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夏时期刊印的党项族和汉族互相学习语言的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是民族间深度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民族关系愈趋密切的历史见证。其序言明确提倡民族间要互相学习语言，掌握双语以达到深入交流，表现出作者促进民族团结的精神和责任感。其

一部深度反映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奇书——《番汉合时掌中珠》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3期

史金波

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宁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特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摘要

西夏时期刊印的党项族和汉族互相学习语言的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是民族间深度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民族关系愈趋密切的历史见证。其序言明确提倡民族间要互相学习语言，掌握双语以达到深入交流，表现出作者促进民族团结的精神和责任感。其体例采用了两种语言、文字四项对照的方法，使党项族和汉族都能方便地学习对方语言，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成系统的双语双音词典。在内容上作为西夏最重要的蒙书反映出民族间文化互鉴互融的事实，展现出中华民族主流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巨大影响，表现出西夏对中国的高度认同。此书适应当时社会上双语学习的需求，曾多次刊行，并在西夏不同地区广泛流传，为进一步推动民族间的交融发挥了积极作用。近代此书出土后成为揭开“死文字”西夏文奥秘的钥匙和学习西夏文的入门书籍。此书为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民族间日益密切的关系提供了典型资料，有助于深刻认识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

《番汉合时掌中珠》 西夏文 汉文 双语 交往交流交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正文

西夏时期刊印了一部西夏文和汉文对照的书籍，名为《番汉合时掌中珠》。这部特殊典籍是西夏时期民族间深度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民族关系愈趋密切的历史见证。

西夏王朝（1038—1227）是中国中古时期一个重要王朝，前期与北宋、辽朝并立，后期与南宋、金朝鼎足，皇族为番族，即党项族，境内还有汉族、藏族、回鹘等族。

乾祐二十一年（1190）西夏的党项族文人骨勒茂才编纂刊印了杂字体《番汉合时掌中珠》，全书37页，蝴蝶装，高23厘米、宽15.5厘米，版框高18.7厘米、宽12厘米，四周双栏，版心页码用汉文标记。这部西夏时期的古籍是一部用于番、汉民族学习对方语言、文字的通俗著作，既有蒙书的性质，又有辞书的特点。当时民族间的密切交往营造了编写这种特殊蒙书的环境，而富有才华的西夏人适时地编辑、出版了这样实用的书籍，在番、汉人之间架起了一座互通文化的桥梁，给社会上更多的人掌握双语提供了实用的工具书。这部书显露出当时西夏独创性的编辑能力和卓越的学术水平，在辞书编辑、出版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一、序言——提倡民族交流的深刻理念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建立的王朝，境内除党项族外，汉族是最主要的民族，人数众多，文化发达。《番汉合时掌中珠》（以下简称《掌中珠》）的书名中的“番汉合时”，本身就明确地反映出作者对当时西夏境内两个主要民族密切关系的认知。特别是书的封面为汉文和西夏文两种文字的书名并列，这种形式也显示出当时番、汉两个民族文化热络交流的关系，这种封面形式在当时也是十分稀见的（见图1）。

图1《番汉合时掌中珠》封面

该书卷首有西夏文序、汉文序各一篇，两序各为1页2面，内容基本相同，言简意赅，现将汉文序抄录于后：

凡君子者，为物岂可忘己，故未尝不学；为已亦不绝物，故未尝不教。学则以智成已，欲袭古迹；教则以仁利物，以救今时。兼番汉文字者，论末则殊，考本则同。何则先圣后圣其揆未尝不一故也。然则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具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如此则有逆前言。故愚稍学番汉文字，曷敢默而弗言，不避惭怍，准三才集成番汉语节略一本，言者分辨，语句昭然，言音未切，教者能整。语句虽俗，学人易会，号为《合时掌中珠》。贤者睹斯，幸莫哂焉。时乾祐庚戌二十一年 月 日骨勒茂才谨序。（见图2）。

图2《番汉合时掌中珠》汉文序

由此序言不难看出这是当时中原王朝地区常用的文体，不时有对仗工整的骈体语句。据此可知作者深受汉学熏陶，有很好的儒学功底。在“教则以仁利物，以救今时”这样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驱动下，提出了至今仍令人赞叹的认识：“兼番汉文字者，论末则殊，考本则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所操语言包括多语系语言，其使用文字也是多系统文字，这些语言、文字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西夏文于11世纪初期借鉴汉字而创制，用以记录西夏党项族的语言。党项族语言是汉藏语系中的一种，与汉语有着亲缘关系。作者所谓“考本则同”，无论是从两种语言上看，还是从两种文字上看，都是非常恰当的结论。作者又进一步指出先圣、后圣的道理是一致的。西夏提倡儒学，尊崇孔子，并于人庆三年（1146）也即在骨勒茂才印行此书前的45年，尊孔子为文宣帝。西夏人也将创制西夏文的野利仁荣看成是字圣，在其死后的仁宗天盛十四年（1162）被封为广惠王。可能作者将中原文化的代表人物作为先圣，而将西夏文化的代表人物视为后圣，来提示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和后来的西夏文化都是一水之源流，是相通的文化，有共同的理念。

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写出具体的主张“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具备”，直接提出在西夏的党项族和汉族应掌握双语的主张。这反映了作者对西夏社会现状的深刻认识，也反映出汉语在西夏社会中的特殊地位，理性地认识到双语教育是西夏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当时民族关系密切交往的大势所趋。之后作者又进一步论述为何番、汉两族应学习对方的语言，强调语言交流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认为要通过学习对方语言，汉人要和番人之众，番人要入汉人之数，主张民族间要跨越民族间的畛域深入交流，和合共生。作者还进一步论证，若不这样，就会造成番人有智者，汉人不尊敬，汉人有贤士，番人不崇信的后果，主张通过语言的沟通达到心灵、文化上的交流和相互认同。

此序言表明作者编写这部书具有明确的“以仁利物”的理念，目的是加强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其促进民族团结的精神和责任感跃然纸上。作者以编纂此书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其促进民族交流的主张。在800多年前西夏王朝一位少数民族的文人能有这样深刻的认识和胸怀，足证中华民族密切联系、共同进步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

二、体例——促进民族交往的特殊形式

《掌中珠》的作者为达到便于番人、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文字的目的，内容上意图将西夏社会中的常用词语分类编选入书，在形式上则创造性地采用了两种语言、文字四项对照的方法，即每一词语都列有四项，中间两项字稍大，右行为西夏文，左行为相应意义的汉文。在中间西夏文的右边为较小的汉字，是对西夏文字的汉字注音；在中间汉字的左边为较小的西夏文，是对中间汉字的注音。（见图3）

图3《番汉合时掌中珠》正文首页

这种每一词语四项对照的布局，使懂得西夏语文不懂汉语文的番人，可以从中间两行中的西夏文找到左边对应的汉文，从而可以学习汉字的写法，又可以通过最左面的西夏文读出该汉字的读音，可以方便地学习该字的汉语读音，这样既学习了汉字的写法，也能学到汉字的读音，若坚持学完此书，便初步掌握了汉语、汉文的常用词语，基本达到能与汉族进行交际的目的。反之也一样，懂汉语文不懂西夏语文的汉族，可通过此书的词语学习西夏语文，以达到与党项人交际的能力。《掌中珠》标注字音不是随意的、紊乱的，而是科学的、系统的，合乎语音体系的规范。汉语和西夏语虽然是同一语系的亲属语言，但在语音上各有一些特点。汉文和西夏文都是表意文字，一个方块文字是一个音节，因此用汉字和西夏字为对方注音时，有时难以达到准确。《掌中珠》作者为能准确注音，便别出心裁地采用了一些特殊的标注符号和标注方法。如有时用两个汉字为一个西夏字注音，其中有的是表示该西夏字读音为汉语中没有的鼻冠音或浊音，有的则是用反切法表示该西夏字的声母和韵母。有的在汉字的左部加一小口字，有的在汉字不同部位加小圆圈，有的在汉字下加“轻”或 “重”字，有的在汉字下加“合”字，都表示一定的语音特点。用西夏文注汉字音时，附加符号较少，有个别用两个西夏字注同一汉字，为该汉字读音的反切上下字。作者力求准确注音的认真态度，使此书的注音准确性大大提高。就目前所见的一些西夏文文献中翻译汉文典籍人名、地名、物品名称情况来看，其注音的准确性应以《掌中珠》水平最高。

在《掌中珠》中因部分内容采取了叙事的形式，便超出了词的范围，而扩充至短语甚至完整的句子。从这些短语和句子中，可看到西夏语各种句子成分主语、谓语、宾语等的语序，其间还有很多表示语法意义的虚词。这样此书就增加了语法知识，超出了一般辞典只能识词不能说话的局限，具有从词到语句全方位的语言学习功能。

《掌中珠》作者谙熟西夏语言、文字，又有汉语文的深厚功力，能用这种特有的体例，编纂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成系统的双语双音词语集，给汉族和党项族人提供了自学对方语言的双语教科书，实为难能可贵。当然此书也可以作为老师教授学生的课堂教材。此书是中国辞书园地中一朵奇葩，在世界辞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在西夏不同民族间民众的自然的交往非常密切，双语需求十分显著。若从政府层面看双语教育更为重要。西夏从中央至地方政府机构中有各民族的官员，特别是党项族和汉族的官员较多，双方语言沟通和文书的行用都非常重要。最重要的西夏王朝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不仅有西夏文版本，还翻译成汉文本。此外，很多汉文典籍都被翻译成西夏文，特别是数千卷佛经也有西夏文译本，这些都需要大量掌握两种语言、文字的翻译人才。因此像《掌中珠》这样的书籍对西夏王朝培养双语人才能起到重要作用。

三、内容——反映民族间文化互鉴互融的事实

《掌中珠》作为西夏最主要的蒙书，也效法中原王朝一些蒙书结构，首以天地人三才分部，每一部又分上中下三品，将社会上常用词语按天体上、天相中、天变下，地体上、地相中、地用下，人体上、人相中、人事下分为九类，其中以“人事下”内容最多。

《掌中珠》的“天”部中包括日月星辰、雷雨风云、四季五行、天干地支、日月年岁等。从其内容看，与中原地区所用词语几乎一样。如在“天相中”星宿名称中有中原地区当时应用的全部九曜、二十八宿。中国古代天文学又把二十八宿分为四组，称为四相，各以一动物名称标志：青龙、白虎、玄武、朱雀。《掌中珠》有全部四相。中国古代天文学上的十二星宫基本也能在《掌中珠》中找到。可见西夏丰富的天文学知识，来源于中原地区，继承了中原地区的天文学知识。

在《掌中珠》中的“地”部，包括四方四隅、大地山海、江河沟洫、宝物矿藏、花果蔬菜、五谷杂粮、野兽家畜、禽鸟鱼虫等。其中一些远超越了西夏王朝的范围，而在此书也列入其中。如“地相中”中的“八山、四海”（见图4）。“八山”是中国对著名山岳的总括称呼，一般指“三山五岳”八座大山。其中“五岳”即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三山”为安徽的黄山、江西庐山和浙江雁荡山，皆不在西夏境内。四海是中国对所临海洋不同海域的称呼，包括东海、西海（今称黄海）、南海、北海（今称渤海）。西夏是内陆地区，不临海洋。《掌中珠》收入这些中国范围的重要地理名称，显示出作者有着超出西夏范围，囊括中原王朝的大中国观，也折射出西夏对大中国认同的理念。

图4《番汉合时掌中珠》中“地相中”的“八山、四海”

其他词语也都与中原地区相同或相近。有的还强调了多民族的特性。如在蔬菜部分有胡萝卜、汉萝卜之分（见图5）。在果木类中不但有西夏地区和中原地区常见的水果，如栗、杏、梨、樱桃、胡桃、蒲桃、柿子、枣、石榴等，还有西夏地区没有而在中国南部地区才有的水果，如龙眼、荔枝、橘子等。这同样反映出这部西夏常用词语集，视野开阔，将仅在中原地区才有而在西夏也需要了解的词语纳入书中。

图5《番汉合时掌中珠》中“地用下”的“胡萝卜、汉萝卜”等

在《掌中珠》更加贴近社会生活的“人”部，包括了人体部位、人事生活等。特别是书中第九部分“人事下”占了全书差不多一半的篇幅，内容为人生的日常生活，从人的出生、学文业、道亲属、作佛法、作活业、买田地、学文字、被加官、审案件、作消遣、宴宾客、为婚姻、明世事、归佛法等一系列社会活动，系连到亲属称谓、佛教用语、房舍结构、造房工具、屋内陈设、炊事餐具、衣服妆饰、农耕用具、文房四宝、职官称谓、审判程序、乐器名称、食物种类、马具鞍辔、婚姻嫁娶、世俗用语、佛法佛事等词语，几乎囊括了多数日常所用社会词语。

在《掌中珠》“人事下”中有“学习文业、仁义忠信、五常六艺”等词语，这证明在西夏学习文业的内容是仁义忠信、五常六艺。“五常”包括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对维护中国的封建社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是中国儒学教育体系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技能。可见西夏完全继承了中华主流文化的精髓。后面还有“学习圣典、立身行道、世间扬名”等词语。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学不断发展，成为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西夏同样把儒学作为治国的指导理念。西夏立国前后，儒学已成为西夏社会和文化的主导思想。西夏初创制西夏文字后，首先翻译的文献主要是儒家典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出土文献中有《论语》《孟子》《孝经》的西夏文译本。第二代皇帝毅宗奲都五年（1061）向宋朝求儒家书籍：“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所献马。”西夏早期向宋朝求索《九经》等儒家经典，表明对中原文化传统的刻意吸收继承，而中原王朝也借此宣扬大朝教化，慷慨赐予，成为中华民族主流文化不断延展、少数民族王朝向中原王朝借鉴学习的友好往来佳话。西夏崇宗时进一步发展儒学，建立学校，设养贤务，特建国学（汉学），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文化，促进儒学的措施。前述西夏仁宗重视儒学，尊孔子为文宣帝，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孔子空前绝后的尊号，证明西夏崇儒之盛，将儒学推上了上层建筑的顶端。而在《掌中珠》中，“圣人”“圣典”“圣道”的“圣”字系直接借自汉语，在西夏文“”（圣）字右面注音的汉字为“圣”字。在这样的儒学氛围下撰著的《掌中珠》多处反映出当时对中华民族主流文化深度的认同和汲取。更值得重视的是在“人事下”中还集中列举了西夏的职司名称（见图6），其中有中书、枢密、经略司、正统司、统军司、殿前司、御史、皇城司、宣徽、三司、内宿司、巡检司、工院、马院、陈告司、磨堪司、审刑司、大恒历院、农田司、群牧司、受纳司、閤门司、监军司、州主、通判、正听、承旨、都案案头、司吏都监等，包括了西夏大部分职司称谓。其中有的重要职司的名称系直接借自汉语。如仅次于中书、枢密的经略司，在“经略”二字右部的汉字注音为“京六”，显系汉语借词。从上不难看出，西夏的职司结构，几乎全部借鉴中原王朝的体制，在西夏王朝的政治层面效法中原成熟的制度，达到高度交融、趋同。

图6《番汉合时掌中珠》中“人事下”的职司名称

在“人事下”中记录了西夏对案件的审理过程：“接状只关、都案判凭、司吏行遣、医人看验、踪迹见有、知证分白、追干连人、不说实话、事物参差、枷在狱里、出与头子、令追知证、立便到来、仔细取问、与告者同、不肯招承、凌持打拷、大人指挥、愚蒙小人、听我之言、孝经中说、父母发身、不敢毁伤也、如此打拷、心不思惟、可谓孝乎、彼人分析、我乃愚人、不晓世事、心下思惟、我闻此言、罪在我身、谋智清人、此后不为、伏罪入状、立便断止。”可以看出，西夏的审案程序，与中原王朝也完全相同。在说服当事人认罪时，还以《孝经》的内容为理论依据，更显当时西夏社会的主流思想为儒家理论。

此外，从“男女长大，遣将媒人，诸处为婚，索与妻眷，室女长大，嫁与他人……儿女了毕，方得心定”等有关西夏婚姻的词语，可知西夏的婚俗已与中原地区大体一致。在中原王朝风习的影响下，西夏党项族已摆脱了早期原始状态的婚姻习俗，与境内汉族一样实行中原地区封建社会的婚俗。

总之，一部《掌中珠》多方位地反映了西夏社会，多角度地展示出西夏境内番、汉民族间的兄弟般的关系，同时也多层次地显现出西夏和中原王朝水乳交融的密切交往，西夏社会对中原地区社会文化的趋同，表现出中华民族主流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巨大影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典型具象例证。作为党项族的文人，作者骨勒茂才超越本民族界限，具有更为广阔的对中华主流文化认同的思维方式。

西夏地处西陲，虽是一体制完善的王朝，但很多文献表明西夏自认为是中国的一代王朝，是中国历史的继承者之一，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表现出对中国的高度认同。《掌中珠》表明西夏这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王朝与中原王朝文脉衣钵相承，对中华民族文化高度认同，表现出多民族国家中民族间密切交往的精神力量。

四、流传——顺应民族交往的历史潮流

《掌中珠》编纂于西夏后期，作者骨勒茂才，其姓氏“骨勒”为西夏番姓之一，因此知其为番族（党项族）。此外，对其生平事迹，有无其他著作概无资料可稽。通过分析《掌中珠》一书的版本，或可了解一些此书在西夏流传的蛛丝马迹。

在《掌中珠》的封面上，于汉文书名的下部可见两行汉字，第1行为“茶坊角面西”，第2行大部分残失，上部第1字据其残存笔画应为“张”字。据这两行字所在的位置和所存文字看，应是刻印此书张氏书坊的标志，具有牌记性质，可惜部分文字残缺，不能尽解。其左边西夏文书名下可能是相应的西夏文牌记，惜全残。（见图1）

西夏的书籍有印本和写本。印本又包括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西夏时期学习中原王朝先进的印刷技术，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都十分发达。在目前所能见到的西夏印本中，既有国家刻字司印行的官刻本，也有坊间刻印的坊刻本。坊刻本印行的书籍在传播文化的同时，多以盈利为目的，因此要选取文化价值高，社会需求量大，易于销售流行的书籍刻印售卖。宋、辽、夏、金时期，坊刻事业兴盛，坊刻本流通范围很广，使用人数很多,文化影响很大,在传播大众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概西夏张氏书坊看中了《掌中珠》潜在的文化价值，便不避有两种文字刊刻的繁难而刊印此书。事实证明此书也确实发挥了普及文化知识、促进民族间文化密切交往的目的。

通过对《掌中珠》版本的进一步分析，可知此书曾多次刊印。在甲种本第7页左侧有汉文和西夏文对照的两行字：“此掌中珠者三十七面内更新添十句”（见图7）。在第8页又见右侧栏外有西夏文一行，多字残失，从所存文字看也是关于增补新句的记载。可见在甲种本之前早已有一种版本，甲种本是一个增补本。

图7《番汉合时掌中珠》中关于增补的记载

再将甲种本和乙种本内容进行对照，可以发现多处有些许不同，确为两种刻本。如序中第2面第3行作者自称，在甲种本中无论西夏文序，还是汉文序，都称为“茂才”，而在乙种本中西夏文序和汉文序都谦称为“愚”。又如第3页的类别名称上，甲种本中的“天形上”“地形上”，在乙种本中分别为“天体上”“地体上”。在此后“天形上”“天相中”“天变下”等9个标题，在甲种本与正文一样为普通的阳文，而在乙种本则为墨底阴文，且字框上覆荷叶，下托莲花。此外两种版本在“天相中”内的星宿排列上，乙种本比甲种本更为合乎星宿序列。以上可以推论乙种本为甲种本的修订本。这样看来《掌中珠》至少应有三种版本，可见其社会需求量大，多次刊印流行。

此外，乙种本第21页右端题有手写西夏文草书题款一行，有些字模糊不清，可识者为“属者□□光定丑年二月”。22页左端也有手写西夏文草书题款一行，可识者为“光定寅年四月……”。西夏光定丑年、寅年分别为西夏晚期神宗丁丑六年（1217）、戊寅七年（1218）。所谓“属者”即持有此书的所有者。此人能熟练地写西夏文草书，是一位懂得西夏文的人，因此可推想他是用此书学习汉语、汉文的党项人。他先后两年在此书上题字，或可表明他一直在用此书学习汉语文，是一个希求掌握双语的党项族人。这也是此书促进民族间文化交往、培养双语人才得到实用的证明。

《掌中珠》的两种刻本同时于20世纪初出土于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1989年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北区进行清理时，在B184号窟发现了《掌中珠》的1面残页，为第14页的左面（见图8）。1990年宁夏考古所维修银川市贺兰县境内的宏佛塔时，在天宫也发现了附在泥块上的《掌中珠》残片。

图8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番汉合时掌中珠》残页

这样在西夏首都中兴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地区、河西走廊的沙州（今甘肃省敦煌市）以及北部的黑水城地区都发现了《掌中珠》的刻本。这说明此书不仅多次刊刻，而且在西夏流传地域范围广泛，显示出这部双语教学书籍当时受到读者的青睐，得到广泛流传，并进一步推动了民族间的交融。可以想象，因此书而掌握双语的人才会增加不少。

五、再生——揭开西夏文奥秘的锁匙

13世纪初，西夏为蒙古军灭亡。在蒙、元时期，尽管党项族被归为色目人，仍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但已经从西夏时全境内的强势地位，变成元代大国中的局部、弱势地位。在元代，西夏文文献仍有一定范围的使用，但也已风光不再，在历史上曾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党项族已逐渐被融汇于汉族及其他民族之中。明代仅见于前中期个别西夏文刻石，记录了党项民族最后走向消亡的足迹。此后党项族消亡了，其语言成为“死语言”，文字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

1908年、1909年俄国以柯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为首的探险队，从我国的黑水城遗址城外的一座塔中掘走大批文献、文物，其中包括大量西夏文文献、很多汉文文献和部分藏文文献等，其中就有上述《掌中珠》。此书与大量黑水城出土文献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黑水城是西夏北部的一座城市，是西夏黑水监军司的所在地。黑水城大量古代珍贵文献的发现，是中国近代继殷墟甲骨文、汉魏简牍、敦煌遗书三次重大文献发现后的又一次震惊学坛的重要文献收获。这使黑水城及其所出土文献声名鹊起，享誉海内外。

当年面对从黑水城获得的大量西夏文文献，专家们感到难以释读。然而俄国汉学家伊凤阁（А.И.Иванов）从中发现了这部有西夏文-汉文对译的文献，不啻发现了一部西夏文、汉文对照的辞典，如获至宝，随即向学术界介绍这部重要书籍。由于该书是西夏文和汉文对照、既释义又标音的词语集，便俨然成为揭开西夏语言文字奥秘、打开西夏文献宝库的钥匙，同时又是认识西夏社会名物和制度的津梁。

这部作为初学西夏语文最便利的入门工具书，一经发现便引起学者们的重视。1912年，中国著名学者罗振玉在日本会见伊凤阁时，得见一页《掌中珠》，深知该书对解读西夏文的重要学术价值，次年即向伊凤阁借得《掌中珠》9页照片，影印流行，始在学术界流传。1922年，罗氏又向伊凤阁借得全书照片，即命其子罗福成抄写印行。这样欲了解、学习西夏文的人，无不从《掌中珠》入手。

然而，当时流行的《掌中珠》系摹抄本，有不少欠准确之处。数十年来，学界深以为未能得见《掌中珠》影印件全豹为憾。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学者陆宽田访问苏联，拍摄了《掌中珠》全部照片，经其初步整理研究于1982年将《掌中珠》两种版本的影印件以《合时掌中珠》为书名刊布，使此书以原貌的形式刊布。

中国西夏研究学者一直未见陆宽田的影印本。1986年笔者访问日本期间，购得此书，始见《掌中珠》庐山真面。回国后即与同事黄振华、聂鸿音依此书影印件对《掌中珠》进行整理，并做西夏文和汉文两种索引，连同影印件一同刊布。这样使国内同行皆能方便地使用此书的原书影印本。此后中、俄两国学者合作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1999年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中，将《掌中珠》以更清晰的图版刊布于蒙书类之首。

《掌中珠》有不同的西夏文1千多字，在全部西夏文6000多字中仅占少部分，但因其多是常用字，故对于识读西夏文仍能起到基础性的关键作用。现在尽管已经有了西夏学专家撰写的系统西夏文教科书和多种西夏文字典、辞典，但在培养西夏文学生时，《掌中珠》仍然是引导学子入门的必备教科书。此书不愧是有利当时、泽被后世的一部珍贵古籍。

当前，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重新审视此书，发现该书是反映历史上中华各民族深度交融的具体例证。此书展示出古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中的有识之士，积极主动地提倡双语，编撰双向交流和沟通的双语教材的生动情景，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民族间深度交往交流交融的趋势，为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民族间日益密切的关系提供了典型资料，有助于深刻认识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责任编辑：张子新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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