，美国南部种植园奴隶主纷纷种植棉花，棉区迅速扩大到南部9个州。1800年至1860年，棉花州的人口由50万人增至500万人。自1812年英美战争至南北战争，棉花产量每10年或20年就翻一番。1820年为1.6亿磅，1860年为23亿磅。棉花产值由1820年的800万美元增至1860年的2.49亿美元。棉花产业自然成为南部种植园区的支柱产业。它的生存和发展严重依赖出口。美国出口产品中，南部的棉花占一半以上。其出口方向主要是欧洲的英国市场。如果美国推行高关税阻挠英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那么英国势必报复，提高针对美国棉花的关税。这样，美国南部种植园主的利益就会遭受较大的损失。他们当然反对高关税政策。
△ 美国南方棉花地里的黑人农奴
第二，南部种植园主认为提高关税率将导致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从而侵犯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他们宣称，即使北部的工厂主能够制造替代进口商品的大部分产品，但是，只要高关税政策保护北部工厂主免遭外国的有力竞争，那么，北部产品的价格也不会低于进口商品的价格。因此，不管美国消费者购买外国商品抑或是国内产品，他们将不可避免地要为高关税政策笼罩下的任何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而这种状况无疑就等于对全国消费者抽取间接税。其中付出最沉重代价的便是南部民众。因为他们以棉花出口为支柱的经济不能从价格提高后的商品中获取任何工资、利润等方面的回报。
第三，即使抛开价格的因素不考虑，南部种植园主也需要质量优良的英国商品。经过几十年的工业革命，到19世纪初期，英国的工业化水平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其规模颇大的现代化工厂出产的商品质量十分优良。相比之下，美国北部工厂制造的产品质量则比较差。南部种植园主已完全习惯于享受来自英国的优质产品，对北部商品不屑一顾。因此，他们坚持自由贸易政策，坚决反对任何可能阻碍英国商品进口的关税政策。
第四，南部种植园主从更复杂的角度来考虑关税问题，认为不应当忽视隐含在关税问题中的政治性因素。他们把北部地区对高关税的需求和奴隶制的废除联系在一起。在种植园主们看来，北部工厂主在《1816年关税法》颁布后不长时间就发起的关税进攻，表明他们要凭借经济手段，确立自由劳工为核心的贸易保护主义体制对以黑人奴隶为主的自由贸易体制的压倒性优势。特别是，南部种植园主普遍感到，如果违反其意志的保护性高关税在全国变为一个现实的话，将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废除奴隶制的政策也会强加于他们身上。和北部的高关税需求作斗争，实际上就是保卫整个南部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免受北部的侵犯。
南北之间在关税问题上的争斗于19世纪20年代初见分晓。1824年，国会讨论由北部工业集团和西部农业集团的议员们联合发起的《1824年关税法》。该法在现有关税基础上再次提高了税率，使平均关税率由1816年法案的25%上升至40%，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性质的法案。那么，西部为什么和北部一样，赞成保护性关税政策呢？这是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北部的制造业和商业利益通过交通运输系统的改善，逐渐同西部的农业生产者密切联系起来。西部农业的主要农畜产品小麦、羊毛和大蒜等严重依赖国内市场，而国内最具发展潜力的市场恰恰在东北部而非南部。毕竟，工商业在东北部的发展使那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口集中的城镇。它们的居民对西部农畜产品的消费，把东北部的利益和西部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在以后的历次关税法案的表决中，西部代表基本上都是以北部工业集团的同盟者身份出现，几乎完全支持保护主义的高关税政策。
南部种植园主对《1824年关税法》当然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他们指使南部地区在国会的议员设法阻挠法案的通过。其主要策略就是联合新英格兰地区的外贸海运利益集团在国会的代表，共同抵制保护性关税率的提高。19世纪20年代初期，在新英格兰地区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以船业老板和外贸商人为核心的海运利益集团。例如，新英格兰港口城市波士顿、纽约、费城和巴尔的摩等的海运利益集团视外贸为生命，要求自由贸易。他们不愿意看到高关税政策对国际贸易设置的障碍。不过，在随后的几年内，随着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工业利益集团很快就压倒了海运利益集团，成为新英格兰地区政治的支配者。
虽然南部和新英格兰外贸海运利益集团的国会议员们联合起来反对《1824年关税法》，但是北部工业集团和西部农业集团的议员们联合起来的声势更大，在国会占较大优势，使得法案最终顺利通过。此后，新英格兰制造业的兴盛吸引了外贸海运集团的大量资本。这些资本对制造业的投入使许多船主和商人转变为工厂主。新英格兰政治格局中的力量对比因而发生显著变化。相当一部分原先反对保护性关税政策的议员开始支持贸易保护主义。例如，对高关税政策一直持严厉批评态度的马萨诸塞州著名演说家、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在20年代末已经转变为贸易保护主义者。在以韦伯斯特为首的议员的煽动下，新英格兰一半以上的民众支持提高关税。
新英格兰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导致国会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大增。1828年，国会通过新的关税法，把平均关税率由1824年的40%提高到45%。南部种植园奴隶主对此十分恼火，称新关税率为“可憎关税率”（Tariff of Abomination）。他们在国会中的重要代言人约翰·卡尔洪（John Calhoun）集中表达了南部的愤怒之声。卡尔洪在拿破仑战争和英美战争期间曾经是一个支持保护性关税的国家主义者，当时他宣称，保护主义是国家“一种新的和最强有力的粘合剂”，“将使各个部分附着更加紧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南部的卡尔洪用越来越大的地区热情取代了其原先的国家主义方向，到19世纪20年代后期彻底转变为南部地方利益的重要代表。按照他的逻辑，美国联邦宪法授权国会课征关税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国家的岁入。如果国会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而非提高国家岁入的目的去设定关税率，那么国会通过的关税法案就是违宪的。基于此，他在《南卡罗来纳的立场和抗议》（又译为《南卡罗来纳申论》）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州权宪政论，宣称主权在州，如果一州认为某项法律违宪的话，即可宣布联邦的某项法律无效。1828年12月，南卡罗来纳州议会采纳了卡尔洪的观点，宣布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发生意见分歧时，州可以举行像批准合众国宪法时所召开的大会，来决定废止或接受联邦法律。显然，南卡罗来纳州代表南部种植园奴隶主集团向联邦的中央权力发起挑战，为随时可能发生的拒绝接受高关税法案的行为寻找政治依据。假如这种挑战得逞，联邦就会瓦解。
面对南部咄咄逼人的威胁，杰克逊总统深感关税政策已成为国家最具分裂性的政治问题之一。鉴于保护性的高关税已为美国创造了大量的财政盈余，于是他呼吁国会通过新的关税法案，降低关税率。经过激烈的辩论和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后，国会于1832年7月通过了新的关税法案。尽管和“可憎关税率”相比，新税率有所降低，但是并未使1828年关税法的高度保护主义特征得到任何实质性改变。
在杰克逊总统签署了1832年关税法之后，南卡罗来纳州还采取了十分过激的行动。从北部返回南卡罗来纳州的卡尔洪，于1832年11月组织召开了州代表大会，宣称1828年和1832年的关税法违宪，且在南卡罗来纳州无效。此外，南卡罗来纳州代表大会还声明，如果联邦海关人员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港口征收违宪的关税，州政府就有权阻止这种行为的发生。若联邦政府诉诸武力，则南卡罗来纳将脱离联邦。
对于南卡罗来纳州的狂妄举动，杰克逊总统一方面发布声明予以谴责，另一方面从国会获得授权，在必要时动用武装力量以确保海关关税的征收。就在双方剑拔弩张时，来自肯塔基州的参议员亨利·克莱（Henry Clay）提出了一个解决危机的妥协方案，建议国会通过妥协性关税法案，在10年内把关税率降到20%。随后，国会仓促通过了克莱提出的1833年妥协法案。南卡罗来纳州旋即撤销了废止国会法令的公告，接受了新关税法，卡尔洪也重返华盛顿，进入国会。尽管南部对抗中央的危机被化解，联邦政府避免了国家的分裂，但是南部和北部之间的经济、政治矛盾依然存在，二者在关税问题上的争斗愈演愈烈直到该问题成为引发1861年南北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南部和北部的关税之争，以1833年妥协关税法案为标志告一段落。然而，1837年的经济危机以及随后而来的经济萧条，致使南部的自由贸易者遭到北部工厂主的严厉指责。1842年的关税法再次将关税率提高到32.5%。此后虽然在南部种植园主利益集团的抗争下，国会两次下调关税率直到1857年的20%，但贸易保护主义的色彩依然十分浓厚。若和实行自由贸易的英国相比，美国的实际关税率依旧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据统计，从1821年至1861年的40年期间内，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率都超过了20%。而且，在这40年中，有33年的时间，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已经超过了1930年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所规定的平均关税（17.75%）。也就是说，在南北战争前，南部和北部的关税之争其实还是北部工业集团的保护主义取得了胜利。
不过，即使事实上存在较高的关税率，但北部的工业集团仍然认为南部种植园主阶级在关税问题上占了上风，迫使整体关税率下调，从而影响到北部工业品的竞争力。因此，北部和南部的关税之争最终是依靠代表北部工业家利益的联邦政府通过战争来解决的。这进一步强化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高关税政策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
三、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之争
南北战争期间，工业资本家集团所主导的联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极具保护主义色彩的关税法，以至于到战争结束后的1866年，美国平均关税率已提高到40.3%。高关税率被普遍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战时对美国工业征收高额国内战争税，会使这些工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必须采取保护关税，以便使美国人能在平等条件下与外国制造商展开竞争。可是，这种战时形成的高关税政策却在战后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才有所改变。其间，共和党人在美国政治中长期居优势地位，并不断鼓吹贸易保护政策，反对自由贸易，而民主党人则坚持不懈地向共和党人的高关税政策发起挑战。虽然民主党人的努力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美国高关税贸易保护政策的现实，但是他们和共和党人之间的斗争却使得关税问题成为19世纪下半叶美国政治领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在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共和党人对高关税保护主义的坚持使其从中获得了相当大的政治利益。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符合北部工业家、银行家和西部农场主的利益，因而他们竭力支持共和党人控制国内的政治局势，支持共和党人赢得竞选的胜利。自南北战争结束后直至20世纪初的1901年，在全部9届美国总统任期中，共和党人就出任了7届，占绝对优势。反过来，共和党人对美国政治的掌控又推动了他们制定一系列有利于北部工业家、银行家和西部农场主利益的政策，其中就包括高关税政策。
为了使高关税政策顺利出台并得到实施，共和党人炮制了一套符合逻辑的理论来吸引民众支持其贸易保护主义计划。他们宣称，既然高关税已经促进了美国产业的发展，人民亦从中受益颇多，那么任何削减关税的行动势必要降低人们的生活标准，而且严重的话将会威胁到每一个人的生存。这种论点在新兴的工人阶级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在绝大部分工人看来，美国工业区之所以保持着比欧洲高的工资，主要因为美国的产业受高关税的保护。高关税就意味着高工资。农场主们也由衷信服共和党人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他们相信，由于高关税保护着美国的国内市场，美国工人们因而享受着更高的工资，自然就能够为西部农场生产的食品和其他农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与此同时，在关税问题上和共和党人唱反调的民主党人，则认为自由贸易可以为美国人民带来更多的利益，高关税只能导致商品价格的提高，从而侵犯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如果取消保护性的高关税，商品的总体价格将会下降，那么普通民众就能够买得起更多的商品，生活的质量就会迅速提高。尤其是，大部分民主党议员认为，削减关税率或许会鼓励其他国家也这么做，从而可以使美国商人更容易在海外出售他们的剩余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
不过，在围绕着关税问题的政治斗争中，对民主党阵营十分不利的一个因素是该党内部的不团结。有一部分民主党议员反对批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反对低关税政策。他们中最著名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众议员塞缪尔·兰德（Samuel Randall）和马里兰州的参议员阿瑟·戈曼（Arthur Gorman）。他们所在州的工厂主和工人们都认为他们地区的繁荣应归功于长期的高关税政策。毋庸置疑，民主党阵营中支持高关税政策的议员的存在，影响了该党在国会内部的团结，致使该党在削减关税的斗争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
1870年，在民主党人的强烈要求下，加之共和党人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本身的需求，国会对于咖啡、茶叶、香料以及其他一些美国不生产的商品予以减税，但保护性高关税的状况未得到任何改变。于是，民主党人继续呼吁国会进行关税改革。他们争辩说，长期的高关税政策已经导致财政出现较大的预算盈余，并且，美国的经济体制也趋于完善，这些都将大大缓和修订关税所带来的国内负面影响。他们改革关税的理由打动了一部分共和党改革派的心。1872年，两党的改革派联合起来，共同推动国会颁布对保护性关税减少10%的法令，同时亦彻底取消了未受保护的咖啡和茶叶的关税。只是，这种自由贸易的趋向很快就发生逆转，重新回到了保护主义的旧轨道。1873年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它是美国历史上最长和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之一。共和党人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大肆攻击民主党人的关税削减计划，宣称关税减让不仅减少了联邦政府的财政岁入，尤其是造成经济恐慌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他们的大力推动下，1875年国会取消了1872年的关税改革法令，恢复了原有关税率，只保留了咖啡和茶叶的免税改革令。
共和党人的胜利并未阻止民主党人要求改革的步伐。1880年代初，民主党人开始利用消费者对商品价格不断上扬的不满来对国会施加改革压力。1882年，共和党总统切斯特·阿瑟（Chester Arthur）赞成稍稍向下调整关税率。他要求由经济专家组成的关税委员会研究关税问题并且提出政策修订的建议。委员们提议削减天然资源（原材料）的税率，这将有益于制造业者而牺牲原材料生产商的利益。国会的共和党人意识到这种策略将导致原材料生产商放弃对该党的支持，于是忽视专家们的建议。最终，国会颁布的1883年关税法案使所有的税率均维持很高的水准。美国的关税保护政策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民主党人并不甘于自己的失败。他们又于1884年和1886年两次提出关税改革提案。令他们感到遗憾的是，民主党内部的不团结摧毁了其政治目标。民主党的几十名热衷于保护南部新兴产业的国会议员，联合共和党人共同挫败了民主党人的两次改革提案。民主党内部的分裂使刚刚赢得总统大选的民主党人克利夫兰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作为总统，他决定重铸民主党的团结，并率领民主党人向保护关税发起挑战。1887年12月，克利夫兰致国会的年度咨文完全针对关税问题。他严厉抨击现行税率是不公平、不平等和荒谬的，嘲笑那种必须保护已有上百年历史的“幼稚工业”的想法，谴责高税率是“征收不必要税收的不道德、不公平和不合理的根源”。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民主党参议员罗杰·米尔斯（Roger Mills）向国会提交了降低关税的议案，把羊毛、亚麻、木材这类原材料商品列为免税品，同时对工业制成品的关税率降低了大约7%。尽管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顺利通过了该议案，但是被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所否决。
在共和党人哈里森于1889年入主白宫后，该党支配的国会旋即通过了极具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1890年麦金莱关税法》（McKinley Tariff of 1890），把平均进口税由38%提高到50%，税率之高为美国历史所仅见。一些外国产品被完全拒之美国国门之外。
从此，在关税问题上，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共和党人开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直至20世纪30年代，即使美国的制造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也毫不放松对关税的控制，一切都以垄断资产阶级把持国内市场、攫取高额利润为宗旨。与此相对照的是，民主党人也并非自始至终坚持自由贸易，尤其是在涉及到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时，只要保护主义能够满足其攫取巨额利润的需求时，同样会和共和党人一样，毫不犹豫地支持保护性高关税政策，历次民主党人在关键时刻投向共和党人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利益上的某些交叉和重合，揭示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强大历史根基所在，也是从18世纪90年代就开始的百年关税之争的结果所在。
（节选自《烟台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题目为编者拟定，文章原题为“美国关税百年之争”）《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