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布鲁塞尔：记录了清末五大臣海外考察的纪念章

摘要：此前在《申报》上的李鸿章赤金赏牌中，我们介绍了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时的一些纪念章。这些纪念章被中国钱币收藏界关注已久，经过多年来的研究已经颇具知名度。不过欧洲纪念章中也有其他一些与出访欧洲的中国人相关的品种，却甚少被关注。

此前在《申报》上的李鸿章赤金赏牌中，我们介绍了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时的一些纪念章。这些纪念章被中国钱币收藏界关注已久，经过多年来的研究已经颇具知名度。不过欧洲纪念章中也有其他一些与出访欧洲的中国人相关的品种，却甚少被关注。

1906年布鲁塞尔造币厂访问纪念章（SBP拍卖官网图）

这一枚纪念章的正面是当时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肖像，背面是早期螺旋压印机的图样，上方有“28 MAI 1906”（1906年5月28日）的日期，下方则是“VISITENT LA MONNAIE DE BRUXELLES”（访问布鲁塞尔造币厂），四周环绕的文字为访问者的名字“L.L.E.E. SHEN KUNG-YI, PAOCHUN, TSEN GEN ET OUANG HANG”。

比利时5法郎（SBP拍卖官网图）

纪念章正面沿用了早先布鲁塞尔造币厂制造比利时5法郎银币时留下的正面模具。

1892年布鲁塞尔国际货币会议参会代表访问纪念章（SBP拍卖官网图）

1899年朱利安·利巴特访问纪念章（Eeckhout拍卖拍品图）

实际上，布鲁塞尔造币厂并不是第一次使用这样的设计。1892年布鲁塞尔国际货币会议参会代表的访问纪念章和1899年时任财政部长朱利安·利巴特（Julien Liebaert）的访问纪念章也都采用了类似的设计。

1909年唐绍仪访问纪念章（Heritage拍卖拍品图）

1912年米歇尔·莱维访问纪念章（Eeckhout拍卖拍品图）

更晚一些的1909年唐绍仪访问纪念章和1912年时任财政部长米歇尔·莱维（Michel Levie）的访问纪念章也或多或少地使用了相仿的设计。

1906年布鲁塞尔造币厂访问纪念章（SBP拍卖官网图）

1906年的这枚纪念章上提及了四个中国人的名字：“SHEN KUNG-YI”、“PAOCHUN”、“TSEN GEN”、“OUANG HANG”，他们究竟是谁？又为什么会造访布鲁塞尔造币厂呢？

1907年比利时皇家钱币学会会刊上刊登了一篇短文，除了介绍纪念章的设计之外，也提及了访问者是“1906年5月25日抵达比利时的镇国公载泽率领的中国使团的部分成员”。

载泽是康熙帝六世孙，他因过继给奕询为嗣而承袭辅国公爵位，通过联姻慈禧太后侄女静荣，成为光绪帝连襟，后又晋封镇国公，作为宗室重臣跻身权力核心圈。

端方（左）与戴鸿慈（右）

20世纪初，面对庚子之变后每况愈下的局面，实行宪政的呼声日益高涨。1905年，在日俄战争的刺激下，清政府决定派遣重臣出使欧美深入考察政治制度。最初选定的五位大臣中除了载泽之外，还有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和绍英。

炸弹袭击后的火车车厢

1905年9月24日，使团正准备搭乘火车从北京出发时，发生了炸弹袭击事件，绍英等人受伤。出行时间不得不延后，徐世昌和绍英则换成了尚其亨和李盛铎。

在美国的戴鸿慈和端方一行

1906年5月14日载泽一行在英国伯明翰利造铁路车厂

前排左起陈恩焘、李盛铎、载泽、左秉隆

实际出访时，代表团兵分两路，戴鸿慈和端方带领一队，载泽、尚其亨和李盛铎带领另一队。虽然两队的路线相同，都是从上海出发，经过日本、美国前往欧洲，再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回国，但是两队考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戴鸿慈和端方一行的时间主要放在美国和德国，载泽、尚其亨和李盛铎一队的重心则在日本、英国和法国。

五大臣在比利时的行程

（引自潘崇《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有补充）

载泽、尚其亨和李盛铎一路于1906年5月25日抵达比利时，到6月7日离开，在比利时两周时间。戴鸿慈和端方一路6月1日到达比利时与前者短暂汇合，之后6月4日又离开比利时返回荷兰。

1905年芦汉铁路比利时借款债券（上海阳明拍卖拍品图）

载泽在《考察政治日记》中记录的5月28日行程是参观国家银行和议院，具体如下：

初六日巳正，往观国家银行。总理导至颁发商票、支发期票、稽核照票等处浏览。次入地室，观其存金及收藏债票处，我芦汉铁路债票亦储焉。票皆法文，印识粘连，如摊还年岁，岁各一纸。偿一年本息金，则去一纸。别有一室，则商民赁储票券者也。其章程略同法银行，而规模较隘。一千八百七十年立，股本四百余兆佛郎，行钞币视存金数十之三。国有急需，可暂借存金，然亦不得过十之一也。未初一刻，往议院，上议院长伯爵美洛得，下议院长尼蒙克及各议员皆出迎。适停会，但观各议堂，上议院员列坐一百二十二、下议院员列坐一百六十六及密议、阅报等室。至陈列议院记念章室，议长以一章为赠。末至机器印字处，一人口授颂词，一人按机，语毕而印数纸成。议长复宣颂焉，予亦令参赞吴宗濂答颂如之。复入厅事，具茶点，译谈少顷，题名而出。

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路的部分随行人员

从载泽的记录来看，他本人显然并未前往布鲁塞尔造币厂。不过除了五大臣本人之外，随同出访的还有人数相当庞大的随行人员。

与纪念章上的名字对照来看，最有可能的是随员沈觐扆（Shen Kung-Yi）和葆椿（Paochun）。

从当地报纸记录的5月26日前往王宫觐见比利时国王的部分使团成员来看，除了三位出使大臣载泽（Tsai-Tché）、尚其亨（Shang-Tchi-Hong）、李盛铎（Li-Cheng-Do）之外，还包括头等参赞（premier secrétaire）左秉隆（Tso-Ping-Long）、二等参赞（deuxièmes secrétaires）吴宗濂（Ou-Tsang-Lien）、周树模（Tcheu-Sou-Mo）、陈恩焘（Tcheng-En-Soeu）、三等参赞（troisièmes secrétaires）冯国勋（Fang-Ko-Cheen）、柏锐（Pai-Soeu）、严璩（Jen-Ku）以及随员关景贤（Koung-King-Yen）、赵从蕃（Tsao-Tchong-Pan）、张允恺（Jang-Soeu-Tai）、黄瑞麒（Houan-Soeu-Tchi）、尚久勤（Shang-Ku-King）、德奎（Té-Koué）、周蕴华（Tcheu-Jung-Houa）。

除了三位出使大臣，头等参赞、二等参赞、三等参赞中至少还有7位随团抵达了比利时。参观布鲁塞尔造币厂的是相比之下地位更低的随员沈觐扆和葆椿，也就难怪此行在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中完全没有留下记录了。

1920年时的沈觐扆履历

沈觐扆是福建闽侯人，出生于1885年。他的曾祖父是晚清名臣沈葆桢，他的父亲沈翊清也曾经长期在福州船政局工作。沈觐扆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905年随同出使时年仅20岁。

五大臣考察结束后，沈觐扆留在了驻比利时使馆担任翻译。从他后续回国之后曾经担任京师大学堂法文教员和邮传部铁路总局法文翻译来看，可能是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了法语，在驻比利时使馆任职时很可能也是作为法文翻译。

民国十七年（1928年）担任驻意大利使馆临时代办时的公文

民国三年（1914年）他进入外交部担任佥事，此后长期在外交系统工作。曾先后在驻法使馆、驻意使馆任职，还曾担任驻西贡领事。

沈觐扆的名字按照现代的汉语拼音应该拼作“Shen Jin-Yi”，“觐”字的读音与“Kung”相去甚远，纪念章上写作“Shen Kung-Yi”有些奇怪。他在意大利任职时使用的名字拼音是写作“Shen King-Yi”，可能是纪念章设计者得到的信息有误，将其中的“I”误写成了“U”。对于1906年的欧洲人来说，搞清楚清朝使团成员名字的拼音可能有相当的难度。即便是已在欧洲任职多年的吴宗濂，在当时比利时报章上也能见到“Ou-Tsong-Lien”和“Ou-Tsang-Lien”的不同写法，后者似乎同样是出自于误写。

瓜尔佳氏族谱《家谱易知录》

葆椿是镶红旗满洲人，生于道光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1846年5月19日），1905年随同出使时已经年近六旬。虽然族谱上称他“工洋文”，不过此前只是“花翎同知衔广东候补知县”，在从化、河源、仁化、顺德、澄海、曲江等地任职过。之所以会被选入五大臣使团，可能还是与他的夫人尚佳氏有关，尚佳氏的父亲尚昌寿是五大臣之一的尚其亨的胞叔。归国之后，赏加四品衔，改到直隶任职，担任过蓟州知州。

剩下的两个人名“TSEN GEN”和“OUANG HANG”从发音来看，可能为曾姓和王姓，不过在目前能找到的五大臣出使随员信息中未找到相应的名字，在已知的驻比利时使馆人员信息中也没有，或许是身份更低一些的出使随行者。

与1866年欧洲之旅时的张德彝和斌椿不同，沈觐扆和葆椿并没有留下著述传世，他们对于参观布鲁塞尔造币厂的第一手观感尚不得而知，想来与张德彝和斌椿会有几分相似。从他们的身份来说，同样对于包括造币在内的国内政策并无影响力，这也注定了在走马观花式的参观之外，这次访问大概率并没有产生对于中国钱币的实质性影响。